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泽长语

震泽长语
作者：王鏊　明

明王鏊撰。鏊有《史馀》，已著录。此本乃其退休归里时随笔录记之书，分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论、仙释、梦兆十三类。鏊文词醇正，又生当明之盛时，士大夫犹崇实学，不似隆庆万历以后聚徒植党，务以心性相标榜，故持论颇有根据。惟其辨累朝丝纶簿具存内阁，无杨士奇私送司礼监事，焦竑《笔乘》尝据以证士奇之受诬。然考《复辟录》载，初朝廷旨意，多出内阁条进，稿留阁中，号丝纶簿。其后宦寺专恣，奏收簿秘内。徐有贞既得权宠，乃告上如故事，还簿阁中云云。则鏊时所见之簿乃徐有贞重取以出，未可为士奇不送之证，其考订间有未审。又欲于河北试行井田，殊为迂阔。梦兆一条，笃信占验，亦非儒者之言，未免为白璧之瑕耳。前有贺灿然序，称鏊元孙永熙梓鏊所著《长语》、《纪闻》及永熙父《遵考纪闻续卷》、《郢事纪略》，总题曰《震泽先生别集》。此本盖别集中之一种。然旧本别行，今亦各著于录焉。

序

王文恪公，故有《长语》、《纪闻》各二卷。岁久，漫漶不可读。玄孙永熙重夀之梓，并梓其尊人遵考《纪闻续卷》及《郢事纪略》。总题曰《震泽先生别集》。属余序之简端。

夫硕儒钜公，渉笔成训。《震泽长语》自经术、典制、文章、声律以及象纬、仙释之学，亡不撷精咀华，多昔人未阐之论。《纪闻》则褒贞斥佞，徴信订讹。端邪之镜，得失之林具焉。而遵考所续纪，大都称述其乡之先哲，以寄高山仰止之思。若《纪略》，则叙次郢事，令人读之发竖而涕洟。而陵寝重地，乱而旋定，则皆其力也。文恪公有金集，霍渭先宗伯序之，行于世。遵考亦有诗若文如干卷，藏于家，兹其一斑，故称《别集》云。

余合读之，则辄嘉叹文恪公暨遵考，高风劲节，前辉后映，不独文学济美而已。国朝奄竖弄权于内者，无如逆瑾；播虐于外者，无如恶奉。乃文恪公暨遵考，实两撄其锋方逆瑾，〈瑾〉用事，流毒冠绅，批根索瘢，辄至械系以死，士亡敢吐气，无论焦泌阳之伦，即，谥为文正者率阴阳。瑾指文恪公独岳岳不阿，时与瑾忤，其所救正，居多有大臣之烈焉。顷者矿税驿骚，貂珰四出而恶奉为甚，钩人肉、拶人乳、断人手足、戕民戮士，酷烈古今所未有。郡李臬宪二千石忤奉，逮系者辈相望。会遵考出守承天，奉熖滋炽，而陵奄茂复佐之。遵考计不反顾，力为民请命，以保安肃，皇帝龙飞之地，风节亭亭。不忝文恪公孙矣。

夫士屈于奄竖，恋一官耳。文恪公逄瑾之怒，竟拂衣归视，揆席如蘧庐；遵考逄奉与茂之怒，亦竟投劾归，脱专城如敝屣。凤皇翔于千仭之上，文恪之谓也；若遵考者，殆易所称鸿渐于逵者欤？昭代名宰执，粹白无瑕者，必以文恪公为称首。余与遵考交最善稔，知其名德。即更仆未易数，然于国为名臣，于家为肖胤，不必睹其大全于兹集，已觇其槩矣。

绣水　贺灿然伯暗甫　撰

原序

馀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阅载籍有得则录之，观物理有得则录之，有关治体则录之，有裨闻见则录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泽长语》云。

吴郡王鏊济之。

卷上

经传

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馀。然去古未远，尚遗孔门之旧。

公羊榖梁，盖传子夏氏之学；《仪礼》有子夏传；

《易》有子夏传，而亡之；

《诗序》相传亦云“子夏作”；

《易》传于商瞿；

《书》传于伏生之口，孔安国又得于孔壁所藏，刘向《别录》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然则，苍师，荀卿者也；

《左传》出苍家，苍亦有功于斯文矣；

浮邱伯亦荀卿门人，申公事之，是为鲁诗根，牟子传荀卿子；荀卿子传大毛公，是为《毛诗》。

是时，诸儒掇拾补葺，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玄之徒，笺注训释，不遗馀力，虽未尽得圣经微旨，而其功不可诬也。

宋儒性理之学行，汉儒之说尽废。然其间有不可得而废者，今犹见于十三经注疏。幸闽中尚冇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闽板或亡，则汉儒之学，几乎熄矣。

余始读易，至《系辞传》，曰“大哉”。言乎“天地阴阳造化”之赜，尽在是矣。非圣人，孰能作之？而欧阳永叔以为非圣人作，何也？读至序卦、杂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见，而亦未敢为必然之论。读《淇水集》，彼亦疑之，谓有不合而强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画卦、文王系辞、周公爻辞，共为二篇，曰“正经”。孔子于正经之后，翼以十篇，曰“上彖传”、“下彖传”、“大彖传”、“系辞传上”、“系辞传下”、“文言传”、“说卦传上、中、下”十篇。是为《十翼》。经自经，翼自翼，孔子不敢同于前圣也。自商瞿传至梁邱贺，曰“彖辞，所以释经，乃分二翼于各卦之下。”郑康成又移《文言传》于乾坤二卦之后。王弼又移《彖传》于各爻之后。经三紊乱。既乱正经，又失十翼。非复《易》之旧矣。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盖秦火之后，易以卜筮独存，而十翼散在人间。汉文帝广《文学十翼》所存唯“彖、象、系辞、文言”，至宣帝时，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书。上之。内“说卦中下二篇”污坏不可复识。十翼遂亡其二。后人以“序卦、杂卦”足之，则二篇果非圣人作乎！胡一桂《翼传》又谓“圣人读易超然，意与易，会而为之辞，岂常人‘寻行数墨’者比？”则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谓其“伪作，掇拾老佛医卜”之说，其信然乎？然其立论亦甚奇，谓“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观象而知吉凶。后世易道不传，圣人不得已，而有辞。学者一着于辞，便谓‘易止于是’。于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画微旨。学易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注脚下盘旋。周孔犹谓之注脚，而况后世之纷纷乎？”今学者终年守传注，犹不能明易，而欲单观卦象，其亦难矣。

魏王彦问：关朗以百年之数，筮得夬䷪之革䷰舍。

蓍叹曰：

当今，大运不过二传、五传。从甲申〈魏宣武王之元年〉至戊申，天下当大乱，祸始宫掖〈革六二，以柔居中〉。有藩臣柄政，世伏其强〈尔朱荣〉。臣主俱屠〈庄帝杀尔朱荣，荣子复杀庄帝〉。当有二雄举而中原分〈二雄：九五，九三。高欢、宇文泰。东西魏〉。不战德而诈权，则旧者先亡〈革故也。是以东魏先亡〉。辛丑之岁，当有恭俭之主起布衣，而并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乱，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国也。己酉之岁，江东其危乎〈开皇元年平陈〉？晚节末路有桀纣之主出焉〈炀帝〉。天下复乱，道不终，亡也，必有逹者兴焉〈文中子〉。其后，魏之乱自胡后始。尔朱荣、高欢、宇文泰分霸，隋平陈。炀帝之世天下，大乱。皆如其占然。则左氏所载“周太史筮：陈敬仲知其后必将代齐。史苏占：晋伯姬之嫁而及怀惠之乱”，岂可谓诬乎！

《诗小序》。序，所以作者之义，而或与诗词不应。自宋以来，人多疑之，未敢尽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讽其诗而为之说卓”哉？其为见也。视古注，亦简切易晓，可谓有功于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诗，必自命题，借使亡焉。国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属？使今人为诗不自命题，则释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谁能得作者之心也。

毛郑泥于小序，宛转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说，独味诗之本旨。毛郑固多失，然去古未远，其说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郑声淫”之说于郑卫之风，多指为淫奔。杨文悫公“守陈”谓“春秋列国大夫会盟，多赋诗，以见志，使皆淫词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

如“风雨、鸡鸣、丘中有麻”之类。序以为思贤。《木瓜》以为报功。《采葛》以为惧谗。《青青子衿》以为刺学校废，如此之类。姑从其旧，未为不可也。

季子观周乐，为之歌“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郑卫多淫风，季子皆曰“美哉。”且谓“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郑虽讥其细，亦不及于淫，何也？

季子观周乐。豳在齐之后，秦之前，今居风之末，岂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系之豳，远矣哉！”

今五经，惟礼最繁乱，惜不一经。朱子绪正。朱子尝欲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经传相从，诚千古之特见也。若士冠礼则附以冠义，士婚礼附以昏义，士相见礼附以士相见义，乡饮酒礼附以乡饮酒义，乡射礼附以乡射义，燕礼附以燕礼，大射礼附以大射义，聘礼附以聘义，公食大夫礼附以公食大夫义，觐礼附以朝事，如草庐，所附亦得矣。然其馀有不可附者，亦无如之何？姑循其旧而释之，庶不失古之义。朱子晚年著《仪礼经传》：始“家礼”次“乡礼”次“学礼”次“邦国礼”次“王朝礼”。秩然有序，可举而行，然其间杂引“大戴礼、春秋内外传、新序、列女传、贾谊新书、孔丛子”之流杂合以成之，乃自为一书，非以释经也。至勉斋，续“丧祭二礼”。草庐纂言“割裂经文”。某亦未敢从也。

汉兴。高堂生得仪礼十七篇。后，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礼经于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间献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与仪礼正同，馀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其后刘歆欲列之学官，诸博士不肯置对而止。孔郑所引逸中“霤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皆其篇也。唐初犹存，诸儒曾不以为意，遂至于亡。草庐摭拾残缺，合为“逸经八篇”，其“投壶、奔丧礼”取之小戴，“公冠礼、诸侯迁庙、礼衅庙礼”取之大戴。“中霤礼、禘于大庙礼、王居明堂礼”取之郑注。杂合以成之，亦爱礼存羊之意乎。

《大学》元文，今见古本礼记。郑玄为之注，依文释义，略通而已。缺文错简，亦不复识别，至程朱，始别为“纲领、三条目、八分传”以释之，粲然有伦，其义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传独亡，遂为千古之恨然。或以为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节继以“知止能得”，又继以“听讼吾犹人”一节，而结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即释格物致知之义，似亦可通，盖知“物之本末、始终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义也。而尤以知本为贵，与程子之义亦不相妨。朱传之说精矣。独以“听讼”一节为释“本末”，则可疑。“本末”非纲领、非条目、何以释为？且“本末”既释“始终”，独遗之耶？近世或谓“《大学》初无阙文，亦无错简，一依郑氏之旧，”则余不能知也。

史载“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葬于九疑。”礼记亦云“舜葬苍梧之野，二妃未之从也。”元次山尝谓“九疑深险。舜时年一百一十二岁，何为来此？”司马光亦云“虞舜倦勤。荐禹为天子，岂复南巡，远渡湘水？”韩昌黎谓“《书》言‘陟方乃死’，地势东南下，若苍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见卓矣。又谓“《竹书纪年》凡帝王之殁曰‘陟’，而后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为死也。”语何赘耶？或谓‘陟方’犹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赘。孟子谓“舜卒于鸣条，固当。以为正汤与桀战于鸣条，则去中原不远。《家语·五帝徳》篇曰“舜陟方岳，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语》，谓“陈留县平邱有‘鸣条亭’。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去鸣条不远。乃知所谓苍梧，非九疑之苍梧也。以《家语》‘方岳’言之，《书》或遗‘岳’字也。”其说足袪千古之惑。

《周礼§周公致太平之书》规模大，节目详，有能举而行之，则治效可立致，而其间亦有可疑焉者：

冢宰。掌邦治，正百官，其职也，而宫禁妇寺之属皆在，乃至兽人、人、鳖人、司裘、染人、屦人之类，何琐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内外史,乃属之春官。

司徒。掌邦教。所谓教者，师氏、司谏、司救，五六员而已。其它六乡、六遂分掌郊里“征敛财赋，纪纲市城，管钥门关，”而谓之教，何哉？

职方氏、形方氏，邍师之属，岂得归之“司马、大小行人”之职？岂得归之秋官？

《司空》一篇已亡，汉儒以《考工记》补之。〖宋〗俞庭椿、王次点独谓：

未尝亡也。混于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则土地之图、人民之数，与夫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为司徒之职。’《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则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与夫起土役令赋之事，不宜为小司徒之职。’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属之司空，则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数。《周官》粲然无缺。

诚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从，何哉？曰乱经。

尝疑：

《周礼》皆经世大典，中间所载“夷隶掌与鸟言，貉隶掌与兽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蛊硩，蔟氏掌覆夭鸟之巢”，则书‘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岁、二十八宿’之号；去夭鸟则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莽草以薫蠧虫蜃。炭以攻狸虫牡。蘜以喑蛙黾。牡橭、午贯，象齿以杀水虫之神。”何若是之琐屑，而亦岂必尽可用耶？

及观越裳氏迷于归路，公为作指南车，期年而至国。指南之鍼，阴阳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阳城土圭测日，自王城四面去千里，则减一寸，乃知圣人精义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谓多才多艺。孔子谓之“才之美”。其谓是耶？

余少，则读《家语》。后阅它书，有云“事见《家语》”者，无之讶焉，而莫知所谓。一日阅《汉艺文志》，载《家语》二十七卷。颜师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语也。”乃知《家语》本有不同。遍索旧本不可得。一日，至书市，有《家语》曰“王肃注”者，阅之，则今本所无多具焉。乃知今本为近世妄庸所删削也。肃谓“《家语》皆当时公卿大夫及诸弟子咨访问荅之语。弟子取其正实切事者为《论语》，其馀集之为《家语》，属文下辞，颇有烦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优劣故也。汉初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故使“事同而辞异”。孔御谓“戴圣以曲礼不足，乃取《家语》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后人见其文已见《礼记》，则除《家语》本篇。是为灭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则家语出诸弟子，固有不同。汉初则紊之。戴圣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经三紊乱，孔氏之旧，存者几何？幸王肃本尚存，而人间已难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谓不可得而余偶得之，岂亦天之未丧斯文也欤？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余反复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说春秋事，宛然公羊之义，公羊之文也。虽或过差而笃信其师之说，可谓深于春秋者也。考功名即考绩之义。度制即限田之义。阴阳终始、五行生胜、反复乎天人之际，所谓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长养”为事。阴常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岂非平日讲贯蕴畜者在是？因为武帝置对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说耶？郊祀所以告张汤，问仁所以告易，王其说具在祈雨止雨，虽流于灾异，汉儒之所不免也。独何疑于仲舒耶？其文词高古，亦非近世所能为也。自楼郁晁公武、欧阳永叔軰，未尝致疑于此，独新安程太昌，以为非董氏本书，谓“《太平寰宇记》”。杜祐《通典》所引“繁露语”，今亡之。其曰“剑在左，苍龙之象也。刀在右，面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等语，昌以为亡之，而今书具在，岂昌所见乃别本耶？抑未尝深考耶？若本传谓“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总名《蕃露》。或岁久传授错谬，不足深辨也。

荀爽对策曰“今臣僣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礼及董仲舒制度之别。”盖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议论终不合。世谓“考亭道问学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学，家传人诵；象山之学，殆废矣。近世有一种学问，若“厌朱学之繁，乐象山之简”者，自谓心上工夫。本朝所谓道学者，始于吴与弼，继以陈公甫。公甫每谓“今世不当复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畨之语，其亦有激也。而独喜作诗谓“吟咏性情，乃所不废”，至今称道学者多宗之。嘉鱼李承箕徒步万里，从之游，不闻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学，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夺志”，史文成诵。至于书札，皆以为以玩物丧志。朱子则不然，天文、历律、度数，无不究悉；仍好为文，工于诗，工于笔札，如楚词韩文，亦皆注释，至五行阴阳风水之术，亦皆通晓，虽参同契、阴符经之类亦注之，亦好奇矣。视程子得无异乎？然“通天地人”之谓儒。朱子有焉。

国猷

自古，中原无事则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则居江之南。自然之势也。成周以来，河南之都，惟长安、洛阳。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则有襄邓焉。唐朱朴之议曰“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则汉舆凤林为之关。南则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诚形势之地，沃衍之墟。若广浚河渠，漕挽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极选也。”虽然。皆未有及燕蓟之形势者。大行盘盘，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关，北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垲。其人沉鸷材勇。杜牧所谓“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岂非天遗其胜以贻我朝万世帝王之业乎？

自古无有都汴者。张仪谓“其地四通辐辏，固战场也。”魏本都安邑，为秦侵蚀，不得已东徙大梁，其后秦使王贲引河灌城。王假就虏，一国为鱼。朱全忠篡唐，居汴不过五六年，唐庄宗伐之，其祸甚于王假。石敬塘因之，耶律长驱，少帝就执。视朱氏，又酷焉。宋祖开基，不此之鉴，遂有靖康之祸。固谋之不善，亦地势然也。宋之失计，未有甚于都汴者也。当时，燕蓟沦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国与外夷杂此土以处也。犹不思峻谿山之防为之限，一旦长驱而来，何以御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冦，朝议仓皇思为避敌之计。寇凖力主亲征，却之。然犹增岁币数十万。庆历中，又有无厌之求。富弼以彊词折之，然亦增岁币数十万而泰然。遂以为无事矣。靖康复来。又欲祖，故知而与之和，括京城内外金，犹未能满其欲，遂为席卷而去二帝，死于五国城，而中原遂非其有矣。初，艺祖欲都洛阳，太宗沮之。艺祖曰“未也。且欲都关中，据天下之上游。”至哉见也。使当时从之，岂有靖康之祸哉？宋世诸名臣亦皆狃于治安，未有为无疆之虑者，惟范文正屡言之，谓“西洛，帝王之宅，负关河之固，宜以朝陵为名，渐营兵，食陜西有馀，可运而下。东路有馀，可运而上。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后又请修京城，谓“天有九关，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设险，以安万国。”其为虑远矣。使当时从之，安有靖康之祸哉？或曰“国家兴废，天也。非人力所能为。一汴二杭三闽四广，陈希夷预言之矣。希文之策奚为？”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国家不言天数。茍以天数为言，则人事皆废矣。况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会为之乎？

英宗北狩蒙尘，敌人悔过，旋奉驾归，此自古之所无也。固国家国势之强，亦人事有以中其机会。是时郕王监国，不欲急君，边人谢之曰“中国有主矣”。敌人抱空质而负不义于天下，所以汲汲来归，盖合郑公孙申之谋也。

鲁成公时，晋执郑伯。公孙申曰“我出师以围许，为将改立君者，晋必归君。”故郑人围许，示晋不急君也。晋栾武子曰“郑人立君，我执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郑而归其君以求成。”于是诸侯伐郑，郑伯归。

赵王武臣为燕所得。张耳、陈馀使往，辄杀之，欲分赵地半。有厮养卒诣燕壁，问燕将曰“君知张耳、陈馀何欲？”燕将曰“欲得其王耳”。养卒笑曰“君未知此两人所欲也。”耳、馀、武臣，皆一时豪杰，姑以少长，先立武臣，此两人者亦欲分赵而王，名为求王，实欲燕杀之。杀之，两人分赵自立，左提右挈，灭燕易矣。燕将以为然。养卒御赵王而归，此亦公孙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诚非我朝所及，而其谋国之疏，则不及我朝远甚。当靖康之变，尼玛哈以孤军深入。为宋谋者，但当坚壁清野，勿与战，绝其归路，断其饷道，内用李纲，外用种师道，俟天下勤王之师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战，则尼玛哈可擒，何乃遽自张皇，不敢发一矢，二帝自幸其营为金人席卷而去。诚可恨也，诚可笑也。

为人臣者，莫难于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论三代之礼，有所因，有所损益。易谓“穷则变，变则通。”董子谓“更化则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间，时变不同，小过不及，益之损之，与时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损益，则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论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无以自见，支倾补漏，视天下之坏而不敢为。斯时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惧者，其亦难矣。

周公制谥法，虽臣子于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万世之公也。其法严矣。汉晋而下，既已失之，然犹付之一时公议。谥不应议，〈议〉则博士驳正之，犹为近古。本朝之谥，有美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谥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议。定谥出于秉笔一二人，或以好恶参其间，又不闻有驳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后世哉！

官制

余尝患“古今官制纷纭，漫无统纪。”读温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说，增损之，使后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见于《周官》。简易易知也。秦汉而下，何其纷纷乎？盖西汉以“丞相总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兴，身亲庶务，事归台阁，尚书始重，而西汉公卿，稍以失职矣〈一说汉武帝游晏后庭，尚书始重〉。魏武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文帝受禅，改秘书为中书，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而尚书疏外矣〈宣帝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奏事，不关尚书。其后奏封事，辄下中书令，不关尚书，则西汉时中书已重于尚书矣〉。东晋以后，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议政事，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其后合中书门下为一，故有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其后又置政事堂，盖以中书出诏令，门下封驳，日有争论，故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开元中，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参预朝政，始与宰相分权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为腹心之臣，日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枢密使掌武事，谓之“二府”。

周，冡宰无所不统。汉始分入九卿。宫伯则入郎中。令宫正入卫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会大府入司农。宫人内宰入大长秋。其后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给事。谒者为左右私人，而丞相为外朝。

汉初。凡郡国举秀才廉吏，贡于王庭，多拜为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属。光禄勲、光禄勲诠〈铨？〉第郎吏，出为它官，以补员缺。是时未属尚书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主郡国二千石，盖选曹之所始也。光武诏三公等各举茂才廉吏，改常侍曹为吏部尚书，其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令掌之。

汉。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刘向、陈咸，以八十为郎。刘辟疆八十为卫尉。公孙弘八十为相。贡禹八十迁御史大夫。赵充国七十为将军。

汉置大夫，专掌议论事。茍疑未决，合中朝之士杂议之。自两府大臣，下至博士议郎，皆得议之。不嫌以卑亢尊，如盐铁议是也。呼韩款塞卒，用郎中侯应之策，朱博得罪议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议者六十人，故曰“汉集议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议，统于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职事官有六省、一台、九寺、三监、十六卫、十率府之属。其外，又有勲官、散官。勲官以赏战士。散官以褒勤。旧，必折馘执俘，然后赐勲。积资累阶，然后进阶，不可妄得，故当时以为荣。高宗东封，武后预政，求媚于众，始有泛阶。肃宗以后，财力屈竭，勲官不足以劝武功，府库不足以募战士，遂并职事官，通用为赏将帅。出征者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至郎将，听临事注名，至有异姓王者，于是金帛重而官爵轻，或以大将军吿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于军校，衣紫执象，被于胥史，名器之滥，极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厘正，故台省、寺监、卫率之官，止以辩班列之崇卑，制廪禄之厚薄，多无职业。其所谓“官”，乃古之爵也。所谓“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谓“职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馀功臣、检校官、散官阶，勲爵邑，徒为烦。文人不复贵，所以鼓舞。群伦曰“官曰差遣，曰职”而已。又迁徙去来，尝无虚日。

唐。六部尚书皆属尚书令。左右仆射，尚书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拟周之六卿，过矣。唐以仆射、侍中尚书令为丞相，然皆秦汉之所轻，魏晋以来反为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勲，有阶，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职务。阶以叙劳勋。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阶高者；亦有勲阶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衔，凡阶高官卑，则称“行”；阶卑官高则称“守”。官与阶等，则无“行、守”字。今制，惟以官为定。为是官，则勲阶同随之，无复叙劳、叙功之意。颜鲁公谓“鱼军容阶，虽开府，官即监门将军。开府特进，并是勋官，用荫，即有高卑。会燕合，依次序。” 然则，唐之勋官，惟以定荫而已。

开府仪同三司，谓“置府辟吏”，仪同三公也。

唐制。尚书省有令、有仆射、有左右丞。太宗尝为令后不复设仆射“犹今之尚书也”、左右丞“犹今之侍郎也”。六曹尚书，乃若今诸司乎而实不同。颜鲁公与仆射郭英乂书谓“兴道之会，独八座。尚书欲令下座。”意以为尚书之与仆射，若州佐之与县令乎？今，三廰齐列明，不同刺史，且尚书令与仆射，同是二品，六曹尚书并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类。观此则知，尚书与令仆同为八座也。然英乂于公堂独咄尚伯，则仆射之尊大亦可见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以下，工伎群官，皆称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虽茶酒亦称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无宣召之礼。惟学士宣召者，盖学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无因得入。又学士院北扉，为其在浴堂之南，便于应召。宋制，学士初拜，自东华门入，至左承天门下马。吏双引至阁门，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选人不得乘马入宫门。欧阳公初以选，人为馆职，自左掖门下马入馆。当时，谓之步行学士。然则，唐宋禁中，亦许乘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两长安门、东西华门外过者，皆下马，虽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无专职。台省寺监无定员，类以它官主判。三省长官不预朝政。六曹不釐本务。给舍不领本职。諌议无言责。起居不注记。司諌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諌诤。其官人之别，有官有职，差遣以登台阁。禁从为显宦。不以官之迟速为荣滞。以“差遣要剧”为贵途，不以“勲阶爵邑”为轻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丰间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时，两制，皆文学名天下者始应其选。虽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后召试，欲其知民事也。其馀应试，率皆一时赫然有名中外，所谓“制科”是也。故，文学之士不至遗弃。又通知民间利病，以其曾试于外也。国家翰林、侍从亦两制之类，率用高科。其馀则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终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选或不选，留者或多或少，国家之意，本欲使之种学绩文，以为异日公卿之储士。既与此选，自可坐致清要，不复苦心于学。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学名者，不复得预，遗才颇多，故不若制科之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奋于学，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责矣。

国家之制，革中书陞六部，初亦疑之，谓“自古，岂有无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观宋，南渡专任贼桧，以杀忠良。其后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盗政。群小又从而附和之，日入于败乱而不知，非以权重故耶？则今日去之，不为过也。

我朝六部之设，仿周制六典，最为简要有体，然其名犹袭唐宋之旧。唐以三省长官为宰相，谓“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左右仆射”是也。今中书省已去，特存中书舍人，为七品官职，书翰而已。门下省已去，特存给事中，虽七品而有封驳之权，尚书省不复设令仆，乃陞六司尚书分为六部，秩二品，盖即仆射之类也。中书尚书名与古同，其实异矣。

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于诗歌者多矣。国朝翰林院，设于长安门外，为斋宿委积之所。内有东阁，众学士聚焉，为朝退会揖之地。史馆为讲读，史官所聚集，皆无公座，至修史之日，旋设十馆于东角门之右，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严，未之见也。唯文渊阁，政本所自出，号为深严，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虽非复唐宋之深严，然非文学之臣不预，无复“工伎茶酒医官”，杂流跬步。卿相视唐宋为重矣。

文渊阁在奉天殿东庑之东，文华殿之前。前对皇城，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书，一小匣在几上，钥之而不合。大学士暮出，钥其门，匙悬门上，恐禁中不时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举火，虽阁老亦退食于外。相传，宣宗一日过城，上令内竖覸阁老何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内食？”曰“禁中不得举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独不可置庖乎？”今，烹膳处是也。自是得会食中堂。又传，一日过城上，瞰阁老何为。曰“方对奕。”“何不闻落子声？”曰“棋以纸上咲。”曰“何陋也！”明日赐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阁中。又内阁庭中花台上有芍药三本，相传亦宣宗时植，至今盛开。

内阁不设公座，惟东西两凳相对耳。天顺初，李文逹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宪力沮之，谓“宣宗尝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谓“禁中无南靣坐”。李曰“东边会食，曷为南靣？”彭又沮之会内，送孔圣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礼太监至，亦惟东西向。正德初，刘瑾权重西涯，欲尊之，特设一榻于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监至迎之止花台，送之止中门，皆有定限。余初入内阁，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谨。是后，不知何如也。

刘瑾，虽擅权，然不甚识文义，徒利口耳。中外奏疏处分，亦未尝不送内阁，但秉笔者，自为观望。本至，先问此事当云何、彼事当云何，皆逆探瑾意为之。有事体大者，令堂后官至河下问之，然后下笔，故瑾益肆。使人人据理执正，牢不可夺，则彼，亦不敢大肆其恶也。

翰林院故事。经筵初开，讲读、侍从官皆有白金文绮之赐。史成进御，亦进秩加赏。或纂修功多及书成，以事故去，则不霑恩数；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劳勚，偶值书成，亦得霑恩数。故有“经筵头，修书尾”之说。

予在翰林，与陆廉伯语及杨文贞。廉伯曰“文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问“何为？”廉伯曰“内阁故有丝纶簿。文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丝纶簿付之，故内阁之权尽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内阁，历朝诏诰底本皆在，非所谓丝纶簿乎？不闻送入，况中官之专与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顾人主信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从授，天下皆传之。嘉靖初元，言路大开，谏官纷然争言利害，有谓“文贞居忧，谋夺情起复，遂以丝纶簿奉振。”不知文贞晚年归省墓，未尝居忧也。甚者又谓“文渊阁印亦为司礼监所夺。请追还之。”诏问“印与丝纶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来追理还之。”言者伏罪乃已。

国家“正旦、冬至”圣节，凡大朝会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宫习仪或灵济宫，唯翰林独否。相传，宣庙一日召翰林不至，上问故，左右对以“往习仪所”。上曰“翰林终日侍朕侧，尚何习为，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复习。相传以为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逻人诇察诸司不法。是日，学士王献、检讨张泰，方在途投谒，逻人执之。以故事对诏以问内阁时，万安刘煦、刘吉不能执奏。乃云有故事，而考诸故典，不见献、泰。虽免罪，而翰林不习仪之典遂废，惟内阁与东西两房至今不习，盖“宣庙之命史官”失于纪载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纪言，右史纪动，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齐南史，皆以死守职。司马迁、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亲见在廷君臣言动，而书之后，世读之如亲见当时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虽近螭头，亦远在殿下。成化以来，人君不复与臣下接，朝事亦无可纪。凡修史，则取诸司前后奏牍，分为“吏、户、礼、兵、刑、工”，为十馆事。繁者为二馆分派诸人，以年月编次，杂合成之。副总裁删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传，亦多纪出身官阶迁擢而已。间有褒贬，亦未必尽公。后世将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势清切，然品卑禄薄。杨大年久为学士，请外至，云“虚忝甘泉之从，臣终作若敖之馁鬼。从者之病莫兴，方朔之饥欲死。自昔然矣。 ”

前世藏书，分散数处，盖防散佚水火之虞也。宋时，三馆秘阁藏书，凡四处。然亦有盗窃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汉以来，重守令。守令亲民，得行其职，故当时循吏为多。虽有刺史部使者，“绣衣直指”之属，间一命之，不专以为治也。唐世，诸道置按察使，后改为采访处置使，治于所部之大郡。既又改为观察。其戎旅之地即置节度使，但令访察善恶，然兵甲、财赋、民俗之事，无所不领，谓之都府，权势不胜其重。元结为道州，谓“诸使诛求二百馀。”通阳城守、道州税赋，不时为观察使诮责。韩文公所谓“观察使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而已。宋时，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于唐。元时始立行中书省，设官，皆视中书。我朝沿其制，改为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参政二人、参议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佥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统之。岁命御史。按之，又多于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纷然，守令欲举其职难矣。

食货

井田之法，后世不复行。愚以为“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弥望，皆不起科。使势要得占为庄田。于此略仿井田之法，为之沟塍畎浍，公私有分，旱涝有备，不亦善乎？”而世皆以为不可行。馀地姑未敢论，即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东齐宣王所理，滕县滕文公所理也。孟子，岂漫不知事而以劝三君乎？姑于此先试之。自一乡渐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惊，事不扰，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为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听浮言。天子亲命之，使民晓然知此意，乃或有济。不然诚难行也。

国家供三边之费，最大岁用银至四五十万。愚以为“欲省转运之费，莫若兴屯田兵法，取敌一锺，当吾二十锺。屯田一石，可当二十石。”今三边之地固在也，而人以为不可行，何哉？按赵充国‘屯田之奏’曰“计度临羌，东至浩舋，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又言“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故有吏卒数千人，虏不能攻。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唐元和中，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使韩重华为水陆运使，给耒耜与牛，耕傍便近地，连岁大熟，军不复饥。又益募人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种百顷。各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过云州，界极于中受降城，秋果倍收，岁省度支钱千三百万。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独不可行乎？

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职分也、籍没也。职分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籍没之田，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来远矣。猝未能去为是也夫。

正统以前，天下岁徴税粮凡三千六百三十二万一千馀石，内三百二十万九千石，折银八十一万四千馀两。戸口商税，除折米外，并船料钞，折银可得四十三万九千馀两。两淮盐场，盐课银，岁不下数万千两。各处税粮折徴，共一百三万馀两。云南闸办三万馀两。各钞关船料四万馀两。马草折徴二十三万馀两。盐课折徴二十馀万两。每年入数共二百四十三万两。

送内库预备成造等项，十馀万两或二十万两。官军俸银三十三万馀两。官军折俸三十三万六千五百馀两。宣府大同辽东陜西年例，共四十万两。若有声息，紧急奏讨，加添四五十万或二三十万。圣旦千秋等节用三十九万千八百馀两。亲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银盆水罐仪仗等用共十三万七千五百馀两。每年出数共百馀万两。

正德以来，天下亲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镇国将军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职二万四百馀员，武职十万馀员，卫所七百七十二旗，军八十九万六千馀，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万五千馀，各项俸粮约数千万。

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隶，额派夏秋粮税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五百五十馀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岁漕之数。

岁运正粮凡四百万石，内兑运二十四万，赴蓟州仓改兑六万，赴天津馀三百七十万，赴京通二仓。

旧例，民运“淮安、徐州、临清、德州”水次四仓，交收漕运。官分派官军于内，支运于通州、天津二仓。成化十年，议四仓所收，令官军径赴州县水次四仓交兑，名为改兑。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额，每年于水次四仓，支运九万六百石以足前数。正德九年，全派改兑。支运遂绝。

苏州岁运军粮六十五万石。加耗过坝，每石加七斗九升。不过坝，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银十七万两，折米六十八万。凤阳、南京不在数中，存留在苏，岁七万，河南岁漕三十万，浙江六十万。

祖宗时，岁用省以黄蜡一事言之。国初岁用不过三万斤，景泰天顺间，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后，加至一十二万，其馀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鞋合用纻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馀万。弘治间，至三十馀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末年至七十二万。

东汉永平中始定宦官员数。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以后，中常侍至十人、小黄门二十人。

唐太宗诏内侍不立三品。中宗时，黄衣，乃二千员，外置千员。衣紫者，尚少。开元天宝，黄衣以上三千员。外，紫者千馀。其称旨者，辄拜三品。列戟于门。宋初自供奉官至黄门以一百八十人为定员。孝宗时仍定以二百人为额。后增至二百五十人，今上即位之初，锦衣卫旗校革三万一千八百馀，岁省粮储数十万，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万馀。岁省京储一百六十八万石。

象纬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体无定，占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东运而南，南而西，西而北，北而又东。以为昏明寒暑。二仪运而出没，五纬随而起伏，列舍就之，隐见炎夏。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戍。阳盛于阴也。日影随短，穷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阴盛于阳也。日影随长，春秋天道行于正中，日出于卯入于酉，阴阳平也。日影随停，南为明都，天体所见也。日月五星，至是则明，北为幽都，天体所隐也。日月五星，至是则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入于地也。若天入于地，则日月随之地中。为日月所照，安得为幽都哉。此说与浑天不同，然亦不为无理，故著之。

气有盈虚，何谓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万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阳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步。五日为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为一气，升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其卦为泰，则立春之日也。升二万一千里。二节为一时，阳气上升，共四万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节也。其卦为大壮。阴中阳半，气变寒为温。万物发生之时也。自是阳气复升。又九十日，为夏至之节。阳气共升八万四千里，极于天，是为纯阳，于卦为干。气变温为热，万物茂盛，阳气盈满天地之间，故曰‘盈’。阳极则阴生，夏至之日，一阴自天而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气为一节，凡四十五日，为立秋节，下降凡二万一千里，其卦为否。二节为一时，阴气下降共四万二千里。正及天地之中，为秋分之节，其卦为观。阳中阴半，其气变热，为凉万物结实之时也。自是阴气复降，凡九十日，为冬至节，阴气共降八万四千里而至于地，是为纯阴，于卦为坤，变凉为寒，万物收藏之时也。故曰‘虚’。天地盈虚，因月而见，初三，月出庚，为一气之候。初八，兑丁上弦，阴中阳半，十五日，干甲周满，纯阳无阴，故为盈。十六日巽辛，一阴生。二十二日，艮丙下弦，阳中阴半。三十日，坤乙消尽，纯阴无阳。比冬至之节，故曰虚也。”吴草庐云“日之行三十日五时有奇，而历一辰，则为一月之气，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时有奇，而与日会，则为一月之朔。每月气盈五时有奇，朔虚六时不满，积十二气，盈凡五十三时不满，十二朔虚凡五百七时有奇，一岁气盈朔虚，共十日十一时有奇，将及三岁，则积之三十日而置一闰，气盈朔虚之积，是为闰馀。”

四千五百岁为一元。一元之中，阳厄五，阴厄四。阳为旱，阴为水。初入元，百六岁有厄，故云“百六之会〈出汉书注〉”。

晋史。中台星坼时以为大异。张华等应其祸，然中台星至国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晓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应”，是果然欤？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乐天诗云“昔闻西汉元成间，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犹然，不知何也？

尝疑“初三夕月忽现庚上”，不知其所从来。参同契云“晦朔之间，合符行中，始于东北，箕斗之乡，旋而右转，呕轮吐明。”释之者曰“每朔月，与日会，必于箕斗之乡。箕斗为艮，天道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转。月至此乡，必晦而会，如璧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疾至于庚，方精光终吐，魄乃生焉。”盖言自晦至朔。月与日合而西坠，至庚上复见也。朱子亦言“日一岁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日而与之会，一岁，凡十二会。方会，则月光都尽，而为晦。已会则月光复苏而为朔。朔后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对，则月光正满，而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东西同度，南北同道，则月揜日，而日为之食，望而日月之对，同度同道则月亢日，而月为之食。黄祥翁云“日行黄道，月有九道，遇交则有薄食之变。至于合朔，如合璧，则不食。其交不轨道，则食也。”佛书亦谓“若日随月后行，日光翳，月渐渐掩覆至晦日。覆月都尽，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日月开净，至望日，具足圆满，是名白半。”又云“日行，与月或合或离。若稍合时，是日覆月，三由旬馀，故三十日一切被覆，月光不现，若稍离时，是日离月，三由旬馀，故十五日，月大圆满。”

郑玄曰“日月之行，一岁十二会。圣王因其会而分之，以为大数。孟春，日月会于娵訾。仲春会于降娄、季春会于大梁、孟夏会于实沉。仲夏会于鹑首。季夏会于鹑火。孟秋会于鹑尾。仲秋会于夀星。季秋会于大火。孟冬会于析木。仲冬会于星纪。季冬会于玄枵。”则又不专于箕斗之乡，盖玄之所谓“会”非指入时也。

或问“历书有白黑绿碧黄赤紫，何谓也？”曰“此河图数也”。河图之数：戴九履一。一为白，九为紫，左三右七，三为绿，七为赤。二四为肩，二黒四碧。六八为足白，故阴阳家一六八为白，二黑，三绿，四碧，五黄，七赤，九紫。

日体本黑，积天之至，阳，而生光明。月体本黑，借日之至，阳，而生光明。阳不足则日见黑晕，下弦则月见黑晕，或成黑靥、黑气、黑点、黑子，或成王字，或成鸟，或成人像，皆由阳弱不能充其黑体，非日有此像也。月借日为光，吾闻之矣。日借天光，吾未之闻也。今以世眼观之，日入，则天晦。日出则天明。似天以日为光也。必有能辩之者。

占岁

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穰。明岁衰恶。至子。旱。美，有水至卯。

占风

正旦，风从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胡豆成也。小雨，趋兵北方。为中岁。东北为上岁。东方大水，东南民有疾疫，岁恶。

冬至，风起震方，或寒或热，主岁大收。风起巽方，主岁收、国安。风起离方，寒则民灾，主水热，则大旱。风起坤方，热则主虫食苗，寒则主榖不实。风起兑方，寒热不常，主兵，主民病死国灾。风起乾方，主岁大收，人民安，国无灾咎。风起坎方，主天下丰乐，国有贤臣，民安国宁。风起艮方，或寒或热，主民大病疫死〈出越绝书〉。

仁庙一日语杨士奇等“见夜来星象否？”士奇等对“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对曰“国朝私习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习。”上曰“此自为民间设耳。卿等国家大臣，与国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历祥异赋赐群臣。

成化中。京师黑眚见，相传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风，倏忽无定，或伤人靣，或啮人手足。一夜数十发，或在城东，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讹言相惊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门，视朝，侍卫忽惊扰，两班亦喧乱，上欲起，怀恩按之，顷之乃定。自是日，遣内竖出诇。汪直，时在遣中，数言事，由是得幸。遂立西厂，使侦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渐及大臣、大学士。商辂兵部尚书项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边，威权赫奕倏忽往来不测人，以为黑眚之应也。

春秋书“木冰”，汉书谓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荆公诗“木稼尝闻逹官怕。”余在京师，成化末亲见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寻丈不辨，草树玲珑，皆成幡幢宝盖，少壮须发尽成老翁。父老云“是谓木稼”，然其应不止逹官而已。

成化末，正旦，日中时，中天有白气如练，仰观之宛转如一白蛇，渐升渐消。消且尽，忽有声如雷，盖天鼓也。

正德初，彗星扫文昌。台官云“应在内阁”。未几逆瑾出首，逐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自是而后，一时在位，九卿台谏，无不被其祸，乃知文昌为天下斯文之应，不特内阁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馀干之仙居寨，夜雷电以风，西北方有火，如箭坠旗竿上，如灯笼，光照四野，有卒撼其旗，火飞上竿首。卒因发火锐之，其火四散，各寨枪上皆有光，如星，须臾而灭。五月，广西万春北寨枪上俱有火。三月，山东秦始皇庙，夜钟鼓自鸣，火起桑上，树燔而枝叶无恙，庙宇毁而神像如故。

正德十三年，江西有黑云红云，若相闘者，久之分为两城人马，汹汹若攻城，城中人应之。明年宁藩叛，王守仁举兵攻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之间。常熟有白龙一，黑龙二，自西北来。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云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焰鳞甲，头角皆现，轰雷掣电，猛雨狂风，居民三百馀家，屋千馀间，席卷而去。船十馀舸坠地，为虀粉。瓦石梁柱树木，星散四飞，惊死者三十馀人。至酉戌时，至东海乘云而去，是夜红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卷下

文章

世谓“六经无文法”。不知万古义理，万古文字，皆从经出也。其高者远者，未敢遽论，即如《七月》一篇叙农桑稼圃，内则叙家人寝兴烹饪之细。《禹贡》叙山水脉络，原委如在目前。后世有此文字乎？《论语》记夫子在乡、在朝，使摈等容，宛然画出一个圣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书》，铭如《诗》，学《书》与《诗》也。其它文多从孟子，遂为世文章家冠，孰谓“六经无文法”。

六经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后世有作，其无以加矣。《原道》等篇，固为醇正。其《送浮屠文畅》一序，真与孟子同功，与《墨者夷》之篇当并观，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庙》、《徐偃王庙》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变化也。尝怪昌黎论文于汉，独取司马迁、相如、扬雄，而贾谊、仲舒、刘向不之及，盖昌黎为文，主于奇。马迁之变怪、相如之闳放、扬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贾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书》亦自刘向疏中变化来。先秦文字无有不佳，余所尤爱者：乐毅《答燕惠王书》、李斯《上逐客书》、韩非子《说难》。可谓“极文之变态也”。其后汉文帝《赐匈奴》、《南粤王书》亦似之文帝，其所谓“有德者之言乎？”

太极图，西铭未论义理，其文亦高出前古。

为文必师古，使人读之不知所师，善师古者也。韩师孟，今读韩文，不见其为孟也。欧学韩，不觉其为韩也。若拘拘规效，如邯郸之学步，里人之效颦，则陋矣。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词”，此最为文之妙诀。

圣贤未尝有意为文也，理极天下之精，文极天下之妙。后人殚一生之力以为文，无一字到古人处，胸中所养未至耳。故为文，莫先养气，莫要穷理。

韩子《进学解》准东方朔《客难》作也。桞子《晋问》准枚乘《七发》作也。然未尝似之若班固《宾戯》、曹子建《七启》，吾无取焉耳。

史记《货殖传》议论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议论。不伦不类，后世决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吾读桞子厚集，尤爱山水诸记，而在永州为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读元次山集“记道州诸山水”，亦曲极其妙。子厚，丰缛精绝；次山，简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后也。唐文至韩桞始变，然次山在韩桞前，文已高古，绝无六朝一点气习，其人品不可及欤！

史记，不必人人立传。孟子传及三驺子。荀卿传间及公孙龙。剧子、尸子吁之属。卫青、霍去病同传。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为一传。其间叙事合而离，离而复合，文最奇，而始末备。汉书两龚同传，亦得此意。

史记不与张骞立传，其始附《卫青》，而于《大宛传》备载始末，盖大宛诸国土俗，皆骞所归为武帝言者也。骞没后，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备具而有条理，若汉书，则大宛、张骞各自为传矣。

史记。董仲舒传不载天人三策。贾谊与屈原同传，不载治安等疏。视汉书疏略矣。盖史记宏放，汉书详整，各有所长也。

史记。《张苍传》叙至迁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后，又入赵尧。赵尧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后，仍入张苍，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继为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传》时出议论，其亦自发其感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传》亦放此意。

太史公作传，亦不必人人备著颠末。严安徐乐，一书足矣。蔡泽传亦然。

班固《西汉书》典雅详整，无愧马迁，后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然予观文选所载，固文多不称，唯《两京赋》最其加意，然亦无西京之体，何固之长于史而短于文乎？颇疑汉书多出其父彪，而固蒙其名。然无它左证。偶读《西京杂记》，谓“家有刘子骏汉书一百卷。无首尾题目，但以甲乙丙丁纪其卷数。其父传之歆，欲撰汉书，未及而亡。”试以此记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小异同耳。固所不取者，二万许言录，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禆汉书之缺，乃知固书其多取诸歆乎？或谓“西京杂记”亦伪书，不知果何如也。晋傅玄之言曰“孟坚汉书，实命世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何不类之甚也。

《越绝书》十五卷，相传以为子贡作。其未然乎？其缺文讹字，断简几不可读。“计倪、请籴、宝劔、九术、军气、春申君”篇亦已往往见于“史记、吴越春秋”等书。其记《地传》乃出秦皇汉武及更始建武中事，乌在其为子贡作乎？或子贡有作，后人附会合杂以成之乎？然古书之存于今者寡矣。其间，亦有异闻焉。安可废之。

世谓“诗有别才”。是固然矣。然亦须博学，亦须精思。唐人用一生心于五字，故能巧夺天工。今人学力未至，举笔便欲题诗，如何得到古人佳处。

杜诗，前人赞之多矣。予特喜其诸体悉备，言其大则有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动蜀，天远树浮秦”、“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揺”之类。言其小则有若“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蚁上枯篱”“修竹不受暑、轻燕受风斜”之类，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人与物偕有，吾与点也之趣；“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又若与物俱化，谓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

子美之作有绮丽秾郁者，有平澹醖藉者，有高壮浑涵者，有感慨沈郁者，有顿挫抑扬者，后世有作不可及矣。若夫兴寄物外，神解妙悟，绝去笔墨畦径。所谓“文不按古，匠心独妙”，吾于孟浩然、王摩诘有取焉。

格调，虽不甚高，而工于模写人情物态，悲懽穷泰，吐出胸臆，如在目前，吾于乐天有取焉。微之，效嚬而终不似，才有馀韵不足也。

余读诗至“绿衣燕燕，硕人黍离”等篇，有言外无穷之感。后世，唯唐人诗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夀王醒”不渉讥刺而讥刺之意溢于言外。“君向潇湘我向秦”不言怅别而怅别之意溢于言外。“凝碧池头奏管弦”不言亡国而亡国之痛溢于言外。“溪水悠悠春自来”不言怀友而怀友之意溢于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兴亡而兴亡之感溢于言外。得风人之旨矣。

摩诘以淳古淡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及其铺张。国家之盛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又何其伟丽也。

为文好用事，自邹阳始。诗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后流为西崐体。又为江西派，至宋末极矣。

唐人，虽为律诗，犹以韵胜，不以饤饾为工。如崔灏《黄鹤楼诗》“鹦鹉洲”对“汉阳树”。李太白“白鹭洲”对“青天外”。杜子美“江汉思归客”对“乾坤一腐儒”。气格超然，不为律所缚，固自有馀味也。后世取“青嫓白区区”以对偶为工，“鹦鹉洲”必对“鸬鹚堰”、“白鹭洲”必对“黄牛峡”，字虽切而意味索然矣。

温柔敦厚，诗之教也。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后世此意久泯。刘禹锡看花诸诗属意微矣。犹以是被黜，蔡确车，盖亭诗，亦未甚显，遂构大狱。东坡为诗，无非讥切时政，借曰“意在爱君”，亦从讽諌可也。乃直指其事而痛诋之，其间数诗或几乎骂矣。以诗得罪，非独李定诸人之罪也。

音律

音律，惟黄锺为难定。黄锺之度长九寸，空围九分，积八十一分。自子之一历十一辰，每三之，至于亥，得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锺之实，固有定法矣。而古今之度易，差差之忽微，则其音，高下顿殊，馀十一律皆失其度。古之神瞽心谙，天地之中，声先立，黄锺之管以定十一律，自上生下，则三分损一，自下生上则三分益一，十二律旋相为宫，无弗协者。黄锺之管，长九寸，黍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权衡之所由起也。度量权衡皆起于黄锺，故曰“黄锺为万事之根本”。后世儒者，莫知声气之元，乃区区累黍为尺，以制律古法律管。当实黍千二百粒，而古今之黍，圆长大小不同，难以为凖，其容受，卒不能合。胡瑗乃取羊头山黍，筛取其中。范镇增损汉书，以求合其度而卒莫之合。晋，荀朂，取古铜管，据以造律。后周取古玉斗丁度用。汉泉货尺和岘用洛阳景表尺。梁武用汲家玉律。隋定尺十五种。它如以马尾、以蚕丝。纷纷卒莫能定，何哉？由不能识天地之中声、不以律制尺而以尺定律故也。后世既无神瞽之神解，则如之何？缇室葭琯以候气，多为管以参验，如蔡元定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凖，以定数凖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六十律以为清浊之节，均其中弦，令与黄锺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或问“琴五弦，其二弦云‘周文武’，所增信乎？”曰“唐杨收有言若是。少商武弦也。文世安得武声？”予谓“五者，宫商角徴羽。其二变宫、变徴也。变宫变徴其始于武王乎？”周景王问伶州鸠曰“七律者，何州？”鸠对曰“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星在天鼋。自鹑及驷，七列也〈鹑火之分张十二度，驷房五度，从张至房，合七宿：‘张、翼、轸、角、亢、氐、房’也〉。”南北之位七同也〈鹑火午，天鼋子，自午至子其度七也〉。凡神人以数合之，以声昭之，故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乎有七律，故曰“武王也” 。

朱子语录问“《国语》六律者，立均出度。”韦昭注云“均谓均锺”。木长七尺，系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锺为宫，便以林锺为徴，大簇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应锺为变宫，甤宾为变徴。这七律自为一均，其声自相谐应。古人要合声，须先吹律，使众声皆合于律，方可用。后来人不解，逐律吹。京房始有律凖，乃先做下一个母子，调得正了，后来只依此为凖。《国语》谓之‘均’。梁武帝谓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黄锺只是散声。又自黄锺起至应锺，有十二弦，要取甚声，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声，‘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周世宗时，王朴上疏曰“黄锺为乐之端，半之清声也，倍之缓声也。三分其一以损益之，相生之声也。十二变而复黄锺，声之总数也。”命之曰“十二律旋迭为均。均有七调，合八十四调，播之于八音。自秦而下，旋宫声废。历代所存黄锺之宫一调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声。其馀五调，谓之哑锺，不用也。唐太宗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才无哑者，至五代复坏缺。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锺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众管，至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凖，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各如五锺之声，以第八弦六尺设柱，如林锺。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大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锺。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锺。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十二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锺之清声。十二声中旋用七声为均，为均之主，惟宫徴商羽角，变宫，变徴，次焉。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旋宫之声如此。

晋，荀朂，号知音律。初，朂常于路逢赵贾人牛铎。及掌乐事，律吕未谐，曰“得赵人牛铎则谐矣”。遂下郡国，悉送牛铎，果得谐者，然论者谓“朂为暗解，时阮咸逹八音”，时谓“神解咸常心讥朂。”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会作乐，朂自以不及咸。意咸异已，乃出。咸为始平相，后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锺石丝竹，皆短校一米，益伏咸之妙。

北齐神武时，信都芳世号知音，能以管候气，仰观云色，常与人对语，则指天曰“孟春之气至矣。”人验管而灰已飞，每月所候，言皆无爽。又为轮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测二十四气。一气感则一扇自动，它扇并住，与管灰相应若合符契。

万宝常，常与人论及乐调，时无乐器，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叩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文帝召问“郑译所定音乐”，对曰“此亡国之音也。”遂极言乐声哀悲，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遂造诸乐。其声率下于译调二律，并论旋相为宫之法，改丝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千百八声，见者嗟异。然其声雅澹，不为时所好。

总章中，润州得磬，以献张文收。扣其一曰“是晋某岁闰月造，得月数当十三，今缺其一于黄锺，东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乐，有古锺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馀号哑锺。文收吹律调之乐，皆响彻。时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乐，复铸铜律三百六十，藏于大乐署。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大常。路逄乘马者，闻其声切，云“此人当坠”。马行未至半里，马惊坠地死。又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洛阳有僧房，磬日夜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曹绍夔名知音，来问疾。僧以告。俄击斋锺，磬复作声。绍夔咲曰“明日可设盛馔，当与除之。”僧，虽不信，冀其或效，乃具馔以待。夔至，出怀中错，𬬻磬数处而去，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磬与锺律合，故击彼此应。”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黄锺难定，若得阮咸、张文收、万宝常、曹绍夔之属，亦何难定之有哉。　

音韵

邵康节之父古“字天叟”谓“天有阴阳，地有刚柔。律有翕辟，吕有倡和。一辟一翕，而平上去入备焉。一倡一和，而开发收闭备焉。律感吕而声生焉。吕应律而音生焉。开闭者，律天清浊者。吕地先闭后开者，春也。纯开者，夏也。先开后闭者，秋也。冬则闭而无声。冬为春声，阳为夏声，此见作韵者，亦有所至也。衔凡冬声也。”横渠张子曰“商角徴羽，出于唇齿喉舌。独宫声全出于口，以兼五声也。”徐景安《乐书》“凡宫为上平，商为下平，角为入徴为上，羽为去。”米元章云“五声之音出于五行。沈隐侯只知四声，求宫声不得，乃分平声为二。”郑樵曰“江左始为韵书，然识四声而不识七音，知纵有‘平上、去入’四声，而不知衡有‘宫商角徴羽，半徴半商为七音’，纵成经，横成纬，经纬不交，所以失立韵之原也。”七音之韵，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天地万物之音备于此，虽鹤唳风声、鸡鸣狗吠，皆可译也。况人言乎？

今宣尼之书，东则朝鲜，西则凉夏，南则交阯，北则朔易，皆吾故封也。瞿昙之书，能入诸夏，而宣尼之书不能至跋提河者，以声音之道障阂耳。所以日月照处，甘传梵书者，为有七音之图，以通百译之义也。

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变通，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从见入，故以识字为贤。知释氏以参禅为大悟，通音为小悟。

《七音韵鉴》出自西域。应琴七弦，从衡正倒展，转成图。不比华音平上去入而已。华有二合之音，如汉书元元之类，无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华书，惟琴谱有之，盖琴尚音，一音难可一字，该必合数字之体，以取数字之文。华音论读，必以一音为一读，梵音论讽，虽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扬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转难。大氐华人不善音。今梵僧，咒雨则雨应，咒龙则龙见。华僧，虽学其声，而无验者，实音声之道有未至也。

字学

六书之学，说文备矣。后世纷纷有作，若郑樵、周伯琦、赵㧑谦，其义益密，而㧑谦尤精别以形声事意，母生子，子生孙。后虽有作，无以加矣。顾其间，尚有一二疑义，试举以质深于字学者。

仓颉制字，凡有形可象，必象其形。无形可象，有意可会，则会其意。无形可象，无意可会，则谐其声。无形可象，无意可会，无声可谐，于是乎有转注，有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琐屑者乎？若夫乾，天也。伏羲画卦已有其象〈《说文》“干，上出也。从乙。乙，物之逹也”。此说佀为得之〉，故曰“干，徤也。”安得无其字，乃借“干燥”字为之。自夏商，则有易，故曰“易，变易也。日月为易，岂得借蜥易字为之？日出木上为东，则日入地下为西，岂借鸟栖之栖为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为意，则南宜以向为意，或从丙为意，岂以半为之？愚于是不能无惑也。

日见地上为旦。日入地中为冥。则西宜亦为冥之义。《说文》“丙位南方，万物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从一入门。一者阳也。丙承乙，象人肩。”

郑樵曰“十辰、十二日，皆为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鱼肠。丙本鱼尾。丁本虿尾。戊本武。已本几。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怀妊也。癸，草本实也。子，人子之也。丑，手械也。寅，膑也。卯，门也。辰，未详。巳，蛇属也。午，未详。未，木之滋也。申，特简也。酉，卣也。戌与戉戚同意。亥，豕属也。惟亥已有义，馀并假借。”

予谓“《礼记》‘鱼去乙’谓‘鱼骨有似乙字’，非乙字之为鱼骨也。”鱼尾有似丙字，非丙字之为鱼尾也。虿尾有似丁字，非丁字之为虿尾也。戼从二户开辟之形，为日出物生之义，取象于门，非以为门也。卯从二戸相合之形为日入物收之义，取象于牖，非以为牖也。其馀，“史记、说文”亦皆有说，何为不可从乎？《史记·历律志》云“‘甲’言‘万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万物生，轧轧然也。丙者，言阳道著明。丁者，言万物之丁壮也。庚者，言阳气庚万物。辛者，言万物之辛生。壬之为言‘任’也，言阳气任养万物于下也。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丑者，纽也，言阳气在上，未降万物，厄纽未敢出也。寅言万物始生，螾然引也。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辰言万物之蜄振也。巳言阳气之巳尽也。午言阴阳之交愕布子午也。未言万物皆有滋味也。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又言物坚于申也。酉者言万物之老也。戌者言万物尽灭。亥者，该也，言阳气藏于下，故该也。”

周伯琦云“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之形。”又云“古人因事物制字，如‘之’，本‘芝草’乎？本‘吁气’焉。本‘鸢’也。后人借为助语。助语之用既多，反为所夺。又制字以别之，乃有‘芝’字、‘吁’字、‘鸢’字。”此说佀为得之。

隶之作，凡以趋简易也，而有视篆为繁者，如匝之为韨。�之为端。号之为号，丂之为考。�之为吁。癶之为攀。吕之为膂。�之为卢。■之为仆。■之为辩，亚之为恶。■之为匡。■之为隐。■之为节。■之为奏。■之为幂，己之为纪。■之为契。■之为贯。■之为托。■之为纠，屯之为■。■之为包，亼之为集。■之为斤，■之为堆。■之为阜。■之为岸。■之为冋。■之为畎，巜之为浍。■之为主。■之为艾，卝之为矿。■之为蹂。岂以其太简，难辩故反繁之耶？

《宣和书谱》曰：为八分之说者，多矣。然，秦汉以来，石刻特存篆、隶、行、草，所谓“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书。其典刑，盖类隶而变方广，作波势，岂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称稍异，今之正书，乃古所谓“隶书”。今之隶书，乃古所谓“八分”。至唐，又于隶书中别为八分以别之，然则，唐之所谓“八分”，非古所谓“八分”也。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以此知，隶书，乃今之真书也。”赵明诚谓“误以八分为隶，自欧阳公始。”玉箸篆，李斯作，李阳冰善此体，至今用之。奇字。甄丰定大篆，史籀变古文，为此体小篆。胡母敬作上方大篆。程邈饰李斯之法，坟书。周媒氏配合男女，书证穗书。神丽，因上党生嘉禾，作倒薤篆。仙人务光见薤偃风，作柳叶篆。卫瓘作芝英篆。陈遵因芝生汉殿，作转宿篆。司星子韦作垂露篆。曹喜作垂云转篆。黄帝因庆云见，作碧落篆。唐韩王元嘉子李譔作龙爪篆。羲之见飞字，龙爪，作鸟迹书。苍颉观鸟迹，始制文字，雕虫篆。鲁秋胡妻春居翫蚕，作科斗书，源出古文。或云“颛顼制鸟篆，史佚。”因赤雀丹乌二祥作鹄头书。汉家尺一之简，如鹄首麟书。获麟弟子，为素王纪瑞作鸾书。少皥以鸟纪官作龟书。尧因轩辕时，龟负图，作龙书。太皥获景龙之瑞，作剪刀篆。韦诞作缨络篆。刘德昇夜观星宿作悬鍼篆。曹喜作飞白书。蔡邕见人以亚帚字，作殳篆。伯氏所职，故制此金错书。韦诞作古钱名也。刻符篆。秦坏古文定八体，此其一钟鼎篆。三代以此体刻铭钟鼎。

右。宋灵隐寺僧，莫庵道肯集篆，书金刚经。备诸体，虽未必尽，然亦可见历代书法之变。

姓氏

姓与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为姓。按《左传》鲁众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为诸侯，因其所由生，以赐姓。若舜，由妫汭而生，故以妫为姓，因所封之地为之氏。若胡公封于陈命，曰“陈氏”也。〉诸侯以字为氏，因以为族〈诸侯不得赐姓，但使其臣以王父字为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若赵氏、韩氏、魏氏之类〉《国语》帝嘉禹治水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吕’姓以系百世之正。綂氏以别子孙之旁出，族则，氏之所聚而已。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是也。氏于谥，则“文武、成宣”是也。氏于官，“司马、司徒”是也。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士、匠陶”是也。盖别姓，则为氏。别氏则为族。族无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凯”出于高阳氏、高辛氏，而谓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华氏谓之戴族。向氏谓之桓族。是族无不同氏也。诗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黄帝为有熊氏，颛顼为高阳氏，帝喾为高辛氏，帝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禹为夏后氏，皆姒姓也。契商姓子氏。弃周姓姬氏〉太史公又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锺离氏、运奄氏、莵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赵氏。”按，嬴，姓也。馀十四皆为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孙，如“鲁、卫、毛、奄、郜、雍、曹、滕、毕、原、郇、封、邘、晋、应、韩。”凡蒋、嬴、茅各以国氏，而皆姬姓也。后之文人多不辩，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韩，姬姓”。又曰“何与韩，同姓为。”

杂论

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谓“文正公，为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谓“有宋名臣最多，若韩忠献之丰功、伟量司马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郑公，尚多有之，安得便为第一。久廼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吕端诸人养成一代忠厚之风，公始倡为直言上夀之仪。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气自公作之，则其忠鲠之节可知。当是时，道学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横渠，开道学一脉，其先忧后乐之义，前人所未发于草莱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孙明复之流，其学术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韩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韩公有好水之败，刘沪失守，富公等皆谓“当诛”。公独不言。谓“诸公劝人主杀人，手滑他日，吾軰恐亦不免。”富公后服其见，以为范六丈，真圣人也。营洛之议，若预见有靖康之祸者，其谋虑之深长，可知荒岁。省役，善政也。公独因之兴，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两利焉。真能见人所未见，其置义田，则曰“吾宗族，固有亲疏，自祖宗视之，无亲疏。”南园之地，术者以为种，生公卿。则曰“与其私于一家，孰若公于一郡。于呼是心也。”其圣贤之心乎？盖其识见，非特异于一世之人，视当时名公皆出一等。南丰曾巩论之曰“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独曰‘是’。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公独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为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则公之于道何如哉？”其亦能知公者矣。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过古，亦有一二事焉。古人多务厚葬。观《西京杂记》，广川王去疾，发魏襄王、哀王、晋灵公之冢，金玉珍怪甚侈，盖不独秦始皇、吴阖闾也。近世山东、河南，粥锺鼎、尊匜、穷极巧丽，皆墓中物也。今人自棺椁衣衾之外，虽富贵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独不为生者之费，亦不为死者无穷之累，此其过古人一也。古之讳忌拘甚，父名晋，子不得举进士。父名中，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皋，子不得于主司高锴下及第。此何理也。以庄讳，则光为严光，助为严助，州为严州，以一时之讳，易千古之称，甚无讳也。今人，二名，嫌名一，无所讳。临文则又不讳。此其过古人者二也。此外吾不知也。〈宋朝庙讳有至十五字者，举场试卷，小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暗行黜落。士大夫除官、官称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讳’者，听，回避〉。

古称大器晚成。马况所以知朱勃，非远到之器也。以我朝诸公论之，故少师李东阳，五岁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进士，少傅杨一清亦以神童举，十七登进士。今少师杨廷和，十二占乡试。少傅蒋冕十八为解元。费宏十九为状元。官皆极品，年夀亦高。则晚成之说，殆未信也。

人之“贵贱、贫富、夀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盖亦求诸人事而已。后世星数之说行，谓“人之贵富贫贱夀夭，莫不定于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阴阳地理之说行，谓“人之贵贱夀夭，皆系于葬地，故人一切求诸地。”夫委诸天，犹有说也。而以人之“贵贱贫富夀夭”系于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趋者澜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谓“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显位。”噫！不求之已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异矣哉！

尝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张公室乎？按左传，吴将伐鲁，叔孙辄劝之，不狃曰“非礼也。君子违。不适仇国。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恶发乡，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及吴使不狃，将故道，险由武城。其不忘故国，如此，则其以费叛也。非以张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公孙辄与不狃，皆鲁人出亡于吴〉。

正德中籍没刘瑾货财：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𥂩五百。蠎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袍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珤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嘉靖初籍没朱宁货财：

金七十扛，共十万五千两。银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万两。碎金银四箱。碎银十匮。金银汤𥂩四百。金首饰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匮。金银台盏四百二十副。玉带二千五百束。金绦环四箱。珍珠眉带缨络七箱。乌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鹤二对。织金蠎衣五百箱。罗钿屏风五十。大理石屏风三十三座。围屏五十三扛。苏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绫绢布三百二十扛。锡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匮又三十扛。祖母禄一尊。铜铁狮子四百。车铜盆五百。古铜炉八百三十。古画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铜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于呼胡椒八百斛，世以为侈也。而盛传之。今观二逆贼所籍，视元载何如也。闻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库，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国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宋有西北二边，岁币百万。百官祠禄、郊赐之类，今皆无之。宋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孙，孙又任其子，任侄，任甥，亦有之。今三品以上才得一子入监，可谓“至窄”。

宋民间器物传至今者，皆极精巧。今人卤莾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盖亦坐贫故耳。观宋人“梦华录、武林旧事”，民间如此之奢，虽南渡犹然。近岁民间无隔宿之储，官府无经年之积。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职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称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库皆空，岂非皆归此軰乎？为国者，曷以是思之？”

仙释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恶之报应也。若神仙者，谓之有，则平生未之见。谓之无，则古今所传奇踪异迹不可胜纪。国初，周颠仙、张铁冠、张三丰，灼灼在人，耳目颠仙之事，太祖亲立碑于庐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诬也。三丰，则太宗命胡忠安旁求者数年。又有冷启敬者，传闻颇不经，余不敢信。今见其仙奕图，三丰题识，则其事不可谓无也。因识之。

蓬莱仙奕图者，龙阳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启。敬龙阳，其号也。中綂初，与邢台刘秉忠仲晦，从沙门海云，书无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天文地理律历，以至众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参预中书省，事君，廼弃释从儒。游霅川，与“故宋司戸参军”赵孟𫖯子昻，于“四明史卫王弥远”府，睹“唐李思训将军画”，顷然发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馀，其山水人物窠石等无异将军。其笔法传彩尤加纎细，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鸣当时。隶淮昜遇异人，授中黄大丹，出示平叔悟真之旨，颕然而悟，如己作之。至正间，则百数岁矣。其绿发童颜，如方壮不惑之年，时值红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济人利物，方药如神。天朝维新君，有画鹤之诬，隐璧仙逝，则君之墨本绝迹矣。此卷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为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将访冷君于十洲三岛，恐后人不知冷君胸中邱壑三昧之妙，不识其奇仙异笔，混之凡流，故识此。特奉遗元老太师淇园邱公览此卷，则神清气爽，飘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袭之，且以为后会云。峕永乐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遁老书。

冷谦“字启敬”国初为协律郎，郊庙乐章多其所撰。谦有友人，贫不能自存，求济于谦。谦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过分取之。”，廼于壁间画一门，一鹤守之。令其人敲门，门忽自开，入其室，金玉斓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觉遗其引。它日内库失金，守藏吏以闻引有人姓名。曰“必此人所盗也。”命所在执其人讯之。词及谦，因并逮谦。谦将至城门，谓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渇？”守者以瓶汲水与之谦，且饮，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渐隐。守者惊曰“汝无然，吾軰皆坐汝死矣。”谦曰“无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御前，上问之，辄于瓶中应，如响。上曰“汝出见朕，朕不杀汝。”谦对“臣有罪，不敢出。”上怒击其瓶，碎之，片片皆应，终不知所在。与左慈事绝相类。三丰所谓“画鹤之诬者”非谓是耶？

邵子有“元会运世”之说。寅上为开物，戍为闭物，其论甚奇。然佛氏已有此论矣。佛之言曰“过去世界，磨灭之后，经无量时，起大重云，遍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车轴，历百千万年，彼雨水聚，渐渐增长，廼至梵天，雨止之后，水还自退，有大风起，吹彼水，聚波涛，沸涌生大沫，聚吹置空中，从上至下，依旧见立，天地自此始也。”非开物之论乎？又云“大三灾时，有大黑风吹，使海水两披，取日宫殿，须弥山半縁此世间，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风取。第三日出，大恒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干枯。六日出，天下烟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旧建立。”此非闭物之论乎？其事不可知与。邵子之说亦略相似。

须弥山东有天下名“东弗于建”，人三百岁。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二百岁。山南有天下名“南阎浮提”，人百岁。山北有天下名“北郁丹越”，夀千岁。其亦邹衍九州之外有九州之意乎？

须弥山下复有三级。下级坚守天。住中级，持鬘天。住上级，常㤭天。住须弥山半，有四天王宫殿，上有三十三天宫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兜率陀天。向日重重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音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福生天，福夀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竟就〈究？〉天，无边空处天，无边识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其亦列子“天地之外，复有大天地”之意乎？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为欲界。未离贪欲，故梵众以上，至色竟究天，为色界，无边空，至非非想，为无色界，皆名为有。有生有死，故曰“不同凡夫，永没三界，又不同二乘，求出三界，唯学佛人，无生死可勉，无三界可出。”

日绕须弥半，常行不息。南，阎浮提，日正中；东，弗婆提，日则始没；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郁单越，正夜半。

日宫有影以阎浮提树，高大，影现月轮，故有此影。又云“此树有鸡王栖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世谓日中乌也。〉”

海有八德。大海渐深，潮不过限，不宿死尸，百川来会，而无异称，万流悉归，而无増减，出真宝珠，众生皆住其中，同一咸味。

过去名“庄严劫”，现在“贤劫”，未来“星宿劫”，谓之三世。有问佛“劫为何量？”佛答“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灭，此劫未终。”又言“兜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铢衣，一拂至石销尽，以为一劫。”

庄严劫坏交贤劫，初，严浮人物八万四千岁，身长八丈，过百年，命减一年，身减一寸，如是递减，至十岁，身长一尺，则减劫之极也。过尔之后，复入増劫，凡遇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递增，至八万四千岁，身八丈，则增劫之极也。一增一减，共一千六百八十万年，名一辘轳劫。凡二十辘轳，共三万三千六百万年为一成劫。自成劫之后，交往劫已经八减八增。今当第九减劫，每劫有一佛出世，至今减人年一百岁时，释迦文佛出世，已得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九万三千年也。此去更过七千年，为减劫之极，复入第九增劫，渐增至二万岁时，铁轮王出世。此增劫之极也。复入第十减劫，至八万岁时，弥勒下降。是时，阎浮真金为地，地平如掌，秔稻自生，思衣衣来，思食食至。无量快乐，男女五百岁，廼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皆具，此四种相劫谓“成坏空。成而即住、住而复坏、坏而复空。空而又成。”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来，各有身光，飞行自在，见有地，肥极，为香美，取食多者，即失神足，体重无光，日月始生，因贪食，故地肥灭没，复生婆罗，婆罗灭没，复生粳米，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才分男女形相，行不净，行下而从之。虽然。与吾圣人，亦异矣。

梦兆

周礼六梦有“献吉梦，赠恶梦”之说。诗亦有“熊罴、蛇虺、旄旟、众鱼”之兆。其占审矣。然后，人日之所为，扰扰昏乱，夜之所梦，亦何能准其有应验者，书之，亦可见人事之有定数也。

徐文定公初试京师。梦至一所，若今文渊阁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钥匙一握，公出至门，密数之其匙，得六。后公入仕，司经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内阁，司印果六。又公为詹事时，服阕至苏城，闻王时勉名医也。令诊之时，勉既诊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异时。”勉曰“如是则无妨。”然终不乐。次谒范文正庙，少憩忽坐睡。梦一衣冠伟人来谒。曰“勿忧也。公之夀年还有两干。”觉而思之，以为二十年也。其后二十二年卒，盖‘干’之为字两‘十’，两‘一’，合为二十二云。其神验如此。庚戌会试。公与汪伯谐学士为主考，余为同考。一夕余送卷至堂。汪对余谓“公日来不怡。”某问“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梦人馈一大钱，何也？”某曰“昔人谓‘文如青钱，万选万中。’其有异卷乎？”汪曰“公又梦人馈黄牡丹三大本，何也？”余未有以应。时，钱福有名场屋。某退而思之，大钱之兆，其在福乎？独牡丹之说未得。杨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闻‘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为钱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矣。而非端士。”是科会试、殿试，福皆第一而不克终。

乙未会试。公与邱文庄公，主考。久之未得魁选。公与文庄约夕各默祷于天，以祈梦兆。明日，公语文庄曰“公有梦乎？”邱曰“无也。”邱问“公何梦？”公曰“余梦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见水端。忽有一物若鼋焉。昻首登岸，余以三箭插其上。”梦如是，人颇异之而未详所主。或以大浸渺漫，其湖广洞庭之间乎？公不谓然。鏊时新发解，家在太湖。公以为其应也。及揭榜，某果忝第一。谓“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状头望余，而余不克副其意，终未知梦之所属。后余在翰林，久以公荐为学士。又荐为少詹事。余诣谢，廼言于公。曰“所谓三箭者。应矣。某不才辱公荐，会试一也。学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盖吾当时梦有异，其插箭也。为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当而退。公不禄。后余以菲才谬登政府，虽不久秩一品。公一日问余曰“君德以刚为主，何所出？”余对“在汉监。”因问公“问此何为？”公曰“吾梦科场出此题耳。”明日果然。公又言“吾应举时，梦庭有枯木复生，其颠木之有由枿乎？”与同舍生言之。入，果是题也。岂其心静而生明乎？抑公将大贵，神明有告之者乎？

进士松江张黼言于余曰“黼未第时，尝梦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状元前。”觉而思之，世岂有科名先状元者乎？吾殆无科名之望矣。及丁未会试，名在十五，铅山费宏十六。是科，宏，状元及第。计得梦时，宏尚未生也。

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发解应天第一。横遭口语坐废，自吴至闽，诣九仙蕲梦。梦有人示以“中吕”二字，归以问余曰“何谓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过余于山中壁间，偶掲东坡满庭芳。下有“中吕”字。子畏惊曰“此余梦中所见也。”试诵之，有“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之句，默然。后卒年五十三，果应“百年强半”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