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保皇报
| 驳保皇报 作者：孙中山 1904年1月 |
| 一九零四年一月 |
阴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檀埠保皇报刊有“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此书出于该报主笔陈仪侃之手，而托他人之名，欲间接而驳仆日前之书也。书中所载，语无伦次，义相矛盾，可知作者于论理学（Logic），一无所知，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更懵然罔觉，所言事实，多有不符，牵强附会，本不欲推求详辩；然其似是而非之理，最易惑人，故逐条驳之，以塞毒焰，而辟谬论。
彼开口便曰爱国，试问其所爱之国为大清国乎？抑中华国乎？若所爱之国为大清国，则不当有“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之一语，自其口出。若彼所爱之国为中华国，则不当以保皇为爱国之政策；盖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
彼又曰中国瓜分，在于旦夕，外人窥伺，乘间即发，各国指认之地，照会政府，不得让与别人云云。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发奋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异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人民若能发奋，则微小如巴拿马，激烈如苏威亚，列强向之承认也。盖今日国际，惟有努力强权，不讲道德仁义也。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归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既识引管子之作内政以寄军令，何以偏阻汉人行革命而复祖邦？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彼满清政府不特签押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也，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拼一死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食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拱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轧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窥伺，我能奋发，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请陈仪侃日日向外人叩头，日日向外人乞情，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朝以索地否？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会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慝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不逢人之怒，莫过于今日之清帝后，以仪侃之见解，则必能免于瓜分矣，信乎否乎？既知中华亡国二百六十年矣，不图恢复，犹竭力以阻人之言恢复言革命，是诚何心哉？彼固甘心以殉清朝之节，清亡与亡，清奴与奴，洵大清之忠臣义士矣，其如汉族何？而犹嚣嚣然执“毋宁”二字以骂人为白奴，是真强辞夺理矣。
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乃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声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馀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其所引法国三大革命曰：经卢梭、达尔文、福楼特尔诸大哲学家提倡建设，而不知达尔文乃英人，当法国第一次革命之时，彼尚未出世；当第二次革命之时，彼尚未成学；当第三次革命之时，彼尚未闻名于世。其第一部著作，名曰：《生物本源》，出版在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当时英国博物家尚多非其说之不经。迨十馀年后，始见重于英之学者；又十馀年后，始见称于世人。今该主笔大书特书曰：达尔文有与提倡法国三次革命之功。彼所指之达尔文，或是达尔文之前身乎？想该主笔必精通三世书矣，否则何以知之耶？又云：法国死于革命者一千二百万人。该主笔尝识吾人之革命，不起于京师，想亦熟闻法国之三大革命皆于巴黎矣，而巴黎之外，无死于革命者。试问巴黎当时人口几何？作者知之乎？且巴黎虽经三次之革命，而未遇扬州十日之事，无广州洗城之惨。就使巴黎全城之民皆死于革命，三次计之，亦不足此数，毋乃该主笔以一人转轮数十次计之乎？若此则非吾所敢知。彼既曰：革命之结果，为民主政体也，胡又曰：有建设者谓之有意识之破坏，无建设者谓之无意识之破坏，彼等是否建设，吾不敢知云云。夫革命破坏也，民主政体者建设也，既明明于革命之先，定为民主政体矣。非意识为何？曰政曰体，非建设为何？该主笔以一手之笔，一时之言，其矛盾有如是，斯亦奇矣。
彼又尝谓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仆曾力斥其谬，引中国乡族之自治，如自行断讼，自行保卫，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虽不及今日西欧之美，可足证中国人禀有民权之性质也。又中国人民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如，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此本于自由之性质也。彼则反唇相稽曰：此种野蛮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仆既云性质矣，夫天生自然谓之性，纯朴不文谓之质；有野蛮之自由，则便有自由之性质也，何得谓无？夫性质与事体异。发现于外谓之事体，禀赋于中谓之性质。中国民权自由之事体未及西国之有条不紊，界限轶然，然何得谓之无自由民权之性质乎？惟中国今日富于此野蛮之自由，则他日容易变为文明之自由。倘无此性质，何由而变？是犹琢玉必其石具有玉质，乃能琢之成玉器，若无其质，虽琢无成也。
彼又曰：中国人富于服从权势之性质，而非富于服从法律性之性质。试问无权势可以行法律乎？今日檀岛，若政府无权势以拘禁处罚犯法之人，其法律尚成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体也；权势者，治之用也，体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该主笔强别服从法律与服从权势而为二事，是可知彼于政治之学毫无所知也。彼又曰：立宪者过渡之时代也，共和者最后之结果也。此又可见彼不知立宪为何物，而牵强附会也，夫立宪者，西语曰：Constitution，乃一定不易之常经，非革命不能改也。过渡者，西语曰：Transition，乃变更之谓也。此二名辞，皆从西文译出，中国无此成语也。该主笔虽不知以为知，而妄曰Constitution乃Transition时代，何可笑也。推彼之意，必当先经立宪君主，而后可成立宪民主，乃合进化次序也。而不知天下之事，其为破天荒者则然耳，若世间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则我可以取法而为后来居上也。试观中国向未有火车，近日始兴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则中国今为火车萌芽之时代，当用英美数十年之旧物，然后渐渐更换新物，至最终之结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车，方合进化之次序也。今彼以君主立宪为过渡之时代，以民主立宪为最终之结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坏，而始得至于民主之域也。与其行二次，何如行一次之为便耶？夫破坏者，非得已之事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专制之时代也，必先破坏此专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宪也。既有力以破坏之，则君主民主随我所择。如过渡焉，与其滞乎中流，何不一棹而登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使该主笔若不知民主为最终之结果，其倡君主立宪犹可说也。乃彼既知为美政，而又认为最终之结果，胡为如此矫强支离多端相辩难也？得毋以此事虽善，诚为救中国之良剂，但其始不倡吾师，其终亦不成于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让他人为之，故必竭力阻止，以致不成而后已，是重私心而忘公义也。
彼又曰：会外人何以图羊城谋惠州，而利用洪门之势力？不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门之宗旨，而令洪门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又仆前书指以满洲之野番，尚能享皇帝之权；而彼则曰：岂不见各国宪法云云。仆所指乃当今清国专制之皇权，而彼引各国宪法以答，真强为比例，拟于不伦矣。
彼又曰：所谓保皇者自我保之，主权在我，非彼何我也，不得谓为满奴云云，此真梦梦也。今光绪皇帝俨然在北京，日日召见臣工，日日宴会公使，有时游颐和园，有时看西洋戏，何尝受彼之保，其言之离事实，何相远之甚也。
彼又曰：今则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旧物，不得谓之革命，此拾人之唾馀，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其书中最得力者，为托某氏之言曰：弟前十年故为彼会中人，今已改入保皇会矣云云。其是否属实，姑毋容辩；但据其所述誓词，则知彼非门外汉，亦升堂而未入于室也。不然，岂有下乔木而入幽谷者哉？不观其他之入保皇会者乎？多以保皇为借名而误入者也。该主笔又从而引申其说曰：蒙古与满洲且不辨云云。蒙者蒙古也，满者满洲也，岂于蒙满之外，更有此言也？可知其平日荒唐谬妄，强不知以为知，夜郎自大，目中无人，真不值识者一哂。仆非文士，本不欲与八股书生争一日之长，兴笔墨之战；但以彼无根之学，以讹传讹，惑世诬民，遗害非浅，故不得已而驳斥之。倘彼具有天良，当知惭愧，早日悔悟，毋再现其丑也。又其人存心刻忍，观其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念，与保皇会友日前打电求救之意，亦大相反背，其手段之酷，心地之毒，门户之见，胸度之狭，于此可见一般。今特揭而出之，以质诸世之公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