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一千年是停滯不進步嗎？

　　這篇演講是要嘗試解答一個最難解的中國之謎，就是中國停滯不進步這個謎。韋爾士先生在他的《世界史綱》裡用最簡明的話把這個謎寫出來：「中國文明在公元〔七〕世紀已經到了頂點了，唐朝就是中國文明成就最高的時代；雖然它還能慢慢地，穩健地在安南傳布，又傳入柬埔寨，……從此以後一千年裡，除了這樣地域的進展之外，使中國文明值得記入這部史綱的不多。」

　　我要提出的解答實在就是不承認這個謎，絕沒有一個中國停住不動一千年之久，唐代的文明也絕不是中國文明成就最高的時代。歷史家往往被唐代文化成就的燦爛迷了眼，因為那些成就與光榮的唐代以前不止四百五十年的長期紛亂和外族征服對照，當然大顯得優勝。然而仔細研究整個的中國文化史，我們便容易相信七世紀的唐代文明絕不是一個頂點，而是好幾個世紀的不斷進步的開始。

　　首先，七世紀沒有印刷的書籍。雕板印刷是九世紀開始的，而大規模的印書要到十世紀才有。第一批燒泥作的活字是十一世紀中發明的，用金屬作的活字還要更晚，試想這些大發明使初唐的書和手抄本時代以來文明的一切方面發生了何等可驚的變化！

　　甚至唐代的藝術，雖然極受人讚美，也只是一個開始，而且若與宋朝和晚明的藝術作品相比只能算是不成熟的藝術。我們儘管承認唐畫的一切宗教感情和精細的技巧，卻不能不承認後來中國繪畫的成就，尤其是那些有詩人氣味的，有理想主義氣味的山水畫家的成就，大大超過了唐代的藝術家。

　　在文學方面，唐代出了一些真正偉大的詩人和幾個優美的散文作家。但是沒有史詩，沒有戲曲，沒有長篇小說，這一切都要在唐代以後很久才發展起來。最早的偉大戲曲出現是在十三世紀，偉大的長篇小說是十六、十七世紀。抒情的歌、戲曲、短篇故事、長篇小說，這種種民間文學漸漸大量發達，構成近代中國文明歷史最重要而有趣味的一章。

　　但是七世紀以後最大的進步還是在宗教和哲學的領域。

　　古中國的文明在基督紀元的最初七百年裡遭遇兩個大危險——蠻族征服北部，佛教完全支配全國。北方的蠻族是漸漸被本土人民和文化同化了，然而佛教始終是中國最有勢力的宗教。男男女女拋棄家庭去做和尚，做尼姑；在古代各種族中大概是最有理性主義傾向的民族竟變得這樣狂熱，所以自殘自虐成了風氣，着了魔的和尚有時用布澆了油，裹住自己的手指、臂膀，甚至於整個身體，然後自己用火燒，作為對佛教一位神的奉獻。

　　但是中國人的民族心理漸漸又恢復過來了，漸漸對佛教的支配起了反抗。中國的佛教徒開始抓到這個新宗教的基本教義而丟掉那些不要緊的東西。快到七世紀末，從廣州出來的一位和尚建立了禪宗的叫作「南宗」的一派，發動了佛教的大革命。近代的研究指示我們，這在根本上是一個中國的運動，凡這個運動自稱「直接天竺佛教正統」的話都是很少歷史根據的，或者全沒有歷史根據的。禪宗在十世紀、十一世紀實際上已經壓倒了一切其他宗派，對於一切儀式主義，形式主義，文字主義都要反抗，告訴人得解救的途徑只在我們本身之內。最要緊的事是懂得人的天然純潔完美的真正本性。九世紀的偉大的禪宗和尚們不怕把佛像燒掉，把「十二部經」當作廢紙。這個唯智主義的禪宗離大乘佛教之遠，正等於喬治·福克司的宗教離中古基督教之遠。歷史家當然不能忽視這個長時期的「禪宗改革」（700—1100）。在這段改革里，佛教本身墮落到了最惡劣的喇嘛教種種形式，摩尼教、祅教、景教、基督教，以及別的宗教也正侵入中國，而中國人的頭腦堅決擺脫印度的大宗教，鋪下了宋朝的本國世間哲學復興的路。

　　唐朝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完全沒有獨創的學術和現世的思考。唐朝最有名的學者如韓愈、李翱只是平庸不足道的思想家，但是四百年的禪宗訓練終於能夠產生一個輝煌的哲學思考的時代。

　　禪宗雖然是唯智主義的，在根本上還是神秘主義的，超現世的；禪宗的中心問題還是靠知識解放使個人得救這個問題。就這方面說，禪宗對於從來不大注意個人得救問題的中國頭腦還不十分相合。因此自宋朝以下新儒家哲學的復興便是更進一步脫開中國佛教的神秘主義，把注意力重新用到人生與社會與國家的實在問題上。

　　哲學的第一階段的結果是朱子（死1200）一派得了很高的地位。這一派雖然承認潛思默想的價值，還是傾向於着重由「格物」來擴張知識的重要性。第二階段（1500—1700）又有王陽明（死1528）學派的神秘主義的復活，陽明的唯心哲學在中國和日本都有很大的勢力。這兩個學派，雖然都是明白反佛教，卻從沒有完全脫掉中古中國佛教時代傳下來的「宗教性」的人生觀，這個人生觀往往還妨礙新儒家哲學的基本上是理性主義的趨向充分發達。

　　然而十七世紀又開始了一個新時代。十七、十八世紀有第一等頭腦的人拋開了宋、明的哲學思考，認為那都是武斷的，無用的，而把他們的精力用在靠純粹客觀方法尋求真理上。因此，顧炎武（死1681），開創中國科學的音韻學的人，在他的關於古音的大著作里往往用一百個例來證明一個古音。知識必須是客觀的，理論是必須以實證為根據的：這就是那個時代流行的精神。我們有理由把那個時代叫做「科學的」時代，不是因為有摸得到的征服自然的成就，而是因為有真正的科學態度和方法浸透了那個時代的一切校勘學研究、歷史研究。正是前朝的這種科學傳統使我們至少有些人在近代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裡能夠感覺心安理得。

　　我想，我所說的話已經夠表示中國在近一千年裡不是停滯不進步的了。我們很高興而且誠心誠意地承認，中國在這些世紀裡的成就比不上近代歐美在近二百年裡所做到的奇蹟一般迅速的進步。種種新的條件，都是樂天知命的東方各民族所不曾經歷過的條件，都要求迅速而激烈的變化，西方各民族也的確成就了這樣的事業。我們正因為沒有這樣逼迫人的需要，所以多少養成了不可破的樂天知命的習慣，總是用優閒得多的方法應付我們的問題。我們有時甚至於會認為近代歐洲走得太快了，大概正仿佛一個英國人往往藐視近代美國人，覺得他們過分匆忙。

　　然而這種差別只是程度的差別，不是種類的差別。而且，如果我所提出的歷史事實都是真實的，——我相信都是真實的——我們便還有希望，便不必灰心。一個民族曾證明它自己能夠在人生與文明的一切基本方面應付自己的問題，緩慢而穩健地求得自己的解決，也許還可以證明它在一個新文明、新訓練之下不是一個不夠格的學生。因為，用一個英國大詩人的話來說：

　　我們是大地的古人，

　　正當着時代的清晨。

　　於是睡着，於是又覺醒，

　　經歷新奇，燦爛，光輝

　　的年歲，我們會採取吸收

　　變化的花朵和精髓。

（本文為1926年11月11日胡適在英國劍橋大學的演講，

英文稿載Cambridge Review第48卷第1176期，

中譯文收入徐高阮《胡適和一個思想的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