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出路的討論
丁文江先生的《中國政治的出路》（本刊十一號）發表之後，《國聞周報》（九卷三十一期）登出一篇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次期（九卷三十二期）又登出一篇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文字，題為《中國政治出路商榷》。這三篇文字都是討論中國政治出路的，都使我感覺深厚的興趣。丁先生不幸在山上病了一場，病起不久，他又出門旅行去了。他對於季廉先生的批評是否另有答覆，我不知道。我此時要說的，只是我個人對這三篇文字的感想。
先看看季廉先生批評丁先生的五點：
一，季廉先生責備丁先生下錯了「武力革命」的定義。其實這是季廉先生把文字看錯了。丁先生說，改革政治的一條路「是用武力革命，在短時期內推翻原有的政府」。這裡他並不曾下什麼革命定義，只是說用武力來在短時期內推翻政府的一條路。季廉先生誤把下半句看作上半句的定義，所以他錯怪丁君了。
二，他又責備丁君的「出路」都不能針對他所指出的七個革命困難，所以「差不多不是對症之藥」。他說：
現在是什麼時候？現在是什麼局面？社會的崩潰就在目前，敵人的侵略已入堂奧，只是對於現在的政府用「要求」的方式來改革政治，會有成效嗎？……要想由「討論」、「清理」、「研究」中來找條出路，恐怕路還沒找着，敵人的飛機就來光臨了，共黨的暴動就要發生了。
這段話，我看了很覺得奇怪。季廉先生似乎忘了他自己剛在半個月之前還在一篇《最低限度的改革》裡提出四項「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哩！（《國聞周報》九卷二十九期）他最近發表的幾篇大文章，那一篇不是「討論，清理，研究」的文章？——他最近還提議要「改造風俗」哩！風俗的改造怕也未必比敵人的飛機走的更快吧？——如果我的觀察不誤，季廉君和丁君同是想找到三年之艾來醫七年之病的。救國沒有捷徑，也許最迂緩的路倒反是最快捷的路。
三，他說丁君文中有自相矛盾之處，比如丁君說過中國舊有的政府組織很少可以利用，何以他又對現政府提出各種要求呢？對於這一點，最好用季廉君自己的話來回答：
我們不高唱實行憲政，不高唱徹底改革，我們為稍改進我們的環境計，為國民黨本身存在計，我們提出這簡單的幾條方案。（《國聞周報》九卷二十九期）
四，他很嚴厲的批評丁君「要求國民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一條，他「考察英美德法民主政治先進各國，從來沒聽說政府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我想，季廉君未免失言了。凡憲法中規定總統幾年改選一次，議會的任期和解散，總統可以被彈劾去位，總統中道死了或辭了時應由何人繼任，凡此等規定都是「明白規定政權轉移的程序」。
五，他又怪丁君要求「尊重人民的言論思想自由」一條為「絲毫沒有替貧苦大眾着想」。這自然是個人的觀點的不同，我們不能勉強季廉君拋棄他的「嚴刑峻法」論來牽就我們的自由論。但我們忍不住要請教：季廉君贊成五年內備有一千架飛機五十隻潛水艇四十隻驅逐艦的國防政策（《國聞周報》九卷三十一期），是否「替貧苦大眾着想」的結論呢？
以上五點，不過是就季廉先生的懷疑，稍稍替丁先生加一點分剖解釋。以下要討論季廉先生自己的「私案」。
季廉先生的「挽救國難的一個私案」確是一個很大膽又很動人的動議，是值得大家平心考慮的。他的原則是這樣的：
現在我們人民要自動組織一個能夠肩荷政治責任的團體，要自動設置一個代表民意的機關。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再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
這樣理想的團體，就是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組織聯合會。由全國各省市商會，工會，農會，教育會，銀行公會，律師工會，新聞協會，工程師會等同各地真正的職業團體，推選代表組織之，不妨就命名為「全國職業聯合會」。由這個聯合會的代表大會，產生一個執行委員會，執行通常職務。全國代表大會每年舉行大會二次，決議各種方針。代表大會投票方法以團體為單位，每一團體一票，一個團體有代表三人。代表大會的人數不要過三百人。執行委員會人數，最多不要過二十人。
季廉君希望由全國教授聯合會發起組織這個全國職業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應該「向政府提出下列各種改革要求，願同政府協同研究，徹底合作，促其早日實現」：（1）樹立有力的政府。（2）認真執行既存法律。（3）切實編裁軍隊。（4）安定社會，發展生產。（5）積極準備抵抗暴日。（6）厲行鞏固國防。（7）積極對俄復交。
大會成立之後，先要作一兩件事（例如教育經費的獨立）試試力量。……有了美滿結果之後，再進一步作禁煙運動，或裁兵運動，先與政府合作，若果不能，再採取嚴厲手段。農人拒種鴉片，商會拒絕為政府籌款，商人拒納苛捐雜稅，全國報紙極力援助，這兩種運動也就不難達到目的。到了這個地步，聯合會的力量有了充分表現，經過嚴重實驗，證明意志一致，步伐整齊，然後可以大有為了。
這是季廉君的「私案」的大旨。他自己說（九卷三十二期）他的提議有四個優點：一，可以避免革命；二，可以使人民得到政治的訓練；二，「以職業團體或其他有實力有信用的團體聯合起來從事政治運動，現在已經有了基礎（例如廢除內戰大同盟）。將這種運動擴大，比較輕而易舉。」四，此案有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的根據。
我對於此案的原則是深表同情的。我們此時確實需要一個能夠擔負政治責任的人民團體，一面幫助政府使他有力，一面監督政府不使他腐化。我想這個原則大概很少人不贊同的。但是季廉先生的議論，依我個人的觀察，未免太樂觀了，未免忽略了事實上的許多困難。
第一，我們的「全國各種有信用有實力的職業團體」究竟在那裡？季廉先生所列舉的許多團體中，除了銀行公會和律師公會之外，商會已很散漫了，工會只是無數不能合作的小團體，農會是壓根兒不存在，教育會是久已廢止了，新聞協會是沒有的。就是季廉先生所希望來發起這個新運動的「全國教授聯合會」，至今也還不曾應運而生。沒有這些分子團體，又何從產生那有力的全國聯合會呢？
第二，現有的各種職業團體又往往是四分五裂，不能合作的。即以上海的商會而論，就有不少的黨派糾紛。工會的分裂鬥爭更是大家知道的。各地教育界的派別紛爭也是不可諱的事實；將來若有全國教授會的組織，我們很難希望一個「有信用有實力」的救國團體。
第三，現在所謂「公團」，那一個不是在黨部的箝制之下的？即以報館業而論，政府已有保障言論自由的種種法律及命令了，已明令停止電報與新聞的檢查了，然而各地報紙雜誌時時還受檢查，還被沒收或停止郵寄，我不曾聽見有何地的「新聞協會」出來作一點點的抵抗。季廉先生所期望的「實力」又在那裡？他們不能抵抗本業的受壓迫摧殘，如何能有「實力」作全國的政治運動呢？
第四，季廉先生說他的提案「可以避免革命」，但他明明表示，「到了相當時期，如果政府不能盡他的職責，我們便只好自動組織有力的政府」。這就是革命的事業了。這種革命的事業可以希望從上文所舉的職業團體裡發生嗎？他們能夠負荷這種政治責任嗎？
以上是我對於季廉先生的提案的幾個疑點。我的懷疑是因為他的說法有點「三分顏料開染坊」的過度樂觀而引起的懷疑。但我已說過，我是贊成他的原則的。中國今日應該有一個負責任的人民干政團體。但我們對於這個團體，希望不可太大，責效不可太急，更不必說「自動組織政府」一類的大話把虞洽卿、史量才一類的人嚇跑。我們不能希望「全國人民齊集在一個嚴密組織之中，以四萬萬人的力量向共同的目標努力」。我們只能希望在最近幾年之內國中的智識階級和職業階級的優秀人才能組織一個可以監督政府指導政府並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團體。
這個干政團體的產生，依我個人的估計，在最初的時期，應該從下列的幾種團體裡出來：
（一）學術團體：如中國經濟學社，中國社會科學社，中國政治學會，中國工程學會，中國地質學會……以及各大學教授會，各地學者的小組織之類。
（二）商人團體：如重要城市有組織的商會，銀行公會，錢業公會之類。
（三）技術職業團體：如律師公會，記者公會，郵務公會，以及其他技術職工的組合，如南方的機器工會，海員公會之類。
這些團體本身都站得住，都有相當的信用，其中都含有知識高明眼光遠大的分子，只要有能負責任的領袖人物出來號召，我想，在一種積極的，建設的，有益於國家民族的目標之下，應該可以產生一個有計劃有力量的政治大組合。
這樣一個團結，如果沒有更適當的名稱，我們或者可以稱他做「建國大同盟」。因為今日的真問題，其實不是敵人的飛機何時飛到我們屋上的問題，也不僅僅是抗日聯俄的問題，也不是共產黨的問題，乃是怎樣建設一個統一的，治安的，普遍繁榮的中華國家的問題。我們要擔負的政治責任，就是這個建設國家的責任。如果我們能在這個「建國」的大目標之下，把國中的智識，技術，職業的人才組織起來，也許就是中國政治的一條出路罷？
二一，九，五夜
（原載1932年9月11日《獨立評論》第1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