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陈英士致黄克强书
作者：陈其美
中华民国4年（1915年）

民国4年(1915)2月4日陈其美写信劝黄兴回国，共谋讨袁大计，发动二次革命。

　　克强我兄足下：美猥以菲材，从诸公后，犇走国事，于兹有年。每怀德音，谊逾骨肉。去夏征颿东发，美正养痾在院，满拟力疾走别，握手倾愫，迺莫获我心。足下行期定矣，复以事先日就道，卒无从一面商榷区区之意于足下，缘何悭也。日者，晤日友宫崎君，述及近状，益眷眷国事，弥令美动“榛苓彼美”、“风雨君子”之思矣。
　　溯自辛亥以前，二三同志如谭、宋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夫谓足下为革命实行家，则海内无贤无愚，莫不异口同声，于足下无所增损。惟谓中山先生倾于理想，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迨至今日，犹有持此言以反对中山先生者也。然而征诸过去之事实，则吾党重大之失败，果由中山先生之理想误之邪？抑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而反对之致于失败邪？惟其前日认中山先生之理想为误，皆致失败，则于今日中山先生之所主张，不宜轻以为理想而不从，再贻他日之悔。此美所以追怀往事而欲痛涤吾非者也。爰胪昔日反对中山先生其历致失败之点之有负中山先生者数事以告，足下其亦乐闻之否邪？
　　当中山先生之就职总统也，海内风云，扰攘未已，中山先生政见一未实行，而经济支绌，更足以掣其肘。俄国借款，经临时参议院之极端反对，海内士夫更借口丧失利权，引为诟病。究其实，实交九七，年息五厘，即有担保。利权不碍，视后日袁氏五国财团借款之实交八二，盐税作抵，不足，复益以四省地丁，且予以监督财政全权者，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岂可同年语邪？乃群焉不詧，终受经济影响，致妨政府行动。中山先生既束手无策，国家更濒于阽危，固执偏见，贻误大局，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一。
　　及南北议和以后，袁氏当选临时总统。中山先生当时最要之主张，约有三事：一则袁氏须就职南京也。中山先生意谓南北声气未见调和，双方举动，时生误会，于共和民国统一前途，深恐多生障故。除此障故，非袁氏就职南京不为功。盖所以联络南北感情，以坚袁氏对于民党之信用，而袪民党对于袁氏之嫌疑也。二则民国须迁都南京也。北京为两代所都，帝王痴梦，自由之钟所不能醒；官僚遗毒，江河之水所不能湔。必使失所凭借，方足铲锄专制遗孽(注一)：迁地为良，庶可荡涤一般瑕秽耳。三则不能以清帝退位之诏全权授袁氏组织共和政府也。夫中华民国乃根据临时约法，取决人民代表之公意而后构成，非清帝、袁氏所得私相授受也。袁氏之临时总统，乃得国民所公选之参议院议员推举之，非清帝所得任意取以予之也。故中山先生于此尤再三加之意焉。此三事者，皆中山先生当日最为适法之主张，而不惜以死力争之者也。乃竟听袁氏食其就职南京，取决人民公意之前言，以演成弁髦约法，推翻共和之后患者，则非中山先生当日主张政见格而不行有以致之邪？试问中山先生主张政见之所以格而不行，情形虽复杂，而其重要原因，非由党人当日识未及此，不表同意有以致之邪？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二。
　　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三。
　　然以上之事，犹可曰一般党人之无识，非美与足下之过也。独在宋案发生，中山先生其时适归沪上，知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也。于是誓必去之。所定计画，厥有两端：一曰联日。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氏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与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此中山先生之言也。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若深怪其轻身者。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孙宝琦、李盛铎东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则失所与矣。（文按：民党向主联日者，以彼能发奋为雄，变弱小而为强大，我当亲之师之，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不图彼国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国之强，尤畏民党得志，而碍其蚕食之谋。故屡助官僚以抑民党，必期中国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横暴可恨，其愚昧亦可悯也。倘长此不改，则亚东永无甯日，而日本亦终无以幸免矣。东邻志士，其有感于世运起而正之者乎？）二曰速战。中山先生以为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且谓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此亦中山先生之言也。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之解决，不为宣战之豫备。岂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法律以迁延而失效，人心以积久而灰冷；时机坐失，计画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设吾人初料及此，何致自贻伊戚耶？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四。
　　无何，刺宋之案，牵于袁、赵之蔑视国法，迟迟未结；五国借款，又不经国会承认，违法成立，斯时反对之声，举国若狂。乃吾人又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销之。在中山先生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五国财团经中山先生之忠告，已允于二星期(注二)内停止付款矣。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我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及运动成熟，中山先生决拟亲赴南京宣告独立；二三同志咸以军旅之事，乃足下所长，于是足下遂有南京之役。夫中山先生此次主张政见，皆为破坏借款，推倒袁氏计也。乃迁延时日，遂巡不进，坐误时机，卒鲜寸效。公理见屈于武力，胜算卒败于金钱，信用不孚于外人，国法不加于袁氏。袁氏乃借欺人之语，举二千五百万磅之外债，不用之为善后政费，而用之为购军械，充兵饷，买议员，赏奸细，以蹂躏南方，屠戮民党，攫取总统之资矣。设当日能信中山先生之言，即时独立，胜负之数，尚未可知也。盖其时联军十万，拥地数省。李纯未至江西，芝贵不闻南下，率我锐师，鼓其朝气，以之声讨国贼，争衡天下，无难矣。惜乎粤、湘诸省不独立于借款成立之初，李、柏诸公不发难于都督取销之际，逮借款成立，外人助袁，都督变更，北兵四布，始起而讨之，盖亦晚矣。有负于中山先生者此其五。
　　夫以中山先生之智识，遇事烛照无遗，先几洞若观火。而美于其时贸贸然反对之，而于足下主张政见，则赞成之惟恐不及。非美之感情故分厚薄于其间，亦以识不过人，智暗虑物，泥于孙氏理想一语之成见而已。盖以中山先生所提议者，胥不免远于事实，故怀挟成见，自与足下为近。岂知拘守尺寸，动失寻丈，贻误国事，罔不由此乎？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事已覆，来轸方遒”、“亡羊补牢，时犹未晚”、“见兔顾犬，机尚不失”。美之所见如此，未悉足下以为何如？自今而后，窃愿与足下共勉之耳。夫人之才识，与时并进，知昨非而今未必是，能取善斯不厌从人。鄙见以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中山先生之提倡革命，播因于二十年前，当时反对之者，举国士夫殆将一致；乃经二十年后，卒能见诸实行者，理想之结果也，使吾人于二十年前，即赞成其说，安见所悬理想，必迟至二十年之久，始得收效？抑使吾人于二十年后犹反对之。则中山先生之理想，不知何时始克形诸事实，或且终不成效果，至于靡有穷期者，亦难逆料也。故中山先生之理想能否证实，全在吾人之视察能否了解，能否赞同，以奉行不悖是已。夫观于既往，可验将来，此就中山先生言之也。东隅之失，桑榆之收，此就美等言之也。足下明敏，胜美万万，当鉴及此，何待美之喋喋？
　　然美更有不容已于言者：中山先生之意，谓革命事业，旦暮可期，必不远待五年以后者。诚以民困之不苏，匪乱之不靖，军队之骄横，执政之荒淫，有一于此，足以乱国；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剥极必复，否极必泰，循环之理，不闲毫发。乘机而起，积极进行，拨乱反正，殆如运掌。美虽愚暗，愿竭棉薄，庶乎中山先生之理想即见实行，不至如推倒满清之必待二十年以后。故中华革命党之组织，亦时势有以迫之也。顾自斯党成立以来，旧日同志，颇滋訾议，以为多事变更，予人瑕隙，计之左者。不知同盟结会于秘密时代，辛亥以后，一变而为国民党，自形式上言之，范围日见扩张，势力固征膨胀。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腐败官僚，既朝秦而暮楚，龌龊败类，更覆雨而翻云；发言盈庭，虽执其咎？操戈同室，人则何尤？是故欲免败群，须去害马；欲事更张，必贵改弦。二三同志，亦有以谅中山先生惨淡(注三)经营机关改组之苦衷否邪？
　　至于所定誓约有“附从先生，服从命令”等语，此中山先生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盖自辛亥光复以后，国民未享受平等自由之幸福；临于其上者，个人先有缅规越矩之行为。权利则狺狺以争，义务则望望以去。彼此不相统摄，何能收臂指相使之功？上下自为从违，更难达精神一贯之旨。所谓“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是邪非邪？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庶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厥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欲达革命目的，常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注四)。县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邪？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多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惟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进急行，举动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钜。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半云霞，萦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於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应击中流之檝。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耑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陈其美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