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

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
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人民日報編輯部　紅旗雜誌編輯部
1963年12月12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和《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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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來，和平共處問題，要算是赫魯曉夫等同志講得最多的一個問題了。

蘇共領導口口聲聲說，他們忠實於並且創造性地發展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他們把世界各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鬥爭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都記在自己的「和平共處」的功勞簿上。

蘇共領導大肆宣揚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贊成和平共處，大肆誣衊中國共產黨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反對和平共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甚至胡說什麼中國主張同帝國主義「進行發動戰爭的競賽」。

蘇共領導把自己背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背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背棄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事業的許多言行，說成是符合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的。

但是，「和平共處」這幾個字果真能夠成為蘇共領導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種護身符嗎？不能，不能，絕對不能。

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

一種是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這也就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包括中國共產黨人主張的和平共處政策；

另一種是反列寧主義的和平共處政策，這也就是赫魯曉夫等人主張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是怎麼樣的政策，而赫魯曉夫等人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又是怎麼樣的貨色。

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

社會主義國家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思想，是列寧提出來的。這個正確的政策，是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長期實行的政策。

在十月革命以前，世界上根本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當然也就不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問題。但是，早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六年，根據對帝國主義所作的科學分析，列寧就預見到：「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某些時期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者資產階級以前時期的國家」。（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七十五頁。）這也就是說，在一個時期之內，世界上將出現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和前資本主義國家同時並存的情況。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決定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實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列寧說過，「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在奪取政權以後，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執行和平政策」。（列寧：《關於目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草案》，《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百零九頁。）可以說，列寧的這種觀點，是和平共處政策的思想基礎。

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多次向全世界宣布蘇維埃國家的和平外交政策。但是，帝國主義者卻一心想把新生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扼殺在搖籃里。他們對蘇維埃國家發動了武裝干涉。面對着這種情況，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不武裝保衛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就不能存在」。（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頁。）

直到一九二○年，偉大的蘇維埃人民戰勝了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在蘇維埃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相對的均勢。經過了幾年的實際較量，蘇維埃國家站住了腳。蘇維埃國家開始由戰爭轉入了和平建設。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列寧提出了和平共處政策的思想。事實上，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帝國主義才被迫接受同蘇維埃國家「共處」。

列寧在世的時候，這種均勢一直是極不穩定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處在嚴重的資本主義包圍之中。列寧多次指出，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這種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和平相處的局面，能不能長久保持下去，是無法擔保的。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列寧還不可能規定關於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政策的詳細內容。但是，偉大的列寧已經為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制定了正確的對外政策，也提出了和平共處政策的基本思想。

列寧關於和平共處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什麼呢？

第一，列寧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是根本違反帝國主義意願的。儘管社會主義國家堅持實行和平的外交政策，但是，帝國主義總是不願意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總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機會，來反對以至消滅社會主義國家。

列寧說：「無論按國際帝國主義的客觀地位來說或按它所體現的那個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來說，它都不能和蘇維埃共和國和睦相處」。（列寧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八十頁。）

列寧還說過：「蘇維埃共和國和帝國主義國家長期並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在這個結局還沒有到來的時候，蘇維埃共和國和資產階級國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列寧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百二十八頁至一百二十九頁。） 因此，列寧一再強調社會主義國家對帝國主義要經常提高警惕。他說，「所有工人和農民都應當記取的教訓，就是要時刻戒備，要記住我們是被那些公開表示極端仇恨我們的人、階級和政府包圍着的。必須記住，我們隨時都有遭受任何入侵的危險。」（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九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關於共和國的對內和對外政策》，《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百二十一頁。）

第二，列寧指出，蘇維埃國家之所以能夠同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是靠鬥爭得來的。這是蘇維埃國家採取正確的政策，依靠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支持，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同帝國主義國家反覆較量的結果。

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說過：「這是常有的事情，你打痛了敵人，他就會來講和的。我們曾不止一次地向歐洲帝國主義者老爺們說我們同意和平，但是，他們卻幻想奴役俄國。現在他們懂得他們的幻想是一定不能實現了。」（列寧：《在全俄黨的農村工作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一百二十三頁至一百二十四頁。） 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指出，「各帝國主義強國雖然切齒痛恨蘇維埃俄國並且企圖進攻蘇維埃俄國，但它們還是放棄了這個念頭，因為資本主義世界的分崩離析愈來愈厲害了，團結愈來愈削弱了，而擁有十億以上人口、受盡壓迫的殖民地各國人民的反抗卻一年比一年、一月比一月、甚至一星期比一星期更加劇烈。」（列寧：《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會議的閉幕詞》，《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四百二十七頁。）

第三，列寧在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時候，對資本主義世界不同類型的國家，採取不同的方針。

列寧特別重視同受帝國主義欺侮和壓迫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他指出，「一切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帝國主義的世界政策也就促成了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接近、聯盟和友好」。他說，蘇維埃國家的和平政策可以「使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同它周圍愈來愈多的鄰國的聯繫日益密切起來」。（列寧在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人民委員會工作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四百四十五頁至四百四十六頁。）

列寧還說：「現在我們提出的主要任務是：戰勝剝削者並把動搖者爭取過來，這是世界性的任務。許多資產階級國家就是動搖的：作為資產階級國家，它們仇恨我們；作為被壓迫國家，它們又寧願同我們講和平。」（列寧：《關於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工作》，《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二百九十二頁。）

對於帝國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列寧說：同美國保持和平的基礎是，「讓美國資本家不要觸犯我們」。「我們這方面沒有任何障礙。像其他任何國家的資本家一樣，美國資本家方面的帝國主義才是障礙」。（列寧：《答美國〈紐約晚報〉記者問》，《列寧全集》第三十卷，第三百三十三頁至三百三十四頁。）

第四，列寧提出的和平共處政策，是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在處理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關係方面的政策。他從來沒有把和平共處政策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全部內容。列寧一再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則，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列寧說：「蘇維埃俄國認為，能夠幫助全世界的工人進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艱苦鬥爭是最大的驕傲。」（列寧：《給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和彼得格勒工人、紅軍代表蘇維埃》，《列寧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百七十五頁至三百七十六頁。）

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發布的和平法令中，在向一切交戰國建議立即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同時，號召資本主義國家的覺悟的工人「以多方面無比堅決果敢的行動，幫助我們把和平事業以及使被剝削勞動群眾擺脫一切奴役和一切剝削的事業有成效地進行到底」。（列寧在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和平問題的報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百二十九頁。）

列寧為俄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起草的黨綱草案中，明確地規定，「支持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支持一切國家特別是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主運動和革命運動」，是黨的國際政策的重要內容。（《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一百四十四頁。）

第五，列寧一向認為，被壓迫階級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同壓迫民族，是不能和平共處的。

列寧在《關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中指出，「即使是最開明最民主的資產階級，也已經不惜採取任何欺騙和犯罪的手段了，不惜屠殺千百萬工人和農民來挽救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厄運了」。列寧的結論是：「凡是以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資本家服從大多數被剝削者意志，可以通過和平的、改良主義的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都不僅是極端的市儈的愚蠢行為，而且是對工人的公然的欺騙，對資本主義的僱傭奴役制的粉飾和對真理的隱瞞。」（《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六十三頁。）

列寧多次指出帝國主義的所謂民族平等的虛偽性。他說：「國際聯盟和協約國戰後的全部政策到處加強了先進國無產階級和殖民地附屬國一切勞動群眾的革命鬥爭，加速了所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民族能夠和平共居和一律平等的市儈的民族幻想的破產，從而更清楚更尖銳地揭示了這個真理。」（列寧：《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列寧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一百二十六頁。）

以上這些，就是列寧關於和平共處政策的基本思想。

斯大林堅持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斯大林在擔任蘇聯領導的三十年中，一直實行這種和平共處政策。只是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蘇聯發動侵略戰爭或者武裝挑釁的時候，蘇聯才不得不進行衛國戰爭和自衛反擊。

斯大林指出，「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係的基礎就在於兩種對立的體系可以共處」。「同各資本主義國家保持和平的關係，是我們必須負擔的任務」。（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二百四十六頁。）

斯大林還指出，「只要雙方有合作的願望，決心履行所承擔的義務，遵守平等和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資本主義制度和共產主義制度的和平共處是完全可能的。」（斯大林：《答美國報界一些編輯提出的問題》，《真理報》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

在堅持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的同時，斯大林堅決反對為了討好帝國主義而放棄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他曾經尖銳地指出，存在着兩條對立的對外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一條是，「我們今後仍將執行革命政策，把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者團結在蘇聯工人階級的周圍，——那時國際資本將千方百計地阻撓我們前進」；

另一條是，「我們放棄自己的革命政策，對國際資本做一系列原則性的讓步，——那時國際資本大概不會反對『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蛻化為『善良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斯大林舉例說，「美國要求我們從原則上放棄支持別國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政策，說什麼如果我們能做這種讓步，那末一切都好辦了。……我們也許可以做這種讓步吧？」

斯大林接着回答說，不，「我們不能做諸如此類的讓步，不能背叛自己」。（斯大林：《關於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四月聯席全會的工作》，《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第四十七頁至四十八頁。）

斯大林的這番話，直到現在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的確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對外政策，的確有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善於識別這兩種不同的政策，堅持列寧和斯大林的政策，堅決反對被斯大林痛斥的那種背叛的、投降的、不支持革命的政策，堅決反對那種把社會主義國家蛻化為「善良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策，是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重要任務。

中國共產黨堅持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硬說中國共產黨「不相信和平共處的可能性」，誣衊中國共產黨反對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

事情果真是這樣的嗎？不，當然不是這樣。

任何尊重事實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始終不渝地執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階級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中取得了勝利，形成了社會主義陣營。民族解放運動空前發展，出現了一系列新獲得政治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大大削弱，帝國主義各國之間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化。這種形勢，為社會主義國家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實行和平共處政策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條件。

在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執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的過程中，豐富了它的內容。

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的前夜，毛澤東同志就說過：「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對於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的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千四百七十頁。）

根據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這一方針，我們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所通過的共同綱領中，以後，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都明確地規定了和平外交政策。

中國政府在一九五四年倡議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就是：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在一九五五年的萬隆會議上，我國同亞非各國一起，在五項原則基礎上，共同制定了十項原則。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總結了我國在國際事務方面的實踐經驗，進一步闡述了我國對外政策的總方針。他說：「為了爭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我們必須進一步地發展同社會主義陣營中各個兄弟國家的友好合作，並且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加強團結。我們必須爭取同一切願意和我們和平相處的國家，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以及世界上一切國家的和平運動和正義鬥爭，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

一九五七年，毛澤東同志又說：

「鞏固同蘇聯的團結，鞏固同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這是我們的基本方針，基本利益所在。」

「再就是亞非國家以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我們應當鞏固和發展同它們的團結。」

「至於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要團結那裡的人民，並且爭取同那些國家和平共處，做些生意，制止可能發生的戰爭，但是決不可以對他們懷抱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十四年來，我們在國際事務中，對於不同類型的國家，對於同一類型國家的不同情況，採取了區別對待的方針。

第一，我們把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加以區別。對待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互相援助的原則。我們把維護和加強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團結，作為我們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

第二，我們把新獲得政治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別。

民族主義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同社會主義國家根本不同。但是，它們同帝國主義有着深刻的矛盾。它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維護民族獨立和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同社會主義國家有着共同的利益。這就使得社會主義國家同民族主義國家建立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的關係，有着廣泛的和現實的可能性。這種關係的建立，對於加強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的團結、促進各國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鬥爭，具有重大的積極意義。

我們一貫堅持鞏固和發展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和平共處和友好合作的方針。同時，對於那些違反和破壞五項原則的國家，例如印度，我們進行了必要的和適當的鬥爭。

第三，我們把一般的資本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別。對於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我們也是區別對待的。

在國際階級力量對比越來越有利於社會主義的情況下，在帝國主義力量日益削弱及其相互間矛盾日益尖銳化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依靠本身力量的壯大，依靠各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依靠同民族主義國家的團結，依靠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鬥爭，利用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有可能使這個或那個帝國主義國家不得不同意建立某種程度的和平共處關係。

在堅持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的同時，我們堅定不移地履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義務。我們積極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積極支持西歐、北美和大洋洲各國的工人運動，積極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積極支持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維護世界和平的鬥爭。

所有這些，都是集中於一個目標，這就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無產階級為核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統一戰線。

十幾年來，中國政府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同許多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建立了友好關係，發展了經濟、文化往來。中國先後同也門、緬甸、尼泊爾、阿富汗、幾內亞、柬埔寨、印度尼西亞和加納等國，簽訂了友好條約、和平友好條約或者友好互助和互不侵犯條約；並且還同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圓滿地解決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持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

蘇共領導製造中國反對和平共處的謠言，是別有用心的。他們的目的，拆穿了說，就是要掩蓋他們自己背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勾結帝國主義的醜惡面目。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

真正違反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的，不是我們，而是蘇共領導。

蘇共領導把他們的和平共處說得天花亂墜。他們關於和平共處問題的主要觀點是什麼呢？

（一）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解決當代社會問題的凌駕一切的最高原則。他們說，和平共處是「現時代的至高無上的絕對命令」，是「時代的無條件的要求」①。他們還說，「和平共處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最主要問題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②，和平共處原則應當成為「整個當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則」③。

（二）蘇共領導認為，帝國主義現在已經願意接受和平共處，已經不是和平共處的障礙。他們說，「不少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現在主張和平與和平共處」④，「越來越清楚地理解到和平共處的必要性」⑤。他們特別宣揚，美國總統「承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的理智性和現實性」⑥。

（三）蘇共領導主張同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實行「全面的合作」。他們說，蘇美兩國「能夠找到為了全人類幸福而協調一致地行動和努力的基礎」⑦，「能夠為鞏固和平和建立所有國家的真正國際合作而攜手前進」⑧。

（四）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對外政策的總路線」⑨。

（五）蘇共領導還認為，「和平共處原則正在決定蘇共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對外政策的總路線」⑩，是當前「共產主義的戰略基礎」，全世界的共產黨人都要「把爭取和平共處的鬥爭作為自己政策的總原則」⑪。

（六）蘇共領導把和平共處看作是各國人民革命鬥爭取得勝利的前提。他們認為，各國人民所取得的一系列勝利，「是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和平共處條件下取得的」⑫。他們說，「恰恰是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的情況下，古巴實行了社會主義革命，阿爾及利亞人民獲得了民族獨立，四十多個國家取得了民族獨立，各兄弟黨成長壯大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增長了。」⑬

（七）蘇共領導認為，和平共處是「幫助國際革命工人運動達到其基本的階級目標的最好方法」⑭。他們說，在和平共處的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增長了。他們並且認為，社會主義在經濟競賽中的勝利，「將意味着對全部資本主義關係的毀滅性的打擊」⑮。「當蘇聯人民享受到共產主義的幸福的時候，世界上又會有幾億人說：『我們贊成共產主義！』」⑯那時，就是資本家也會「轉而加入共產黨」。

請看，蘇共領導的這些觀點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究竟有什麼共同之點呢？

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是社會主義國家在處理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關係方面的政策，而赫魯曉夫卻把和平共處說成是當代社會生活的最高原則。

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是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的國際政策的一個方面，而赫魯曉夫卻把和平共處引伸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並且進而引伸為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總路線。

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則是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助長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

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是從國際階級鬥爭觀點出發的，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則是在國際範圍內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

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是從國際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出發的，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同時，應當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而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則是用和平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世界革命，背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政策變成了階級投降政策。他利用和平共處的名義，背棄了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聲明的革命原則，閹割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靈魂，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歪曲得不成樣子，篡改得面目全非。

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目張胆的背叛！

三個原則性的分歧

蘇共領導同我們，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和平共處問題上的分歧，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要不要實行和平共處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樣正確對待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的原則分歧。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個問題上。

第一個問題：為了爭取實現和平共處，要不要同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進行鬥爭？實現和平共處，能不能消除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之間的對立和鬥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從社會主義國家方面說來，沒有任何困難。和平共處的障礙從來都是來自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針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提出的。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國際關係中，不容許侵犯別國的領土和主權，不容許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容許損害別國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許發動侵略戰爭。而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和民族，是帝國主義的本性。帝國主義存在一天，這種本性是絕不會改變的。因此，就帝國主義的本性來說，它是絕不願意接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只要有可能，帝國主義總是要破壞以至消滅社會主義國家，總是要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和民族。

歷史表明：只是由於種種不利的客觀原因，帝國主義才不敢冒險發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或者被迫停戰，接受某種程度的和平共處。

歷史也表明：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始終存在着尖銳的複雜的鬥爭，有時甚至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和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即使在不發生熱戰的情況下，帝國主義仍然不斷進行冷戰，帝國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是處在冷戰共處的狀態中。帝國主義國家在積極擴軍備戰的同時，總是千方百計地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方面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甚至進行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冷戰，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反對這種冷戰的鬥爭，這是國際範圍內階級鬥爭的表現。

帝國主義不但對社會主義國家，而且在全世界到處推行它們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鎮壓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

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同帝國主義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這種階級鬥爭，時緊時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魯曉夫卻不顧這些鐵的事實，一味宣揚帝國主義已經承認和平共處的必要性，並且把社會主義國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看作是同和平共處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魯曉夫看來，甚至當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反動派向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軍事威脅和武裝進攻的時候，或者提出損害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和尊嚴的屈辱性要求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也還是只有退讓再退讓，遷就再遷就。

正是按照這種邏輯，赫魯曉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步步退讓，拿原則作交易，俯首貼耳地接受美帝國主義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處的勝利」。

正是按照這種邏輯，赫魯曉夫把中國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堅持正確的原則，把中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印度反動派的武裝進攻實行自衛反擊，叫做「破壞和平共處」。

赫魯曉夫有的時候也講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的鬥爭，但是，他是怎樣看待這個鬥爭的呢？

赫魯曉夫說：「必須努力使兩種制度之間不可避免的鬥爭變成只是兩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⑰

在這裡，政治鬥爭不見了！

赫魯曉夫還說，「列寧的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的國家的和平共處原則意味着不僅僅沒有戰爭，意味着不是暫時的、不穩定的休戰狀態。它以這些國家之間保持友好的經濟和政治關係為前提，規定建立和發展各種形式的和平國際合作。」⑱

在這裡，任何鬥爭都不見了！

赫魯曉夫像魔術師一樣，變來變去，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抹煞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對立，抹煞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的根本矛盾，抹煞國際範圍內的階級鬥爭，把兩種制度和兩個陣營之間的和平共處變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個問題：和平共處能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

我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則，必須包括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內容。 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則是什麼呢？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

列寧說過：「同先進國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壓迫民族結成聯盟，反對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對外政策。」（列寧：《俄國革命的對外政策》，《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頁。）列寧所提出的這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應當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指針。

在社會主義陣營形成以後，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要處理三個方面的關係，這就是：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係，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

因此，在我們看來，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應當包括下列內容：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下，發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之間的友好互助合作關係；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爭取和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和平共處，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支援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這三項內容是互相聯繫的，缺一不可的。

蘇共領導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的總路線片面地歸結為和平共處，我們要問，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怎樣處理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呢？難道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只是和平共處的關係嗎？

當然，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必須相互遵守五項原則，絕不容許破壞兄弟國家的領土完整，絕不容許侵犯兄弟國家的獨立主權，絕不容許干涉兄弟國家的內政，絕不容許在兄弟國家內部進行顛覆活動，絕不容許在兄弟國家關係中違反平等互利的原則。但是，僅僅實行這些原則，是遠遠不夠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這些原則是很重要的，但是還沒有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相互關係的全部實質。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們的相互關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種互相援助有力地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

蘇共領導把和平共處作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這實際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互助合作關係，把社會主義的兄弟國家當作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看待，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會主義陣營。

蘇共領導把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片面地歸結為和平共處，我們要問，社會主義國家又應當怎樣處理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呢？難道掌握了政權的無產階級，同還沒有獲得解放的階級兄弟，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不是相互支援的關係，而僅僅是和平共處的關係嗎？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曾經一再指出，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推進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根據地。斯大林也說過：「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革命，不應當把自己看做是獨立自在的東西，而應當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國無產階級勝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進一步發展的強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國共產黨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頁，第三百四十七頁。）

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絕不能僅僅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係，還必須正確地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還必須正確地處理社會主義國家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作為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作為對外政策的重要內容。

同列寧和斯大林相反，赫魯曉夫把和平共處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這也就是從對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這個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任務。這絕不是對和平共處政策的什麼「創造性發展」，而是藉口「和平共處」，背棄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第三個問題：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能不能作為全世界所有共產黨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能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

我們認為，和平共處指的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之間的關係，指的是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無產階級只有在取得了革命勝利之後，才有可能和必要實行和平共處政策。對於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來說，他們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治，爭取自己的解放，而不應該也不可能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實行和平共處。

因此，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同壓迫民族的關係中去，把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引伸為資本主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服從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都是錯誤的。

我們一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正確地執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國家的力量，有利於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有利於團結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人民和國家，從而也有利於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同時，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直接打擊和削弱侵略勢力、戰爭勢力和反動勢力，有利於世界和平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從而也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爭取實現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正確地執行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同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爭取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平共處，同各國人民的革命，這畢竟是兩類不同的問題。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給蘇共中央的覆信指出：「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這是一回事。和平共處根本不容許、也完全不可能觸動共處國家的社會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國的階級鬥爭，民族解放鬥爭，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另一回事。這些鬥爭，都是為了改變社會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鬥爭。和平共處根本不能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任何一個國家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只能經過本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在階級社會中，把和平共處看作是「解決社會所面臨的最主要問題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處看成為「整個當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法則」，這是完全錯誤的否定階級鬥爭的社會和平主義，這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顯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澤東同志就對這兩類不同的問題加以區別，並且明確地指出：蘇聯同美國、英國、法國在若干問題上達成的妥協，「並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鬥爭」。（毛澤東：《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頁。）

這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方針。正是在毛澤東同志的這個正確方針的指導下，中國人民毅然決然地把革命進行到底，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相反，蘇共領導把已經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在處理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關係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總路線混為一談，企圖用前者代替後者，要各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一律服從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他們自己不革命，也要別人不革命，他們自己不反對帝國主義，也要別人不反對帝國主義。

關於這一點，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和赫魯曉夫最近的一些講話力圖加以否認。他們說，指責蘇共領導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關係中去，是「駭人聽聞的誹謗」。他們甚至裝模作樣地說，和平共處「不能適用於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同資本進行的階級鬥爭以及民族解放運動」。

但是，這種抵賴是沒有用處的。

我們要問蘇共領導：和平共處政策只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一個方面，為什麼你們直到最近還說和平共處政策是「在世界範圍內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整個時期的戰略路線」⑲呢？你們要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被壓迫民族的共產黨都把和平共處作為自己的總路線，這難道還不是要用你們的「和平共處」政策來代替各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把和平共處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關係中去嗎？

我們還要問蘇共領導：各國人民革命的勝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鬥爭，怎麼能把這些勝利說成是以和平共處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處的結果呢？你們的這種說法，難道還不是要把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從屬於你們的所謂和平共處政策嗎？

我們還要問蘇共領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成就和在經濟競賽中取得的勝利，無疑會對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起着示範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麼能夠說，不是通過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而是通過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就可以實現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呢？

蘇共領導鼓吹什麼依靠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就可以給全部資本主義關係以「毀滅性的打擊」，就可以在全世界實現向社會主義和平過渡。這實際上就是認為，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根本用不着進行鬥爭，用不着起來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其走狗的反動統治，只要安安靜靜地等待着，等到蘇聯的生產水平和生活水平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奴隸，就都可以同壓迫者、剝削者一起，進入共產主義了。這難道不正是蘇共領導要用所謂「和平共處」來代替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取消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嗎？

從上面三個問題的分析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們同蘇共領導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則性的分歧。這種分歧的實質在於：我們的和平共處政策是列寧主義的，是以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為基礎的，是有利於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的利益的；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是反列寧主義的，是拋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是有害於反對帝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事業的，是違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革命鬥爭的利益的。

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

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遭到了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各國革命人民的堅決拒絕，但是受到了帝國主義的熱烈讚揚。

西方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毫不掩飾他們對蘇共領導的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的欣賞。他們把赫魯曉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⑳，說「蘇聯總理尼基塔·赫魯曉夫的行動像個美國政治家」㉑。他們說，「對自由世界來說，赫魯曉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國人最好的總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處的」㉒。他們公開表示，「改善蘇美關係的這種可能性，使美國國務院一些人士覺得，美國應當在某些限度內使赫魯曉夫的任務得到方便」㉓。

帝國主義一向敵視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共處政策，叫嚷「共處這個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惡的」，「讓我們把這種暫時的、不自然的共處觀念拋進垃圾堆」㉔。為什麼他們現在卻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發生這麼大的興趣呢？這是因為，帝國主義已經看到，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總路線對帝國主義是有利的。

美帝國主義為了實現它的消滅各國人民革命，消滅社會主義陣營，獨霸全球的戰略目標，歷來都是採取戰爭的與和平的兩手策略。在國際形勢的發展對它越來越不利的情況下，美帝國主義需要在繼續擴軍備戰的同時，更多地玩弄和平陰謀。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國要全力以赴地執行「用和平手段取得勝利」的「高尚戰略」㉕。

肯尼迪上台以後，繼承和發展了杜勒斯這一「和平戰略」，並且大講「和平共處」。他說，「我們需要一種比氫彈好得多的武器，……這種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㉖。

這是不是說，美帝國主義真的願意接受和平共處，或者用蘇共領導的話來說，承認了「和平共處的明智性和現實性」了呢？當然不是這樣。

人們只要認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難看出美帝國主義所說的「和平共處」的真正的含義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義和目的是什麼呢？

第一，美帝國主義力圖用所謂「和平共處」來束縛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的手腳，不許它們支持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

杜勒斯說過：「就蘇聯政府而論，如果它擺脫國際共產主義的規定方向，而主要謀求俄國國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話，它是能夠結束『冷戰』的。同樣，如果國際共產主義放棄它在全世界的目標，……『冷戰』也能結束。」㉗

肯尼迪說過：如果要改善美蘇關係，蘇聯就必須放棄「使全世界共產主義化」的計劃，就必須「只照管它的本國利益，並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條件下過美好的生活」㉘。

臘斯克說得更加露骨。他說，「在共產黨領導人放棄他們的世界革命目標之前，是不可能獲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還說，一些跡象表明，蘇聯領導人「對於他們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承擔的義務和加於他們的負擔和風險抱有反感」。他甚至公開要求蘇聯領導人「撇開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幻想而從那裡繼續前進」㉙。

這些話的意思是再清楚不過了。美帝國主義把資本主義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革命鬥爭，都說成是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全世界共產主義化」的結果。他們向蘇聯領導人說：你們希望同美國和平共處嗎？可以的！條件是你們絕對不能支持資本主義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並且要負責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不起來革命。這樣，按照美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就可以便利於他們放手地撲滅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革命運動，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於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和統治之下。

第二，美帝國主義在所謂「和平共處」的名義下，對蘇聯和社會主義各國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力圖實現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

杜勒斯說過：「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着維持現狀，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轉變」㉚。「處於守勢是不夠的，自由必須成為能夠滲透進去的積極力量」㉛。「我們希望鼓勵蘇聯世界內部的演化」㉜。

艾森豪威爾說過：美國將竭盡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讓那些處在獨裁暴政束縛下的人民，能夠最終享有用自由表決來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㉝

肯尼迪說過：「我們的任務是，盡我們的一切力量」，使「蘇維埃帝國以及各大洲正在發生的變化，都能給更多的人帶來更大的自由，並且帶來世界和平」㉞。肯尼迪還宣布對東歐社會主義各國「奉行一種耐心地鼓勵自由、謹慎地壓制暴政的政策」，以便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提供所謂「自由選擇」㉟。

這些話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國主義把社會主義制度誣衊為「獨裁」和「暴政」，把資本主義復辟說成是「自由選擇」。他們向蘇聯領導人說：你們希望同美國和平共處嗎？可以的！但是，這絕不意味着美國承認社會主義國家的現狀，相反地，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恢復資本主義制度。這也就是說，對於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美帝國主義絕不甘心，它總是妄想要消滅一切社會主義國家。

總之，美帝國主義的所謂「和平共處」的含義是：一切受帝國主義奴役和統治的人民不許爭取解放，一切已經解放了的人民必須重新受帝國主義的奴役和統治，全世界都要統一到美國的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們不難看到，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國主義的口味。

蘇共領導藉口「和平共處」，竭力討好美帝國主義，不斷地宣揚美帝國主義的代表人物「關懷和平」，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欺騙政策的需要。

蘇共領導藉口「和平共處」，把和平共處引伸到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的關係中去，反對革命，取消革命，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不許社會主義國家支持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革命的要求。

蘇共領導藉口「和平共處」，在國際範圍內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鼓吹社會主義同帝國主義「全面合作」，為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大開方便之門，這恰恰適應了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的要求。

帝國主義從來是最好的反面教員。在這裡，我們不妨把杜勒斯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說過的兩段話抄錄在下邊。

杜勒斯說：「有跡象表明，在蘇聯內部有要求較大的自由主義的力量」。「如果這種力量在蘇聯內部繼續發展，而且聲勢日大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認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經說過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間裡，我們可以達到我們政策的偉大目標，這就是出現這樣一個俄國，它是由能夠反映俄國人民的願望、放棄了統治全世界的掠奪野心，並且遵循文明國家的原則和聯合國憲章中所體現的原則行事的人們所統治的。」㊱

杜勒斯還說：「長遠的前景——說實在的，我要說，長遠的必然性是，蘇聯統治者們目前的政策將要有所演變，從而他們的民族主義的成分將要增加，而國際主義的成分將要減少。」㊲ 看來，杜勒斯的幽靈纏住了那些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人，以致他們簡直對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着了迷，根本不願意想一想，他們的所做所為是多麼符合美帝國主義的希望。

蘇美合作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

蘇共領導幾年來開口「和平共處」，閉口「和平共處」，實際上他們對待中國和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態度，不僅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蘇共領導所以不斷宣揚和平共處是他們對外政策總路線，說穿了，就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要全世界所有共產黨，都服從他們這些年來夢寐以求的蘇美合作。

蘇美合作主宰世界，這是蘇共領導的「和平共處」總路線的靈魂。

請看他們的妙論：

「現代兩個最偉大的強國——蘇聯和美國，把世界上任何一個其它的國家都遠遠地留在後面。」㊳

「這兩個國家中的每一個，率領着一大批國家——蘇聯率領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美國——資本主義陣營。」㊴

蘇聯和美國「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我們為和平而聯合起來，那麼就不會有戰爭。那時，如果有某個瘋子想挑起戰爭，我們只要用手指嚇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靜下來」㊵。

「在蘇聯政府首腦尼·謝·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約·肯尼迪之間達成協議，決定人類命運的國際問題就會得到解決。」㊶

我們要問蘇共領導：美帝國主義是世界人民的最兇惡敵人，是侵略和戰爭的主要力量，這一點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聲明上是寫得清清楚楚的，你們怎麼能夠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敵人「聯合起來」保障和平呢？

我們要問蘇共領導：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三十多億人口，難道都無權掌握自己的命運，都必須規規矩矩地聽從蘇美兩個「巨人」、兩個「最偉大的強國」的擺布嗎？你們的這種狂妄的謬論，不是十足的大國沙文主義，十足的強權政治嗎？

我們還要問蘇共領導：你們當真以為，只要蘇美兩國達成協議，只要兩個「大人物」達成協議，就可以決定全人類的命運，就可以解決一切國際問題嗎？你們錯了，完完全全錯了！從古到今，從來就沒有這樣的事，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這樣的事。現在世界上存在着錯綜複雜的矛盾，有社會主義陣營同帝國主義陣營的矛盾，有資本主義國家內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有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的矛盾。難道蘇美兩國達成協議，這些矛盾就會消失了嗎？

在蘇共領導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個美國。為了追求蘇美合作，蘇共領導不惜背棄蘇聯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棄至今還處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階級兄弟以及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蘇共領導極力破壞社會主義陣營。他們用盡一切造謠誹謗的辦法攻擊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施加政治的和經濟的壓力。對於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他們要置之死地而後快。他們同美帝國主義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壓力，要古巴犧牲自己的主權和尊嚴。

蘇共領導極力破壞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鬥爭。他們充當社會改良主義的傳教士，瓦解各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革命鬥志。他們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破壞民族解放運動，越來越露骨地充當美國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蘇共領導為了追求蘇美合作，費了這樣大的力氣，付出了這樣巨大的代價，他們究竟從美帝國主義那裡撈到了什麼呢？

從一九五九年以來，赫魯曉夫就對蘇美兩國首腦會晤着了迷。他在這個問題上不知做了多少好夢，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熱烈讚頌艾森豪威爾是一個「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㊷，熱烈讚頌肯尼迪「理解到這兩個強大國家的政府所負擔的重大責任」㊸。蘇共領導大肆宣揚所謂「戴維營精神」，大肆宣揚維也納會晤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蘇聯報刊鼓吹說，蘇美兩國首腦坐在一起，人類歷史就進入了「新的轉折點」；這兩個「大人物」一握手，國際關係就出現了「新紀元」。

但是，美帝國主義是怎樣對待蘇共領導的呢？戴維營會談一個多月以後，艾森豪威爾公開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維營精神」。戴維營會談七個多月以後，艾森豪威爾派遣U—2間諜飛機侵犯蘇聯，破壞了四國政府首腦會議。維也納會晤以後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蘇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條件，那就是：蘇聯不得支持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恢復資本主義制度。維也納會晤一年多以後，肯尼迪下令對古巴實行海盜式的軍事封鎖，製造了加勒比海危機。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喧嚷一時的「戴維營精神」、「人類歷史的轉折點」、「國際關係的新紀元」，如此等等，現在究竟在哪裡呢？

三國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簽訂以後，蘇共領導又大肆鼓吹所謂「莫斯科精神」。他們說什麼要「趁熱打鐵」，並且說蘇美達成進一步協議的「有利條件都具備了」，不應該採取「慢慢來」和「不着急」的態度㊹。

究竟什麼是「莫斯科精神」呢？我們不妨看一看最近發生的這樣一些事情：

蘇共領導為了進一步創造「蘇美合作」的氣氛，在莫斯科舉行慶祝蘇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會，同時又派了一個文化代表團到美國去進行紀念活動。可是，蘇共領導的這種「熱情」，得到了什麼呢？美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全體人員拒絕出席莫斯科的慶祝會，美國國務院發出特別備忘錄，要求美國公眾抵制蘇聯文化代表團，並且指責他們是「最危險而可疑的人物」。

在蘇共領導鼓吹什麼「蘇美合作」的時候，美國卻派出間諜巴洪到蘇聯去活動。蘇聯政府逮捕這個間諜，本來是完全正當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說，美蘇小麥買賣「要靠兩國有合情合理的氣氛」，「這種氣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壞」之後，蘇聯政府就以「美國高級官員對巴洪命運的關懷」為理由，不加審判，急急忙忙把這個被宣布為「偵訊證實」「幹了反蘇間諜活動」的美國間諜釋放了。

所有這些，難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嗎？如果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話，那實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這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首都的光輝名字，這個自從偉大的十月革命以來為全世界千百萬人所景仰的光輝名字，今天竟然被蘇共領導用來掩蓋他們勾結美帝國主義的骯髒勾當而蒙受了奇恥大辱！

總之，為了向美帝國主義乞求「友誼」和「信任」，蘇共領導向美帝國主義不知說了多少好話，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國家和兄弟黨不知發了多少脾氣，施加了多少壓力，向各國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樣，進行了多少欺騙。但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他們從美帝國主義那裡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還是屈辱。

勸告蘇共領導幾句話

偉大的蘇聯人民，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在抗擊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嚴酷的日子裡，在衛國戰爭的熊熊烈火中，什麼時候在困難面前低過頭？什麼時候在敵人面前下過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勢，社會主義從來沒有這樣強大，帝國主義從來沒有這樣困難，可是，列寧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被美帝國主義欺負到這步田地，社會主義陣營的榮譽竟然被蘇共領導糟蹋成這個樣子。我們同全世界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麼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這裡，我們願意誠懇地勸告蘇共領導幾句話。

美國是最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帝國主義的戰略目標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瘋狂地鎮壓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它公開宣稱要東歐重新回到所謂「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們怎麼能夠設想，按照美帝國主義征服全球的侵略計劃，最沉重的打擊只會落到別人頭上，而不會落到蘇聯頭上呢？

美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你們怎麼能夠設想，這兩個社會制度根本對立的國家，可以實現什麼「全面合作」呢？

美國同其他帝國主義大國之間，尚且是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美國必欲把它們踩在自己腳下而後已，你們怎麼能夠設想，帝國主義的美國，會同社會主義的蘇聯融洽相處呢？

蘇共領導同志們！請你們冷靜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現狂風暴雨，難道美帝國主義是靠得住的嗎？不，美帝國主義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都是靠不住的。蘇聯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只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兄弟黨，只能是各國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

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和發展，全世界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運動的發展，是任何人也撲滅不了，阻擋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國主義合夥來主宰世界，到頭來是絕對不會有好下場的。蘇共領導這樣做，是極端錯誤和極端危險的。

懸崖勒馬，為時未晚。現在是蘇共領導拋棄你們那條所謂「和平共處」總路線，回到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的道路上來，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道路上來的時候了。

注釋

（1）蘇聯《真理報》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波諾馬廖夫：《世界共產黨人的勝利旗幟》。

（2）《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一九六二年第一期，魯勉采夫：《我們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3）赫魯曉夫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4）赫魯曉夫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尼西亞日惹加渣瑪達大學的講話。

（5）赫魯曉夫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6）蘇聯《消息報》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編輯部文章。

（7）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給肯尼迪的賀電。

（8）赫魯曉夫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9）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駐蘇使館的招待會上的講話。

（10）《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波諾馬廖夫：《革命運動的若干問題》。

（11）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第八十九頁。

（12）蘇聯《真理報》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波諾馬廖夫：《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新階段》。

（13）蘇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14）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

（15）《和平和社會主義問題》雜誌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波諾馬廖夫：《革命運動的若干問題》。

（16）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綱領》。

（17）赫魯曉夫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

（18）赫魯曉夫答奧地利教授漢斯·蒂林問，蘇聯《真理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

（19）蘇聯《真理報》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編輯部文章：《爭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一致》。

（20）美國《時代》周刊文章：《我們對尼基塔必須友善到什麼程度？》，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

（21）美國副國務卿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電視談話。

（22）英國《時與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幫助赫魯曉夫》，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23）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華盛頓電，綜述美國政府官員對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的評論。

（24）美國前副國務卿狄龍一九六○年四月二十日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演說。

（25）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的演說。

（26）肯尼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在聯合國大會的演說。

（27）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發言。

（28）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蘇聯《消息報》主編阿朱別依的談話。

（29）臘斯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在美國退伍軍人團全國大會上的講話。

（30）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紐約州律師協會授獎宴會上的演說。

（31）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亞州商會的演說。

（32）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上的證詞。

（33）艾森豪威爾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芝加哥美籍波蘭人大會上的講話。

（34）肯尼迪：《和平戰略》第一百九十九頁。

（35）肯尼迪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在美籍波蘭人大會上的演說。

（36）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

（37）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記者招待會上的談話。

（38）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來……》（蘇聯為紀念蘇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冊子）。

（39）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來……》（蘇聯為紀念蘇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冊子）。

（40）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同美國記者蘇茲貝格的談話。

（41）葛羅米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

（42）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紐約市長的早宴上的講話。

（43）赫魯曉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廣播電視演說。

（44）蘇聯《消息報》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評論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