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試集》自序

《嘗試集》自序
作者：胡適
1919年8月1日

　　我這三年以來做的白話詩若干首，分做兩集，總名為《嘗試集》。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以前的詩為第一集，以後的詩為第二集。民國五年七月以前，我在美國做的文言詩詞刪剩若干首，合為《去國集》，印在後面作一個附錄。

　　我的朋友錢玄同曾替《嘗試集》做了一篇長序，把應該用白話做文章的道理說得很痛快透切。我現在自己作序，只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產生的歷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

　　我做白話文字，起於民國紀元前六年（丙午），那時我替上海《競業旬報》做了半部章回小說，和一些論文，都是用白話做的。到了第二年（丁未），我因腳氣病，出學堂養病。病中無事，我天天讀古詩，從蘇武、李陵直到元好問，單讀古體詩，不讀律詩。那一年我也做了幾篇詩，內中有一篇五百六十字的《游萬國賽珍會》，和一篇近三百字的《棄父行》；以後我常常做詩，到我往美國時，已做了兩百多首詩了。我先前不做律詩，因為我少時不曾學對對子，心裡總覺得律詩難做。後來偶然做了一些律詩，覺得律詩原來是最容易做的玩意兒，用來做應酬朋友的詩，再方便也沒有了。我初做詩，人都說我像白居易一派。後來我因為要學時髦，也做一番研究杜甫的工夫。但是我讀杜詩，只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詠懷》一類的詩，律詩中五律我極愛讀，七律中最討厭《秋興》一類的詩，常說這些詩文法不通，只有一點空架子。

　　自民國前六、七年到民國前二年（庚戌），可算是一個時代。這個時代已有不滿意於當時舊文學的趨向了。我近來在一本舊筆記里（名《自勝生隨筆》，是丁未年記的）翻出這幾條論詩的話：

　　作詩必使老嫗聽解，固不可；然必使士大夫讀而不能解，亦何故耶？（錄《麓堂詩話》）

　　東坡雲，「詩須有為而作」。元遺山雲，「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錄《南濠詩話》）

　　這兩條都有密圈，也可見我十六歲時論詩的旨趣了。

　　民國前二年，我往美國留學。初去的兩年，作詩不過兩三首，民國成立後，任叔永（鴻雋）、楊杏佛（銓）同來綺色佳（Ithaca），有了做詩的伴當了。集中《文學篇》所說：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

　　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都是實在情形。在綺色佳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所以我那幾年的詩，膽子已大得多。《去國集》裡的《耶穌誕節歌》和《久雪後大風作歌》都帶有試驗意味。後來做《自殺篇》，完全用分段作法，試驗的態度更顯明了。《藏暉室札記》第三冊有跋《自殺篇》一段，說：

　　……吾國作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撲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貴推（Goethe）與白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全篇為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途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民國三年七月七日）

　　又跋云：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為古人成法所拘，蓋頗能獨立矣。

　　（七月八日）

　　民國四年八月，我作一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文中列舉方法幾條，還不曾主張用白話代文言。但那時我已明言「文言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又說：「活文字者，日用語言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札記》第九冊）

　　四年九月十七夜，我因為自己要到紐約進哥侖比亞大學，梅覲莊（光迪）要到康橋進哈佛大學，故作一首長詩送覲莊。詩中有一段說：

　　梅君梅君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

　　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雲菲，縮地戡天差可儗。梅君梅君毋自鄙！

　　原詩共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不料這十一個外國字就惹出了幾年的筆戰！任叔永把這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我接到這詩，在火車上依韻和了一首，寄給叔永諸人：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來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梅覲莊誤會我「作詩如作文」的意思，寫信來辨【辯？】論。他說：

　　……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謂之改良，則不可也。……以其太易易也。

　　這封信逼我把詩界革命的方法表示出來。我的答書不曾留稿。今抄答叔永書一段如下：

　　適以為今日欲救舊文學之弊，先從滌除「文勝」之弊入手。今人之詩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耳。其中實無物可言。其病根在於重形式而去精神，在於以文勝質。詩界革命當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二，當用「文之文字」時，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之弊也。……覲莊所論「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之別，亦不盡當。即如白香山詩，「城雲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李義山詩，「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諸例所用文字，是「詩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適贈足下詩，「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莊所謂「文之文字」。……可知「詩之文字」原不異「文之文字」：正如詩之文法原不異文之文法也。（五年二月二日）

　　「詩之文字」一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因為有許多人只認風花雪月，蛾眉，朱顏，銀漢，玉容，等字是「詩之文字」，做成的詩讀起來字字是詩！仔細分析起來，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我主張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工夫，如白居易的《道州民》，如黃庭堅的《題蓮華寺》，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脈懷》。這類的詩，詩味在骨子裡，在質不在文！沒有骨子的濫調詩人決不能做這類的詩。所以我的第一條件便是「言之有物」。因為注重之點在言中的「物」，故不問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還是文的文字。覲莊認做「僅移文之文字於詩」，所以錯了。

　　這一次的爭論是民國四年到五年春間的事。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札記》第十冊有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為無韻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何獨於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自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於恢復散文，講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適於用，於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禪門所嘗用，以俚語說理紀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其時之詞也，曲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儻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跡。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跡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後七子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卻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得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過了幾天，我填了一首「沁園春」詞，題目就叫做《誓詩》，其實是一篇文學革命宣言書：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四月十三日）

　　這首詞上半所攻擊的是中國文學「無病而呻」的惡習慣。我是主張樂觀，主張進取的人，故極力攻擊這種卑弱的根性。下半首是《去國集》的尾聲，是《嘗試集》的先聲。

　　以下要說發生《嘗試集》的近因了。

　　五年七月十二日，任叔永寄我一首《泛湖即事》詩。這首詩里有「言棹輕楫，以滌煩疴」，和「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我回他的信說：

　　……詩中「言棹輕楫」之言字及「載笑載言」之載字，皆系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兩句，上句為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七月十六日）

　　不料這幾句話觸怒了一位旁觀的朋友。那時梅覲莊在綺色佳過夏，見了我給叔永的信，他寫信來痛駁我道：

　　足下所自矜為文學革命真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為非「二十世紀之活字」。……夫文字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足下以俗語白話為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鍛煉，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炫為創穫，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選擇，教育，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父皆足為詩人美術家矣。

　　甚至非洲黑蠻，南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

　　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乎？

　　覲莊這封信不但完全誤解我的主張，並且說了一些沒有道理的話，故我做了一首一千多字的白話遊戲詩答他。這首詩雖是遊戲詩，也有幾段莊重的議論。如第二段說：

　　文字沒有雅俗，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豈非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又如第五段說：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拿來鍛煉，拿來琢磨，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這一段全是後來用白話作實地試驗的意思。

　　這首白話遊戲詩是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做的，一半是朋友遊戲，一半是有意試做白話詩。不料梅、任兩位都大不以為然。覲莊來信大罵我，他說：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最著者有所謂Futurism，Imagism， Free Verse，及各種Decadent movements in Literature and in Arts。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眾，以眩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信尾又有兩段添入的話：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七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頗使我不心服，因為我主張的文學革命，只是就中國今日文學的現狀立論；和歐美的文學新潮流並沒有關係；有時借鏡於西洋文學史也不過舉出三四百年前歐洲各國產生「國語的文學」的歷史，因為中國今日國語文學的需要很像歐洲當日的情形，我們研究他們的成績，也許使我們減少一點守舊性，增添一點勇氣。覲莊硬派我一個「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的罪名，我如何能心服呢？

　　叔永來信說：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為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即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盦、陳伯嚴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之文學，更無吾儕側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為，何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唯以此（白話）作詩，則仆期期以為不可。……今且假令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高腔京調，而陶謝李杜之流，將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七月二十四夜）

　　覲莊說，「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叔永說，「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於詩」，這是我最不承認的。我答叔永信中說：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此下舉放翁詩及山谷稼軒詞為例），……總之，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為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這一段乃是我的「文學的實驗主義」。我三年來所做的文學事業只不過是實行這個主義。

　　答叔永書很長，我且再抄一段：

　　……今且用足下之字句以述吾夢想中之文學革命曰：

　　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敢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要令國中之陶謝李杜皆能用白話京調高腔作詩。

　　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高腔之中產出幾許陶謝李杜。

　　三、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仍作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則決不能更有當日的價值與影響。何也？時代不同也。

　　四、吾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謝不似李杜的白話詩。與其作一個學這個學那個的鄭蘇盦、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大道而弗由」的胡適之。

　　……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七月二十六日）

　　這是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詩詞。過了幾天，我再答叔永道：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為文言決不足為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庵、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作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尚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為韻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辟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儘是沙磧不毛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儻幸而有成，則辟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八月四日）

　　這時我已開始作白話詩。詩還不曾做得幾首，詩集的名字已定下了，那時我想起陸游有一句詩：「嘗試成功自古無！」我覺得這個意思恰和我的實驗主義反對，故用「嘗試」兩字作我的白話詩集的名字，要看「嘗試」究竟是否可以成功。那時我已打定主意，努力做白話詩的試驗；心裡只有一點痛苦，就是同志太少了，「須單身匹馬而往」，我平時所最敬愛的一班朋友都不肯和我同去探險。但是我若沒有這一班朋友和我打筆墨官司，我也決不會有這樣的嘗試決心。莊子說得好：「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我至今回想當時和那班朋友，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樂趣，覺得那真是人生最不容易有的幸福。我對於文學革命的一切見解，所以能結晶成一種有系統的主張，全都是同這一班朋友切磋討論的結果。五年八月十九日我寫信答朱經農（經）中有一段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陳套語，

　　三、不講對仗，

　　四、不避俗字俗話， 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一方面。

　　六、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不摹仿古人，須語語有個我在，

　　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內容）的一方面。

　　這八條，後來成為一篇《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六年一月一日出版），即此一端，便可見朋友討論的益處了。

　　我的《嘗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九月我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了，這一年之中，白話詩的試驗室里只有我一個人。因為沒有積極的幫助，故這一年的詩，無論怎樣大膽，終不能跳出舊詩的範圍。

　　我初回國時，我的朋友錢玄同說我的詩詞「未能脫盡文言窠臼」，又說「嫌太文了！」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這話我初聽了很覺得奇怪。後來平心一想，這話真是不錯。我在美洲做的《嘗試集》，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裡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些詩的大缺點就是仍舊用五言七言的句法。句法太整齊了，就不合語言的自然，不能不有截長補短的毛病，不能不時時犧牲白話的字和白話的文法，來牽就五七言的句法。音節一層，也受很大的影響：第一，整齊劃一的音節沒有變化，實在無味；第二，沒有自然的音節，不能跟着詩料隨時變化。因此，我到北京以後所做的詩，認定一個主義：若要做真正的白話詩，若要充分採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音節，非做長短不一的白話詩不可。這種主張，可叫做「詩體的大解放」。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這樣方才可有真正白話詩，方才可以表現白話的文學可能性。《嘗試集》第二編中的詩雖不能處處做到這個理想的目的，但大致都想朝着這個目的做去。這是第二集和第一集的不同之處。

　　以上說《嘗試集》發生的歷史。現在且說我為什麼趕緊印行這本白話詩集。我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很快很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於白話詩仍舊很懷疑；還有許多人不但懷疑，簡直持反對的態度。因此，我覺得這個時候有一兩種白話韻文的集子出來，也許可以引起一般人的注意，也許可以供贊成和反對的人作一種參考的材料。第二，我實地試驗白話詩已經三年了，我很想把這三年試驗的結果供獻給國內的文人，作為我的試驗報告。我很盼望有人把我試驗的結果，仔細研究一番，加上平心靜氣的批評，使我也可以知道這種試驗究竟有沒有成績，用的試驗方法，究竟有沒有錯誤。第三，無論試驗的成績如何，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給大家的。這一件可供獻的事就是這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我們這一班人的文學革命論所以同別人不同，全在這一點試驗的態度。

　　近來稍稍明白事理的人，都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即如我的朋友任叔永他也說：「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甚至於南社的柳亞子也要高談文學革命。但是他們的文學革命論只提出一種空蕩蕩的目的，不能有一種具體進行的計劃。他們都說文學革命決不是形式上的革命，決不是文言白話的問題。等到人問他們所主張的革命「大道」是什麼，他們可回答不出了。這種沒有具體計劃的革命，——無論是政治的是文學的——決不能發生什麼效果。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我們也知道單有白話未必就能造出新文學；我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要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我們認定白話實在有文學的可能，實在是新文學的唯一利器。但是國內大多數人都不肯承認這話，——他們最不肯承認的，就是白話可作韻文的唯一利器。我們對於這種懷疑，這種反對，沒有別的法子可以對付，只有一個法子，就是科學家的試驗方法。科學家遇着一個未經實地證明的理論，只可認他做一個假設；須等到實地試驗之後，方才用試驗的結果來批評那個假設的價值。我們主張白話可以做詩，因為未經大家承認，只可說是一個假設的理論。我們這三年來，只是想把這個假設用來做種種實地試驗，——做五言詩，做七言詩，做嚴格的詞，做極不整齊的長短句；做有韻詩，做無韻詩，做種種音節上的試驗，——要看白話是不是可以做好詩，要看白話詩是不是比文言詩要更好一點。這是我們這班白話詩人的「實驗的精神」。

　　我這本集子裡的詩，不問詩的價值如何，總都可以代表這點實驗的精神。這兩年來，北京有我的朋友沈尹默，劉半農，周豫才，周啟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諸位，美國有陳衡哲女士，都努力作白話詩。白話詩的試驗室里的試驗家漸漸多起來了。但是大多數的文人仍舊不敢輕易「嘗試」。他們永不來嘗試嘗試，如何能判斷白話詩的問題呢？耶穌說得好：「收穫是很好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大膽把這本《嘗試集》印出來，要想把這本集子所代表的「實驗的精神」貢獻給全國的文人，請他們大家都來嘗試嘗試。

　　我且引我的《嘗試篇》作這篇長序的結論：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丹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那有這樣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

　　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大家都來嘗試！

八年八月一日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