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自序

《嘗試集》自序
作者:胡適
1919年8月1日

  我這三年以來做的白話詩若干首,分做兩集,總名為《嘗試集》。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我的朋友錢玄同曾替《嘗試集》做了一篇長序,把應該用白話做文章的道理說得很痛快透切。我現在自己作序,只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產生的歷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於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內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裡總覺得律詩難做。後來偶然做了一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後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讀杜詩,只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討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只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前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於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我近來在一本舊筆記里(名《自勝生隨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麓堂詩話》)

  東坡雲,「詩須有為而作」。元遺山雲,「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錄《南濠詩話》)

  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兩三首,民國成立後,任叔永(鴻雋)、楊杏佛(銓)同來綺色佳(Ithaca),有了做詩的伴當了。集中《文學篇》所說: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去國集》裡的《耶穌誕節歌》和《久雪後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意味。後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態度更顯明了。《藏暉室札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

  ……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撲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

  (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侖比亞大學,梅覲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覲莊。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來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覲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辨【辯?】論。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適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於重形式而去精神,在於以文勝質。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二,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覲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別,亦不盡當。即如白香山詩,「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適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莊所謂「文之文字」。……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只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脈懷》。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裡,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覲莊認做「僅移文之文字於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爭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札記》第十冊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為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何獨於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自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於恢復散文,講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適於用,於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禪門所嘗用,以俚語說理紀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其時之詞也,曲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儻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後七子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卻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得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四月十三日)

  這首詞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國集》的尾聲,是《嘗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嘗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詩。這首詩里有「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說:

  ……詩中「言棹輕楫」之言字及「載笑載言」之載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兩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這幾句話觸怒了一位旁觀的朋友。那時梅覲莊在綺色佳過夏,見了我給叔永的信,他寫信來痛駁我道:

  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為創穫,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選擇,教育,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父皆足為詩人美術家矣。

  甚至非洲黑蠻,南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

  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覲莊這封信不但完全誤解我的主張,並且說了一些沒有道理的話,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遊戲詩答他。這首詩雖是遊戲詩,也有幾段莊重的議論。如第二段說:

  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說: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煉,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這一段全是後來用白話作實地試驗的意思。

  這首白話遊戲詩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遊戲,一半是有意試做白話詩。不料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覲莊來信大罵我,他說: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最著者有所謂Futurism,Imagism, Free Verse,及各種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眾,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信尾又有兩段添入的話: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頗使我不心服,因為我主張的文學革命,只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並沒有關係;有時借鏡於西洋文學史也不過舉出三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產生「國語的文學」的歷史,因為中國今日國語文學的需要很像歐洲當日的情形,我們研究他們的成績,也許使我們減少一點守舊性,增添一點勇氣。覲莊硬派我一個「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來信說: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盦、陳伯嚴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之文學,更無吾儕側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話)作詩,則仆期期以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高腔京調,而陶謝李杜之流,將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覲莊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為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只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

  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

  三、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何也?時代不同也。

  四、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之。

  ……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儘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儻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游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裡只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於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話, 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

  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後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討論的益處了。

  我的《嘗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裡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着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這個目的做去。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以上說《嘗試集》發生的歷史。現在且說我為什麼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於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度。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第二,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很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內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試驗的結果,仔細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靜氣的批評,使我也可以知道這種試驗究竟有沒有成績,用的試驗方法,究竟有沒有錯誤。第三,無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供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態度。

  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說:「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甚至於南社的柳亞子也要高談文學革命。但是他們的文學革命論只提出一種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劃。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形式上的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的問題。等到人問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大道」是什麼,他們可回答不出了。這種沒有具體計劃的革命,——無論是政治的是文學的——決不能發生什麼效果。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但是國內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我們對於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對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科學家遇着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只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只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我們這三年來,只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詩,做無韻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要更好一點。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

  我這本集子裡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的精神。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的試驗室里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嘗試」。他們永不來嘗試嘗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穌說得好:「收穫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

  我且引我的《嘗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八年八月一日 胡適

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62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6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區(包括兩岸四地、馬來西亞),屬於公有領域


這部作品也可能在本國本地版權期限更長,但對外國外地作品應用較短期限規則的國家以及地區(包括新加坡、加拿大、韓國、新西蘭),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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