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〇年英國革命史/第一版著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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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版過關於英國革命的原始的回憶錄；我現在出版英國革命的歷史。在法國革命以前，這肯定是歐洲必須講述的最偉大的事件。
我是不怕英國革命的重要性被貶低的；法國的革命，儘管是後來居上，但並沒有使英國革命本身的偉大少了一些；它們都是同一個戰爭的勝利；它們都使同一個事業得到好處；勝利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它們並沒有彼此使對方失色，反而交相輝映。我只怕它們的真正性質會被弄錯了，只怕世界不給予它們在世界史中應由它們占有的地位。
依照目前流行很廣的一種看法，好象這兩個革命都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從前所未聞的原則中產生出來，從前所未聞的籌劃中孕育出來的，它們竟然導致社會脫離它的古老而自然的軌道；總之，它們象颶風、地震等完全脫離自然規律的神秘現象一樣；它們就象造物之神的打擊一般，突如其來，也許是進行破壞，也許是進行創新。不論是朋友或敵人，不論是對革命頌揚或誹謗的人們，都採取這種看法。在前一類人看來，革命是光榮的事件，它們第一次為人們發揚光大了真理、自由和正義，而在它發生以前一切都是荒謬、不平與暴政；人類只有依靠它才能獲得塵世的拯救。在後一類人看來，革命卻是最可嘆的災害，它中斷了一個漫長的智慧、道德與幸福的黃金時代；他們認為，做這種壞事的人宣告的主張、提出的要求、犯下的罪行都是史無前例的：認為在一陣瘋狂中各國都已從他們習以為常的道路上衝出路外，而腳下則是一個敞開的深淵。
如此，無論是頌揚或譴責，無論是祝福或詛咒，在考慮到革命問題時，各方面都忘記了革命的客觀環境，他們同樣地將革命和過去絕對孤立起來；他們同樣地要革命負擔起世界命運的責任，而且不是對它大加咒罵就是將一切光榮堆在革命的頭上。
現在是清理所有這些虛妄的和幼稚的慷慨言詞的時候了。革命不但遠遠沒有中斷歐洲事物的自然進程，而且可以說，不論在英國或法國革命中，人們所說所望所作的，都是在革命爆發前已經被人們說過，做過，或企求過一百次的。人們早就宣告過絕對權力為非法；而且關於法律和租稅必須經人民的自由同意，以及關於武裝自衛的權利，這都是封建制度的基本原則；而且教會曾多次重申托利多第四次會議公布的法令中記載的聖· 伊西多的話：「依正義統治其人民的才是君王；凡不如是而反其道而行之的，他就不再是君王。」人們反對特權，並企求在社會秩序中引進更多的平等：全歐洲的君主們曾經這樣做過；而且一直到我們的時代，關於公民平等的進步的一些步驟，都是建立在法律之上而且可由皇權的進步來衡量的。人們要求，公共職位應該向廣大公民開門，應該僅僅依照本人的長處來進行分配，而且權力只許通過選舉來賦予：這是教會的內部治理機構的根本原則，而教會不但一貫根據它們行事，而且曾經強調宣告此項原則的價值。因此不論我們考慮到英法兩個革命的總的原則，或者它們應用這些原則的結果——也就是說，不論我們考慮到國家的治理，或者公民權利立法，財產或人身，自由式權力—— 我們都找不到任何一件是它們本身所創造出來的，也找不到一件在過去我們稱之謂正常的世代里不曾見到過，或不曾存在過的。
而且不僅如此：那些被認為專門屬於英國或法國革命的原則、意圖、努力，事實上不但早於法國、英國革命前幾個世紀已經存在，而且恰恰正是歸功於同樣的原則和努力，歐洲的社會才取得了它的一切進步。難道封建貴族是通過封建的秩序混亂、它的特權制度、它的殘酷的暴力以及它對呻吟在它枷鎖之下的人們的壓制，難道他們是通過這些才參加各國的發展的嗎？不是的：他們反對了皇族的暴政，他們行使了自衛的權利並保持了自由的準則。各個國家為什麼要祝福君主呢？這是因為他們白稱具有天賦權利、具有絕對權力嗎？是因為他們的窮奢極欲，因為他們有個宮廷嗎？不是的：君主們攻擊過封建制度和貴族特權，他們將舉國一致帶進了立法，帶進了行政機構；他們促進了平等。至於說教會僧侶們——他們的權力從何而來？他們又如何促進了文明？難道是由於他們自外於人民，由於他們反對人類理性，而且以上帝之名批准暴政嗎？不是的：那是由於僧侶們在教會之內，在上帝的法律之下，一視同仁地聚集了大人物和小百姓，窮人和富人，弱者和強者；它尊重並且培養了科學，建立了學校，贊同知識的傳播，並使智力活躍起來。我們不妨探討支配世界的大師們的歷史；查看一下決定世界命運的各階級的影響；無論何時何地，只要看見有善良表現出來，只要看見人類對一宗偉大的貢獻產生永久的銘感，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就是引導到英國的和我們法國的革命所追求的目標的具體步驟；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所面對的正好是兩國的革命所企求建立的原則。
因此，不要把這些強有力的事件看作歐洲史上的妖怪的幽靈吧；不要讓我們再聽到有人說它們是聞所未聞的妄自尊大，是罪大惡極的發明吧。事實上，它們將文明在它已走過十四個世紀的道路上再向前推進；它們公開宣告了人類從有史以來賴以發展其本性、改善其處境的準則，將人類的事業加以推進；他們做下了曾經先後由僧侶們、貴族們和君王們立下功績和發出光輝的事業。
我不認為人類僅僅由於英法兩國的革命應對錯誤、災難和罪惡負責，就長期堅持絕對譴責兩國的革命。我們完全可以全部承認有過這些錯誤、災難和罪惡，不僅如此，我們可以做得比他們的譴責者還要嚴厲一些，細密地查考他們的控訴並補充其缺漏，並號召那些譴責者們，也反過來開列一下他們維護的時代和掌權時造成的錯誤、罪行和災害：我深深懷疑他們是否敢於接受這個挑戰。
人們可以這樣問一下：這兩個革命明顯不同於任何其他時代的區別究竟何在？他們究竟是以什麼來實現多少年代的人類共同事業而贏得了革命的美名，且在事實上改變世界面貌的？答案是這樣的：不同的權力曾經先後在歐洲社會占有支配地位，從而輪次領導了文明的前進。在羅馬帝國滅亡及蠻族的入侵以後，在一切紐帶斷絕之後，各種經常性的權力都被毀了，各地的統治權淪入暴力之手。勝利的貴族攫取了一切，人身與財產、人民與土地。少數的偉大人物如法蘭西的查理曼，英國的艾爾弗雷德都曾企圖使這種混亂變成王朝制度下的統一，但都歸徒然。任何統一都是不可能的。封建的政體是唯一可為社會接受的方式。它滲透在一切之中，教會、國家莫不如是；主教們和修道院長都成了貴族，而君主只是首席勳爵而已。可是，儘管這樣的結構是粗糙的和不固定的，歐洲第一步脫離野蠻主義還不得不歸功於它。歐洲的文明正是從封地的領主中。從他們的相互關係、他們的法律習俗中，以及從他們的感情和思想里開始的。
在人民的身上，封建領主的重壓是很可怕的。只有僧侶代表全體社會得到一點點理智、公道和人道待遇。在封建統治體制內無一席地位的人，除了教會以外就找不到庇護，除了教士之外也得不到保護人。儘管這種安全庇護是有限的，但是它卻是巨大的，因為別無他途。不僅如此，只有教士才能夠對於人的道德本性提供一些食糧；也就是對於戰勝了一切障礙、克服了一切災禍的不可遏止的思想上、知識上、希望和信念上的追求提供食糧。於是教會就在歐洲各地取得了驚人的力量。本身原是貴族的人也藉助於教會的協助增大了自己的勢力。支配一切的不復是勝利的貴族，而是僧侶了。
皇權由於得到教會的合作，以及它自身的力量，皇權興起了，它超過了它的對手；但是曾經給予助力的教會，現在卻企圖奴役它了。在這個新危機中，皇權有時候求助於目前不那麼可怕的貴族們，但在更多的時候則乞援於普通百姓，人民已經強大得足夠給予可觀的助力，卻還不夠使他們敢於為他們的效勞提出高價。通過他們的協助，皇權在他們的第二次鬥爭中勝利了，進而成為統治力量，得到一些國家的信任。
這就是古代歐洲的歷史。封建貴族，僧侶，以及皇權，依次地占有過它，成功地支配過它的命運和進步。也就是由於上述各力量的共處及彼此之間的鬥爭，歐洲在一個長時期內取得了自由、繁榮和開明；換言之，發展了歐洲的文明。
在十七世紀的英國，在十八世紀的法國，上述三種力量之間的一切鬥爭都停了下來；他們處於一種停滯不動的和平中。甚至可以說，他們已經失去他們在歷史上的特色，甚至連構成他們當初的權力和輝煌成就的那些奮鬥，也從記憶中消失了。貴族不再保護公共自由，甚至自己本身的自由也不加關心；皇權不再熱中於取消貴族的特權；恰恰相反，皇權好似對擁有特權者格外優待，以換取他們對君主的馴服。作為一種精神力量的僧侶，害怕起人類思想來了，而且由於不再有能力指導思想，就威脅着要求它停止起作用。但是文明仍舊走它自己的道路，日復一日更加普遍展開，行動更加活躍。人民發現自己已被古老的領袖們拋棄，人民對這班領袖的冷漠態度以及他們所表現的心情大感驚奇，同時，人民因見到自身在權力和欲望日益增大之時卻行動較少，於是就開始想到，最好自己起來處理自己的事務；於是就挺身而出承擔過去的領袖們不再履行的職責，同時向皇權要求自由，向貴族要求平等，向僧侶要求人類理智的權利。這麼一來，革命爆發了。
為了一個新的權力的利益，革命作到了在歐洲其他幾個事件中已經數次目睹到的事情；它們對社會提供了願意並有能力在它的進步道路上指導它的領導者。就是由於領導者這個稱呼，貴族、教會和皇權先後輪個地享受過優先支配地位。現在人民也以同樣的方式，並為了同樣的需要，具有領導者這個稱呼。
這就是英國革命和我們法國革命的真正的行動經過和真實的特點。在認為二者確是絕對相象以後，又有人說二者之間除形似而外並無共同之處。有人認為，英國革命與其說是社會的不如說是政治的；至於法國革命，卻認為它企求一舉而改變社會和政府；有人認為前者尋求自由，後者尋求平等；有人認為前者仍舊是宗教的革命多於政治的革命，只不過以一種教條代替另一種教條，以一種教會代替另一種教會；而法國革命則更多地是哲學的革命，它要求理性的完全獨立：以上這些看法確是一種聰明非凡的比較，其中也不無一些真理，但是仍不免是近於浮淺之談，同它居然說要予以糾正的看法一樣地淺薄。兩個革命在外表上相似，但仍然可以辨出巨大的不同；但同樣地可以說，二者雖有不同，仍然隱藏着更加深刻的相似之處。確實如此，英國革命，由於早於法國革命一個時代中所存在的導致他們革命的種種原因，保存了古代社會情況所留下的更加明白無誤的印記：在那個古代社會中，起源於野蠻主義深淵之中的自由制度，居然能從它們所不能防止的專制主義中殘存下來；封建貴族，至少一部分封建貴族，曾經將其事業和人民聯結在一起；皇權，即使在其鼎盛時期，也從來不是權力的全部所在或不受阻擾的絕對權力；國家教會自身在開始進行宗教改革，並發動了大膽的思想上的探索。在法律、信仰、人民風習等各方面，革命的工作已經完成其半；在革命企圖加以變革的事物中，同時出現了助力和障礙，也同時出現有用的盟友和仍然有力的敵人。這麼一來，就出現非常奇特的一種各成分的混同體，表面看來是矛盾之至，既是貴族的又是人民大眾的，既是宗教的又是哲學的；此時訴諸法律，彼時又訴諸理論；此時宣布一種新的良心上的桎梏，彼時又宣告它的完全自由；此時嚴格將自己限制在切實可行的範圍之內，彼時又飛躍到海闊天空的大膽企圖中；總之，處於老和新的社會國家之間，與其說革命構成了分割兩岸的深淵，不如說它形成了飛渡二者之間的橋梁。
相反地，法國革命則瀰漫了最可怕的清一色，只有新精神獨占統治地位；而舊制度呢，不但遠未能參加運動並在其中占有地位，反而只求保衛自己不受其害，而且只做到了暫時的自保；它是同樣地既無力量又無道德可言。在爆發的日子裡，只有一件事實是真確的又是有力的，那就是，法國的普遍的文明。就在這個偉大的唯一的結果中，舊制度、舊風習、舊信條、對過去的懷念以及整個的國家生活，都融化了，消失不見了。因此，世世代代的活躍和光輝的歲月只產生出一個法蘭西。餘下的就是革命的巨大結果，以及它的巨大謬誤；它占有了絕對的權力。
當然，二者之間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很應該將這個不同牢記在心；特別是當我們將這兩個革命本身作為孤立事件看待，從總的歷史中分割出來看，而且力求弄清（如果我可以用這樣的字眼的話）它的特徵以及它的個性，這個不同就十分引人注目。但是如果我們讓它們恢復它們當年在歷史上的地位，並且研究一下它們對歐洲文明的發展有何貢獻，那麼它們的相似之處就會重新出現，就會大大超過一切次要的不同。由於同樣的原因，即封建貴族、教會和皇權的衰落，兩個革命都致力於同樣的任務，即公眾在公眾事務中必須取得支配地位；它們都為爭取自由而反對絕對權力，為爭取平等而反對特權，為爭取進步和普遍利益而反對居高位者的個人利益。它們的處境是不同的，力量也不一樣；一個革命有清楚的設想，另一個只是看見一個朦朧的影子；一個革命所已完成的使命，另一個革命則對之尚未着手。在同一個戰場上，一個得到勝利，另一個則遭到失敗；一個革命的罪惡是藐視一切宗教原則，而另一個革命的罪惡卻是偽善；一個更加聰明一些，另一個更加強大一些。但是只有它們的方法和它們的成就不同。它們的趨向和它們的起源是相同的；它們的願望、它們的努力和它們的進步，也都指向同一個目標；一個曾想進行或已取得成功的，另一個也已取得成功或曾想進行過。雖然曾經犯過排斥宗教的錯誤，英國革命還是看見了宗教自由的旗幟在它的行列中升起；儘管和貴族們訂立過同盟，英國革命建立了平民的優越地位；雖然它特別重視政治秩序，它仍然要求更簡單的立法，改革議會制度，廢除限定繼承權和長子繼承法；它雖然在過早的希望方面遭受失望，但它終究使英國社會從封建制度的可怕的不平等中跨出了一大步。總之，兩個革命是如此值得相提並論，甚至我們可以說，如果第二個革命不曾在歷史上發生過，那麼我們就無法徹底了解第一個革命。
在我們的時代裡，英國革命的歷史改變了它的面貌。在一個長時期內，休姆 享受着按照他自己的觀點製造歐洲輿論的特權；即使麥考利夫人的雄辯有米拉博的襄助， 也未能絲毫動搖休姆的權威。人們的思想一下子恢復了他們的本來的獨立狀態；一大批的著作不但證明了這個時代已經再度成為生動活潑的同情的對象，而且也說明休姆的敘述和看法已經不夠滿足公眾的想象力和理智。一個偉大的演說家，福克斯先生 以及著名作家如馬爾科姆· 萊恩 ，麥克迪爾米德②，布羅地③，林加德④，戈德溫⑤等，都迅速地起來應付這個新近產生的好奇心。運動是在法國誕生的，它就會自然而然地會在那裡發展；於是威勒芒先生的《克倫威爾史》和馬居爾先生的《一六八八革命史》都證明，即使對於我們法國人，休姆也還是不夠的；因此，我本人也曾經出版了個人所寫關於那個時代的回憶錄的卷帙浩繁的文集，⑥自問還沒有使讀者的注意力感到疲勞，也沒有使讀者的好奇心發生枯竭。
我在此處細談上述著作是不適當的；但是我毫不猶豫地認為，如果沒有法國革命，如果沒有法國革命在斯圖爾特王朝與英國人民之間的鬥爭上面所增添的鮮明光彩，那些著作就不會具有使它們成為名著的優點了。作為證據，我只須指出，人們已注意到英國所產生的歷史著作與在法國所產生的歷史著作之間的區別。無論 1640 的革命在英國作者心中激起多麼巨大的愛國情趣，甚至當他們置身於 1640 革命所分出的黨派的旗幟之下，歷史批判主義仍然貫串於他們著作之中；他們特别致力於精確的研究，致力於對目擊者的比較和反覆質詢；作者所講述的是一個他們清楚了解的古老的故事，而不是一個他們身歷其境的戲劇；是一個他們以熟悉其經過而自豪的古老時代，可是他們並不生活在這個時代的懷抱之中。布羅迪先生完全分享那些對查理及其保王黨懷有刻骨仇恨的清教徒們的成見、不信任和憤怒；可是對於他這一派的錯誤和罪行，布羅迪是視而不見的。可是，人們會以為，這麼多的激情至少應該會產生出一部生氣勃勃的敘述；會以為在作者心目中激起偌大同情的黨派，至少會得到真實而有力的描寫吧。事實並非如此；儘管他熱中於他的偏好，但是布羅迪先生卻是有研究，無觀察；有討論，無描述；他稱讚群眾的黨，但沒有將它在舞台上惟妙惟肖地重現出來；他的作品是一部有學問、有用的著作，但不是一部道德的、生動的歷史。林加德先生並不同意布羅迪先生的意見和感情；在國王與議會之間，林加德並無偏頗；二者之中，誰的事業他也不擁護；也不試圖改正他的前輩們的錯誤；他甚至誇口說，自從他自己着手搞英國史以來，他對休姆的書，連打開也沒打開過。他說，他寫書的時候，只藉助於原始的文獻，立意只將他要描寫的時代永遠擺在眼前，而下最大決心避開一切系統理論。那麼，林加德先生就以這樣的大公無私將生活還原給歷史了麼？一點也不；林加德先生的大公無私，在這個問題上只是完完全全的漠然無動於中。林加德是一個羅馬天主教教士，對他來說，不論一個英國國教會的教士或一個長老會友的勝利，他都無所謂；因此，冷漠的態度，對他而言，並不比布羅迪的激情更加有助於深入到事物的表層以下，或者說事件的物質形式之外；對林加德而言，他的主要優點是他仔細考察了事實，而且在值得稱許的秩序之下，匯編並處理了這些事實。馬爾科姆· 萊恩先生更明智地看到了革命的政治性質；他明確指出，儘管不太清楚自己的目的，這個革命從一開始就企圖置換權力，將權力轉移給議會，從而以議會代替皇權政府，而且它只能以此為基礎。可是在他的書裡，關於這個時代的道德方面，如宗教熱忱、群眾的激情、政黨間的陰謀勾結、個人之間的嫉恨，以及人性從舊習慣舊法律的拘束之下解放出來後所表現的種種情景，統統沒有寫到；這本書是一個眼光清晰的法官報告，但這個法官只徵引了書面文獻，但他既未傳喚當事人，又未傳喚證人到庭。我可以將近來使英國這方面題材豐富起來的所有著作來一個總的評論；一經考查，便可以發現它們都表現出同一的特點，即它們明顯地重新產生對這個國家生活的巨大危機的興趣；對各種有關事實的研究都給予更大的注意，對它的優點有了更敏銳的感覺，對其起源和後果也有了更公允的認識；可是它們卻只是將冥想沉思和書生氣息應用到博學或哲學的論著上來。我想在其中找出一個作者對他的研究對象所懷有的自然同情，想找出那種會給歷史以生命和光明的東西，我空無所得；我想，如果漢普頓和克拉倫登重回人間，我不相信他們會認得出自己生活過的時代。
我又打開威勒芒先生的《克倫威爾史》，面前出現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場面。它比起我已論到過的幾本書來，不是那麼完整，不是那麼博學，不是那麼精確，可是通篇對於革命的意見、激情和起伏興衰，對於公眾的趨向和個人的性格，以及對於各個黨派的不可戰勝的本性和瞬息多變的形式，對所有這些都有迅速而深切的了解；一個歷史家的理智教他如何欣賞一切情況和想法；他的想象力被各種真正的、深刻的印象所感動；他的不偏不倚的態度（只是稍嫌懷疑過多），甚至比通常專心專意只擁護某一項事業的人的激情還要勁頭十足；而且，雖然他的書所包含的革命只局限在過於狹窄的記載人物經歷的框框裡，但它已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所見到的文字清楚得多，生動有力得多。
這種情形的原因在於威勒芒先生占了處境的便利，且不談他的有利的天才條件。他是從法國革命中去觀察並判斷英國革命的；他從在他眼底下展開的人物與事件中，找出認識他必須描繪的人和事的關鍵所在；他從他自己所處的時代中汲取生活，然後注入到他打算要回顧的時代中去。
我不想將這些想法再談下去；我談了這麼多，只是想指出，這兩個時期的相似處是何等的大；也想說明一下，一個法國人為什麼認為英國革命的歷史尚未令人完全滿意地寫出來，他又為什麼認為可以容許他來嘗試一下。我已經仔細地研究過構成這一題材的幾乎全部過去和現代的著作；我並不懼怕這個研究會削弱我自己的印象的真誠性，以及我自己的判斷的獨立性；我認為我們好象太過膽怯，深怕外來的輔助會喧賓奪主；可是若是拒絕一切協助，我們又太過自傲了。假設我不自欺的話，便會很容易看出，在我的書中，我特多地引用原始文獻作為指導。關於「回憶錄」，我在此處未加討論；我在該書的「說明」中已對它們的性質和價值加以說明了；凡在我的「文集」 中未曾編入，而在「歷史」中加以引用的，此處沒有另加說明的必要。至於官方議案和文件的匯編，為數是很多的；雖然常被探索，但未經探索過的寶藏仍不少。我常用的文件匯編有出於拉什沃斯和瑟羅之手的，有議會上下二院的公報，《國會史》，（舊本及科貝特先生的新著），《國家審訊案編》，以及類似的大量出版物，不必一一指出。我也從當時的英法文小冊子中，發現一些新奇的情況；因為，法國公眾比我們通常想象中所認為的，更加關注英國革命。在法國，反對或贊成英國革命的小冊子均有許多；而福隆德派不止一次地高舉它作為榜樣，反對馬扎然和朝廷。我也必須對一個人及其著作說句公道話，我認為人們對他太忽視了。拉龐· 多拉斯的《英國史》，儘管限於作者天才，此書使我受益很多，此書對於英國革命，應該說比後來的大多數繼起者有更好的了解和遠為完善的敘述。
最後，請容許我在此對於曾經在本書成書過程中對之予以認可，並以最有價值的協助予以推進的法英二國的人士，表示我的感謝。我還向詹姆士· 麥金托什爵士表示感謝，他的心胸寬闊，知識淵博，我謹對只有他才能提供得出的建議表示銘謝；此外，在我們中間的一員，加勒瓦先生，他也是既精通古史又熟悉英國現況的一個人，他給我的恩惠我覺得有權稱之為友誼；對於我，他不惜以他的珍寶般的藏書和金玉般的談吐見惠。
F·基佐巴黎，182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