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举红灯驱妖雾

高举红灯驱妖雾
解放军某部　星火　彤文
1970年1月3日

本作品收录于《人民日报》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学习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对照毒草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革命样板戏的光辉成就和现代修正主义文艺反动腐朽的本质。

《红灯记》和《一个人的遭遇》描写的事件，都是以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反法西斯斗争为背景的。前者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歌颂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后者以阴暗的笔调，极力攻击斯大林领导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恣意丑化伟大的苏联人民。这是从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从属于两种对立的政治路线的完全不同的文艺。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一定要表现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不要在描写战争的残酷性时，去渲染或颂扬战争的恐怖；不要在描写革命斗争的艰苦性时，去渲染或颂扬苦难。”

《红灯记》在这方面是一个光辉的范例。李玉和这一家不同姓的三代，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互相鼓励，互相嘱咐，饱溶着阶级的深情，充满着战斗的豪情。在阴森森的刑场上，李玉和迎着敌人的刺刀傲然挺立，面对死亡的威胁放声高歌，充分显示了他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李玉和、李奶奶壮烈牺牲以后，铁梅化悲痛为力量，“不低头，不后退，不许泪水腮边洒，流入心田开火花。万丈怒火燃烧起，要把黑地昏天来烧塌”。多么坚强的意志，多么高昂的斗志！她擦干眼泪，高举红灯，踏着先烈的足迹，又继续战斗！李玉和一家三代在严酷的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力量，足以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任何残暴的敌人！

《一个人的遭遇》却完全相反。在索科洛夫上前线的时候，作者用大量笔墨描述他老婆“眼睛浑浊”，“浑身哆嗦”，“精神失常”，“简直疯了”，……简直比送葬还要悲恸。索科洛夫自己也是一个怕死鬼，面对德国警犬的撕咬，他惊恐万状，象狗一样趴在地上，凄厉惨叫。作品的开头，曾经是孤儿的索科洛夫娶了孤儿院的一个孤儿做老婆；作品的结尾，老婆、儿子都死光了的索科洛夫又收养了一个孤儿做儿子。作者就是用这种“孤儿加孤儿”“苦难加苦难”的卑劣手法，极力宣扬战争的恐怖和苦难，反对革命战争，妄图以此来恐吓世界革命人民，扑灭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要努力塑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

《红灯记》完美地塑造了李玉和、李铁梅、李奶奶一家三代的英雄形象。雄心壮志冲云天，不屈不挠斗敌顽，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光辉代表。《一个人的遭遇》中着力描写的所谓“英雄”索科洛夫，则是一个跪倒在敌人脚下的无耻的叛徒。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红灯记》中李玉和的一系列英雄壮举，和《一个人的遭遇》中索科洛夫的一连串叛徒行径，是怎样的天殊地别。

李玉和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了。他知道“风雪来得骤”，严峻考验就在眼前。但他“浑身是胆雄赳赳”，不管敌人将摆下什么样的“酒宴”，他都“千杯万盏会应酬”。这是豪壮的战歌，这是战前的誓言。

索科洛夫刚发现被敌人包围，便“两脚发软”，“身子象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了下来。”他不肯突围，更不敢搏斗，只是想：“哦，我的末日到了。”这是绝望的呻吟，这是乞降的自白。

鸠山“本性残忍装笑容”，假献殷勤，给李玉和斟上一杯酒。李玉和将杯一推说：“实在对不起呀，我戒酒啦！”一根闷棍打乱了鸠山的阵脚，鸠山设下的“劝降宴”，变成了李玉和揭露敌人的审判场。鸠山利诱威逼，软硬兼施；李玉和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革命的精神力量完全压倒了反革命的精神力量。

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长的酒桌旁，索科洛夫垂涎三尺，挣扎半天，“好容易才使自己的眼睛离开桌子”。敌人让他“为德国胜利干杯”，他竟连饮三大杯。他啃着德国法西斯强盗“象给狗吃一样”扔给他的鸡骨头，倒觉得“沾到一点光”。真个是“敌人把你当狗用，反把耻辱当光荣”，索科洛夫出卖了苏联人民的荣誉。

李玉和身受重刑，胆气更壮，斗志更坚。他有着“真金哪怕烈火炼，要我低头难上难”，“宁可筋骨碎，决不把头回”的崇高的革命气节，有着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真是一个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的无产阶级“刚强铁汉”！

索科洛夫面对着敌人的步枪托、橡皮棍，吓得“喘不过气来”，把头“习惯成自然地缩在肩膀里”。完全是一个“贪生怕死可怜虫”。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李玉和正是这种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写照。你看他，硬骨铮铮，替山河壮志；红心耿耿，为日月增辉。他是直冲霄汉的雄鹰。索科洛夫则是赫鲁晓夫所贩卖的“脑袋丢了，原则还有什么用”的叛徒哲学的活标本。你看他，满脸奴颜，一身媚骨，卖身投敌，乞求活命。他只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英雄壮举来自英雄的崇高理想；叛徒行径来自叛徒的龌龊灵魂。

李玉和为什么能有崇高的革命气节？因为他心里是一个“公”字的天下。他从青年时代就投入了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为革命东奔西忙”。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形成了彻底革命的世界观。他深深懂得，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目标就是要彻底砸烂旧世界，“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就是要打出一个“红旗插遍”“光照人间”的新世界！

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反动军阀的白色恐怖没有把他压倒，“他誓死继先烈红灯再亮，擦干了血迹，葬埋了尸体，又上战场”；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勇往直前，“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即使被关入牢房，镣铐加身，也只能“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他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在敌人的刑场上，面对刺刀、枪口，大义凛然，视死如归。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多么壮美的精神世界啊！

索科洛夫为什么要苟且偷生？因为他心里是一个“私”字的巢穴。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漂亮”、“称心”、“贤慧的老婆”，是为了“贮藏室和走廊”，“两个房间”“两只羊”，是为了喝酒醉得“从床上滚下来”……。一句话，作者所鼓吹的“最高的信仰”和鸠山所宣扬的完全是一路货色：“为我”。

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还没上前线，就“已经心碎了”；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被敌人包围后，不用抓，不用押，主动“开步走向西方，去当俘虏”；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被敌人“赶来赶去”，“干得折断了腰”，从来不敢有半点反抗；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他对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无动于衷，“胜利日”这天他的儿子死了，他感到“埋葬了自己最后的欢乐和希望”；为了这个“最高的信仰”，什么祖国的荣誉，民族的尊严，革命的气节，他都可以出卖。这是多么低贱的情操，多么肮脏的精神世界呀！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们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塑造《红灯记》中李玉和那样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对诸如《一个人的遭遇》之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统治的毒草作品，必须彻底揭露，彻底批判！

高举红灯驱妖雾，满怀豪情育新花！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为创造无愧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的无产阶级新文艺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