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
作者：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27年8月

根據一九二七年八月出版的《中央通訊》第一期刊印

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鑒：

（一）緒言

同志們！

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現在致書於全體同志的時候，正是很困難危險的時期――偉大的中國革命遇見了極艱巨的折磨。今年四月間蔣介石在上海發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漢政府領域之內繼續發展而完成。三個月以前，武漢政府曾經宣布蔣介石是革命叛徒，現在呢！ 他自己也學了蔣介石的榜樣。反革命如今冒國民黨之名，甚至於冒「左派」國民黨之名，來摧殘工農運動。在武漢領域之內如蔣介石之治下是一樣的，他們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農民協會被解散被禁止，幾百幾千的農民運動的指導同志被武漢政府的將領所殘殺。農民運動所及的區域，無不受反革命的清鄉所蹂躪。工人亦是到處受摧殘，他們的武裝被解除，他們的工會日益受着壓迫或占領，他們的指導者亦被殘殺，工會機關之中到處只見軍閥豪紳指派來的走狗，壓迫受得尤其嚴重的便是我們的黨。一切反動勢力聯合起來反對共產黨――從反革命的軍閥一直到被革命嚇慌了的小資產階級。然而他們現在不稱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及蔣介石所領導的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為人民之公敵，卻稱共產黨為人民之公敵。國民黨現在的領袖汪精衛等，卑劣無恥的叛背了國民黨的主義及其習性，接受軍閥的命令而與共產黨破裂。

國民黨中央驅逐軍隊中的共產黨黨員，我們的黨不得不秘密起來，因為反革命派要想完全消滅我們，反革命暫時的得着了勝利，正拿着武裝來對付勞動階級。如果現在所有的工會還沒有搗毀淨盡，如果工〈農〉運動的革命的指導者還沒有完全被殺，如果政府還在宣言保護工農團體，那末，這不過是因為反革命的軍閥和國民黨的領袖還沒有完全集中團聚自己的力量。

我們要知道，如果群眾運動不能夠起來堅決的反抗，那末，最近期間白色恐怖決不會滅〔減〕弱，只有越發厲害。我們對於國民政府的「尊重」工農，沒有絲毫的幻想！這所謂國民政府是什麼？他從革命的政權機關變成了資產階級之反動的執行機關，變成了軍閥的工具。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如汪精衛之類，見着革命發展便嚇慌了，寧可背叛國民黨的主義，完全走進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對於資產階級的反動派，現時還有些用處，因為革命運動的力量沒有完全鎮壓下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利用國民黨的這些叛徒，好暫時冒充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的招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大多數其實已經背叛了出賣了革命的國民黨之光榮的旗幟。

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汪精衛，孫科等大多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既已走到反動方面去，自然不是國民黨的代表和領袖，所以一切工人農民都應當知道，最近期間白色恐鋒要在汪精衛等叛徒的旗幟之下而實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厲害起來，只有廣大的勞動群眾積極起來反抗，實行革命的鬥爭，才能奪去篡竊國民黨旗幟以實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撲滅反革命。

現在的情勢是反革命派屠殺工農群眾，壓迫群眾運動，搗亂工農團體，所以中央委員會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中國共產黨從群眾運動里發展成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鬥爭的時期，他的作用是絕對的偉大的，現在我們黨的作用是更加要大了。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歷次決議，都說黨的政策及黨的指導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過去中國革命的進程，大半與本黨政策有關係的。將來革命的命運在形勢變更之後，更加要靠我們黨的政策正確，要看我們黨對於形勢變更之後的職任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黨的指導做了極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全黨積極的自己批評這些錯誤而糾正他們。這些錯誤並不是指各個的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黨的指導執行了很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糾正過去的錯誤，那就不能正確的規定將來的工作，自然更不能進行革命的鬥爭，以適應當前的艱巨職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須指明是怎樣錯誤的。應當要使各個黨員都得着過去的教訓。我們黨如果不能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只有公開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評。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怕公開的承認自己錯誤。如果共產主義者不能無所畏懼無所忌諱的批評黨的錯誤，疏忽，和缺點，那麼，共產主義者也就完了。我們黨公開承認並糾正錯誤，不含混不隱瞞，這並不是示弱，而正是證明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力量。我們深信本黨的生命與力量決不致於怕披露和批評我們的疏忽和缺點，甚至於披露之於我們階級仇敵之前也無所怕。等共產黨的敵人幸災樂禍好了！讓他們去亂叫共產黨崩壞好了！這種攻擊，是嚇不了我們的，我們勝過敵人的地方，正在於我們是最先進的階級，無產階級之先鋒隊能夠在自己錯誤經驗里學習出來，絕無畏懼的披露自己的錯誤並且有力量來堅決的糾正。

我們黨有這種偉大的力量，不但因為我們黨的階級性使然，而且因為有群眾之奮鬥，無產階級及貧苦農民群眾之奮鬥作保證――這些群眾是我們黨的基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上說：「中國共產黨英勇的鬥爭，中國共產黨廣大的黨員群眾，艱苦犧牲的在社會下層工農城市貧民之中，實行真正革命的鬥爭。」我們黨的指導機關，卻有機會主義的錯誤，經常的搖動和猶豫，在緊急關頭總是沒有堅決行動的決心，假的非共產主義的不革命的理論，還有更加不革命的行為，這些情形，不但絕對的與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相矛盾，並且和我們黨員群眾工作相反。

譬如說：上海，廣東，湖南本黨普通黨員群眾都有過偉大的奮鬥，屢次光榮的總同盟罷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動――最後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勝利。這些都是光榮的歷史，不但在中國史上有無上的光榮，而且在世界革命運動史上也是如此。這一頁光榮的歷史，是上海共產黨，――無產階級所寫的。

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員指導之下所表現出來的勇敢性，革命性，階級意識的堅決和政治意識的高度，甚至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國里的工人革命運動，差不多都有了幾十百年的歷史呢。中國共產黨可以以上海的共產黨群眾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蔣介石屠殺之後，雖然受着聞所未聞的壓迫，許多最好的指導者（如陳延年，趙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殺，一切運動都壓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舊繼續着鬥爭，表現不可摧折的偉大力量。廣東的共產黨員，領導了鐵路工人的暴動以反抗李濟琛，領導農民群眾的武裝暴動，能在五縣地方繼續抗爭至兩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堅決犧牲的革命黨人，奮鬥到最後一點一滴的可能，――這些共產黨員真可以做革命形勢中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榜樣。湖南同志領導農民運動的鬥爭，亦是這樣光榮的中國歷史的一頁。農民協會實際上的政權，是共產黨員領導而農民協會所創造的，自動沒收大地主，分配土地於鄉村貧民，解除豪紳團防的武裝，創立武裝的農民軍，嚴厲的鎮壓封建的反動分子，極偉大的農民運動的規模，而且會和國民黨下層群眾結合革命的聯盟――而不是機會主義的聯盟――最後，組織農民暴動以反抗長沙的反動政權，（這次暴動如果不是中央黨部機關在緊急的關頭採取可恥的退讓政策，無疑的是勝利的。）――這都是湖南共產黨員的努力成績。這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產黨員群眾，亦是如此。黨員群眾的行動真正是英勇澈底的革命鬥爭。這種鬥爭要忍受很大的犧牲，但是我們黨的群眾沒有怕犧牲的。中國革命之中，他們的奮鬥，使我們的黨取得偉大的光榮和作用。黨的群眾是我們的力量之源泉，有他們的幫助，黨的指導機關之錯誤無論如何大，都是很容易糾正的。固然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搖動猶豫，沒有堅決行動的能力，這對於中國民眾的革命鬥爭和共產主義的運動大有損失，然而本黨有上海，廣東，湖南的經驗，決不會因指導機關的錯誤而陷於敗亡。本黨一定有這個力量，保證今後有正確的革命的布爾塞維克的指導。

（二）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

黨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錯誤，其基礎在於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不了解各階級在每一革命階段里的作用，以及共產黨的作用，正確些說，是對於這些問題沒有布爾塞維克的馬克斯主義的了解。黨的指導每當解決這些革命之根本問題的時候，時常在理論上實踐上違背了共產國際的根本原則及列寧對中國革命的估量。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陷於最庸俗的機會主義。

　　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而有生長而成社會主義革命的根本趨勢。中國革命尚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時，他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會經濟政治的遺毒。現時中國革命的根本內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階級要求解除聞所未聞的壓迫制度與奴隸制度之爭鬥，這種奴隸制度正是帝國主義依據中國封建關係以建立其統治之基礎。

如果以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與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相對立，那麼，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簡直不是布爾塞維克的。共產國際向來反對這一類的觀點，認為是最壞的一種機會主義。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堅決的反對以國民革命的職任與階級鬥爭的職任相對立的觀點，這一類的觀點，在西歐各國的極左派及社會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實這是拋棄中國民權革命中之無產階級領導權，拋棄領導權而爭所謂『勞工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的一種，實際上要使無產階級變成『民生〔主〕營壘』的尾巴」。中國革命中各種社會階級的作用是怎樣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壓迫，極大部分是依據於中國經濟的落後，依據於農村中的封建關係。

中國社會經濟關係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遺毒，是外國資本無限的剝削中國民眾之最好的依據。帝國主義維持着地主豪紳及封建式的行政機關，封建階級又在維持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所以非常之明顯的是：反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同時就在以全力反對地主豪紳的政權。封建制度破壞，就是對於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加以嚴重的致命的打擊；而要破壞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劇烈的土地革命的方法。農民反對地主豪紳及強盜式的政府機關之階級鬥爭，是民族的解放運〈動〉之必要條件和不可分離的成份。土地革命愈堅決愈劇烈，農民群眾加入鬥爭的愈多，殲滅地主豪紳的統治癒嚴厲――則國民運動的規模愈廣大，國民運動的勝利愈鞏固。

　　從別一方面觀查，外國資本在經濟上勾結一部分城市資產階級（買辦）。這一部分資產階級利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之保存與擴大。

　　至於所謂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呢？那麼，他們是受外國資本的競爭而為其所排擠的一部分中國資本，因此，他〈們〉被逼對於帝國主義實行經濟鬥爭。

　　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曾經參加中國的革命，甚至於有一時期曾經做這一運動的領袖。然而迅速發展的工人階級及農民群眾運動，提出革命的階級的要求，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又大大的發展，這些情形，使民族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戰線而走入反革命的營壘。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政策上的變改，以蔣介石在上海的屠殺而著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今年四月間既受革命運動偉大的規模之恐嚇，就要去和帝國主義妥協，他如今和買辦階級，封建大地主相象，將要成為外國資本對於中國統治之支柱。正因為這種情形，更使無產階級的鬥爭――力爭自己真正的階級要求的鬥爭，變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須的條件。

　　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不可免的使他與帝國主義接觸而引起最堅決的衝突，中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足以掘斷帝國主義經濟力量之根源。中國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聞所未聞，這種情形保證了外國資本在中國取得非常之高的利潤。反對中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可以掘斷帝國主義壓迫所依據的支柱。中國工人階級，則因客觀狀況的關係，是力爭中國民族解決〔放〕之最澈底最堅決最不妥協的階級。此種情形使中國無產階級應得民族解放運動中之領導權。可是中國無產階級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國民族的使命，只有隨着力爭自己的階級要求之爭鬥的發展，就是對外國資本及中國資產階級鬥爭的開展而日益實現這個使命。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議決案說：「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以為承認中國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已經『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殺之後已經開始了別一種工農的階級革命――這是不對的」。中國革命現時的危機及各種社會階級力量離合的現勢，表明並且證明：反對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內），尤其是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完成，必須實現於反對已成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之鬥爭之中；澈底的民族解放鬥爭，不但不會和工農群眾〈鬥爭〉的開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衝突，而且能直接發展廣大的下層民眾的群眾運動。

　　誰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勝利，誰要中國完全脫離外國的壓迫，他便應當促進並擴大激厲工人反對資產階級，農民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他便應當贊助社會鬥爭，使之進於全體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於小資產階級，則除去少數的反動成份，與買辦階級封建階級相勾結的成份，其餘一般手工業者商人學生店員及城市貧民，亦因自己客觀狀況的關係都利於革命的階級運動之勝利，利於城市工人鄉村農民之勝利，，自然更利於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然而小資產階級必然是動搖猶豫，徘徊於互相鬥爭的階級及革命與反革命之間。這種猶豫與動搖，往往對於革命鬥爭的出路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但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猶豫的程度，大部分由於革命階級運動的力量而決定的。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鬥爭愈堅決愈劇烈，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愈革命，則小資產階級愈能轉而左傾，愈能站到革命戰線上來，反之，如果革命的階級及共產黨自己也表現動搖不澈底不堅定，則小資產階級愈加傾向於有產階級的營壘，反革命的營壘。無產階級的先鋒，除自己的堅定與果決外，沒有更真實的領導小資產階級的方法。

　　列寧屢次的說過：「誰要幫助搖動猶豫的入，他自己便應當開始就不搖動不猶豫」。我們應當記着：社會之中既然發生了兩大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鬥爭，小資產階級便無論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獨立的政策；他或者和資產階級同道，或者和無產階級同道。無產階級應當明了小資產階級的搖動是不可免的；正因為如此，所以他自己應有堅決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問題。

　　凡此一切，都是對於中國革命中各種動力的估量，足以確定共產黨的革命的策略的。然而我們黨的指導，在理論上，尤其是實際上，剛剛對於中國革命中各階級的力量之估量，有一個相反的觀點。這就預定了黨的指導之機會主義的動搖猶豫政策。中央完全象孟塞維克派似的，將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鬥爭相對立，彷彿認為階級鬥爭的開展，足以破壞國民革命，而要想叫全黨及工人階級農民都自己來限制階級的要求，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地主不用革命的鬥爭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的發給上海的信，對於上海鬥爭的指令說：「中國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國主義。……現在幾月忽略反帝工作」。彷彿專注意於進攻封建制度，而得不到好的結果。中央罵共產黨員走得太遠了，要叫本黨所領導的革命的農民往後退。這一指令里又說：「一方面反帝國主義運動消沉下去，別方面工農運動發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資產階級看來是如此。單調的去武裝工農沒收土地，高叫非資本主義前途等等口號，使小資產階級懷疑C. P. 快要革國民黨的命，要進行階級革命，而不是國民革命」。這樣，中央那時認為階級鬥爭是一事，國民革命又是一事。這一通信里還說：「小資產階級看不見沒收土地是國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為只有共產黨要沒收土地，實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農的力量。因此，小資產階級不能不提出這種問題，不能不要求限制工農運動，甚至於與共產黨破裂。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資產階級的政策呢？如果這樣，那就是取消我們的力量，拋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而投降蔣介石。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沒收土地，武裝工農呢? 這個結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滅革命的根據地。如果我們不能用相當的方法渡過這種困難，那就是資產階級勝利。我們應不應當拋棄沒收土地武裝工農的政策呢？這當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許的問題，我們已經決定領導農民自動的沒收土地，武裝起來。這是獨立的政策。但是這種政策太危險了。假使我們完全獨立的幹起來，那麼，我們和國民黨的關係就要破裂。固然這是光榮的失敗，但是破裂對於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應當找新的道路。經過新的道路來渡過現在所遇的危機與困難，使革命深入廣出，而得到最後的勝利」。這一指令的結論是：中央叫上海的黨部「不要看着國民黨運動完全是工人問題」，而要到各階級中去宣傳反對帝國主義；這是說去宣傳上海資產階級，就是實行蔣介石四月十二屠殺的資產階級，轉向帝國主義求妥協的資產階級。這真是聞所未聞的不革命的非共產主義的方針，足見中央指導機關對於革命的根本問題，對於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質問題的見解都是錯誤的。

　　中央在這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是共產主義者受資產階級影響的反映。整個兒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例置。中央的這種方針，完全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及決議不符，完全和黨員群眾工人階級及革命的農民之鬥爭不符。

　　誰要替這種機會主義辯護，或者主張繼續這種機會主義，他便永久和共產主義離別了！

（三）中國共產黨與工人運動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就是無產階級中最先進，最革命，階級覺悟最高的一部分。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永久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發出，要求以革命的方法變更全社會的組織。共產黨既然以工人階級利益為最重要的前提，同時，亦要提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時期中客觀上可能解決的要求，在這一革命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改革的軌道上去的時期中，都是如此。共產黨主要任務之一，便是組織工人群眾而指導他們的鬥爭，堅決的力爭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資，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爭得絕無束縛的工人組織及階級的工會之完全自由，爭得無所限制的罷工權，努力反抗以至消滅工人無權無利的奴隸狀況。

這種要求工人階級都可以在民權革命之中提出，但是必須用無產階級群眾的獨立鬥爭。共產黨應當發展擴大並激厲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應當每次領導工人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共產國際屢次命令中國共產黨，要我們力爭增進工人群眾的物質生活，堅決的要求改良工廠生活，提高工人的社會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壓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認識自己組織工會及罷工之權。同時共產國際指出必須迅速勇敢堅決的實行武裝工人農民，首先是其中最覺悟最有組識的成份。這一政策國際是認為萬分必要的。共產國際的這種指示和各地工業區工人群眾自己的鬥爭是相應的，和本黨黨員群眾的鬥爭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黨指導機關卻是走的別條路。他只在阻止緩和階級鬥爭及工人的革命行動。中央不去開展推動罷工運動，卻同着國民黨領袖規定強制的仲裁辦法，而且最終決定之權屬於政府。在各階級聯盟的政府之下，起先一時期，這一政府而且正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卻定出如此的策略，這在客觀上不是為工人的利益，實是為資本家的利益，實在大大的阻礙了工人運動。那時國民黨中央有禁止不得政府同意之外國企業中之罷工之決議，又有要工會不為工人要求而鬥爭，卻要守勞動紀律的決議，我們中央並沒有反對。中央那時以為限制些工人運動，可以保存和資產階級的聯盟，而沒有懂得我們不堅決的擁護工人利益，只有使小資產階級更加右傾。中央想盡方法限制工人的經濟鬥爭，限制他們直接的為自己階級利益而鬥爭，其實這種要求不能實現，便永世也說不到工農在革命中的領導權。中央那時規定這種策略，實是因為對於與小資產階級聯盟的觀念是錯誤的，對於國民革命之利益的觀念也是錯誤的。自然爆發而發展的工人運動，自下而上建立了強大的工會，完全在共產黨員影響之下，並且發生了武裝工人糾察隊，及廣大的勞動童子團等等。工人階級自己覺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來反抗資本家，面資本家早已反革命，對於生產則怠工，故意造成工業的危機金融的紊亂。只要工會逮捕幾個廠主店東，一般資產階級便大叫其「過火」，於是不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跟着亂叫，而且那時本黨中央也跟着這樣承認。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堅決說「過火」怎樣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說給工人聽，不應當占領工廠，即使工廠主的故意閉廠，也不應當；說不可以封店，即使店東故意抬高物價，也不可以；又說決不該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顯然是反革命黨，也是不該。

潮流似的，工人階級向着真正工農民權獨裁制進行，中央都〔卻〕盡力阻止工人運動走上這條革命的路。

中央不但沒有設法武裝工人，他反而一遇見資產階級方面的小不滿意，立刻便自動的解除武裝，解散漢口工人糾察隊。為保存與小資產階級聯盟起見，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勞動童子團。

國民黨下命令叫工人嚴守革命紀律，還要工會去執行，違法者交政府管理。工會只准處罰工人。我們中央對於這個命令，一句話也沒有提出抗議，湖北省總工會接受這個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認。中央對於工人階級表現的獨立性，每次都說是「過火」或「幼稚」，沒有注意自己所說的話實在是反革命的大資產階級的話。

黨的指導機關的錯誤策略，不但是在工人的經濟鬥爭上是如此，而且關於工人的政治行動，亦復如此。武漢工人奪回英租界，是有很偉大的歷史意義的，但是，這不但不是經過黨的指導機關而實行的，並且中央在事後還說這是不對的。最近中央曾經傾向於自動取消上海秘密工會，而使他們加入蔣介石的黃色工會。對於群眾的懼怕，不信任群眾的力量，——在黨內問題里也是如此。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是智識份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經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緊急會議的要求之後，方才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許多工會之中，指導者的黨員也不是工人，而是學生，智識階級。當要辦黨校的時候，中央非常堅決的要使工人份子減少些，說中國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識不發達不覺悟。然而事實上譬如上海工入，其政治意識比黨的指導機關高得多。我們黨和這種非無產階級的不革命的，透澈的機會主義，必須斷絕關係永不沾染。

（四）中國共產黨與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問題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中心問題，共產國際特別說明這一問題不止一次了，這許多時候，共產國際曾經給我們中國黨明顯清楚的指示，指示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亦就是繼續以前的指示，這一決議說：「要引進群眾來鬥爭，只有在農村中依據土地革命，城市中依據工人階級需要之滿足及其政治權利的保障，堅決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沒收地主官僚寺院等一切土地，禁止苛約，取消貧農所欠重利盤剝者的債務，［減］堅〈決〉的要求減稅，而使富人多負稅捐的責任；這些要求應當實行之於全中國，首先是武漢政府領域之內。這些要求應當可以引起群眾反對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資產階級，並及於北方軍閥。」「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沒收土地及土地國有，——這是中國革命新階段的主要的社會經濟的內容。現時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解決土地問題，幾千百萬農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決土地問題，而共產黨則應做這一運動的領袖，而指導這一運動，並且共產黨應當在政府之中實行一種政策，使政府自已贊助土地革命之發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將現時政府變成工農運動的組織上政治上的中心；變成工農獨裁的機關。」

然而黨的指導機關的工作，恰好和這種革命方針絕對相反，湖南農民運動發展成了強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極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反對豪紳地主。然而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違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來的。總之，只有自下而上的運動，各地農民運動只有下級黨部和黨員群眾領導着，中央只是時時刻刻阻滯革命的農民運動，甚至於拉他向後轉。黨的指導機關，一直沒有注意中國革命中農民土地問題的意義。第五次大會之前，黨的指導機關對於土地問題只有絕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漢口開中央特別會議，提都沒有提及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態度，雖然這一會議是北伐勝利後決定黨的任務的重要會議。各省歷次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時，本黨亦沒有規定自己對於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及一九二七年一〔二〕月江西省農民協會代表大會）；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農民協會代表大會〔1〕方才提出這一問題。

當第五次大會時，雖然土地問題的議決案通過了，但是黨的領袖陳獨秀，譚平山同志，卻說現在只要擴大而暫時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沒收土地還要等一等。

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開了三個禮拜，以譚平出為領袖的共產黨員在這委員會裡改變了自己的主張四次，都是看着國民黨代表是否接受而改變的。最後擬出了一個草案，只在原則上定出解決土地問題而不求力〔立〕即實行解決，等到國民黨中央決定不公布這一議決案，共產黨員之中沒有一個人抗議的。

共產黨湖南省（第六次）省委擴大會議，甚至於決定：凡田租超過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減租，——這個時候，正時〔是〕湖南農民開始積極的鬥爭，甚至於已經實行分地的時候！我黨指導機關口頭上承認某幾種錯誤，然而始終繼續阻滯土地革命的方針到底。我們黨實際上是跟着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領袖，盡力的在那裡反對農民運動中的「過火」。

黨的指導機關的方針，客觀上是反對土地革命的方針，六月一日中央宣傳部通告說：「我們應當記着，我們黨對於農民的政策是堅決的實行制止反對小地主革命軍人小資產階級的過火行動」。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說：「放任農民無組織的自由行動來解決土地回題，已經引起無數的過火行為，這種情形必須糾正」。甚至於有一種論調，說武漢境內的過火行為，是蔣介石奸細所做的，——這簡直是跟着武漢軍閥說話，因為他們也說這些過火行為是蔣介石的奸細做的，共產黨指導者也居然這樣替壓迫農民運動的人辯護。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說：「蔣介石及土豪劣紳利用少數農民侵犯軍入家屬的事，專事挑撥離間。他們故為左傾之宣傳，而後再從而壓迫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負責指導者之一曾經說：「有些過火行動，亦許是反革命派故意挑撥出來的」。他還說：「自由逮捕使小資產階級發顫不安，他們覺得仿佛國民政府做了共產黨的俘虜了，他們這種感想，必須使之消滅」。

如此說來，偉大的湖南農民暴動不但驚嚇了資產階級地主軍閥，甚至於驚嚇了共產黨的指導者。那時正是各地共產黨群眾力爭這個運動的發展，勇敢犧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貴。然而中央受着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對於農民政權問題，中央的政策也是非常之機會主義的，不去考察農民群眾革命鬥爭的經驗而引出相當的結論來，卻想只靠着死板的組織鄉村自治的系統表——既不合實際生活，又有害於革命。其實自然的潮流已經將革命政權交付了農民協會，發動了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及減租的運動，解除民團豪紳的武裝，懲治鄉村中的反革命派。

黨的中央不去贊助並發展這一革命政權的方式，反而同着國民黨中央提出死板的組織鄉村自治。這鄉村自治的意識是怎樣呢？只要看全國農民協會的訓令是怎祥就可以知道了，——這一訓令上說：「建立鄉村自治以鞏固農民之勝利而消滅鄉村中之無政府狀態」。

中央堅決反對分地，反對均分財產，自由罰款及逮捕土豪。五月廿五日中央便說：「貧農的幼稚行為，使小資產階級離開我們……」，中央雖不敢公開反對沒收土地，然而實行上卻是取消這一口號。五月廿五日的決議上說：「關於土地問題，我們固然不能根本放棄第五次大會所決定的政綱，但我們須知道中國土地問題尚須經過相當的宣傳時期，並且必須解決土地問題之先決問題一鄉村政權問題，因此，我們即須：

• （一）擴大土地問題在各方面之宣傳，尤其是在軍隊中；
• （二）着手建立鄉村自治政權及縣自治政權，……」如果將這一決議和中央沒有提出沒收土地的口號並且堅決反對分地之事實並在一塊兒看，那麼，中央反對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針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一種策略對於湖南政變中本黨的行動，有異常之惡劣的影響。長沙事變之後，因湖南共產黨員的建議，徵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如果農民的武裝進攻，不受黨的指導機關之儒弱猶豫的阻滯，那麼，一個長沙城被十萬農軍所包圍，並不是不容易打下來的。最後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員，湖南黨部的指導者，下了一個命令取消進攻長沙的計劃，說武裝進攻長沙可以引起整個政局的糾紛，應當等一等中央的訓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說應當等一等再進攻，先團結些力量，等國民政府來解決。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卻，只有二大隊偶然沒有接到這一命令，居然撲城攻打反革命派，經過堅決的奮鬥，方始因為眾寡不敵而退卻。這一總敗退的結果，就是反革命大奏凱歌，後來弄到幾日全省的大反動。中央在農民暴動的關頭，表現這樣沒有爭鬥的決心，簡直是等於出賣革命，這是無論如何不能辯護的，的確是我們黨歷史上的一個污點。

中央何以決定停止暴動呢？只要看五月二十六日的決議案：「現時本黨的職任既不是推翻他們（仇敵），也不是我們完全投降。還有中間的路，要找這中間的路，現時不宜於直接和他們武裝衝突。我們的職任是等候時機，保存自己的力量以準備不可免之進攻」。中央表現如此可恥的無決心，實際上不是幫助農民運動等候時機，乃是幫助反革命的長沙叛徒等候時機。長沙事變時，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的地方，只要看當時決定贊助唐生智來電的主張。中央總說唐生智的好話，引起許多幻想，仿佛長沙事變是違反唐生智的志願的。中央雖然有時在口頭上提出對於長沙摧殘工農團體的抗議，並要求懲辦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實行上的動搖猶豫，完全幫了湖南政變的反革命派鞏固政權。

這種敗亡的失策，應當給我們以嚴重的教訓。中央對於農民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競如此之深遠，甚至於弄到所有緊急關頭的指導與指示，都帶着有背叛群眾運動的性質。

共產黨在國民政府中的代表譚平山的行為，亦是如此之可恥，農政部堅決的拒絕贊助土地革命，想使農民運動就範，走上資產階級式改良主義的道路。農政部五月里出了一個布告說：「必須糾正農民之幼稚行為，尤其不能不懲辦佚出軌範而侵害多數農民之份子……至於與反革命奮鬥，懲辦土豪劣紳，則須以合法的手續進行，遵照黨及政府之訓令規章，即須交付正式官廳，不得自由行動」。——這一布告及一切農政部的行為，最足以表現本黨當時對於土地問題之不革命的妥協方針。如果全黨都照着這種方針的精神去行動，那麼，我們的黨既不是共產主義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黨員群眾下級黨部的實際工作，完全和中央這種方針相反，所以雖然上面竭力在那裡阻滯這些工作，我們黨始終能保證對於農民群眾有正確的指導。

（五）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指導政策亦是遭了同樣妥協主義錯誤鐵束〔鏈〕的束縛。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此問題的理論與實際決不如共產國際之指示及黨的下層機關之活動相似。中國共產黨對於國民黨應取的態度，在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決議上有詳細的規定，但在此決議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以前給過中國共產黨了。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之觀點，曾經向中國共產黨有過完善的通知，但我們中央在實際上的動作恰與國際的方針相背，這是證明黨的指導如何深遠的在那裡執行自己的妥協路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有底下的決議：「中國共產黨要能擔負起他的任務，只有他自己能做工人階級的先鋒，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就與最左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都要有區別。

共產黨在任何政治環境中不能與其他任何政治組織相混同。他應是獨立的力量，他是一國之內的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最澈底最革命的階級組織。因此，共產黨對於宣傳自己的觀點，在自己旗幟下動員群眾的工作，決不能自己束縛起來；他不應當放棄批評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權派的動搖不定的權利。只有這種批評才能推動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左傾，並鞏固工人階級在革命鬥爭中之領導權。

在現在的局面中，工人階級的政黨——共產黨，不在國民黨之內取得領導權，而打算達到無產階級在中國之內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執委認為，由勇敢的堅決的發展群眾運動的任務，中國共產黨應當勇敢的堅決的去變國民黨為真正包含城市與農村勞動群眾的組織。

共產國際中央認為，國民黨當前的任務，須要有適合他們的組織形式。必須更向多與群眾接近的路線上去，儘可能的趕快改組，使廣大的工農與手工業者到國民黨的隊伍中來，工農兵士與手工業者的組織，實行團體的加入（工會，工廠委員會，農民委員會，農民協會，手工業者的儲蓄組織〔2〕，兵士的組織，農軍，紅槍會 ——除去反革命成份——工入糾察隊等〉，國民黨地方與中央機關應完全實行選舉制等等。

只有此等堅決的去發展國民黨，使他成為真正廣大的，真正選舉的，真正群眾的，真正德謨克拉西的組織，才能創造發展中國民權革命之鞏固與勝利的前途。

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的對抗國民黨左派一部動搖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廣東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反對那些背叛的軍官。共產黨應即時暴露與蔣介石或帝國主義妥協的種種動搖政策，並即定出適當的宣傳煽動及組織的具體辦法。

中國共產黨應保持與發展自己黨的組織，增加對於國民黨工作的影響。他要能擔負起此等任務，則必須完全認識自己無產階級的立場，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組織之努力與鞏固，並吸收工人黨員參加黨的指導，提高黨在廣大的工農群眾中的影響，並發展黨在群眾中的威權」。

在這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中央所有的活動，簡直和國際議決案上明明白白指出來的路線相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對於那些革命的主要問題，如工人問題，土地革命問題，對資產階級關係問題及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斗〈爭〉的關係等問題，所取的立場，實際上說既如國民黨小資產階級的領袖一樣，則他當然不能保障共產黨自己獨立的面貌之任務。中國共產黨的中央亦與國民黨的指導犯了同樣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以致於不是共產黨指導國民黨，而是國民黨的上層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虜了共產黨的指導者。假使說共產黨還沒有完全失掉自己獨立的無產階級的面貌，則是因為他自己的下層組織與黨的群眾的功勞。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方面，可算儘可能的做了與國民黨「左派」指導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數省分中的共產黨員，他們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國民黨中達到領導的影響，而中央卻反對這些組織。在中央五月通過的關於國民黨聯席會議的議決案（國民黨工作大綱）〔3〕上說：「共產黨員在聯席會議，應討論各種主要的問題，提出具體的建議，但是這些具體的建議，不應根據我黨的最大要求，而應注意到民族革命運動發展的利益，與團結國民黨的左派」。從這個中央的決議中，可以得到的結論是：

• 一、「共產黨的最大要求」，與民族運動發展的利益是不一樣的，這是兩不相容，互相衝突的兩方面。

• 二、共產黨的「具體建議」不應當建築在他的「最大要求」，就是說在革命的現階段上不適用共產黨的政綱，策略與一般的政治路線。

• 三、民族革命運動與國民黨左派，只有在共產黨放棄自已的「最大要求」的條件下，才能發展。共產黨對於國民黨運動的正確策略之篡改，恐莫此為甚罷！

再此議決案上又說：「在國民黨報館服務的黨員，不應當使此等報紙變為共產黨的報紙，而應照國民黨決議的精神去工作」。這豈不是放棄共產黨獨立政策與政治路線之表示，豈不是完全服從國民黨的指導！

共產黨的這種「服從作用，甚至於他的領袖正式承認，還以為這是很正確很適合革命利益的呢。國民黨內的共產黨黨團作用（如聯席會議之上）實際上已經被國民黨的指導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國共中央聯席會議上，汪精衛說：只有國民黨中央有認可與公布通過的議決案之權，而共產黨領袖陳獨秀的答覆，竟同意於這種辦法。共產黨領袖亦有這樣說的：一方面固然共產黨員不應完全放棄自己的獨立，但在別方面則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百的獨立，因為我們現在還須與國民黨聯合。有了這種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數主義策略基礎的妥協辦法，還要裝出莊然的樣子說，這是實際的「共產主義」的政策。共產黨的領袖簡直沒有想過政治上的獨立，那麼，對於國民黨的動搖不澈底半途而廢的騎牆政策，實際上當然不會有什麼批評。共產國際所要求的澈底激烈的公開的批評，當然更不用說了。對此最明顯的，就是中央在黨整個公開的時期中，都沒有打算出版一份黨的日報（雖國際之多次的督促）。中央關心的不是這些事，而是怎樣使共產黨員不在國民黨報上發表共產主義的文章！中國共產黨中央不看見國民黨群眾，永遠沒有打算過與他們接近，而只看見領袖。

對於領袖作用的估計過分而估計群眾作用太不足的流弊，可以從黨對於許多主要問題的估量看得出來。總是想着應當看某某領袖對此的態度如何，應當使其中立，但不是說工人農民群眾，對此的態度如何。譬如為要使李濟琛在廣東中立，所以把改選國民黨市黨部的口號取消；為要使汪精衛中立，所以把國民黨中央的土地委員會（一九二七年四月）對於土地問題的建議取消；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也不堅決的去反對湖南的叛徒；為要使朱培德中立，所以當他驅逐共產黨的時候，亦不提出免他的職的口號。所有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由「左派」領袖之願欲來確定的，而「左派」領袖之願欲，就是武漢軍閥的要求。因為「左派，要求共產黨人到東部去工作，而中央要停開第五次大會，或如中央一向贊成北伐，但當「左派，決定東征，則中央也馬上通過那樣的議決，雖然以前中央堅決的反對國際代表不主張向北去的建議。在其他許多的重要問題，都是如此。

這個空前的妥協的機會主義的路線，是繫於一個總的理論。最近幾月來中央行動的總出發點（特別在夏斗寅叛變起）就是所謂現時必須退讓的理論。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確信，並且還要使全黨及受我黨指導的群眾也確信下列的理論：共產黨及跟他革命的工人與農民，已經走得「太遠」了！在現〔現在〕必須讓步來挽救與國民黨的聯合。當土地革命剛剛開始發展，當工農的群眾運動剛剛走入大道，並且群眾自己想到武裝自衛的組織，正須要共產黨的積極參加，使革命前進並鞏固與［與］國民黨群眾之實際聯合，築下堅固的革命基礎的時期，而共產黨的指導只是說要退步，要退步，以為這樣就可以營救自己在國民黨的狀況，創造了整個退讓的理論。但可惜這不僅是一個理論，而且還要步步實現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央日常工作：拒絕土地革命，為着所謂「過火」，贊成成批的解散工農的組織，以同樣的口實去解散勞動童子團。在湖南問題的膽怯政策與最後好聽的自動解除武漢的糾察隊，所有這些都是最近幾日〔月〕內中央所指導的整個的退讓投降政策之一部分。

這條退讓投降的道路進〔集〕大成於七月卅號〔4〕中央擴大會議所通過的十一條國共兩黨關係的議決案〔5〕，現在抽幾條出來看看：

四、中國國民黨既然是反帝國主義之工農及小資產階級聯盟的黨，當然處於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

五、國民黨中的C．P．分子雖然參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以國民黨員資格參加，不是以C．P．黨員資格參加，兩黨聯席會議，只是協商決定共同負責，而不是兩黨會議公開執行形式，這件事多不含有聯合政權的意義（現時參加政府工作之C．P．分子，為圖減少政局之糾紛，可以請假）。

六、工農等民眾團體均應受國民黨黨部之領導與監督，工農等民眾運動之要求應依照國民黨大會及中央會議之決議案及國民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國民黨員亦應該依據黨的議決案及政府之法令保護工農群眾之組織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國民黨黨義得武裝工農，但工農武裝隊均須服從政府之管理與訓練，武漢現有之武裝糾察隊，如因避免政局之糾紛與誤會可減少或編入軍隊。

八、工會及工人糾察隊不得黨部或政府之許可不得執行司法行政權〈如〉捕人審判及巡邏市街等事。

九、店員工會應即由黨部會同省總工會派員改組，店員的經濟要求不得超過店東的經濟能力以上，工會不得干涉店東的用人權，管理權，更不能侮辱店東如逮捕罰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團執行警察職務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應嚴行禁止。

這已不僅是機會主義與妥協了，這簡直客觀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僅完全放棄共產黨的獨立，並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眾運動之存在！把所有的群眾運動完全交給國民黨資產階級領袖去監督，並且是自動的交出來，還要說這是「照例」。——這不是客觀上對於群眾運動出賣，對於革命變節是甚麼呢？

共產黨領袖所認識的與國民黨聯合的方法是這樣的！這種認識是毫無半點共產主義政策的意味，列寧認為共產黨員可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協商，但只在保持共產黨的宣傳，煽動與政治活動之完全自由的必要條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寧說：沒有這種條件自然不能與之聯合，否則便是變叛。客觀上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的策略是對革命與共產主義變節的，列寧對於與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時常說：「要注意『友軍』如同注意敵人一樣」。中國共產黨中央則認為應當把中國革命的命運交給工農運動很明顯的敵人！

黨應當在過去指導的錯誤中學習。黨應當明了，他的力量與他的將來，建築在工農群眾的身上，在他們的力量與他們的組織上面。黨應當明白以後還是要與國民黨聯合，但是要與國民黨的左派聯合，與他的下層群眾，與他的勞動群眾的黨員，與他的下層的組織聯合，那種與武漢國民黨中央領袖聯合的路，已經走不通。誰能公開的反對此中央是國民黨的叛徒，這些叛徒之中誰配稱國民黨的左派！最後，與我們聯盟的左派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執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們黨依據於武裝工農組織等的實現力量如何，並且要我們自己黨的政策停止動搖，而領導群眾去督促其領袖，方能確定。所謂與左派聯盟，實是與革命小資產階級聯盟，我們黨應當首先注目於下層群眾，如智識階級，手工工人，店員等，贊助他們的政治經濟要求，而時時記着一切和小資產階級上層領袖的聯絡，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與小資產階級的聯盟。

（六）共產黨員之參加國民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於國民黨政策之不正確，與違背共產主義，在其參加政府委員的同志行動上與黨對於參加政府的整個方針中，充分的表現出來。中國共產黨中央對此問題的立場，亦如其他許多革命的主要問題一樣的，和國際的方針及初步的共產主義政策，都發生衝突。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共產黨員參加武漢政府的決議是這樣說的：「共產國際中央認為，共產黨應當很堅決的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中工作，同時要批評自己的同盟者之不堅決，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評；並且要保證政府政策之正確。

共產國際執委特別叫中國共產黨注意：現時革命政府與民眾之密切的連繫是十二分必要，只有在這種密切連繫的基礎上，才能經過國民黨而實行這一政策，只有建築在群眾上的方針，才能漸漸的鞏固革命政府的政權，及其為革命之組織中心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鞏固武漢政府的這種影響。不能實現這種任務，不能發展群眾運動，沒有土地革命及堅決改善工人階級的要求，沒有使國民黨變為真正勞動群眾的廣大組織，沒有繼續的鞏固工會與發展共產黨，武漢政府沒有與群眾發生密切的關係，那就不能使中國革命得到勝利的實現。

共產國際中央認為只有這種政策才能證實共產黨員之參加政府。若無此條件而參加，則就帶有上層的勾結，與政客的結交性質，而他們必須為實際的生活與偉大的階級鬥爭之進展所擯棄。要時常的使政府工作與群眾中的工作相連繫，實是中國共產黨必要的任務」。 這就是共產國際對於政府回題向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但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與共產黨員的總長做了些什麼？看事實：

共產黨員在得到委命後兩月才開始組織自己的部務。農政部長譚平山（共產黨員）就職典禮時的演說，除批評他是可恥的外，沒有別的話說；他對於土地革命，沒收土地，消滅豪紳地主階級在農村中的政權，都默然無一言；他卻說了一些自由主義的「改良農村狀況」，反對「過火，的話。譚平山就職後，馬上就發表對農民的訓令，禁止農民反對豪紳的「妄動」，違反之則「嚴罰」。

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官僚機關並沒有什麼區別。在此數月［月］內，他們並沒有公布一個減輕工農痛苦狀況的法律。沒有一個改變城市與鄉村中剝削的法律及改良經濟關係的法案是公布的（勞動法草案，減租草案，農村自治法等），有些並且沒有預備向政府提出。這些總長的共產黨員的工作，照國際的決議案應是聚集自己的力量來與群眾連繫，來維持群眾運動，但實際上則成了最濫的資產階級官僚的統治，只是在群眾面前消失共產黨的面貌。我們沒有一個革命的建議，對於武漢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種〈種〉錯誤也沒有一點批評。特別是農政部長的政策，除了說他是反對農民的政策孟塞維克的政策，簡直沒有別的合適的名稱。土地問題應是農政部頂主要的問題，但是完全把他忘卻，甚至農政部發到各省的調查表，竟無一關於土地關係的問題。譚平出同志上任後，第一件事實，就要打算「鎮壓」湖南的農民運動。對此，中央是贊成的，並且還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領袖，實行恢復「秩序」的任務。這次出征已經成行，但尚未至目的地，而長沙已發生反革命的叛變，這些叛變很敏捷的很澈底的實現了譚平山同志所領袖的出征之任務。

當譚平山同志結束他那不光榮的總長任務時，還來個長期請假的退出，重新又丟黨的臉一次，當反革命漸漸在武漢國民政府境域內鞏固，當國民黨內正在醞釀了不要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趨向，如此才可自由的完全壓迫工農運動而與蔣介石及反革命軍官妥協；譚平山同志卻很願意去迎合反動軍官與膽怯的國民黨領袖之希望。他脫身的辦法是藉口於理想的病症，來實行他的長假。並且他的請假是事先與汪精衛商量，然後再與中央討論，但中央不僅不反對這種行動，而反完全同意這種計劃。因為在七月三號中央會議上通過的十一條中有說：為「避免糾紛」，同意於臨時退出，這是所謂革命的政策！

譚平山既因「病」而請了長假，但還不夠，還要說「因政局困難，不能納農運於正軌」。共產黨總長在最負責任的時期中，由戰場上述脫還不夠，而且重新還要向農民進攻一次。每人都應當問一問，從這幾句話里得到些什麼結論：一、農民運動是走上不正的路了；二、只有武力能糾正他，因為共產黨員的總長有了共產黨的群眾組織的完全威權，尚還不能「納入正軌」呢！這是直接承認許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動作；這簡直是直接號召反革命！他的代表毫不受處罰的在政府內做了這些頑意，莫非這還不是共產黨的恥辱？但是中央對於譚平山的聲明，沒有發表過一句話。本來他亦無從反對起，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政策。

共產國際主張中國共產黨參加武漢政府，是為要更左的去推動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為要消滅所有的反革命成份，並經過堅決的實際的革命鬥爭去得到廣大群眾的贊助，變武漢政府為工農民權獨裁。中央對此問題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他變共產黨參加政府為資產階級改良的總長主義。這與多數派主張共產黨員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一九O五年）的見解，相去不知多遠！在一九○五年，當時俄國亦是同樣的民權革命的任務，亦有無產階級政黨參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的問題。列寧對此，在其《兩個策略》的小冊子中說：「我們應當指出此政府的行動政綱，適合過渡的歷史時期之客觀條件與無產階級之德謨克拉西的任務。這個政綱就是本黨的最低限度的全部黨綱，是在現有的社會經濟的關係之基礎上，最近盡可實行的政治經濟改造的政綱，這是一方面；別方面就為往下的進行到實現社會主義……。

可以有人反對說：臨時政府，因為他是臨時的，所以他不能執行尚未得到全體人民同意的積極政綱；可是這種論調，只有反動的詭辯派及帝制黨才會提出來反對我們。因為如果不執行什麼政綱，那就是讓腐敗的封建專制的農奴制度繼續存在。對於這種制度，只有背叛革命事業的叛徒政府才能容忍。無論如何我們應當由下的去影響臨時革命政府。無產階級為要求由下的來實行督促政府，就應武裝起來……。武裝督促的目的——是為保持鞏固並發展革命的『勝利』，這些勝利，從無產階級的利益觀點上看來，是在實現我們最低限度黨綱之內的。

臨時革命政府是為革命趕快得到勝〈利〉的鬥爭機關，是為趕快的揭發反革命的企圖，而並不是實現一般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任務之機關……。

這種勝利就將是專政，就是他必須要依靠武力武裝的群眾暴動，而不是那些由和平方法得來的『公開』機關。因為要實現無產階級及農民所趕快急須的改革，必定引起地主與大資產階級之殘酷的抵抗，所以只有用專政來對付……沒有專政便不能破壞此抵抗與擊破反革命之企圖」。

武漢政府現在亦變為專政的機關，但不是工農的專政，而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而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者之機會主義政策，卻正是客觀上幫助這種專政實現的！

（七）武裝問題與對於軍隊之關係

中國共產黨對於武漢政府軍隊及武裝工農的問題之觀點，也是完全錯誤的。這些錯誤足以證明我們黨對於革命之中這種非常重要的問題，亦有在原則上極不正確的趨向。

人人都知道武漢政府之中極大多數（除少數共產黨員率領的部隊及黨所號召進去的工農），都是僱傭軍隊，和中國其他軍閥的軍隊是一樣的。人人都知道這些軍隊的將領極大多數是地主資產階級出身，只能暫時和革命相伴，都希望藉此升官發財。對付這種軍隊的方針自然應當是，完全注重兵士的群眾，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革命的將領，要在兵土及下級士官中實行廣大的工作，使軍隊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黨的指導機關的觀念及行動，恰恰如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將領辦外交，只注重種種方式的軍事結合。實際上在兵土之中沒有任何工作，並且也並沒有絲毫嘗試。雖然軍事問題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會沒有特別去討論，而中央軍委討論了四個月軍隊中工作的問題，仍舊是沒有決定。

可是和將領談話辦外交，卻有很多的時間。對於唐生智，朱培德類的反動派，中央那時的政策亦是非常之可恥的。湖南政變及其後大規模的屠殺工農，都是唐生智的部下干的，唐生智當然是與謀的——他到後來正式與以合法的承認。然而中央所決定的湘贛事件宣傳大綱上說：「湖南政變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贊助湖南民權運動，並表示好意於被壓迫的農民」。（六月十四日）那時湖南的情形是很明顯的了。

湖南每個工人每個農民每個共產黨員，聽見了這種宣傳，豈不要冷笑？然而中央還不限於這種口頭上的話，甚至於組織總示威反抗長沙事件的時候，同時還去歡迎北伐凱旋的北伐將領。這種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實，居然在武漢實現——難怪汪精衛說共產黨勾結軍人。

關於朱培德的事也是如此。朱培德驅逐共產黨員及左派國民黨員出江西，我們自然要反對這種政策和他的主謀。然而中央始則等待猶豫，繼則決定：開始總的反對江西之反動，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說，朱培德總算是比人好些，如果他也離開我們，反動更要厲害。 這樣說來，朱培德還不是江西反革命的領袖，而是我們的保鏢的，所以應當對他要包容些。黨的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這種對於軍隊的態度，就使中央始終沒有認真想到武裝工農的問題，沒有想着武裝工農的必要，沒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農軍隊。中央軍委對此完全沒有工作，沒有提及一般共產黨員的軍事訓練，這實是我黨第一等重要的責任；沒有提及有系統的聚集那零星散亂的工農武裝隊，使成為一有組織的堅固力量，以便做發展革命的真實的擁護者；沒有想盡方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裝工農。中央那時認為武裝工農是難以實現的，甚至於以為是有害於與國民黨軍隊領袖聯絡的。經過如此之久的時候，中央忽然「積極」起來，不過恰好是相反的積極，決定叫漢口工人糾察隊「為避免挑撥離間及衝突起見」自動的解除武裝。這不是公開的取消主義是什麼！

（八）黨內問題與對國際的關係

中央所以陷於機會主義如此之深，而能絕不受警戒的去執行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黨內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眾的監督，不向群眾報告，不提出黨的政策交一般黨員討論。黨裡面完全是宗法社會制度，一切問題只有黨的上層領袖決定，而「首領」的意見不但總應當認為是必須服從的，而且總以為無條件的每次都是對的。這種條件之下，黨內的民權主義完全變成空話。甚至於黨有極大公開工作的地方，所謂黨內民權主義完全是形式上的：沒有黨內的生活，沒有黨內的輿論，沒有對於指導者的監督，沒有黨員群介對於指導者的督促。自然在這種黨內情況之下，中央得以放開手去實行自己的機會主義，所以他自己也不求真正實行黨內的民權主義。

黨對於共產國際的關係也是非常之奇異，共產國際的歷史上第一次遇見這種情形：在如此危機嚴重的時候，居然堅決拒絕共產國際最高指導機關的命今和決議。這已經不算是簡單的破壞紀律問題，而是直接對於中國的及國際的共產主義運動的罪惡。要知道中國革命不但有全國的意義，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國革命的命運，大部分足以決定世界革命的命運呢。中中〔國〕共產黨不但執行極不正確的政策，使革命陷於失敗的政策，自動的取消革命而投降，並且很堅決的不承認自己的錯誤而服從國際的指導。不但如此，還要故意破壞國際的責任與紀律，甚至認為可以不把國際議決案通知全黨，使黨員得以研究而說出自己的意見。

因此，共產國際最近不得不公開的批評我們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訴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以及共產國際的各國支部。

（九）結論

共產國際嚴厲的批評我們黨的中央客觀上出賣革命的機會主義政策。我們承認這一批評完全是應該的，並且承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政策是對的。我們認為共產國際最近的指示，給我們以發現這種過去指導的錯誤之可能，救了我們的黨，這是非常之好的。我們很堅決的承認過去中央的指導有機會主義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須根據這種過去的教訓根本改變方針。在這封信里，我們已經在正確的共產主義觀點上，分析過去的錯誤，我們堅決的站在列寧主義及共產國際的理論上來分析的。應當要使全黨及每個黨員，極注意的研究這些問題。應當使全黨黨員詳細的討論過去的政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一九二七年七月 △日的）以及這封信，便是討論的根據。黨若不能受着過去的教訓，便不能向前進，不能正確的指導中國革命。

討論之中當求得相當的結論。應當不但批評過去黨的指導，而除去指導機關中的機會主義成份，而且必須將全黨工作，都依照共產主義的革命性查一過；應當事實上轉移群眾工作的方向；應當在事實上證明中國共產黨真正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能夠做他們的領袖，而引導他們取得勝利。

必須與工會農會建立密切的關係，指導他們，使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這方面去。應當與青年團建立密切的關係，加多的幫助他的工作。青年團以其中央委員會為代表證明自己最近期間在政治上的堅決性，比黨的中央還高些。青年團這次完全贊成共產國際的決議，而向黨的中央要求實行。但是黨的中央指導者，真是覺得這是有害於那種機會主義政策的，所以想閉住青年團的口，否認青年團有提出政治問題決議案之權。但是這並沒有成功——青年團始終站在共產國際政策之上。黨應當承認青年團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應當和他有密切的關係。最後，雖然政治壓迫非常之嚴重，也必須實際上實現黨的民權主義，使黨的政策在黨員群眾之中討論，在下級黨部討論。建立各級黨部集體的工作，以促成集體的指導。並且，必須儘量設法保持黨的組織，勿使為反動勢力所破獲。要建立壁壘深嚴的秘密組織，但是，同時要是能鬥爭的秘密的黨的機關。

在嚴重的環境之下，又是革命危機的時候，我們要整頓改編自己的隊伍，糾正過去嚴重的錯誤，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們深信我們的黨必定有充分的力量以堅決的革命性渡過這個變革的關鍵。我們號召全體黨員，積極的來幫助黨做這件事；我們深信同志們奮鬥的堅決性及對於革命的忠實，必能使你〔我〕們戰勝一切困難，而堅決的使黨走上正確的道路。我們的黨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必定得到最後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