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
中共中央關於組織傳達和討論《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 中發〔1971〕77號 1971年12月11日 |
毛主席批示:照發。
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各野戰軍黨委,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黨委,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領導小組、黨的核心小組:
現將中央專案組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發給你們,請你們立即組織傳達和討論。傳達的範圍和辦法與中發〔1971〕68號文件相同。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粉碎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陰謀的鬥爭,是一場驚心動魄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是「九大」以來,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以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是兩個司令部,即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同以林彪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鬥爭的繼續。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五十年來,我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特別是取得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鞏固和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被打倒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他們總是企圖復辟。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也總是用武裝的或者「和平的」手段,力圖消滅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還存在着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我國的反革命分子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活動,不但總是帶着階級鬥爭的性質,並且總是同國際上的反動派互相呼應的。」
國內國際的階級敵人通過各種複雜的渠道,千方百計地在我們黨內尋找自己的代理人。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就是國內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帝、修、反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這個反黨集團的出現,正是國內國際激烈階級鬥爭的尖銳表現。
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罪惡目的,是要分裂我們黨,用陰謀手段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背叛「九大」路線,從根本上改變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和政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他們要把毛主席領導下我黨我軍我國人民親手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再扶植起來。在國內,他們要聯合地,富,反,壞,右,實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專政。在國際,他們要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聯蘇聯美反華反共反革命。林陳反黨集團的路線,集中反映了國內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復辟的願望。
但是,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復辟的陰謀是絕不能得逞的。他們是反動派,代表沒落的腐朽的帝國主義和被打倒了的地主資產階級。他們是沒有前途的,他們是註定要滅亡的。「帝國主義,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他們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等等,都不過是垂死的力量,而我們則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們方面。對子他們,我們從來就是不可戰勝的。」在毛主席領導下的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內,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內,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林陳反黨集團圖謀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實行反革命復辟,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繼揭露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揭露了陰謀反革命政變的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除了一害。這對於鞏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具有偉大的深遠的意義。這對於帝、修、反是最大的一次打擊。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和全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下面是中央專案組根據已經查實的物證、人證,整理的《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的材料之一,主要講中共中央委員會第九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前後的鬥爭情況。其他材料將陸續整理。
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
編輯早在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葉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數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陳伯達勾結在一起,指揮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多次開會,多方串連,陰謀策劃,妄圖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九大」前夕,林彪夥同陳伯達妄圖破壞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九大」政治報告的準備工作。「九大」以後,林彪和陳伯達破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編輯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吳法憲任命林彪的兒子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任命周宇馳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發布所謂「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個號令」,調動全軍進入戰備狀態,這樣的大事,竟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
林彪、陳伯達及其一夥在廬山會議上的全部活動,完全是有準備、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的。他們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背叛「九大」路線,破壞九屆二中全會原定議事日程,妄圖分裂我黨我軍,向毛主席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它的性質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變。
林陳反黨集團策動的反革命政變,是有國際背景的。
九屆二中全會召開前,七月中旬,陳伯達一反常態,特意穿上軍裝,竄到中蒙邊境活動。他在李雪峰、鄭維山的陪同下,到處接見前線駐軍,召開群眾大會,發表講話,製造聲勢。他的這些活動是做給蘇修看的。
九屆二中全會召開期間,正當林陳反黨集團興風作浪的時候,蘇修叛徒集團遙相策應。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率領的武裝部隊代表團,竄到中蘇邊界附近的阿拉木圖,在那裡發表蠱惑人心的講話,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出動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隊。隨後,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國的塔吉克、吉爾吉斯、土庫曼、烏茲別克等中亞地區活動,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黨九屆二中全會閉幕以後,他才離開中亞。格列奇科還到後貝加爾、蒙古等地活動,視察中蘇邊境地區的武裝部隊,叫嚷邊防軍要「加強戰鬥準備」,對我施加壓力。同時,繼續發表反華文章,對我進行惡毒攻擊,但卻不點林彪的名,集中攻擊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蘇修反華文章急劇增加,據初步統計,蘇修中央一級的報刊、電台發表和廣播的反華文章,竟達七百九十六篇。
這一切絕不是偶然的。
(一)
編輯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同時提出關於改變國家體制,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開始了修改憲法的準備工作。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憲法的指導思想和修改憲法中的一些原則性問題,向毛主席寫了《關於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毛主席閱批了這個《請示》。三月十七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了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問題。到會同志擁護毛主席關於召開四屆人大、修改憲法的意見和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
林陳反黨集團把四屆人大看作是「權力再分配」的會議,陰謀利用修改憲法和召開四屆人大的機會,實現他們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野心。他們反黨的政治綱領,是要設國家主席。他們反黨的理論綱領,是堅持天才的觀點。核心的問題,是要設國家主席,是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
四月十一日,林彪帶頭反對毛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設國家主席,並說要毛主席再任國家主席。四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將林彪的意見向毛主席作了請示報告。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但是,林彪始終堅持要設國家主席。林彪對葉群說:「國家還得設主席,一個國家不能沒有主席。」葉群對吳法憲講:「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那裡擺?」這就清楚地說明了,他們要毛主席當國家主席是假的,林彪要步劉少奇的後塵想當國家主席是真的,這就暴露了他們篡黨奪權的野心。
接着,林彪的同夥陳伯達,背着毛主席、黨中央,在他把持的政治研究室組織了一個秘密班子,專門研究中央政治局歷次的憲法修改稿,搞了一個反映他們反革命路線的「憲法修改草案」,伺機向黨進攻。
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上,陳伯達,葉群一唱一和,對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們在政治局會議上表示同意的憲法修改草案,惡意中傷。他們形「左」實右地提出,要在憲法上寫上「為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鬥」,還胡說什麼憲法修改草案沒有寫備戰,想方設法對修改憲法的工作,進行破壞和搗亂。
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陳伯達在林彪的支持下,竄到華北各地亂跑亂說,拉攏和聯絡李雪峰、鄭維山等人,喪心病狂地進行反革命遊說,為林陳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篡黨奪權作準備。
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軍司令部幹部大會上宣讀了林彪、葉群親自指揮炮製的所謂「講用報告」。林彪聽了林立果的「講用報告」的錄音,得意地說:「不僅思想象我的,語言也象我的」。八月四日,空軍常委決定在空軍系統「三代會」上放林立果「講用報告」的錄音。吳法憲等人狂熱地吹捧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是「放了一顆政治衛星」,林立果是「偉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吳法憲還公然宣稱:「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調動,空軍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揮」。這樣,吳法憲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背着毛主席、黨中央,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
八月十三日,在修改憲法小組會上,吳法憲在陳伯達的慫恿和支持下,違背毛主席在修改黨章時圈去三個副詞的指示,藉口「天才」問題,製造事端,向中央領導同志發動進攻。同時,又秘密地打電話給黃永勝,通報情況,進行密商。修改憲法小組散會後,陳伯達又要吳法憲到陳的家裡,密談到次日凌晨。陳、吳密商後,黃、吳向當時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打了長途電話,報告了情況。葉群告訴吳法憲:林彪說,你這次幹得好。
在林彪的指揮下,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多次密商,積極策劃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向黨進攻。他們搜集了關於「天才」的材料,找了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林彪布置姜思毅[1]等人,給他起草關於憲法問題的講話提綱,同時又布置林立果組織空軍黨委辦公室的一些人給他起草講話提綱,準備向黨進攻的彈藥。八月二十日,林彪、陳伯達、葉群等帶着他們準備好的反黨炮彈上了廬山。
(二)
編輯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和主持召開的,是在黨的「九大」路線不斷取得勝利,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高潮的情況下召開的,是在國際上反對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鬥爭不斷取得巨大成績的情況下召開的。
這次會議,從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始,到九月六日結束,共開了十五天。
八月二十二日,即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前一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作了重要指示,規定了這次會議的方針,要把這次會議開成一個團結的,勝利的會,不要開分裂的、失敗的會。在這次會上,林彪、陳伯達又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和要毛主席擔任國家主席的問題,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批評。
八月二十三日,黨的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幕。毛主席親自主持會議。周恩來同志宣布了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一、討論修改憲法問題;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三、戰備問題。康生同志在會上講了毛主席對修改憲法的歷次指示和修改憲法的過程,說明了對全國人民提出的修改憲法意見採納的情況。
林陳反黨集團明目張胆地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和規定的會議方針。他們認為經過一番精心策劃和部署,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時機已經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動手了。
林彪上了廬山,不去請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的常委會上,也沒有表示要在大會上講話。在事先沒有向毛主席、黨中央請示報告的情況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第一個跳出來,發表了突然襲擊,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的講話。他繼八月二十二日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綱領之後,在這次講話中又打出「天才」的反黨綱領,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瘋狂叫嚷:我還是堅持天才這個觀點。他的講話,是一個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他向黨突然襲擊,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林彪講話後,葉群,吳法憲等人加緊進行秘密活動。葉群特別囑咐陳、吳、李、邱在小組會上要含着眼淚發言,宣講語錄,堅持要設國家主席。在當晚政治局討論國民經濟計劃的會議上,吳法憲突然提出,要全會學習林彪的講話,明天聽林彪講話錄音,蓄意改變九屆二中全會的議程。
在林彪的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一面連夜加工炮製稱天才的材料,私擬了國家主席一節的憲法條文;一面四出活動,多方串連,組織力量,部署進攻。吳法憲接連找王秉璋[2]、王維國[3]、陳勵耘[4]等人談話,指名道姓地惡毒攻擊中央某些負責同志,鼓動他們在小組會上向黨發動進攻,要他們講設國家主席和「天才」兩個問題。李作鵬、邱會作也分別聯絡人,進行了布置。
同時,吳法憲又打電話給當時留守北京的黃永勝,傳達了林彪的黑指示。黃永勝按照林彪的講話口徑,授意他的心腹宋城[5],替他起草向黨進攻的講話稿。黃講了起草講話稿的要點:(1)擁護林彪的講話;(2)要指出有人反對在新憲法中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有人說稱天才是「諷刺」,這是反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的;(3)長期以來,我們黨內有許多情況不正常,等等。
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徑,一齊出動,分別在全會的華北組、中南組、西南組、西北組,同時宣講經過林彪審定的稱天才的材料,煽風點火,製造謠言,欺騙同志,向黨發動了猖狂進攻。陳伯達在發言時,使出造謠和詭辯的反革命伎倆,大肆鼓吹林彪提出的「天才」的反黨綱領,瘋狂叫囂要設國家主席,十分兇狠毒辣地攻擊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林彪給葉群定了發言口徑,叫葉講「天才,領袖,指針」,「天才從理論角度講,領袖從歷史角度講,指針從現實角度講」。葉群在會上氣勢洶洶,大講要設國家主席和「天才」問題。她還假惺惺地擠出幾滴眼淚,表示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感情」。她聲嘶力竭地叫喊:關於「天才」的觀點,「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當晚,林彪把他八月二十三日的講話稿送給陳伯達整理和修改。陳伯達在整理時,吹捧「林彪的講話很好」,「林彪是個天才」。李作鵬寫信給葉群,密商向黨進攻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陳伯達、黃、吳、葉、李、邱在九屆二中全會上製造了許多謊言,概括起來說,主要是五大謊言。
(1)他們造謠說,有人反對毛主席當國家主席。陳伯達在華北組會議上惡毒地說:「反革命分子聽說毛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高興得手舞足蹈。」別人聽不懂他的話,他還站起來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這完全是造謠中傷。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提出不當國家主席,並且發表過聲明。從一九七〇年三月到這次會議期間,毛主席先後書面和口頭講了六次不設國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擔任國家主席的問題。第一次,是毛主席三月八日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建議。第二次,是毛主席四月中旬關於「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的批示。第三次,是毛主席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談話。在談話中,毛主席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做孫權。毛主席用三國歷史故事,告誡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第四次,是在七月中央召開的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議期間,毛主席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毛主席又在政治局常委會上,兩次談過這個問題,對林彪、陳伯達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林彪口頭上講,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但他對毛主席的六次指示,半句也不聽,頑固地堅持他們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綱領,目的就是他自己要當國家主席。
(2)他們造謠說,有人反對提毛主席是天才,說「天才」是「諷刺」,要翻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案。這是明目張胆地對抗毛主席的指示。林彪、陳伯達、黃、吳,葉、李、邱都知道,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九大」黨章時,毛主席兩次圈去新黨章草案上的三個副詞[6]。當時,中央負責同志根據全會一些同志的意見,向毛主席報告說,這三個副詞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的,新黨章不寫不好吧?毛主席指示,黨的代表大會,有權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八屆十二中全會傳達和討論了毛主席的指示。「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和政治報告都沒有寫這三個副詞,憲法修改草案也沒有寫這三個副詞。林陳反黨集團以「天才」問題作藉口,大做文章,要翻「九大」的案,目的是為他們篡黨奪權製造輿論。
(3)他們造謠說,新憲法是他們長期鬥爭的結果,「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是經過他們長期鬥爭才寫入憲法修改草案的。這是無恥的捏造。事實是,在中央政治局歷次討論修改憲法問題的會議上,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中共中央修改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修改草案的時候,林彪,陳伯達、黃、吳、葉、李、邱都沒有提出這個問題。而是八月十二日修改憲法小組根據康生同志的意見,綜合一些地方和單位的建議,將這句話寫在草案的序言裡。八月十三日,經過修改憲法小組討論,由序言移至總綱第二條。八月十四日,在政治局會議上沒有任何爭論就通過了。他們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一口,陷害中央負責同志,用心何其毒也。
(4)他們造謠說,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這是卑劣的謊言。毛主席的謙虛,決不是「謙謙君子」,而是實事求是。他們把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毛主席,說成是「謙謙君子」,不講毛主席的高度原則性,這種說法的本身,就是貶低毛主席。毛主席批判了他們的這種說法,指出:「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5)他們造謠說,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歷史的案。事實證明,背叛「九大」路線,背叛新黨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歷史的案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林陳反黨集團無中生有,製造謠言,在廬山會議上颳起一陣反革命妖風,惡毒攻擊和污衊中央某些負責同志是什麼「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要「揪出來」,「千刀萬剮」、「鬥倒斗臭」,等等。實質上,他們的矛頭是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妄圖分裂黨,奪毛主席的權,奪黨中央的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八月二十五日,陳伯達通過李雪峰炮製的華北組第六號簡報搶先出籠。這號簡報,是一個反革命的簡報。林彪讓秘書把這份簡報講給他聽。林彪聽後哈哈大笑,說「聽了那麼多簡報,數這份有分量,講到了實質問題。」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看了華北組第六號簡報,興高采烈,神氣十足。李作鵬拿着這號簡報,對邱會作說,你看人家登出來了,你們西北組溫度不夠。吳法憲馬上找小組會議記錄人員說,西南組的簡報要參照這號簡報改寫,要把他的發言要點寫進去,要把氣氛寫得足一些,並親自規定要用那些詞,如「篡黨奪權的野心家、陰謀家」、「定時炸彈」、「罪該萬死」、「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等等。邱會作提出要把他的發言單獨出簡報。林彪一夥自以為得計,認為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有把握了,好象會成功了。他們反革命氣焰囂張一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當林彪一夥在廬山向黨猖狂發動進攻的時候,空軍「三代會」把那個林彪反革命別動隊的頭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為「超天才」也達到了高潮。老子兒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互相配合。林彪、葉群還私自把林立果帶上廬山,通過林立果與王維國、陳勵耘等人秘密聯繫,指揮他們向黨進攻。林彪、林立果還調了兩架雲雀式直升飛機在廬山待命。他們安裝了六條電話專線,進行秘密通訊聯絡。在林彪一夥向黨發動進攻的同時,葉群親自布置:「保衛工作要加強,要注意安全」。
林陳反黨集團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全部活動,完全是一次有準備、有綱領、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革命政變。但是,無產階級的天下是亂不了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一切,識破了林陳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政變陰謀。八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中央全會分組會議立即停止討論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講話,收回華北組第六號簡報,剎住了林陳反黨集團煽起的反革命妖風,撥正了全會的航向。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寫了《我的一點意見》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文獻。在這個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陳伯達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論,駁斥了他的謠言和詭辯,進一步闡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觀點。毛主席指出,「天才」材料,「沒有馬克思的話。」指出:「我跟陳伯達這位天才理論家之間,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就從來沒有配合過,更不去說很好的配合。」「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主席還指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於知識範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後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毛主席批判了陳伯達一類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騙子,粉碎了林陳反黨集團的反革命政變陰謀,使絕大多數同志在毛主席正確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保證了全會的勝利。
九月六日,黨的九屆二中全會勝利閉幕。在閉幕會議上,毛主席對黨的路線教育問題、高級幹部的學習問題、黨內外團結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在講到高級幹部讀馬、列的幾本書的問題時,毛主席說:「現在不讀馬、列的書了,不讀好了,人家就搬出什麼第三版[7]呀,就照着吹呀,那麼,你讀過沒有?沒有讀過,就上這些黑秀才的當。有些是紅秀才喲。我勸同志們,有閱讀能力的,讀十幾本。基本開始嘛,不妨礙工作。」「要讀幾本哲學史,中國哲學史、歐洲哲學史。一講讀哲學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麼辦?其實是有時間的。你不讀點,你就不曉得。這次就是因為上當,得到教訓嘛,人家是那一個版本,第幾版都說了,一問呢?自己沒有看過。」
在講到廬山會議這場鬥爭,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時,毛主席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干。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辦法呀?」
在講到黨內外團結問題時,毛主席說:「不講團結不好,不講團結得不到全黨的同意,群眾也不高興。」「所謂講團結是什麼呢?當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之上的團結,不是無原則的團結。提出團結的口號,總是好一點嘛,人多一點嘛。包括我們在座的有一些同志,歷來歷史上鬧彆扭的,現在還要鬧,我說還可以允許。此種人不可少。你曉得,世界上有這種人,你有啥辦法?一定要搞得那麼乾乾淨淨,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覺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時候又是一分為二。黨內黨外都要團結大多數,事情才幹得好。」
在這次會上,周恩來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講話。同時,黨中央宣布對陳伯達進行審查。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陳反黨集團的陰謀被揭露以後,林彪竭力掩蓋他的反黨罪行,並為他的幾員黑幹將開脫罪責,說什麼「我和陳伯達過去沒有接觸」,「軍隊的幾個同志過去同陳伯達也沒共過事」,「他們是炮筒子,說話走火」。八月二十九日,陳伯達給林彪打電話說:「林副主席講話很好」,「不過那裡面有沒有講到主席多次強調的這樣的原話:『是開一個團結的會議,還是分裂的會議,是開一個勝利的會議,還是失敗的會議』」,「如果還沒有講到,最好想辦法在錄音裡面加上去。」妄圖掩蓋林彪一夥分裂黨的罪惡陰謀。黃永勝上山後,見勢不妙,銷毀了他早巳準備好了的反黨講話稿。葉群作賊心虛,不交出她從中央會議記錄中撕下的她的發言記錄。邱會作一再提出要從中央會議記錄中剪掉他的發言記錄。陳伯達、吳法憲繼續玩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假檢討。林立果氣急敗壞地對林彪的秘書說:「翻車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媽的主任(指葉群)搞的,她想搶頭功,儘是瞎指揮」。
與此同時,林彪、葉群複製九屆二中全會的講話錄音,吳、葉、李、邱指使秘書抄存他們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葉群還私自抄存華北組第六號簡報。林彪派林立果,找王維國、陳勵耘進行安撫、鼓氣。林立果對王、陳說:「首長(指林彪)知道你們受損失,很難過」,「看來這個鬥爭還長」。他們不甘心自己的失敗,要繼續同無產階級司令部斗下去。
(三)
編輯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毛主席提出在全黨全軍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領導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幹部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倡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同時,毛主席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方針,本着「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原則,採取甩石頭(毛主席的《我的一點意見》和對三十八軍、濟南軍區報告等批示)、挖牆角(改組北京軍區)、摻沙子(派負責同志參加軍委辦事組)三項辦法,對林彪,對黃、吳、葉、李、邱等進行了嚴肅耐心的批評教育和仁至義盡的挽救,希望他們能夠同陳伯達劃清界限,回到正確路線方面來。毛主席一系列的教導,使全黨全軍幹部大大提高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覺悟,挽救了一批犯錯誤的同志。但是,林陳反黨集團卻不顧毛主席的教育和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遠。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吳法憲的書面檢討上批評了吳法憲及其同夥,指出:「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為什麼這樣缺乏正大光明的氣概。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辦事組各同志(除個別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記了九大通過的黨章」,「又找什麼天才問題,不過是一個藉口。」毛主席還指出:陳伯達「是個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會議上揭發過,又同個別同志打過招呼。」這裡說的個別同志,就是指林彪,就是批評林彪不聽招呼。毛主席還駁斥了吳法憲在檢討中提到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指出:「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當吳法憲說到,陳伯達造謠說:「中央委員會也有鬥爭」時,毛主席批示:「這句話並沒有錯,中央委員會有嚴重的鬥爭,有鬥爭是正常生活。」毛主席還批示:「我願意看見其他宣講員的意見。」這裡說的其他宣講員,是指炮製和宣講「天才」材料而拒不檢討的那幾個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在葉群的書面檢討上作了重要批示。當葉群虛偽地說她犯了什麼「路線性」錯誤時,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毛主席批評葉群「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傾向。九大勝利了,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請同志們研究一下是不是這樣的呢?」當葉群說到他們搞天才語錄問題時,毛主席指出:「多年來不贊成讀馬列的同志們為何這時又向馬列求救,題目又是所謂論天才,不是在九大論過了嗎?為何健忘若此?」毛主席駁斥了葉群所說的與陳伯達「鬥爭不夠有力」的謊言,指出:「鬥爭過嗎?在思想上政治上聽他的話,怎麼會去同他鬥爭?」毛主席批評葉群及其同夥「不提九大,不提黨章,也不聽我的話,陳伯達一吹就上勁了,軍委辦事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黨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除了陳待審查外,凡上當者都適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針對林彪在建軍路線上的錯誤傾向,在北京衛戍區關於野營拉練的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兩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同時指出:「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聯絡部的一個請示報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對於一切外國人,不要求他們承認中國人的思想,只要求他們承認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該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是一個基本原則。我已說了多遍了。至於他們除馬、列主義外,還雜有一些別的不良思想,他們自己會覺悟,我們不必當作嚴重問題和外國同志交談。只要看我們黨的歷史經過多少錯誤路線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軌,並且至今還有問題,即對內對外都有大國沙文主義,必須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三十八軍黨委會批陳報告的批示中,建議北京軍區黨委召集一次會議,「討論為何聽任陳伯達亂跑亂說,他在北京軍區沒有職務,中央也沒有委任他解決北京軍區所屬的軍政問題,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及華北地區的太上皇?」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來同志關於開好華北會議的請示報告上批示:「要有認真的批評,從批評達到團結的目的。」「這次會議在全軍應起重大作用,使我軍作風某些不正之處轉為正規化。同時對兩個包袱和驕傲自滿的歪風邪氣有所改正。」黃永勝、李作鵬公開對抗毛主席的批示,他們在接見三十八軍領導人時,說什麼:「不要只攻北京軍區為什麼陳伯達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樣就把事情搞複雜了。」壓制揭露陳伯達,害怕火燒到他們自己身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姚文元同志的報告上批示:「我的意見二百七十四個中央委員,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級在職幹部都應程度不同地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方能抵制王明、劉少奇、陳伯達一類騙子。」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濟南軍區關於反驕破滿的報告上批示:「此件很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講清了問題。」「我軍和地方多年沒有從這一方面的錯誤思想整風,現在是進行一場自我教育的極好時機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軍委召開座談會。在會議期間,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們批陳,要他們做檢討。在林彪的支持下,黃、吳、葉、李、邱不僅拒不執行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批陳,也不作檢討,而且利用會議簡報,大肆吹噓軍委辦事組對毛主席「跟得最緊」,「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謙虛謹慎」,「辦事認真」,以此來對抗中央,欺騙同志。
在華北會議期間,毛主席、黨中央改組了北京軍區。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同志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代表黨中央在華北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這個講話,系統地揭露了國民黨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陳伯達的罪行,指出了李雪峰、鄭維山在政治上所犯的方向、路線的嚴重錯誤,宣布了中央關於李德生、謝富治、紀登奎等同志在北京軍區任職的決定。這就搗爛了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那個山頭主義的窩子,挖了他們的牆角。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傳達了毛主席對計劃會議的指示:「請告各地同志,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時,重點在批陳,其次才是整風。不要學軍委座談會,開了一個月,還根本不批陳。更不要學華北前期,批陳不痛不癢,如李、鄭主持時期那樣。」黃、吳、葉、李、邱,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他們所管轄的部門,拒不傳達毛主席對他們的批評。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軍委辦事組對毛主席批評軍委座談會不批陳的問題,寫了一個報告。毛主席在這個報告上批示:「你們幾個同志,在批陳問題上為什麼老是被動,不推一下,就動不起來。這個問題應該好好想一想,採取步驟,變被動為主動。」當他們說到「對『批陳』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時,毛主席批示:「為什麼老是認識不足?三十八軍的精神面貌與你們大不相同,原因何在?應當研究。」黃永勝、吳法憲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評,接連幾次給在蘇州的林彪、葉群打電話,密謀對策。軍委辦事組在討論毛主席批評他們根本不批陳的指示時,黃永勝念了唐朝詩人章碣的詩:「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8]無產階級引用這首詩,是表示要造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黃永勝在討論毛主席對他們批評的時候念了這首詩,是蓄意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要造無產階級的反。事實也正是如此,就在這個時候,林彪、葉群指使林立果竄到杭州和上海,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武裝政變計劃。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對《無產階級專政勝利萬歲》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麼是唯物論,什麼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個教訓非常嚴重,這幾年應當特別注意宣傳馬、列。」對毛主席關於認真學習馬列主義的指示,林彪怕的要命。他頑固地堅持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唯物論的反映論。
毛主席和中央負責同志,對黃、吳、葉、李、邱作了多次個別談話,進行了長期的耐心的教育和挽救。但是,他們拖了七個月才勉強寫出的「檢討」,仍然不批陳,同陳伯達劃不清界限。毛主席為了幫助他們,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他們的檢討上加了這樣一段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同時,毛主席在他們的檢討上明確批示:「以後是實踐這些申明的問題。」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一個同志的檢討上作了批示:「此件留待軍委辦事組各同志一閱。上了陳伯達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以來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三月十九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會議上的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那裡去了。」毛主席這一重要批示,中央給軍委直屬單位發了六十份。黃永勝竟擅自扣發毛主席的批示,只發出七份,並限定極少數人傳閱後立即收回。他們竭力封鎖毛主席的指示,緊緊地捂住蓋子,就怕揭。
為了打破林彪的山頭主義、宗派主義,一九七一年四月,毛主席、黨中央派負責同志參加軍委辦事組,實行「摻沙子」的辦法。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周恩來同志代表黨中央作了總結講話。在講話中指出,黃、吳、葉、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組織上犯了宗派主義錯誤,站到反「九大」的陳伯達分裂路線上去了。希望他們按照毛主席的教導,實踐自己的申明,認真改正錯誤。
但是,林彪及其一夥毫無悔改之意,就在批陳整風匯報會議期間,他們一面作假檢討,應付中央,而背地裡卻在林彪、葉群、林立果的指揮下,策動他們的死黨周字馳、於新野、劉沛豐等開黑會,要「加快,提前」實行他們於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制定的《「571工程」紀要》[9]反革命綱領,窮凶極惡地準備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
[1]總政治部前宣傳部長
[2]國防科委原代主任
[3]空四軍原政委
[4]空五軍原政委
[5]軍委辦公廳第一秘書處原第二處長
[6]指「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三個副詞
[7]指恩格斯為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變記》德文第三版寫的序言
[8]見《唐詩選》
[9]林彪及其死黨制定的反革命政變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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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刑事審判參考》2011年第1集,總第78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一、二、三、四、五庭共同主辦,法律出版社出版。亦可參考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研究室的一篇文章。
- ↑ 據2024年社群共識,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和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直屬機構以及法律規定的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及其各專門委員會)、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及其巡迴法庭等機構)黨組(機關黨組、分黨組、黨組小組、黨組性質的黨委)等中央國家機關黨組制定的公文,視同「直屬機構」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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