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思/编辑-正心得自由
评价施琅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
在评价涉及民族关系问题的历史人物时，应该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民族同汉族一样，一旦强盛起来，也曾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过政权。仔细研读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关的研究论著，不难发现施琅不仅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个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杰出的爱国者。 施琅（1621—1696年），在清王朝中历任广东提督、福建水师提督等职。 三百多年来，由于“忠君”的道德观念和正统的大汉族主义观念的作祟，不论是民间还是史学界对施琅的评价大多是贬多于褒，抑多于扬。大量有关施琅原始记录中那些熠熠生辉的史料，长期为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所障蔽、所曲解。一个对中华民族有过重大历史贡献的施琅，变成了“汉jian”、“历史罪人”。令人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经过几次学术讨论，一致肯定了施琅靖海宁疆、统一台湾的丰功伟绩，指出他是一位值得赞颂的历史人物。但是，最近海峡两岸还有一些学者撰文斥责施琅是一个“叛国”的罪人，必须和投降日寇的大汉奸汪精卫一样“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等等。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分歧。 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对施琅作出历史评价呢？ 应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 施琅活动于明末清初，曾经是郑成功的部将，文韬武略俱佳。后因反对郑氏舍水就陆的战略方针和强征百姓粮饷的做法，和郑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最后导致其父施大宣、弟施显因受株连而被杀。施琅在争取和郑氏和好无望的情况下被迫降清。是年为顺治八年（1651年），其时清政府已建都北京，且已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建立起它的统治。这里且不说施琅降清是事出有因，属于逼上梁山，仅就降清此举本身来说，也不能斥之为“叛国”。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对此，不仅史学界的泰斗范文澜、翦伯赞诸位先生已阐述得清清楚楚，而且中学的历史课本也讲得明明白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历史上汉族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政权，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政权。在历史上明朝之后有一个清朝，满族建立的清政权是中国政权，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既然清政权不是外国，那么，就不能斥施琅降清为“叛国”。因此事将他和背叛中华民族、充当日寇走狗的汪精卫相提并论，更是毫无根据，错上加错。这种错误观点实质上是民族偏见、民族情绪的宣泄，谈不上学术研究。 在评价涉及民族关系问题的历史人物时，应该从多民族国家的前提出发进行评价。以多民族国家为前提，是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都是同胞兄弟。从历史角度看，这些民族同汉族一样，一旦强盛起来，也曾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建立过政权。不容置疑，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建立清朝的满族，早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对这些人物的评价，很重要的一条标准，就是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顺应历史的潮流，他们的主张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离开这个前提，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或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去褒贬历史人物，必然得出不利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共同利益的结论。对明末清初这段历史有关人物的评价尤其应当冷静和客观。我们赞成施伟青先生在《施琅年谱考略》一书中指出的：“明清鼎革之际，包括满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是在血与火的痛苦冲突中推动中国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各族人民既都有牺牲，也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清军入关初期，实行过诸如剃发、圈地以及屠城等民族压迫政策，一部分汉人起而反对民族压迫，自然是正义之举。当清军统一中国已成大势所趋，而且由于大量汉人参政以及清统治者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已逐步放弃上述野蛮的民族压迫政策时，统一便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成为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抗清，并提出“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任何积极意义了。郑成功之所以被称为民族英雄，其功绩在于从荷兰殖民主义者手中收复台湾，而不在坚持抗清；施琅之所以得到后人垂青，也正是他统一了台湾，巩固了东南沿海的疆域。 那么，怎样从总体上看待明末清初这段历史呢？正如施伟青先生所指出的“十六世纪后期，明政权已是腐败透顶，自身又不具备调节能力，其覆灭是势所必然。”而李自成的农民军一进入北京就“内部矛盾加剧”、“纪律败坏”，遂铸成无可挽回的败局；只有“生气勃勃”的清王朝，能建立“一个稳定的、励精图治”的政权，并统一中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一大批明王朝的旧臣走到清王朝，为清王朝的安邦定国效力，就不应该受到非议。无论这些人是来自明政权还是来自抗清队伍，只要他们确实为发展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作出过贡献，就应当肯定他们。施琅为统一台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些人在无法否认这个事实的同时，却说什么施琅“叛郑”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规范。众所周知，“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道德规范，时人以此看待施琅“叛郑”，尚属情有可原。今人还坚持三百年前的这种看法，并津津乐道，就未必妥当了。人们是否想到：如果承认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人员之一，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那么，以反对清朝入关和反对明臣事清，并把后者称为“汉奸”来标榜自己“爱国主义立场”，就值得怀疑了。因为，从本质上看，他们爱的不过是腐败的明王朝，而不是发展着的中国。 事实上，这种观念不仅陈腐，而且很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来自国外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的观点。自近代以来，日、俄、美等国的一些学者为配合本国统治者侵略中国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谬论，说什么“中国人仅指汉族”、“中国东北除汉族外的各民族不是中国人”；“中国的范围仅指长城以南，以北的土地不是中国领土”等等。 从这些言论中不难看出，我们一些学者的陈腐观念已经为别有用心的外国学者所利用。 施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
仔细研读施琅的奏稿及今人有关的研究论著，不难发现施琅不仅不是中华民族的罪人，而且是一个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杰出的爱国者。
施琅降清后所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奉旨专征台湾。当时的台湾被郑氏割据政权所占据，郑氏政权无力统一全国，但又不甘心归降清朝，与大陆保持着军事对峙，给两岸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康熙平定三藩叛乱后，为消灭郑氏势力，宁海靖疆，任命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令其统领福建水师征台。施琅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于六月二十二日经鏖战一举攻克澎湖。接着他利用兵临台岛的有利态势，积极开展招抚，促使郑氏集团率众降清，台湾本岛不战而下。施琅入台后，冷静地处理国事和家仇的关系，没有诛杀一人，而且刑牲奉币祭告郑成功庙，肯定郑成功开发台湾的贡献。
他还疏请减轻台民的赋税负担，妥善安置归降的郑氏官兵，这表现了他以国事为重，心存民族大义。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他那篇《恭陈台湾弃留疏》（见《靖海纪事》卷下）。郑氏集团降清后，清政府内部有人主张放弃台湾，甚至认为可以把台湾送给荷兰人。康熙起初对台湾的弃留问题也不够重视，认为“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十月一日条）。施琅见状，遂题呈著名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他首先指出台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处于大陆东南海中，“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荷兰人对台湾无时不在“涎贪”，如果一旦让其占有台湾，他们必定会以台湾作为基地，利用“精壮坚大”的战舰进犯大陆沿海。“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其次，施琅指出，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弃之未免可惜。“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遍野种植有各种竹木，“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还盛产木棉，“经织不乏”，“舟帆四达，丝缕踵至”，这样的宝岛，怎么能弃之不顾或拱手送人呢？复次，他指出，守卫台湾不会增加清政府的财政负担，可以采用汰减“内地溢设之官兵”以分防台湾的办法，以做到“无添兵增饷之费”。最后，施琅再次强调，由于“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因此，不要说因其物产丰富，“固当议留”，即使是“不毛荒壤，必藉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真是掷地有声。如果没有炽热的爱国热忱，维护国家一统的强烈愿望，怎么可能题呈这样的奏疏，提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呢？这岂是一个叛国的汉奸罪人所能为？ 施琅力主留台的意见终于被清政府所采纳，清政府在台湾设府管理，屯兵戌守，从此台湾正式投入祖国的怀抱，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施琅陈述的理由折服了康熙和朝中大臣，不如说是他的冷静、热情和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怀打动了康熙与朝中大臣。试想，如果没有施琅的率师征台和疏请留台，今天的台湾恐怕早已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了，掌握台湾命运的也不可能是中国人了。 施琅一贯坚定地主张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早在康熙七年（1668年）他就上疏反对清政府为对付郑氏而采取的迁界政策，他心情沉重地说：“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海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靖海纪事》卷上，《尽陈所见疏》）15年后他力主留台，可以视为是其“安可以既得封疆而复割弃”的思想主张的再现。 《靖海纪事》收有施琅族叔施德馨所撰施琅传记《襄壮公传》，书中记载施琅在儿童时代曾就塾读经，中年后调入京任内大臣13年期间则攻读史籍不已，“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可见施琅虽为武将，却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追求大一统的理想，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源。 目前，我们也有实现统一台湾的重大使命。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吧，施琅———这位曾经为统一两岸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者，近年来备受“台独”的仇视。翻开台湾出版的一些报刊，经常可以看到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山针对“台独”所进行的军事演习和施琅从东山渡海征台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加以肆意诋毁的文章。我们不难从这些文章的背面悟出施琅屡遭无端诬蔑的现实缘由。 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傅衣凌先生指出：“郑成功的复台和施琅的复台虽各有具体原因，但是都隐藏着中华民族的大义。”“两人的处境不同，征台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则有同样的认识，都坚定地主张保卫台湾。从他们两人对台湾的认识来说，我们说施琅不是郑成功的叛徒，而是他的继承者。”傅先生对施琅的评价是很中肯的，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