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

1

　　你們知道你們是為什麼而作戰的。你們是為了保衛你們的民主生活方式而作戰的。這種生活方式，按照我所了解的，就是自由與和平的生活方式。

　　就西方世界與西方文明而言，問題的關鍵，乃是專制與民主的對壘。也就是自由對壓迫、和平對武力征服的鬥爭。

　　今天，太平洋區域問題的關鍵，和西方世界所面臨的，毫無二致。那便是極權統治下的生活方式，與民主生活方式的對壘。換句話說，也就是自由與和平對壓迫與侵略的鬥爭。

　　西方問題的焦點，在於納粹的德國對西歐與英美民主國家間的衝突。而太平洋區域的問題，在於中日間的衝突。兩方面戰爭的目標是一致的。

　　基本上說，中日衝突的形態乃是和平自由反抗專制、壓迫、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

　　為求徹底了解太平洋區域衝突的本質，我們必須就中日歷史事實，作一對照性的分析。

　　（一）中國在兩千一百年前，即已廢棄封建制度，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當時的日本，尚在軍國封建（幕府）制度的巔峰時期。自那時起，幕府制度，代代相襲，延續至十九世紀中葉，派瑞（Commodore Perry）迫其開放門戶，始告終止。

　　（二）兩千一百年來，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幾乎沒有階級的社會組織。政府官吏的產生，都是經由科舉考試的競爭選拔出來的。但日本呢？至少在近八百年來，都是武人政治。他們這個統治階級的地位，一直是不容許他人問鼎的。

　　（三）中國在權威鼎盛時期，也從不鼓勵武力侵略，而且一向厭棄戰爭，譴責帝國主義的領土擴張行為。相反的，軍國主義的日本很久以前沿襲而來的國家理想一直都是向大陸作領土的擴張，和妄圖征服世界。

　　上述這些歷史事實的對照，在中日兩國生活方式和文明發展上，是具有重大的意義的。這兩個民族的國民性和社會體制，也就在這些史實的推演中形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和平的國家；而日本成為一個極權黷武的民族的原因。

　　

2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中國的歷史，以便了解這種自由、民主和平生活方式發展的過程。

　　遠在紀元前221年，中國就已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帝國。在統一之前，是一個漫長的諸侯割據時代，稱為春秋戰國。在這個時期中（尤以紀元前600—200年間為最），具有創造性的發展的中國思想和文化，大放異彩，與西方古希臘思想、文明的興起，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由於這個時期，在學術、哲學上的成就，中國的自由、民主、和平觀念與理想，也就隨而產生。有關中國民主思想形成的哲學基礎，可以從下面數例中，見其大要。

　　第一，是以「無為而治」的黃老治術為最高政治形態。老子和他的門人認為，最好的政治，是使人民幾乎不知有政府的存在；而最壞的政治，是人民畏懼政府。所以他主張：「一切聽其自然……無為而無不為。」

　　第二，是墨家的兼愛精神。墨子主張「非攻」；他一生的精力，都致力於傳布「博愛」及「國際間和平相處」的道理，這些道理他稱為是上天的意旨。

　　第三，是本着「人皆可教」的原則，產生了社會不分階級的理想。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及「有教無類」。正說明了這個道理。

　　第四，中國具有言論自由，及政治上採納坦誠諫奏的悠久傳統。遠在紀元前八世紀時，有一位政治家曾留下這樣一段名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孝經》中引有孔子一段話說：「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第五，是人民在國家中，占極重要地位。人民反抗暴政，乃天經地義的事。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又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的民主革命思想，說明人民可以抗暴，更可以誅戮暴君。

　　第六，是均產的社會思想。孔子說：「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蓋均無貧。」

　　以上是中國所以愛好和平，與重視民主的一些理論性的、哲學性的基礎。這些觀念與理想，是在紀元前三世紀，中國第一個學術成熟時期，發靭於我們的先聖先賢，而且代代相傳到今天。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組主任赫莫爾（A. W. Hummel）是我的一位好友。他對中國民主思想，曾對孟子的民主學說表示以下的意見：「中國在兩千多年的君主體制下，不但革命的論調，能夠存在，而那些含有革命思想的書籍，竟又用來作為考選政府官吏的依據，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

　　中國古代的許多哲學思想，也能在兩千一百年的帝國制度下，一一付諸實施。

　　（一）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竟然形成和平與無為而治的政治作風。紀元前二世紀大帝國的版圖，和今天中國的版圖的廣袤幾乎一樣大小。在通信交通不像今日這麼發達的當時，要想統治這樣廣大的國域，真是談何容易。那時的始皇帝，想以軍國主義與極權領導，統治這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大帝國。可是不出十五年時間，就遭到了為革命推翻的悲慘命運。繼之而來的，是中國的第二大帝國——漢朝，統治了四百年之久。漢朝政治家，由於歷史教訓的利益，決定建立一個和平統治的王朝，將無為而治的政治哲學付諸實施，逐步推行文人政治，使人民享有統一帝國生活的種種權益，而不受政府過分的干涉。

　　由於漢朝長期無為而治的文人政治制度實施的成功，以後各代，也大都相沿推行。

　　在上述期間，因為中國沒有強大鄰國侵犯，所以和平與軍備裁減的實現，並無困難。當時雖有好戰的游牧民族為患，然而尚不足以使中國走上擴充軍備與軍國主義的道路。所以無論就政治、哲學、宗教或文學而論，均視戰爭為大忌。

　　個人自由與地方自治精神，更是和平與無為政風下必然的產物。所以，中國政治一貫的特色，是被治理者個人主義的充分表現。他們儘量避免政府的控制，和常常流露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下面的一首民歌，便是最好的例證：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這種「天高皇帝遠」的自由民主思想，不是採用無為而治的政風，是不可能產生的。

　　（二）由於封建社會早已廢棄，長子繼承權（宗法）制度，也就隨之消失。漢代財產繼承的政策，是各子平均分配，而且不分貴族平民，都已習為風尚。任何富戶，經三代分產之後，便已不復存在。所以，經過兩千一百年的均產之後，逐漸形成今天社會結構的民主化。

　　（三）兩千年來的科舉制度，更進一步使中國社會民主化。科舉制度起源於對儒學人材的需求。孔孟儒學中的語言，雖然已經不是當時流行的口語，但卻是官方上下來往的文件與學術著作的標準語言。後來教育逐漸普及，科舉制度日益完備，取才對象的限制，也就日益放寬，科舉也就成了謀求顯達的唯一合法的，而且光榮的途徑。由於限制放寬，貧苦子弟也可以逐步晉升到卿相的地位。後來考試範圍大都限於《四書》，便給予有志的貧苦青年子弟，接受儒學教育與中舉的機會。科舉制度的建立，正是孔子「有教無類」理想的具體實現。

　　（四）長子繼承（宗法）制度的及早廢除和公開科舉取士制度的實施，是中國人爭取平等的奮鬥；而監察制度的實施，又是中國人爭取自由的奮鬥。中國在上古時代，即有監察制度的實施。負責監察的大臣，往往不顧專制君主的憤怒，直言進諫。後來不但御史台可以諫奏，凡是有頭銜的宮吏都享有這種諫奏的權利。因此演變出一種帶有宗教色彩的傳統——最昏庸的國君，對直諫的臣子，也不敢嚴加處分。國君對諫奏的容忍，一向都被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美德。那些因為諫奏，而遭到嚴刑重罰，或被暴君處死的忠臣，一向都被尊崇為維護人民利益、反對暴虐統治的英烈之士。

　　（五）最足以表現中國人積極爭取自由的一面，是學術生活和傳統。中國思想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呈現出獨立思想與大膽懷疑的精神。至聖先師孔子的教言中即有：「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及「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中國的思想自由和批評精神，就是在這個「合理懷疑」的偉大傳統中，培養起來的。公元一世紀時的王充，對當時所有宗教思想與玄學觀念，曾以高度的科學方法，站在哲學的觀點，大膽的加以批評。於是這種批評精神，使中國從中世紀風行一時的釋、道二教中解放出來。就是在儒家本身，也一樣充滿了獨立思想與批評、懷疑的態度。譬如對孔學典籍的批評，很久以前就已蔚為風氣。凡經學者證明為偽冒或竄改的卷冊、章節，不管世人如何重視，都能毫不猶豫的加以駁斥。這種自由批評的風氣，到九世紀後期，更加顯著。於是自由派學者，對一切主要孔學典籍，均抱有絲毫不苟的疑問態度。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中國的社會和政治思想，也接受了這種懷疑和批評精神的洗禮，而具有懷疑與批評的特性。在這個時期的中國思想領導人物，幾乎都曾對民族文化遺產，作過批評性的研究。而且對每一方面的問題，都當仁不讓的予以檢查及懷疑和嚴厲的批評。因此，無論宗教、君主體制、婚姻及家庭制度以至於聖賢本身，都在評論之列，以確定其在新時代、新世界中的存在價值。

　　這裡要請諸位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這種學術上的自由批評精神，不是舶來品，而是固有的。去年，在我向美國國會圖書館，存放先父尚未出版的一些手稿時，我曾向該館當局指出，這些資料，是先父八十年前，在一個老式大學（龍門書院）中研究時使用的。其中每頁，都用紅色印刷體，記載如下的字樣：學生首須學會以懷疑的精神來研討課程……哲學家張載（紀元1020—1077）曾說：「於不疑處有疑，則學進矣。」

　　這種自由批評與懷疑的精神，使我們推翻了君主專制，廢棄了教育與文學上純以文言為工具的傳統，而為今日中國帶來了一個政治與社會革命，及文化復興的新時代。

　　

3

　　再看日本歷史，那真有天壤之別！

　　日本歷史，在政治組織上，一直是極權統治；在學術上，是愚民政策；在教育上，是軍事化訓練；其抱負則是帝國主義的思想。

　　日本歷史上的極權獨裁政治，是它國內外觀察家，有目共睹的。日本歷史權威喬治·森蓀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說：「約自1615年起，日本即在寡頭政治統治之下。統治的方法，多與現在極權國家所用者相同。它的特徵是：統治者自選幹部；壓制某些階級，使其無所作為；限制個人自由；厲行節約；多方壟斷；各種檢查；秘密警察；及『個人為國家而存在』的教條。至1868年，這一政權雖被推翻，但繼起而代的，並不是一個受大眾歡迎的政府，而是一個強大的官僚集團……因而奠定了日本極權主義特質永恆不變的基礎。」

　　曾於1940年9月，起草並簽署軸心國聯盟條約的前日本駐羅馬大使白鳥（Shiratori），對日本歷史的評論，比森蓀爵士更為露骨。他說：「過去三千年中，日本民族成長的基本原則，就是極權主義。」

　　因此，日本之所以甘心加入軸心國，而且把這種做法，視為它一貫的國策，是有其歷史背景，並非偶然的。

　　其二，是關於日本愚民政策的諸多記載。也就是在學術上，對傳統與權威的無條件接受。日本學者，對某些神話、傳說，是不容許存有懷疑態度的。譬如日本皇室與貴族衣缽相傳的神聖性，太陽女神，紀元前660年2月11日為日本帝國開國日，或稱為大神傳下鏡子、寶石、寶劍三件聖寶的帝國的創建日。

　　日本帝國大學教授Telsujiro Inoue在他的一部代表作中，大膽的表示了他對伊勢神宮（Ise）中三件聖寶的看法。他認為上述傳統的說法，有待研究。這（Inoue）博士這一點輕微的存疑，闖下了數年遭受迫害的大禍。他被逐出帝國大學，在暴眾的圍攻下，打得一目失明。但是沒有一位學人，敢於挺身而出，為他的遭遇，或為他的科學懷疑精神，加以辯護。

　　自然，在學術獨裁與暴力把持的氣氛下，不但危險思想要受到查禁，所有其他思想，也都被認為是有危險的成分。

　　其三，是上述歷史傳統，說明了日本所以迅速發展成為一等武力強國的原因，揭穿了歷史上最大的迷惑：何以在所有非歐洲國家中，唯有日本能吸取西方文明，在軍事上獨占鰲頭？而中國、印度、波斯（伊朗）、高麗、越南、暹邏，又何以不能？日本之所以能迅速軍事化，乃是因為它的統治階級——大名和武士——是在軍國主義傳統的教育、訓練中薰陶出來的。而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又是全國上下，積極效法的榜樣。

　　因此，日本在短短數十年間，培育成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傲視一切非歐洲國家，自亦不是偶然的事了。

　　其四，是上述歷史傳統，也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一貫政策。五百年來，日本的國策與理想，不外是向大陸擴張與征服世界。

　　三百五十多年前（1590）日本中古時代的英雄豐臣秀吉（Hideyoshi），曾致書中、韓、菲、印、琉球，說明他征服世界的計劃，即將付諸實施。現在我將他致高麗國王書信的譯文，引述一部分如下：

　　日本帝國大將豐臣秀吉，致高麗國王陛下……秀吉雖出身寒門，然家母孕育秀吉之夜，曾夢日入懷中。相士釋夢，預言秀吉命中注定，世界各地，陽光照射之處，均將為我統治……天意所示如此，逆我者皆已滅亡。我軍所向披靡，攻無不克，戰無不勝。今我日本帝國，已臻和平繁榮之境……然我不以於出生之地，安度餘年為足，而欲越山跨海，進軍中國，使其人民為我所化，國土為我所有，千年萬世，永享我帝國護佑之恩……故當我進軍中國之時，希國王陛下，率軍來歸，共圖大業……。

　　高麗對該書，並未給予滿意的答覆，於是秀吉遂在1592年初，派遣三十萬五千大軍，渡海經高麗侵略中國。此一師出無名的戰爭，歷時七年之久。後因秀吉死亡，始告結束。

　　戰爭爆發之初，秀吉的預定計劃是這樣的：1592年5月底前，征服高麗。同年底以前，占領中國首都北京。這樣，到1594年，新日本大帝國將在北京建都，日皇在北京登基，而秀吉本人則在寧波設根據地，進而向印度及其他亞洲國家擴張。

　　秀吉的計劃雖未能實現，但二百五十年來，他卻變成了日本民族的偶像。數十年來，亞洲大陸與太平洋地區所發生的一切，與近數月來，所發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秀吉精神復活的確證。

　　今天，這個獨裁的、愚民的、黷武的、瘋狂式帝國主義的日本，正是我們面臨的大敵。我們已經和這個勁敵浴血抗戰了五年。而今天代表全人類五分之四的同盟諸國，也正在和這一帝國主義者及其他軸心國家，進行全面的殊死之戰。

　　

4

　　由於上述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了兩種根本上對立的生活方式。今天，中國人民的自由、民主、和平方式，正面臨着日本獨裁、壓迫、黷武主義方式的嚴重威脅。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一個理由是，我們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作風的重振，不僅反對日本在中國領土上推行其君主政體，而更是反對它雄霸亞洲和征服世界的野心所謂「神聖的使命」。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二個理由是，我們中國人把懷疑看做一種美德，把批評看做一種權利。因此我們不願意讓一個「視一切思想均有危險性」的民族所統治。

　　中國對日抗戰的第三個理由是，中國人民一向愛好和平，厭棄戰爭。因此我們不願意在一個黷武好戰、夢想征服世界的民族奴役之下苟生。

（本文為1942年3月23日胡適在華盛頓納德立克俱樂部的演講，張為麟譯成中文，胡適紀念館出版。又收入《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