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十月的教训

十月的教训
作者：列夫·托洛茨基
1924年9月15日
译者：维基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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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研究十月革命

我们沾了十月革命的光，但是十月革命却没有沾到我们的出版物的光。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部著作，来阐述十月变革的总的情况，提出它最重要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素。不仅如此，甚至那些直接说明变革准备时期各个方面或变革本身各种方面的原始材料，以及最重要的文件，直到现在也都没有公布。我们出版了许多关于十月以前时期的有关革命史和党史的文件及资料。 我们说发布的十月以后时期的资料，也不在少数。但是对十月则注意得十分不够。我们在完成变革后，似乎认定︰反正我们不会再去重复它了。我们似乎认为，研究十月，研究十月的直接准备时期、它的实现时期、它的巩固时期的头几星期的各种条件，对于完成今后建设的迫切任务没有什么直接的益处。

然而，这样的看法，尽管不是完全有意识的，也是十分错误的； 甚至还是有民族狭隘性的。假如我们不会再重复十月革命的经验，那也决不意味著我们从这经验中没有什么可学习的。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而所有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还都刚刚在著手解决自己的“十月”任务。最近一年来，我们也已经得到一些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就连西方的最老练的共产党都不仅没有切实地接受我们的十月经验，而且他们简直就是不了解它的实际情况。

固然，有人可能要指出：研究十月，甚至是出版有关十月的资料，就不能不同时提及旧日的意见分歧。可是，这样看待问题是十分无聊的。 自然，1917年的意见分歧是很深刻的，也决不是偶然的。但是，如果事情已经过了几年， 到现在还企图拿它们来作为武器去攻击当时犯了错误的人，那就过于小气了。然而，如果为了无价值的个人考虑，而回避关于十月变革中具有国际意义的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更是不能容许了。

去年，我们在保加利亚遭到两次惨重的失败。 首先，党由于抱有学究式的和宿命论的看法，放过了采取革命行动的非常有利的时机 (赞柯夫六月政变后的农民起义) 。随后，党力图纠正错误，举行了九月起义，却没有为这次起义准备好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先决条件。保加利亚的革命本来应该成为德国革命的前奏。不幸的是，不良的保加利亚前奏，在德国本土得到了更坏的发展。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在那里目击了一次十分典型的现象，表明一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十分少见的革命情况是怎样放过的。 保加利亚去年的经验也好，德国去年的经验也好，直到现在，也依然没有得到相当充分而具体的估价。 本书的作者对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做了一般的概述。（参看《西方和东方》小册子中的《在转折点上》和《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哪个阶段》两章）。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情况，都完全地和充分地证实了这个概述的正确。另外也再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打算提出任何其它的说明。但是作些概述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用丰富的实际材料具体地说明去年德国事件的发展，以便能十分具体地解释最惨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的原因。

但是，既然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从政治上和策略上说明过十月变革，那就很难谈到对保加利亚和德国事件作出分析。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十月以后，人们狂热地以为欧洲的事件将会自然而然地展开，而且时间紧迫，没有多馀的时间去从理论上吸取十月的教训。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种革命本身就将成为不可能。无产阶级不能用自发的起义取得政权：甚至在工业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德国，劳动者自发的起义(1918年11月)实际上也只能把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有产阶级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教养”、自己同旧的国家机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来掌握从其它有产阶级手里夺来的政权。至于无产阶级，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代替他们的党。各国共产党正式建立的时期只是从1921年年中才刚刚真正开始的（“争取群众”，“统一战线”等等）。“十月”的任务推延下来了。与此同时，对十月的研究也推延下来了。去年才又使我们重新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现在已经到了搜集一切文件，出版一切资料并著手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时候了。

当然，我们知道，每个民族、每个阶级、甚至每个政党主要是从自己切身经验中来学习的。但这决不是说，其它国家、阶级和政党的经验是无关重要的。不研究法国大革命、一八四八年革命和巴黎公社，即使具有一九零五年的经验，我们也永远完成不了十月变革；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了以前各次革命的结论，并继承著它们的历史路线，才创造出我们这种“民族”经验来的。以后，在整个反革命的时期内，也一直是研究一九零五年的教训和结论的。可是，对于一九一七年胜利了的革命，我们却没有做这一项工作，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过。自然，我们现在所处的不是反动年代，也不是流亡时期。况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人力和物力，也决不是那些艰苦年代所能比拟。需要做的只是明白而确切地提出在党的范围内和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研究十月革命的任务。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去年德国的教训，不止是有重要意义的预兆，而且也是严厉可怕的警告。

固然，可能有人说，即使最认真地了解了十月变革的进程，也还不会保证我们的德国党取得胜利。可是，这种笼统的而实质上是庸俗的说法，是连一步也不能使我们前进的。诚然，仅仅研究十月革命不足以在其它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可能产生下面一种情况：革命的一切先决条件都已具备，却单单缺少一个了解革命规律和方法的、有远见的、坚决的党的领导。去年在德国，恰好就是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也还会在其它国家出现。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此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欧洲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凡是没有极郑重地、而且十分具体地研究十月变革历史的，就好像一位要在现在的条件下准备新战争的军事长官，却没有研究过这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战术和技术经验。这样的军事长官，在将来必不可免地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失败。

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工具是党。根据我们的即使是仅仅取之于一年间(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的经验，并根据芬兰、匈牙利、意大利、保加利亚、德国的补充经验，可以确定：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一般说来，每当党的路线急剧转变时，就会产生党内危机。它要么成为转变的序曲，要么成为转变的后果。其原因是：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每一个时期都具有自己的特点，要求一定的工作习惯和方法。策略上的转变，表明这些习惯和方法或多或少的破坏。这就是造成党内摩擦和危机的直接和最近的根源。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曾写道：“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转变来得如此‘突然’，就像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由此就要产生一种危险：如果转变过分急剧，或者过分突然，而在以前一个时期，在党的领导机构中聚集了过多的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因素，那么党就会不能在最紧要的关头实现自己的领导，尽管它几年来或几十年来就已经准备应付这个时机了。党被危机所侵害，运动越过了党而前进，走向失败。

革命的政党受著其它政治势力的压迫。它在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要制定抵御和击退这些政治势力的对策。每当策略转变及由此而引起了内部派别变化和发生摩擦时，党的抵抗力量就要削弱。因此，由于策略转变的必要而发生的党内派别变化，往往可能远远超过自己的出发点，而成为各种阶级倾向的支柱。简言之，党如果不能与本阶级的历史任务步调一致，就要成为或者几乎成为其它阶级的间接工具。

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对于每一次严重的策略转变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于大的战略转变来说，就更为正确了。我们把政治上的策略，同在军事上的一样，看成是进行个别战役的艺术；而把战略看成是赢得胜利的艺术，也就是夺取政权的艺术。在大战以前，在第二国际时代，我们通常没有这样的区别。当时只限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这一个概念。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所运用的有议会策略、工会策略、市政公所策略、合作社策略等等。至于组合一切人力和物力——组合各兵种——来战胜敌人的问题，实际上，在第二国际时代就根本没有提出过。这是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没有规定夺取政权的任务。只是在经过一段长时间之后，到了一九零五年革命，才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或战略问题。这样也就保证了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维克具有极大的优越性。革命战略的大时代始于一九一七年，首先是在俄国，然后在整个欧洲。显然，战略并不排斥策略。因为工会运动、议会活动等等问题并没有离开我们的视野。但是现在它们具有新的意义，它们成了夺取政权的综合斗争中的附属方法。策略从属于战略。

如果说策略转变通常都要导致党内的摩擦，那么，战略转变所引起的摩擦一定会更加剧烈而深刻得多!而所谓急剧转变，这也就是无产阶级政党从准备、宣传、组织和鼓动转入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转入打倒资产阶级的武装起义。党内一切动摇、怀疑、妥协、投降的分子——孟什维克分子都会起来反对起义，为自己的反对立场寻找理论公式，而在昨天的敌人——机会主义者那里，就可以找到这些现成的理论公式。这种现象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看到。

从二月到十月这个时期内，在群众中所进行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对党的武器进行了决战前最后一次的检察和遴选。在十月里及十月以后，这个武器在伟大的历史的行动中受到了检验。 现在，在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几年以后，还去估价各种对一般的革命、特别是俄国革命的不同的观点，而对一九一七年的经验却避而不谈，这就等于搬弄无益的烦琐哲学。 那就决不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 这无异于我们争论各种各样游泳的方式的优劣，却连一眼也不肯去看一看游泳者在河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检验革命的各种观点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在革命中运用他们，正像最好的检验游泳的方法是在游泳者跳入水中的时候一样。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二月和十月

十月革命以自己的进程和结局，给了那种烦琐哲学式的搬弄马克思主义不懈的打击。这种搬弄在以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是很普遍的，它在“劳工解放社”时期就多少有点露头了，而集其大成的则是孟什维克。 这种假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把马克思那句有条件的话：“较发达的国家向较不发达的国家以后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变成为一种绝对的、超历史的(照马克思的说法)规律，并且企图根据这个规律来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策略。既然这样提出问题，那么在经济上比较发达的国家还没有树立“先例”以前，当然谈不上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问题。当然，无需争论的是：每个落后国家会在先进国家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某些特点，但却完全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经济愈加具有世界性质，则落后国家的命运就愈加特殊，因为落后国家势必把自己的落后成分同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成就结合起来。恩格斯在其《农民战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到了一定时刻——这种时刻不是到处同时到来，也不是到处在同一发展阶段上到来——，它就会开始觉察到：它的这个形影不离的同伴无产阶级已开始胜过它了。”历史发展进程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比其他任何国家的资产阶级都更早、更全面地有了这种觉察。在一九零五年前夕，列宁对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就得出了一个“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公式。正如以后整个发展所表明，只有把这个公式作为走向依靠农民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专政的一个阶段来看，才是有意义的。列宁对问题的提法充满了革命性和灵活性，是与孟什维克的公式完全和彻底对立的。根据孟什维克的公式，俄国只能重演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而社会民主党居于反对派的地位。然而，我们党内某些人，在列宁这个公式上所侧重的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而是同社会主义性对立的民主性。这样一来，又无异表明：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只能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西方开始。我们只能在英国、法国、德国之后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这样提出问题，必不可免地要陷入孟什维主义，这种情况在一九一七年就已充分暴露出来。当时，革命的任务已经不是预言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了。

在革命的现实条件下，站在把民主实行到底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为时尚早”这在政治上就是从无产阶级立场退到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到民族革命的左翼地位。

二月革命，如果把它作为独立的革命来看，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它却出现得过迟了，而且本身也不具有任何稳定性。它受到各种矛盾的冲击，这些矛盾立即在两个政权的并存中表现出来了。这样，它势必要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前奏——而事实也正是如此，要么出于某种资产阶级寡头制度之下，使俄国陷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因而对于二月革命以后所出现的时期，可以有两种看法：要么看作是“民主”革命的巩固，发展或完成时期，要么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抱有第一种看法的，不只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而且也有我们党内的相当一部分领导者。说不同的是他们确实曾经在努力尽可能地把民主革命向左推。但是说采取的方法，在实质上却是一样，那就是对执政的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而这种压力又不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范围。如果这种政策占了上风，我们党就被排除在革命的发展之外，归根到底，我们所遭到的将是没有党的领导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起义。换句话说，我们所遭到的将是大规模的七月事变，就是说，不是插曲，而是惨败了。 十分明显，这种惨败的直接后果就是党的毁灭。这样，意见分歧的整个深刻性也就可以想见了。 在革命初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影响自然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群众，也就是农民群众在人名中为数众多和革命本身的不成熟性。真是革命的不成熟性，加上战争造成的十分特殊的条件，才使得小资产阶级革命者获得了领导权，或者说最低限度获得了一种形似的领导权，以保卫资产阶级对于政权的历史权利。但这绝不是说，俄国革命只能走它从1917年2月到10月所走的那条道路。这条道路的产生，不只是由于阶级关系，而且也是由于战争所造成的那些临时条件。由于战争，农民才组织起来并武装起来，成为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以领导农村群众之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已在被战争激怒起来的农民军队中找到了自然的支柱。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就利用这支数以千百万计的军队的力量来压迫无产阶级，并在初期把它领导起来，因为这股力量曾经是支配一切的。在同样的阶级基础上，革命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进程。战前所发生的一些事件，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1914年7月，革命罢工震撼了彼得格勒。事态发展到了公开的巷战。在这次运动中，领导权无条件地落到我们党的地下组织和公开合法的报刊手中。布尔什维主义在与取消派和一般小资产阶级党派直接斗争中，加强了自己的势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就意味著布尔什维克党的发展。1914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如果局势发展到苏维埃的话——很可能在初期就已经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了。农村的觉醒活动也会在布尔什维克所主持的城市苏维埃的直接和间接领导下进行。这并不一定意味著：社会革命党人会立即从农村消失。不是的。农民革命在开始阶段，很可能是在民粹主义的旗帜下进行。但是照我们所设想的事件发展情况，民粹派本身觉被迫把自己的左翼推出来，与城市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寻求联合。很明显，在这种场合下，起义的直接结局也将首先决定于与农民有联系的军队的士气和行动。如果没有大战爆发，因而没有在发展的链条上加进一个新的重大环节的话，1914——1915年的运动能够获得胜利吗？这一点是无法猜测的，而且也没有必要去猜测。但是有许多情况说明，如果胜利的革命是沿著那条以1914年7月事变开端的道路展开的话，那么沙皇政府的推翻，就大半意味著革命的工人苏维埃直接取得政权，而这些苏维埃将通过（在初期！）民粹派左翼，把农民群众引上自己的轨道。

战争中断了正在展开的革命运动，革命延迟了，可是随后又异乎寻常地加速了。战争通过千百万计的军队，为小资产阶级的党造成了一个十分特殊的效果，即创立了一个不仅是社会的、而且也是有组织的基础。要知道，农民的特点，就是固然人数众多，但即使当他们具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也是难于把他们组织起来！小资产阶级的党依托了现成的组织，即军队，来威胁无产阶级，而且引诱他们走上护国主义——这就是为什么列宁立即气愤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个旧口号的原因，因为它在新的条件下，就意味著变布尔什维克党为护国派集团的左翼。列宁认为，主要的任务是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从护国主义的泥潭中拖出来。只是在这种条件下，无产阶级才能在下一阶段成为农村劳动群众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样一来，又该如何看待民主革命呢，或者更确切些说，又该如何看待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呢？列宁毫不容情地驳斥了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他说，他们“在我党历史上不止一次起过可悲作用……只会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不要向旧公式看齐，而要向新的现实看齐。”列宁问道：“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他回答说：“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当然毫无疑问，每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找到自己未来的一些特点，却谈不上整个发展的重演。相反，当资本主义经济越发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落后国家的发展就越发具有具有创造力，这些国家都必将其自身的落后因素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成果相结合。正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的：“在某一时刻，这一时刻不一定会是骤然爆发，也不一定需要等到所有地方都达到发展的同一阶段才会发生——那时，资产阶级就会开始发现：他们的第二个自我，即无产阶级，已经超越他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