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

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
1980年5月8日

一九五七年開展的反右派鬥爭，全國劃了右派分子四十九萬餘人，以後又陸續劃了幾批，共計五十五萬餘人。遵照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於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從一九五九年到—九六四年，先後五批摘掉約三十餘萬人的右派帽子。粉碎「四人幫」後，一九七八年根據中央指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後，又根據中央的指示，對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作了改正。現在，已經改正的和過去並未錯劃的，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大都作了適當安排，整個工作已經接近完成，取得了很大成績。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人改正以後，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感謝黨使他們重新獲得政治生命，積極投身到四化建設中去。不少人回到領導工作崗位，勇挑重擔，發揮了骨幹作用；許多知識分子在哲學、社會科學、文藝、科技、文化教育、衛生、體育，新聞、出版等戰線發揮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已經做出了顯著的貢獻。實踐證明，中央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對於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促進安定團結，發展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並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起了重要作用，在國內外影響很好。

有關上層愛國人士中的右派複查工作，現在還有幾個重要問題，報告如下：

一、關於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複查問題

一九五八年初對右派分子進行處理時，中央曾下達了《關於轉發「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的通知》，並附了中央統戰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有關單位協商提出的對九十六名右派分子的具體處理意見。現在，我們將其中二十七名代表性較大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上層愛國人士，提請有關省、市和民主黨派中央進行複查。我們的意見是：

擬予改正的二十二人：章乃器（故），陳銘樞（故）、黃紹肱（故）、龍雲（故），曾昭掄（故），吳景超（故）、浦熙修（故）、劉王立明（故）、沈志遠（故），彭一湖（故），畢鳴岐（故），黃琪翔（故），張雲川（故）、謝雪紅（故）．王造時（故），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故）、潘大逵。

擬維持原案的五人：章伯鈞（故）．羅隆基（故）．彭文應（故），儲安平（故），陳仁炳。

在複查章伯鈞、羅隆基的右派問題的過程中，民盟的一些負責人曾提出對他們二人也應予改正。我們認為，他們二人在一九五七年的言行從根本立場上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右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右派向黨猖狂進攻中起了極為惡劣的作用，現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但並非錯劃，不應改正。

二、關於「章羅同盟」問題

近年來，民盟和農工黨的許多負責人要求對「章羅同盟」問題進行複查。他們認為，一九五七年《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有關「章羅同盟」的提法和對民盟，農工黨的估計，不符合實際情況。他們說，「章羅同盟」問題不僅涉及到對民盟，農工黨的根本估計，而且直接關係到一批因「章羅同盟」受牽連的人的落實政策問題，要求明確解決。現經複查，情況是：

（一）章伯鈞、羅隆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在向黨猖狂進攻中是互相呼應的，都是企圖在我國建立資產階級國家。但沒有發現章、羅二人有在組織上共同策劃，進行陰謀活動的事實。

（二）章伯鈞、羅隆基利用他們在民主黨派的領導地位（章是農工黨主席、民盟副主席，羅是民盟副主席），大肆散布旨在推翻共產黨領導的言論，在民盟和農工黨中曾發生了惡劣的影響。但是，由於我們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有深厚的基礎，他們沒有能夠發展到篡奪這兩個黨派的領導權，有組織、有計劃地推行其反動綱領的地步。當時，民盟，農工黨中央負責人中的我黨黨員和進步分子，是堅持了黨的方針政策的，同章羅是有鬥爭的。章羅並沒有能夠根本改變民盟和農工黨的本來性質。

（三）在批判「章羅同盟」時，曾經把民盟中央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說成是「章羅同盟」的反動綱領。事實上，這兩份意見書不是章、羅二人提出的，而是民盟中央分別由曾昭掄和黃藥眠負責的兩個小組起草的。在這次複查中，我們和有關部門及民盟中央都認為，這兩份意見書的基本內容是可取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不是「章羅同盟」的綱領。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認為：「章羅同盟」在組織上應肯定其不存在，但在作為資產階級右派政治勢力的代表的意義上仍應認為存在，因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根本立場是一致的，在向黨猖狂進攻中起了同樣的主導作用，並且互相呼應。同時應當承認，在反右派鬥爭中，由於把「章羅同盟」作為組織上的統帥者，民盟中央和地方組織有一些負責人被戴上了「章羅同盟」的「軍師」、「謀士」、「代理人」、「骨幹」等帽子；兩「帥」之外還有這個帥那個帥；在農工黨內也有一些人和地方組織被指為所謂「章羅同盟」，的「分店」，這些都擴大了打擊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中央統戰部是有責任的。為着消除由此產生的後果，我們建議宣布一律取消這些組織性的帽子，宣布「章羅同盟」是指他在右派反黨活動中的共同主導作用，並不存在這樣一個組織或組織系統。

三、關於召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統一對反右派鬥爭的認識問題

目前，民主黨派中的一些人看到被錯劃為右派的人改正的面大，就認為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右派進攻，反右派鬥爭搞錯了。我們認為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必須澄清。

一九五七年，我國已經基本上完成了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廣大人民群眾衷心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但是，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還不鞏固。廣大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剛剛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資本家交出了生產資料，但還拿定息。一部分人對於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有動搖，極少數對社會主義改造還不甘心，還在想方設法利用各種機會和手段實現其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企圖。同時，社會上還存在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勢力。在此期間，由於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上出現了一股反共逆流。在這種形勢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認為我國將要發生匈牙利事件，局勢已是「一觸即發」。他們大肆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向黨猖狂進攻。章伯鈞一九五六年就惡毒攻擊我們國家是「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統治着五億農民，非造反不可」。「中國也不能讓許多小斯大林統治下去」。他說「有在朝黨和在野黨，你不行我來，我不行你來」，要「輪流坐莊」。一九五七年，他更露骨地說「共產黨以前扶植各民主黨派，是『周公輔成王』，現在成王長大成人了，周公要還政」，不然，「恩人就要變作仇人」。六月六日，他在以民盟中央名義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問題也大」，「形勢十分嚴重」，「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難辦了」。羅隆基誣衊國內是「一團糟」，他叫嚷要為反革命「平反」，煽動社會上的反動分子起來「由各方面造成輿論」。儲安平把我們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攻擊為「黨天下」。有些右派分子把無產階級專政誣衊為產生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有的人公開提出共產黨退出機關、學校，公方代表退出合營企業，叫囂「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制度」，甚至說要「殺人」，殺氣騰騰。這些右派分子的言行表明，他們的企圖就是要取消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右派分子人數雖少，但能量很大。在他們的煽動、蒙蔽下，一些地方發生少數人罷課鬧事，而且有蔓延之勢。在當時的形勢下，對這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進行批判，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予以反擊，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

在這場鬥爭，由於開始時我們不適當地支持了黨外一部分人提出的所謂「大鳴大放」的口號，逐步造成了緊張的動亂氣氛，後來又對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隨着運動的發展，特別在後期，確實犯了擴大化的錯誤。打擊面寬了，對一大批人錯扣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處理得也太重了。經驗證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由於複雜情況而出現一股群眾性的錯誤思潮的時候，卷進去的人們的情況各有不同，屬於敵我矛盾的人總是極少數，大量的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因此，在同錯誤思潮鬥爭中，一定要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對於敵我性質的矛盾的問題，也要區別不同情況，集中打擊少數為首分子，堅持爭取教育大多數。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中，確有一些處於敵我矛盾邊緣，拉一拉就可以過來的人，也有一些一時難以分清屬於哪類矛盾的人。現在看來，為着嚴格掌握兩類矛盾的界限，對這兩種人，都應當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但當時實際上把其中許多人劃成了右派。這是一個深刻教訓。現在，根據中央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進行複查、改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決不能因此認為當時不存在或不應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不存在或不應反擊右派的進攻。有許多當時有錯誤言行而被錯劃為右派的人，也不應因現在得到改正，就以為自己沒有錯誤。對一九五七年這場反右派鬥爭必須歷史地、全面地認識。只有這樣，才能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團結一致向前看。

以上問題，我們擬在中央批示後，由中央統戰部出面，召開一次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就二十七名上層愛國人士的右派複查意見，進行協商，取得一致；就「章羅同盟」作為一種政治勢力當時確實存在，不能取消的理由作一說明；還要着重講講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問題，特別是反右派鬥爭的必要性，以統一認識。

是否有當，請批示。

中央統戰部
一九八○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