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
作者:胡適
1919年7月20日

  我到北京不到兩個月。這一天我在中央公園裡吃冰,幾位同來的朋友先散了;我獨自坐着,翻開幾張報紙看看,只見滿紙都是討伐西南和召集新國會的話。我懶得看那些瘋話,丟開報紙,抬起頭來,看見前面來了一男一女,男的抱着一個小孩子,女的手裡牽着一個三四歲的孩子。我覺得那男的好生面善,仔細打量他,見他穿一件很舊的官紗長衫,面上很有老態,背脊微有點彎,因為抱着孩子,更顯出曲背的樣子。他看見我,也仔細打量。我不敢招呼,他們就過去了。走過去幾步,他把小孩子交給那女的,他重又回來,向我道,「你不是小山嗎?」我說,「正是。你不是朱子平嗎?我幾乎不敢認你了!」他說,「我是子平,我們八九年不見,你還是壯年,我竟成了老人了,怪不得你不敢招呼我」。

  我招呼他坐下,他不肯坐,說他一家人都在後面坐久了,要回去預備晚飯了。我說,「你現在是兒女滿前的福人了。怪不得要自稱老人了」。他嘆口氣,說,「你看我狼狽到這個樣子,還要取笑我?我上個月見着伯安、仲實弟兄們,才知道你今年回國。你是學哲學的人,我有個問題要來請教你,我問過多少人,他們都說我有神經病,不大理會我。你把住址告訴我,或明天來看你。今天來不及談了」。

  我把住址告訴了他,他匆匆的趕上他的妻子,接過小孩子,一同出去了。

  我望着他們出去,心裡想道:朱子平當初在我們同學裡面,要算一個很有豪氣的人,怎麼現在弄得這樣潦倒?看他見了一個多年不見的老同學,一開口就有什麼問題請教,怪不得人說他有神經病。但不知他因為潦倒了才有神經病呢?還是因為有了神經病所以潦倒呢?……  

  第二天一大早,他果然來了。他比我只大得一歲,今年三十歲。但是他頭上已有許多白髮了。外面人看來,他至少要比我大十幾歲。

  他還沒有坐定,就說,「小山,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問他什麼問題。他說,「我這幾年以來,差不多沒有一天不問自己道: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想了幾年,越想越想不通。朋友之中也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起先他們給我一個『哲學家』的綽號,後來他們竟叫我做朱瘋子了!小山,你是見多識廣的人,請你告訴我,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我說,「子平,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現在的人最怕的是有人問他這個問題。得意的人聽着這個問題就要掃興,不得意的人想着這個問題就要發狂。他們是聰明人,不願意掃興,更不願意發狂,所以給你一個瘋子的綽號,就算完了。——我要問你,你為什麼想到這個問題上去呢?」

  他說,「這話說來很長,只怕你不愛聽。」

  我說我最愛聽。他嘆了一口氣,點着一根紙煙,慢慢的說。以下都是他的話。

  我們離開高等學堂那一年,你到英國去了,我回到家鄉,生了一場大病,足足的病了十八個月。病好了,便是辛亥革命,把我家在漢口的店業就光復掉了。家裡生計漸漸困難,我不能不出來謀事。那時伯安、石生一班老同學都在北京,我寫信給他們,托他們尋點事做。後來他們寫信給我,說從前高等學堂的老師陳老先生答應要我去教他的孫子。我到北京,就住在陳家。陳老先生在大學堂教書,又擔任女子師範的國文,一個月拿的錢很多,但是他的兩個兒子都不成器,老頭子氣得很,發憤要教育他幾個孫子成人。但是他一個人教兩處書,那有工夫教小孩子?你知道我同伯安都是他的得意學生,所以他叫我去,給我二十塊錢一個月,住的房子,吃的飯,都是他的,總算他老先生的一番好意。

  過了半年,他對我說,要替我做媒。說的是他一位同年的女兒,現在女子師範讀書,快要畢業了。那女子我也見過一兩次,人倒很樸素穩重。但是我一個月拿人家二十塊錢,如何養得起家小?我把這個意思回復他,謝他的好意。老先生有點不高興,當時也沒說什麼。過了幾天,他請了伯安、仲實弟兄到他家,要他們勸我就這門親事。他說,「子平的家事,我是曉得的。他家三代單傳,嗣續的事不能再緩了。二十多歲的少年,那裡怕沒有事做?還怕養不活老婆嗎?我替他做媒的這頭親事是再好也沒有的。女的今年就畢業,畢業後還可在本京蒙養院教書,我已經替他介紹好了。蒙養院的錢雖不多,也可以貼補一點家用。他再要怕不夠時,我把女學堂的三十塊錢讓他去教。我老了,大學堂一處也夠我忙了。你們看我這個媒人總可算是竭力報效了」。

  伯安弟兄把這番話對我說,你想我如何能再推辭。我只好寫信告訴家母。家母回信,也說了許多「三代單傳,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話。又說,「陳老師這番好意,你稍有人心,應該感激圖報,豈可不識抬舉?」

  我看了信,曉得家母這幾年因為我不肯娶親,心裡很不高興,這一次不過是借題發點牢騷。我仔細一想,覺得做了中國人,老婆是不能不討的,只好將就點罷。

  我去找到伯安、仲實,說我答應訂定這頭親事,但是我現在沒有積蓄,須過一兩年再結婚。

  他們去見老先生,老先生說,「女孩子今年二十三歲了,他父親很想早點嫁了女兒,好替他小兒子娶媳婦。你們去對子平說,叫他等女的畢業了就結婚。儀節簡單一點,不費什麼錢。他要用木器家具,我這裡有用不着的,他可以搬去用。我們再替他邀一個公份,也就可以夠用了」。

  他們來對我說,我沒有話可駁回,只好答應了。過了三個月,我租了一所小屋,預備成親。老先生果然送了一些破爛家具,我自己添置了一點。伯安、石生一些人發起一個公份,送了我六十多塊錢的賀儀,只夠我替女家做了兩套衣服,就完了。結婚的時候,我還借了好幾十塊錢,才勉強把婚事辦了。

  結婚的生活,你還不曾經過。我老實對你說,新婚的第一年,的確是很有樂趣的生活。我的內人,人極溫和,他曉得我的艱苦,我們從不肯亂花一個錢。我們只用一個老媽,白天我上陳家教書,下午到女師範教書,他到蒙養院教書。晚上回家,我們自己做兩樣家鄉小菜,吃了晚飯,閒談一會,我改我的卷子,他陪我坐着做點針線。我有時做點文字賣給報館,有時寫到夜深才睡。他怕我身體過勞,每晚到了十二點鐘,他把我的墨盒紙筆都收了去,吹滅了燈,不許我再寫了。

  小山,這種生活,確有一種樂趣。但是不到七八個月,我的內人就病了,嘔吐得很利害。我們猜是喜信,請醫生來看,醫生說八成是有喜。我連忙寫信回家,好叫家母歡喜。老人家果然歡喜得很,托人寫信來說了許多孕婦保重身體的法子,還做了許多小孩的衣服小帽寄來。

  產期將近了。他不能上課,請了一位同學代他。我添雇了一個老媽子,還要準備許多臨產的需要品。好容易生下一個男孩子來。產後內人身體不好,乳水不夠,不能不雇奶媽。一家平空減少了每月十幾塊錢的進帳,倒添上了幾口人吃飯拿工錢。家庭的擔負就很不容易了。

  過了幾個月,內人身體復原了,依舊去上課,但是記掛着小孩子,覺得很不方便。看十幾塊錢的面上,只得忍着心腸做去。

  不料陳老先生忽然得了中風的病,一起病就不能說話,不久就死了。他那兩個寶貝兒子,把老頭子的一點存款都瓜分了,還要趕回家去分田產,把我的三個小學生都帶回去了。

  我少了二十塊錢的進款,正想尋事做,忽然女學堂的校長又換了人,第二年開學時,他不曾送聘書來,我托熟人去說,他說我的議論太偏僻了,不便在女學堂教書。我生了氣,也不曾再去求他了。

  伯安那時做眾議院的議員,在國會裡頗出點風頭。我托他設法。他托陳老先生的朋友把我薦到大學堂去當一個事務員,一個月拿三十塊錢。

  我們只好自己刻苦一點,把奶媽和那添雇的老媽子辭了。每月只吃三四次肉,有人請我吃酒,我都辭了不去,因為吃了人的,不能不回請。戲園裡是四年多不曾去過了。

  但是無論我們怎樣節省,總是不夠用。過了一年又添了一個孩子。這回我的內人自己給他奶吃,不雇奶媽了。但是自己的乳水不夠,我們用開成公司的豆腐漿代他,小孩子不肯吃,不到一歲就殤掉了。內人哭的什麼似的。我想起孩子之死全系因為雇不起奶媽,內人又過於省儉,不肯吃點滋養的東西,所以乳水更不夠。我看見內人傷心,我心裡實在難過。

  後來時局一年壞似一年,我的光景也一年更緊似一年。內人因為身體不好,輟課太多,蒙養院的當局頗說嫌話,內人也有點拗性,索性辭職出來。想找別的事做,一時竟尋不着。北京這個地方,你想尋一個三百五百的闊差使,反不費力。要是你想尋二三十塊錢一個月的小事,那就比登天還難。到了中、交兩行停止兌現的時候,我那每月三十塊錢的票子更不夠用了。票子的價值越縮下去,我的大孩子吃飯的本事越大起來。去年冬天,又生了一個女孩子,就是昨天你看見我抱着的。我託了伯安去見大學校長,請他加我的薪水,校長曉得我做事認真,加了我十塊錢票子,共是四十塊,打個七折,四七二十八,你替我算算,房租每月六塊,伙食十五塊,老媽工錢兩塊,已是二十二塊錢了。剩下五塊大錢,每天只派着一角六分大洋做零用錢。做衣服的錢都沒有,不要說看報買書了。大學圖書館裡雖然有書有報,但是我一天忙到晚,公事一完,又要趕回家來幫內人照應小孩子,那裡有工夫看書閱報?晚上我騰出一點工夫做點小說,想賺幾個錢。我的內人向來不許我寫過十二點鐘的,於今也不來管我了。他曉得我們現在所處的境地,非尋兩個外快錢不能過日子,所以只好由我寫到兩三點鐘才睡。但是現在賣文的人多了,我又沒有工夫看書,全靠絞腦子,挖心血,沒有接濟思想的來源,做的東西又都是百忙裡偷閒潦草做的,那裡會有好東西?所以往往賣不起價錢,有時原稿退回,我又修改一點,寄給別家。前天好容易賣了一篇小說,拿着五塊錢,所以昨天全家去逛中央公園,去年我們竟不曾去過。

  我每天五點鐘起來,——冬天六點半起來——午飯後靠着桌子偷睡半個鐘頭,一直忙到夜深半夜後。忙的是什麼呢?我要吃飯,老婆要吃飯,還要餵小孩子吃飯——所忙的不過為了這一件事!

  我每天上大學去,從大學回來,都是步行。這就是我的體操,不但可以省錢,還可給我一點用思想的時間,使我可以想小說的布局,可以想到人生的問題。有一天,我的內人的姊夫從南邊來,我想請他上一回館子,家裡恰沒有錢,我去問同事借,那幾位同事也都是和我不相土下的窮鬼,那有錢借人?我空着手走回家,路上自思自想,忽然想到一個大問題,就是「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我一頭想,一頭走,想入了迷,就站在北河沿一顆柳樹下,望着水裡的樹影子,足足站了兩個鐘頭。等到我醒過來走回家時,天已黑了,客人已走了半天了!

  自從那一天到現在,幾乎沒有一天我不想到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從睡夢裡喊着「人生在世,究竟是為什麼的?」

  小山,你是學哲學的人。像我這樣養老婆,餵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嗎?……

民國八年
(原載1919年7月20日《每周評論》第3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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