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擬今古學三十論目,欲條說之,倉卒未能撰述。謹就《經話》中取其論今古學者,以為此卷。中多未定之說,俟有續解,再從補正。)

今古二派,各自為家,如水火、陰陽,相妨相濟。原當聽其別行,不必強為混合。

許君《異義》,本如《石渠》、《白虎》,為漢製作,欲於今古之中,擇其與漢制相同者,以便臨事緣飾經義。故累引漢事為斷,又言叔孫通制禮云云,皆為行事計耳。至書之並行,兩不相背,則不欲混同之也。

鄭君駁《異義》時,猶知今古不同,各自成家。至於撰述,乃忘斯旨。注古《周禮》用《王制》;箋《毛傳》用《韓詩》;注《古文尚書》用夏侯、歐陽說。

夫說經之道,與議禮不同。議禮可以斟酌古今,擇善而從。說經則當墨守家法,雖有可疑,不能改易,更據別家為說。今注古學,乃欲兼有今學之長,采今易古,正如相者嫌一人耳目不好,乃割別人耳目補之,不惟無功,而且見過。使鄭君作注時,猶存駁《異義》之見,則分別今古,先師之法不致盡絕。乃前後異轍,使今古之派,遂至漢末而絕也,惜哉!

許君雖於今古互有取捨,不過為漢制緣飾。至於各經家法,聽其別行,不欲牽合之也。

如明堂說,許案云:「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又《公羊》、《左氏》,說朝聘不同。許案云:「《公羊》說,虞、夏製;《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是許以今古不同,不欲混通也。

又諸侯夫人喪,《公羊》、《左氏》異說。許案云:「《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又會葬。是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以為同姓也;《左氏》雲不當會,據異姓也。」是許以今古各有所據,不欲強同也。

至其餘條,或雲從《左氏》,或雲從《周禮》,亦自定一尊,不欲含混。至鄭氏著書,乃全與此意反矣。

《異義》久亡,今就陳氏輯本考之,所存將近百條。今與今同,古與古同,各為朋黨,互相難詰,以其門戶原異,故致相歧也。中惟三條古與今異者。

《穀梁》說:葬不為雨止,統尊卑而言。《左氏》說:庶人不為雨止。《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公羊》參用古學之言也。

《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名之。」《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許以為《穀梁》同《左氏》。按,此皆後師附會之說,於經傳無明文,同異無關於今古禮制者也。

又引《魯詩》說:丞相匡衡以為「宗廟宜毀」;《古文尚書》說「宗廟不毀」。許據《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同《古文尚書》「不毀」。按,「毀」與「不毀」,經無其證,凡此所同,皆無明據。至於大綱,無或參差也。

孔子初年問禮,有「從周」之言,是尊王命、畏大人之意也。至於晚年,哀道不行,不得假手自行其意,以挽弊補偏。於是,以心所欲為者,書之《王制》,寓之《春秋》。當時名流,莫不同此議論,所謂因革繼周之事也。

後來傳經弟子,因為孔子手訂之文,專學此派,同祖《王制》。其實,孔子一人之言,前後不同。予謂「從周」為孔子少壯之學,「因革」為孔子晚年之意者,此也。

鄭君注《禮記》,凡遇參差,皆以為殷、周異制。原今古之分,實即此義。鄭不以為今、古派者,蓋兩漢經師已不識《王制》為今學之祖。故許君以《公羊》「朝聘」為虞夏製,鄭君以《王制》為殷禮。但知與《周禮》不合,而不知此為孔子手訂之書,乃改周救文大法,非一代所專,即今學之本也。

今於數千年後,得其根源,繼絕扶微,存真去偽,雖清劃繁難,固有不能辭者矣。

《王制》、《祭統》,今學;《祭法》,古學。二者廟製、祭時一切不同,且故意相反。兩漢經師言廟製、祭儀,皆牽混說之。特以之注經,則自鄭君始。議禮之事,各有意見,多采輯諸說以調停其間,不能由一人之意,此議禮之說多不可據也。

今古經本不同,人知者多。至於學官皆今學,民間皆古學,則知者鮮矣。

知今學同為魯、齊派,十四博士同源共貫,不自相異;古學為燕、趙派,群經共為一家,與今學為敵,而不自相異;則知者更鮮矣。

知今學同祖《王制》,萬變不能離宗;《戴禮》今、古雜有,非一家之說;今古不當以立學不立學為斷;古學主《周禮》,隱與今學為敵;今禮少、古禮多;今禮所異皆改古禮等說,則西漢大儒均不識此義矣,何論許、鄭乎!

魯、齊、古三學分途,以鄉土而異。

鄒與魯近,孟子云:「去聖人居,若此其近」,蓋以魯學自負也。荀子,趙人,而遊學於齊,為齊學。《韓詩》,燕人傳今學,而兼用古義,大約遊學於齊所傳也。《儒林傳》謂其說頗異,而其歸同。

蓋同鄉皆講古學,一齊眾楚,不能自堅,時有改異,此韓之所以變齊也。而齊之所以變魯者,正亦如此。予謂學派由鄉土風氣而變者,蓋謂此也。

群經之中,古多於今。然所以能定其為今學派者,全據《王制》為斷。

《三朝記》知其為今學者,以與《王制》合也。《禮記·冠、昏、鄉飲、射義》所以知為今學者,以與《王制》同也。同者從同,異者自應從異。故舊說淵源,皆不足據。

蓋兩漢末流,此意遂失,混合古今,雖大家不免。如劉子政有古禮制,馬融說六宗偶同伏說是也。審淄澠,定宮徵,毫釐之差,千里之失,不亦難哉!

初疑今派多於古,繼乃知古派多於今。古學《周禮》與《左傳》不同,《左傳》又與《國語》不同,至於《書》、《詩》所言,更無論矣。蓋《周禮》既與《國語》、《周書》不同,《左傳》又多緣經立義之說。且古學皆主史冊,周曆年久,掌故事實多不免歧出,故各就所見立說,不能不多門。至於今學,則全祖孔子改製之意,隻有一派。雖後來小有流變,然其大旨相同,不如古學之紛繁也。

《論語》:「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此孔子初年之言,古學所祖也。「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孔子晚年之言,今學所祖也。

又言夏、殷因革,繼周者百世可知。按,《王制》即所謂繼周之王也。因於《周禮》,即今學所不改,而古今同者也,其損益可知。《王制》改周制,皆以救文勝之弊,因其偏勝,知其救藥也。

年歲不同,議論遂異。春秋時,諸君子皆欲改周文以相救,孔子《王制》即用此意,為今學之本旨。何君解今《禮》,以為《春秋》有改製之文,即此意也。特不知所改之文,全在《王制》耳。

今古之分,鄭君以前無人不守此界畔。伏《尚書》、三家《詩》無論矣。何君《公羊解詁》不用古說,其解與《周禮》不同者,皆以為《春秋》有改製之事,不強同《周禮》。此今學之派也。

至於許君,《說文》用古義,凡今文家皆以博士說目之,屏為異義。至於杜、鄭(興、眾父子)、賈、馬,其注《周禮》、《左傳》、《尚書》,皆不用博士說片語隻字(《五經異義》:馬有以今學長於古義一條目。今說既為俗儒,不可據以為用今學也)。至於引用諸書,亦惟用古派,從不用《王制》。其分別異同,有如陰陽、水火之不能強同。鄭司農注大司徒五等封地,全就本經立說,不牽涉《王制》。其注諸男方百里一條云:「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五經》家說合耳。」其所謂之《五經》家者,即《王制》子男五十里之說也。《異義》謂之今文,《說文》目為博士,斥為異說,不求雷同。即此可見東漢分別今古之嚴。

自鄭康成出,乃掍合之。可含掍者,則含掍說之;文義分明者,則臆斷今說以為殷禮。甚至《曲禮》古文異派,亦以為殷禮。鄭君受賈、馬之學而兼采今文,今欲刪其掍合以反杜、馬之舊。須知此非予一人之私言,乃兩京之舊法,試為考繹,必知不謬矣。

今古之掍亂,始於鄭君,而成於王子雍。大約漢人分別古今甚嚴。魏晉之間,厭其紛爭,同思畫一。

鄭君既主今古混合,王子雍苟欲爭勝,力返古法,足以摧擊鄭君矣。殊乃尤而效之,更且加厲,《家語》、《孔叢》皆其偽撰。乃將群經今古不同之禮,托於孔子說而牽合之。如《王制》廟製,今說也;《祭法》廟製,古說也;各為規模,萬難強同者也;而《家語》、《孔叢》之言廟製者,則揉雜二書為一說。

鄭君之說,猶各自為書。至於王氏,則並其堤防而全潰之。後人讀其書,愈以迷亂,不能復理舊業,皆王氏之過也。故其掍亂之罪,尤在鄭君之上。欲求勝人,而不知擇術,亦愚矣哉。

鄭君以前,古學家著書,不惟不引據《王制》師說,並《公》、《穀》二傳、《三家詩》、《今文尚書》、今《易》,凡今學之言,避之如洪水猛獸。惟其書今古雜有,或原無今古派之分者,乃用之。如杜、鄭、賈、馬之引《孟子》、《論語》、《禮記》是也。引《春秋》則惟《左氏傳》。至於引二傳「跛者迓跛者」條,則亦但引其文句,而不言書名,皆足見其門戶之峻厲也。

《禮運》、《禮器》、《郊特牲》,孔子告子遊,皆古學說。此孔子未作《春秋》以前,從周之言。至於作《春秋》以後,則全主今學。如《大戴》告哀公之《三朝記》,全與《王制》、《穀梁》合,是也。

孔子傳今學派時,受業早歸者未聞,故弟子有專用古學者。又或別為不受業之隱君子所為,然大約出於受業者多。因欲與受業之今學分別,故權以古學為不受業,非弟子遽無古學者也。

《緯》云:「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孝經》皆已成之跡,《春秋》則虛托空言。故予意以《孝經》為古學,《春秋》為今學,《論語》為今古雜。以《孝》屬行,行必從周;《春秋》屬誌,誌有損益;《論語》少壯晚年之語皆有,故不一律,大約從今者多。至於《孝經》有今學,《春秋》有古學,《論語》有今古兩派,此皆後來附會流派,孔子當日不如此分別也。

《論語》「因革」、「損益」,唯在制度。至於倫常義理,百世可知。故今古之分,全在制度,不在義理,以義理今古同也。至於弟子之大義,經師之推衍,乃有取捨不同,是非異致之說。揆之於初,無此分別。

《異義》所錄師說,半皆東漢註解家言,索虛為實,化無為有,種種附會,都非原旨。然既欲各立門戶,則好惡取捨,亦不能不小有改動,言各異端,亦不必強同。但讀者須知此非今古正義,不蔽錮於許說,可也(近言今古派者,皆本原於《異義》,今不盡據之)。

今古之分,或頗駭怪。不知質而言之,沿革耳、損益耳。明之制,不能不異於元;元之制,不能不異於唐、宋。今學多用殷禮,即仲弓「居敬」之意。古學多用周禮,即《中庸》「從周」之意。今制與古不同,古制與今異派,在末流不能不有緣飾附會之說。試考本義,則如斯而已,故不必色駭而走也。

魯為今學正宗。燕趙為古學正宗。其支流分派,雖小有不同,然大旨一也。

魯乃孔子鄉國,弟子多孔子晚年說,學者以為定論(漢人經學,以先師壽終之傳為貴,亦如佛家衣缽真傳之說也),故篤信遵守。初本以解《春秋》,習久不察,各是所長,遂以遍說群經。此魯之今學,為孔子同鄉宗晚年說,以為宗派者也。

燕趙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辭而先反,惟聞孔子「從周」之言,已後改製等說,未經麵領,因與前說相反,遂疑魯弟子偽為此言,依託孔子(如漢人傳經,別雜異端,乃自托於師終時手授其傳,故弟子不信其書之比),故篤守前說,與魯學相難。一時隱君子習聞周家故事,亦相與佐證,不信今學而攻駁之,乃有《周禮》、《左傳》、《毛詩》之作,自為朋黨,樹立異幟,以求合於孔子初年之說。此古學派為遠於孔子,兼采時製,流為別派者也。

其實,今學改者少,不改者多。今所不改,自當從古。凡解經,苟今學所不足,以古學補之可也。齊人間於二學之間,為鄉土聞見所囿,不能不雜采,乃心欲兼善,遂失所繩尺,不惟用今學所無,並今學有明文者,亦皆喜新好異,雜入古說。今不為今,古不為古,不能施行。然九家之中有雜家一派,則兼收並蓄,志在包羅,亦學人積習也。

昔人云:「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沒而大義乖。」此之紛紜,大約七十子沒之後乎!皆不善學者之所致耳。

《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孝經》、《論語》,今古之分,古人有成說矣。唯《戴記》兩書中,諸篇自有今古,則無人能分別其說。蓋《戴記》所傳八十餘篇,皆漢初求書,官私所得,有先師經說,有子史雜鈔,最為駁雜。其采自今學者,則為今學家言;采自古學者,則為古學家言。漢人以其書出在古文之先,立有博士,遂同以為今學。此今古所以混淆之始,非鄭康成之過也。

然考《異義》,雖以戴《禮》為今說,而杜、賈諸家注《周禮》、《左傳》,於《戴記》有引用之篇,有不引用之篇,是當時雖以戴《禮》為今學,而古文家未嘗不用其說,足見其書之今古並存矣。今之分別今古,得力尤在將戴《禮》中各篇今古不同者,歸還本家。《戴記》今古定,群經之今古無不定矣。

予以《王制》為今學之祖,取《祭統》、《千乘》、《虞戴德》、《冠義》、《昏義》、《射義》、《聘義》、《鄉飲酒義》、《燕義》等篇注之,附於今派。取《祭法篇》為古《國語》說;又取《玉藻》、《盛德》、《朝事》等篇為古《周禮》說;又以《曲禮》、《檀弓》、《雜記》為古《春秋左氏》說。(詳見「《禮記》今古篇目表」)至於其餘,或為《儀禮》說,或為《詩》、《禮》、《孝經》說。陰陽五行說、學問派、子史派、陰陽五行派,無今古之分及今古雜用者,都為考訂。每篇各自為注,以類相從,再不求通別家,牽掍異解。《戴記》一明,則群經無不大明。蓋以《記》中諸篇經說,居十之七、八,自別入《記》中。經不得記不能明,記不得經無以證,仳鉲兩傷。甚至援引異說以相比附,故註解愈多,經意愈晦,經學亦愈亂。今為合之,如母得子,如石引針,瓜分係別,門戶改觀,群經因此大明。故云得力處全在解得《戴記》。

予以《王制》解《春秋》,無一字不合,自胡、董以來,絕無此說。至以《戴記》分隸諸經,分其今古,此亦二千年不傳之絕學,微言大義,幸得粗窺,故急欲成之。或以此說為過奇,不知皆有所本,無自創之條。特初說淺而不深,偏而不全,心有餘而力不足,形近是而實則非。久乃包羅小大,貫穿終始,採花為蜜,集腋成裘,無一說不本前人,無一義仍襲舊說,積勞苦思,曆數年之久。於盤根錯節,外侮內憂,初得彌縫完善。而其得力尤在分隸《戴記》。觀前表及「兩戴章句凡例」可見。

或問《王制》制度,孔子全用殷禮,抑亦別有所本?

曰:孔子答顏子參用四代,《王制》言巡狩與《堯典》合,則不獨殷禮矣。又《緯》雲殷五廟,周七廟。尹更始說《穀梁》七廟,據周。天子稱崩,劉向說亦云據周。是《王制》參用四代之證。然《中庸》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征;吾說殷禮,有宋存焉。」是春秋時,夏以前禮制,皆殘缺不可考。大約孔子意在改製救弊,而虞樂、夏時以外多不可考,故建國立官,多用殷製。《緯》雲《春秋》用殷禮,是也。《說苑》引伊尹說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事,與董子同,是立官用殷禮也。《緯》云:殷爵三等,周爵五等。今爵五而地三,是亦用殷禮也。《春秋》有故宋之說;《穀梁》主王後其先殷人二義;孔子卒,殯用殷禮。故《春秋》見司馬、司城二官,明改製用殷禮三公也。

《殷本紀》伊尹說湯以「素王」之法,與《春秋》「素王」義同。史公「素王」妙論,亦以伊尹為主,豈「素王」二字,亦從伊尹來耶?說者以「素」為從「質」之義,史公論範、計,亦質家意,豈「素王」為伊尹說樸質之教,孔子欲改周文,仿於伊尹從質之意而取「素王」,故《春秋》多用殷禮耶?

或以今古為新派。曰:此兩漢經師之舊法也(詳見前卷)。以《王制》主今學無據。曰:俞蔭甫先生有成說矣。

以《國語》在《左傳》先為無考。曰:此二書為二人作,趙甌北等早言之矣。

《戴記》有今有古,鄭、馬注《周禮》、《左傳》已有此決擇矣。今古二家,各不相蒙,今古先師早有此涇渭矣。以今古分別禮說,陳左海、陳卓人已立此宗旨矣。解經各還家法,不可混亂,則段(玉裁)、陳(奐)、王劼)注《毛詩》,已刪去鄭箋矣。以《禮記》分篇治之,則《隋志》已有《中庸》、《喪服》、《月令》單行之解矣。今與今合,古與古合,不相通,許君《異義》早以類相從矣。考訂《戴記》簡篇,則劉子政、鄭康成已有分別矣。

今之為說,無往非因,亦無往非創;舉漢至今家法,融會而貫通之,以求得其主宰。舉今古存佚群經,博覽而會通,務還其門麵,並行而不害,一視而同仁。彼群經今古之亂,不盡由康成一人,今欲探抉懸解,直接卜左,則舉凡經學矇混之處,皆欲積精累力以通之,此作《今古考》之意也。

今古之分,於經傳、以《王制》、《周禮》、《三傳》、《戴記》為證;於禮制,以宗廟、禘祫、田稅、命官、制祿為證,可謂詳明。

然此別其異同,試以「會同」明其意旨。《論語》有會同,是當時本有會同,故公西舉之,此《論語》據古學之證也。《周禮》有會同,合於《論語》,是《周禮》用舊儀典冊之證也。《春秋》無同,是孔子不守《周禮》,自立新製之證也。《左傳》無同,是《左傳》緣經立說,經所無者,不能有之證也。《書·禹》、《詩·車攻》有會同,此夏、周有會同之旁證也。《國語》、《孝經》無會同,此別派異於《周禮》之證也。即此一事考之,前後沿革,本原派別,皆可由之而悟。語簡事繁,學者當舉一反三也。

予撰今古禮制分類鈔,以徐、秦《通考》為藍本,分今為五派,古為六派(詳見前「流派表」中),以為正宗。凡古有今無、今古同、今古雜者,別立三門收之,子、緯亦附焉。至《易》、《書》、《詩》,舊皆同列,既無明文,維據註疏分隸,今盡削落,不以為據。其有明文者,分為四代製,以入「沿革表」。《論語》今古兼有,亦如《禮記》分篇例,各從其類。漢人《易》、《書》、《詩》、《孝經》,皆分今古,誤說也。以《易》、《詩》證禮制,亦誤據也。《禮記》兼有今古,以隸今學,誤也。《論語》今古雜,今古二家立二派,各為家法說之,亦誤也。今盡汰誤說,別立新門。學者據此分鈔,分說禮制,涇渭判然,不啻江河。執此治經,庶有澄清之效。

《司馬法》司馬主兵,《王制》之傳也。其言兵製出師,與《周禮》不合,蓋全主《王制》也。《孔叢子·軍製篇》間於今古之間,有用《周禮》之文,有用《司馬法》之文。今凡與《王制》、《司馬法》同者,則以入《王制》;與《周禮》同者,入古學也。(又考《司馬》逸文與《王制》,同見於孔、賈諸疏所引者,今本乃無之。豈孔、賈所引別一書,今存本乃穰苴書歟?)

三統循環,由周而夏,此質家矯枉之言,孔子不主此議。周末名流,競欲救文,老、尹、桑、莊厭棄文敝,至於排仁義,不衣冠。矯枉者必過其正,此諸賢之苦心救世之良藥也。然風氣日開,文明漸備,宜俗所安,君子不改,情文交盡,來往為宜,若欲改周從夏,不惟明備可惜,亦勢所不行。繼周不能夏製,亦如繼唐虞之不能用羲、軒也。

子桑伯子,欲復夏禮者也。《說苑》言孔子往見論文質之事。《論語》所謂「簡」,謂夏製也;「敬」,謂殷製也。孔子許伯子之質。

仲弓以繼周不能用夏,惟當用殷,小參夏意,深明損益,洞達治體,與孔子語顏子意相合。故夫子以南面嘉之,謂可與言繼周之事。《王制》用殷禮,仲弓有啟予之助。

又孔子言服周冕,非獨取一冕,凡儀注等威、章、服、文藻之事,皆從冕推之。故《儀禮》以及威儀,皆不改也。「乘殷輅」,「輅」取實用,務於致遠。凡製官、爵命,《王制》所改之事,皆其太甚,有害無益者也。至於夏製,所取者少,人事日文,不能復古。惟天道尚質,行時郊祀,大約皆夏正也。假時、輅、冕以示其例而已。

四科之中,顏子、仲弓以德行見。製作精意,二子得聞。以下偏才,舍大謀細矣。所改者今,不改者古。觀其因革之原,而今古之事思過半矣。

周制到晚末,積弊最多。孔子以繼周當改,故寓其事於《王制》。如因尹、崔世卿之事,乃立選舉之政;因閽弒吳子之事,乃不使刑者守門;因諸侯爭戰,乃使二伯統製之;國大易為亂,乃限以百里;日月祭之瀆祀,乃訂為四時祫祭;厚葬之致禍,乃專主薄葬。凡其所改,專為救弊,此今學所以異古之由。至於儀禮節目與一切瑣細威儀,皆仍而不改。以其事文鬱足法,非利弊所關,全用周制,故今學《祭統》、《祭禮》儀注與古學《祭義》同也。

凡今學改者少,其不改者皆今古同儀。《禮記》雖為今學,然所言與經不相倍,以此仍用周制之故。通考分類鈔,凡今無者,別為一冊。入此門者,皆今古所同者也。

今學隻一派。雖齊、韓參用古學,然其主今學處無異說也。古學則在經已有數派,不能同。故今古分類鈔,凡專派與所無,皆為註明。如會同為《周禮》專派,禘嘗為《孝經》專派。他家所無者,入之。又《周禮》無禘祫;《左》、《國》無祫;《周禮》朝、覲、宗、遇分四時,為專派;《左》、《國》有朝,無覲、宗、遇。並為註明分隸。治古學者當守此界限,亦如今古之嚴。不可但因其俱為古學,遂蒙掍而說之,如前人之掍亂今古也。

今古之分,本以禮制為主。至於先師異解,漢人因其異師,亦以為有今古之別,實則非也。如爵製之大小,罍製之異同,六宗之名目,社主之松柏,既無所據,何分古今?又《尚書》稽古有「同天」「順考」之異說,然無關禮制,隨便可也。因「同天」偶為今學家言,「順考」偶為古學家言,學者亦遂以為今古有所分別,實則不然。今學附庸,古《周禮》無附庸。《異義》古學說有附庸,此亦後師誤說。許氏有從今改古之條,皆此類也。

今學《禮》,漢以前有孟荀墨韓可考。古學則《國語》、《周書》外,引用者不少。漢初燕趙之《書》不盛傳,賈、張以外少所引用,然不能謂其出於晚近也。

今天下分北、南、中三皿,予取以為今古學由地而分之喻。古為北皿,魯為南皿,齊為中皿。北人剛強質樸,耐勞食苦,此古派也。南人寬柔敦厚,溫文爾雅,此魯派也。中皿間於二者之間,舟車並用,麥稻交儲,習見習聞,漸染中立,此中皿派也。齊學之兼取古今義,正如此。

《孝經》、《論語》,《漢志》有今古之分。今欲復二派之舊,其事頗難。《孝經》為古派,全書自成首尾。《論語》則采錄博雜,有為今學所祖,有為古學所祖。欲一律牽合,於今古說必多削足合屨之失。然舊有古今二派,又不能強合之,竊欲仍分為二家《論語》。今學詳今,古學詳古,凡異說皆註明,如附解存異之例。至於《孝經》,純以今學說之,則又用《左傳》以古禮說《春秋》之法。好學深思之士,必能成此書也。

今古經傳,唯存《春秋》。《王制》、《周禮》皆《三傳》所據以為今古之分者。四家為今古之正宗,同異之原始。二門既別,然後先師各囿所習,推以說《易》、《書》、《詩》、《論語》、《孝經》。凡此五經今古之說,皆後來附會之談,非本義也。說《春秋》得孔子修述之旨者,《三傳》之中,唯《穀梁》。說《易》、《書》、《詩》、《論語》、《孝經》,皆當力求秦漢以前之說。故五經今古先師之說,多與以前同。今當以秦以前者為正義,漢以後者為晚說也。

《藝文志》、《孝經》下云:「各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皆異。」《孝經》古文異今文,不審是先秦原文,抑漢後譯改?然必有不安,其說乃異,是今文自招之也。《左傳》破今學,其所以立異之處,亦如《孝經》,多由今說不安,或弟子主張太過,或義例繁難不能畫一之處,古傳則必別立一說以易之。如何氏《日月例》,何怪唐宋人極詆之?範《注》不知《春秋》用《王制》,何怪其據《周禮》以駁傳?苟能盡明今學,則其事理平實,人亦何苦而思易之。空穴來風,終當自尤也。

今以《穀梁》、《左氏》為今古學根本。根本已固,然後及《禮》與《易》、《書》、《詩》等經。蓋古今起於《春秋》與《王制》、《周禮》,餘皆先師推所習以說之者。「統宗表」即此意也。根本已立,然後約集同人以分治群經,人多經少,當易成也。

今古說,其見《異義》者,多非其實。大約出於本書者為上,其稱某家說者,多附會之談。許君於其互異者,每以有明文、無明文為說。是有明文為可據,無明文為不足據也。而明文之說,又以平實者為正,如三公九卿之類是也。推例為附會,如《易》家以六龍定六馬,《詩》家以譚公為稱公是也。學者不察,則附會之說最易誤人。凡人說一事,口之所出,多流為歧異。如明堂、郊、禘諸說,紛紜是矣。又六宗之說,至二十餘家不同。有何明文?皆意為之,此不足據也。

先師主持一說,末流每至附會。如《公羊》本「素王」,因「素王」之義,遂附會以為王魯是也。有震驚張皇之色,乃過情虛擬之詞。今者細為分出,務使源流派別,一覽而明。其於《異義》所言,不無千慮一得矣。

《詩》、《書》有四代異制,以今、古學說之,皆非也。然先師既主此說,則不能不婉轉以求通。所謂削足適屨之事,每不免焉。

如九州之制,《王制》所言共五千里,《周禮》所言則萬里,此今古禮制之分也。特二學皆就春秋制度言之,不必通說四代也。而《尚書》有五服之文,本與《王制》三服、《周禮》十服不合。而先師欲各合其禮制,故今學之歐陽、大小夏侯說,則以五百里為一服,五五二千五百里,合南北得五千里,減省里數以求合《王制》之說也。古學之杜、馬說,則以為千里為一服,五服五千里,合南北為萬里,加多里數以求合《周禮》之說也。實則《王制》、《周禮》之說,皆與《尚書》夏製不相關,而今古先師乃欲抱其《王制》、《周禮》之說,以遍說群經,統括沿革。其中左支右絀,朝四暮三之蹤跡,班班可考。今誠各知其所據以推考求通之意,則我用我法,得失易明。若不知其所據震驚其異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或於其中更欲有左右焉。此豈能合也哉?

予確知先師折中求合之說,都非本義,故欲以四代沿革補正其誤,使知此皆後師推衍之說,不明此意,經意何由得哉!

《三傳》著錄,皆先秦以前。《穀梁》魯人,《左傳》燕趙人。故《公羊》出入二家,兼收燕、魯,特從今學者多耳。今學二伯,古學五伯,《公羊》從五伯之說。他如仲子為桓母改蔡侯,東為朱,凡此皆事實之變異者。至於禮制,則說禘說郊,時雜古制。蓋以齊居魯與燕之間,又著錄稍晚,故其所言如此。好學深思者,當自得之。

《左傳》出於今學方盛之時,故雖有簡編,無人誦習,僅存秘府而已。至於哀、平之間,今學已盛而將微,古學方興而未艾,劉子駿目見此編,遂據以為今學之敵,倡言求立。至於東漢,遂古盛而今微。此風氣盛衰迭變之所由也。

今學傳孔子,本始於魯。公羊始師齊人,受業於魯,歸以教授。當其始,仍穀梁派也。如荀子遊學於齊,學於公羊,始師其說。《春秋》多同《穀梁》,是齊學初不異於魯學之證。至於歸以教授,齊俗喜誇好辨,又與燕趙近,遊士稷下之風最盛,故不肯篤守師說,時加新意,耳濡目染,不能不為所移。齊學之參雜於今古之間,職是故也。

《儒林傳》言伏生口授《尚書》有壁藏書,《公羊》有齊語,故人以為舊由口授,至漢乃著竹帛。實則群經著錄,皆在先秦以前。《公羊》之有齊語,是秦前先師,非漢後晚師。不如舊說孔子畏禍遠言,不箸竹帛也。

魯恭王壞宅所得之書,不止古學,即今學亦有。以其書已先行,故不言耳。壁中諸書,皆魯學也。伏生口授《尚書》,世已尊行,魯壁中古文出,孔氏藉以寫定,魯《書》遂變為古學矣。《春秋公羊》由齊傳授,壁中所出,當即《穀梁》。《穀梁》傳,而壁中魯學《尚書》之本文不傳,遂使人疑非其比,豈不可惜哉!

壁中《尚書》出,東漢諸儒以古學說之,亦如《儀禮》古文而西漢諸儒以今學說之也。二書本無今古之分,其以今古分門戶,先師附會之說也。

魯人不喜為漢用,漢家因少抑之。魯學又無顯者,《公羊》之盛,全由公孫弘。《穀梁》經傳,皆先秦之遺。史公云:「秦雖焚書,而鄒魯弦誦之聲不絕。」故漢初征魯生講禮,魯書未亡。漢抑魯學,可由史公之言悟之。其後既久,乃興魯學,而猶假借壞宅得書以為說者,則又史臣回護之言,不盡事實也。

魯書未亡,學猶盛,故《魯詩》、《穀梁》,江公能傳之。不然,則江公何以崛起?魯《書》學之亡,則以世無達者,不幸而亡。《穀梁》雖存,終漢乃得立,此魯學之所以微也。魯《尚書》家不傳。班書謂伏《書》傳於齊、魯,非也。魯自有《尚書》,不傳於世,班意欲周旋此事耳。

漢初,齊人以經術貴顯者,始於伏生,繼以公孫弘,故齊學盛。魯無顯達,故以浸微。至於重魯輕齊,則宣、元以後風氣改變之言,亦賴當時天子、丞相之力耳。不然,終漢不得立也。

漢初,經學分三派,魯、齊、古是也;分二派,今、古是也。

分三派者,《詩》(《魯詩》、《齊詩》、《韓詩》、《毛詩》),《春秋》(《穀梁》魯;《公羊》齊;《左傳》古),《禮》(魯高堂生傳《士禮》、齊後倉古《周禮》),《論語》(魯論、齊論、《論語古》也),四經是也。

分二派者,《易》、《尚書》、《孝經》三經是也。《尚書》今學出於伏生,齊學也。《易》傳於田和,亦齊學也。《孝經》後倉、翼,亦皆齊學也。

然則七經中齊古學皆全。所缺者,魯之《易》、《書》、《孝經》三經說也。漢初齊盛魯微,故失其三經之傳。而古學行於民間,乃能與齊學相敵。則以古與今異,齊、魯同道,故存齊而魯佚與?

《毛詩》說田獵,與《穀梁》同文。此古今學所同之禮制。故予謂今學所不改者,皆用《周禮》是也。柳氏大義不察,乃以《毛詩》與《穀梁》同師,則合胡越為一家矣。古、今學所同之禮,當由此推之也。

漢儒著書,初守一家之說。至於宣、元以後,則不能主一家。如劉子政學《穀梁》,而《五經通義》、《新序》、《說苑》中所載禮制,乃有與古學同,今學異者,是不專主一家之證。

漢初,古學不顯,而《公羊》中乃多用古禮。此古學先師在《公羊》著錄以前,已經大行之證。因《公羊》之錄用其說,足知其書出在秦以前矣。

《穀梁傳》言誓、誥,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與《荀子》同。據此說,則今說謂周初無盟,桓、文不交質也。《周禮》有盟,《左傳》有交質,此即實事,亦不與今說相妨。《周禮》非周公手定,《左傳》桓、文亦無交質事,疏家乃以《穀梁》為漢初人著錄,不見古籍而然。如此說,則何以解於《荀子》?又《穀梁》為漢人作,從何得來?憑空臆造,全無實據,然疏家說不足駁斥也。

《春秋》去文從質、因時救弊意,本於老子,而流派為子桑、惠、莊之流。墨子學於孔子,以其性近,專主此說。用夏禮改周制,本之於《春秋》。如「薄葬」即《王制》不封不樹之意。特未免流於偏激,一用夏禮,遂欲全改周禮,與孔子之意相左矣。春秋時有誌之士,皆欲改周文,正如今之言治,莫不欲改弦更張也。《論語》「禹無間然」一章,全為《墨子》所祖,所謂崇儉、務農、敬鬼、從質,皆從此出。然孔子美黻冕,墨子則並此亦欲改之。當時如墨說者,不下數十家,特惟墨行耳。

禮學之有古、今派,是也。然七十子之徒,文質易見,異同最多。所言之事,有不見於《周禮》、《儀禮》、《王制》者,此等禮制,不能歸入於今,亦不能歸入於古。竊以此類亦有數例。

有為經中未詳之義,補經未備,如《儀禮》諸記之類是也。

有為緣經起義,如《詩》、《書》有此說,先師存此義,為《禮》經所不詳,如《王制》言天子大夫為監之類是也。

有為沿革佚文者,《周禮》、《儀禮》皆一時之書,一代典禮,每有修改。《禮緯》言周初廟製,與後來不同,此亦修改之例。不知《周禮》為何時之書,《儀禮》為何時之書,則其中不無修改刊落之文,如《左氏》言文、襄之禮之類是也。

有異說別錄者,古人習禮,質文隨意,有既從一家而其異說亦偶存之,如子遊、子夏之裼襲不同是也。

有為士君子一人之事不合時製者,如《鄉黨》記孔子之事,張盟生說此皆孔子一人之事,與常不合者,使常義,則可不見,又其事為朝廷所不詳之事,故隨人而改是也。

有為訓誡之事,如《幼儀》、《弟子職》之類,並非國家一定典禮,私家編此,以訓童蒙。言人人殊,詳略隨意之類是也。

有禮家虛存此說,欲改時製未見施行者;有因緣失本,誤據為典要,實與禮制不合者;有殘篇斷簡,文義不全者;有經傳混淆,前後失次者;有句讀偶誤,斷續非真者;門目既多,豈能必所言之皆合本義?

故說經以《禮記》為繁雜難通。然既得其大綱,再為細分節目,有所不解,則姑闕疑,就所立門目以求之,想當十得八九矣。

《周禮》之書,疑是燕趙人在六國時,因周禮不存,據己意采簡冊摹仿為之者。其先後,大約與《左傳》、《毛詩》同,非周初之書也。何以言之?其所言之制,與《尚書》典禮不合,又與秦以前子書不同。且《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無緣當時復有如此巨帙傳流?故予以為當時博雅君子所作,以與《王制》相異。亦如《左傳》之意,其書不為今學所重。故《荀》、《孟》皆不引用。其中禮制與《左傳》不同,必非一人之作。但不識二書孰在前、孰在後、孰為主、孰為賓也?

《儀禮》,經為古學、記為今學,此一定者也。今不能於二者之中而分之。大約高堂傳經以後,已為今學。後古經雖多廿餘篇,無師不習,是經亦今學之經矣。於此經欲立今、古二派,殊難措手。然細考記文,頗有與本經不同者,則經為古學,記為今學,亦不妨稍分別之,以示源委區別之意。

西漢今學盛,東漢古學盛。後盛者昌,而《易》、《尚書》、《詩》、《禮》之今學全佚,而惟存古學,無以見今學本來面目。猶幸《春秋》今學之二傳獨存,與古相抗。今學全由《春秋》而生。又孔子所手定之書,其所以不亡,或者鬼神為之嗬護。

予立今學門戶,全據二傳為主。至今學所亡諸書,皆以二傳與《左傳》相異之例推之,以成存亡繼絕之功。準繩全操於此,此又治經之一大幸也。

《異義》引今、古說,有經傳、師說二例。師說多於經傳,十分之七八,非議禮之口說,則章句之繁文,未足為據。漢廷議禮,視丞相所學。苟與之同,雖屈而可申;倘或異家,即長亦見絀。半以勢力辨吶定優劣,無公道也。

又東漢以後,今學與古學爭。如《異義》所載是也。西漢以前,則今學自與今學爭。夫一家之中,何有長短?乃意氣報復,自生荊棘。如轅固、黃生之論湯武,彭祖、安樂之持所見,必於家室之中,別圖門戶之建。蓋諸人貪立太常,邀求博士。漢法:凡弟子傳先師說,苟其同也,則立其師。倘有同異,則分立弟子。故當時恆希變異以求立。嚴、顏因此得並在學官。大小夏侯、大小戴,意亦如此。其分門為利祿也。

以此倡導,學者宜乎人思立異。實本一家,而奪席廷爭,務欲取巧,遂致同室操戈。後來古學大盛,今學遂不自攻,而深相結納,以禦外侮,而已有不敵之勢。無事則相攻,有事乃相結,《唐棣》之詩,何不早誦乎?

予約集同人撰《王制義證》。以《王制》為經,取《戴記》九篇,外《公》、《穀》傳、《孟》、《荀》、《墨》、《韓》、《司馬》及《尚書大傳》、《春秋繁露》、《韓詩外傳》、緯候今學各經舊注(據馬輯本),並及兩漢今學先師舊說(《今文尚書》、《三家詩》用陳氏輯本。至於《春秋》、《孝經》、《論語》、《易》、《禮》尚須再輯),務使詳備,足以統帥今學諸經,更附錄古學之異者,以備參考。此書指日可成,以後凡注今學群經禮制,不必詳說,但雲見《義證》足矣。

如今《易》,《尚書》,《春秋》公穀,《詩》魯、齊、韓,《孝經》,《論語》,皆統於《王制》,可以省無數疏解。習今學者但先看《王制》,以下便迎刃而解。起視學官註疏,不惟味同嚼蠟,而且膠葛支離,自生荊棘。一俟此書已成,再作《周禮義》以統古學。而其中節目詳細,均見於《經話》中。

地理家有鳥道之說,剪迂斜為直徑。予分今、古學意,頗似此。然直求徑道,特為便於再加高深。倘因此簡易,日肆苟安,則尚不如故迂其途,之足以使人心存畏敬。然二派之外,又有無數小派,稽其數目,不下八、九家。苟欲博通周攬,則亦非易事。

鄭君號精通三禮。其《王制》注或周、或殷,一篇數易。注《王制》采《祭法》,注《祭法》用《王制》,徒勞唇舌,空擲簡劄,說愈繁而經以愈亂。大約意在混同江河,歸並華岱。自謂如天之大,無所不通,乃致非類之傷,各失其要也。(《後書·儒林傳》:中興,鄭眾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禮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按,此謂鄭君混合今古也。)

今古不同,針鋒相迕,東漢諸儒持此門戶猶嚴。許叔重治古學,《五經異義》是古非今,《說文解字》不用今學。杜、鄭、賈、馬所注《周禮》、《左傳》等書,不用今說。何君《公羊注》不用《周禮》,是其證也。

鄭君生古盛今微之後,希要博通之名,欲化彼此之界,為何以箋《詩》欲以今學入古也;為何以注《周禮》欲以今說補古也;為何以注《尚書》欲以今文附古也?今古之分,自鄭君一人而斬,尊奉古學而欲兼收今文,故《禮記》、《儀禮》今、古之文,一律解之,皆其集大成一念害之也。

魏晉學者尊信其書,今古舊法,遂以斷絕。晉儒林所傳,遂無漢法,且書亦因此佚亡,不能不歸過於鄭君。蓋其書不高不卑,今古並有,便於誦習,以前今、古分門之書,皆可不習,故後學甚便之,而今古學因之以亡。觀於表說,可以見之,不可不急正者也。

鄭君之學,主意在混合今古。予之治經,力與鄭反,意在將其所誤合之處,悉為分出。經學至鄭一大變,至今又一大變。鄭變而違古,今變而合古。離之兩美,合之兩傷,得其要領,以禦繁難,有識者自能別之。

予創為今古二派,以復西京之舊。欲集同人之力,統著《十八經註疏》(《今文尚書》、《齊詩》、《魯詩》、《韓詩》、《戴禮》、《儀禮記》、《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古文尚書》、《周官》、《毛詩》、《左傳》、《儀禮經》、《孝經》、《論語》、《戴禮》。《易》學不在此數),以成蜀學。見成《穀梁》一種。然心志有餘,時事難就,是以初成一經而止。因舊欲約友人分經合作,故先作《十八經註疏凡例》,既以相約同志,並以求正高明,特多未定之說,一俟纂述,當再加商訂也。(昔陳奐、陳立、劉寶楠、胡培翬諸人,在金陵貢院中,分約治諸經疏,今皆成書。予之所約,則並欲作注耳。)

予治經以分今、古為大綱,然雅不喜近人專就文字異同言之。二陳雖無主宰,猶承舊說,以禮制為主。道、咸以來,著作愈多。試以《尚書》一經言之,其言今、古文字不同者,不下千百條。蓋近來金石剽竊之流,好怪喜新,不務師古,專拾怪僻,以矜雅博。

夫文人製詞,多用通段,既取辟熟,又或隨文,其中異同,難言家法。兩漢碑文、雜著,異字已難為據,況乃濫及六朝碑銘,新出殘編。偶見便欲穿鑿附會,著錄簡書,摭其中引用經語異文異說,強分此今文說,此古文說,不知今、古之學,魏晉已絕,解說雖詳,毛將安附?此大蔽也。石經以前,經多譯改,今、古之分,不在異文,明證在前,無俟臚證。陳左海以異字通假為今、古之分,亦不得已之舉。徒取簡編宏富,非正法也。

古今異字,必係不能通假有意改變者,方足為據。如《左傳》之改「逆」為「送」,改「尹」為「君」,改「伯」為「帛」之類,實義全反,然後為異。不然則畢錄異同,亦但取渲染耳。若詞人之便文,晚近之誤奪,牛毛繭絲,吾所不取。

大小《戴記》九十餘篇,凡《禮經》記文不下十篇。以此推之,則別經之記,當亦有編入者。今定《王制》為《穀梁》、《公羊》記;《曲禮》上半小學,下半為《春秋》;《檀弓》、《祭法》、《雜記》為《左傳》記;《玉藻》、《深衣》、《朝事》、《盛德》為《周禮》記;《祭義》、《曾子》十篇為《孝經》記;《經解》、《表記》、《坊記》、《緇衣》為經學說之類。(詳見「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經、記互證,合則再美,離則兩傷,此千年未發之覆也。

又《禮運》三篇,有經有傳,當合為一大傳。《大傳》為經,《服問》、《喪服小記》二篇為傳,當合為一。竊意此《禮運》三篇,舊本一事,乃記夫子與子遊論禮之言;子遊習禮,此其授受之證也。後來先師各加注記,後因文多,分為三篇,經、傳混淆,前後錯雜,使讀者如散錢滿屋不知端委。今因《王制》例推之,分為經、傳,便有統製。至於《大傳》為經,《服問》、《小記》為記,觀其篇目命名,已得其大概矣。

俞蔭甫先生以《王制》為《公羊》禮,其說是也。壬秋師以其與《大傳》同,不言封禪,非博士所撰之《王制》,亦是也。蓋《王制》孔子所作,以為《春秋》禮傳。孟、荀著書,已全祖此立說。漢博士之言如《大傳》,特以發明《王制》而已,豈可與《王制》相比。精粹完備,統宗子緯,魯、齊博士皆依附其說,決非漢人所作。(盧子幹因不能通其說,故以為博士作,以便其出入,實則非也。)

《王制》有經有傳,並有傳文佚在別篇者。至於本篇經傳之外,並有先師加注記之文,如說尺畝,據漢制今田為說是也。此固為戴氏所補,至目為博士手筆,則誤讀《史記》矣。

《王制》無一條不與《穀梁春秋》相同(說詳《義證》)。二書皆蝕蒙已久,一旦明澈,可喜何如!不封不樹不貳事,鄭以為庶人禮,不知《穀梁傳》已有明文。譏世卿、非下聘、惡盟,尊齊、晉為二伯,以曹以下為卒正,以塚宰、司馬、司城為三公,亦莫不相合。至於單伯、祭仲、女叔諸人使非為監之說,則聽左氏、何君之互爭,不能一斷決。范氏據《周禮》以駁傳,亦無以折之矣。

《春秋》之書,以正將來,非以誅已往。《王制》一篇,即為邦數語,道不行乃思著書,其意頗與《潛夫》、《罪言》相近,憤不得假手以救弊振衰,則欲將此意筆之於書。又以徒託空言,僅如《王制》則不明切,不得已乃借春秋時事以衍《王制》之制度,司馬遷言之詳矣。

《王制》所言,皆「素王」新製。改周從質,見於《春秋》者也。凡所不改,一概從周。范氏注《穀梁》,以《周禮》疑《王制》,據周制駁《春秋》,是囈語耳。又孔子所改皆大綱,如爵祿、選舉、建國、職官、食貨、禮樂之類,餘瑣細悉不改。其意全在救敝,故《春秋》說皆以為從質是也。

今學、古學之分,二陳已知其流別矣。至於以《王制》為今文所祖,盡括今學,則或疑過於奇。竊《王制》後人疑為漢人撰,豈不知而好為奇論?蓋嘗積疑三、四年,經七、八轉變,然後乃為此說。疑之久,思之深,至苦矣!

辛巳秋,檢《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數節,文與《春秋傳》同,又非禮制,因《郊特牲》、《樂記》一篇有數篇、數十篇之說,疑此數節為先師《春秋》說,錯簡入《曲禮》者也。癸未在都,因《傳》有二伯之言,《白虎通》說五伯,首說主兼三代。《穀梁》以同為尊周外楚,定《穀梁》為二伯,《公羊》為五伯。當時不勝歡慶,以為此千古未發之覆也。又嘗疑曹以下,何以皆山東國稱伯、稱子,又與鄭、秦、吳、楚同製?爵五等,乃許男在曹伯之上?考之書,書無此疑。詢之人,人不能答。日夜焦思,刻無停慮,蓋不啻數十說而皆不能通,唯闕疑而已。

甲申,考大夫製,檢《王制》,見其大國、次國、小國之說,主此立論,猶未之奇也。及考其二伯、方伯之制,然後悟《穀梁》二伯,乃舊制如此,假之於齊、晉耳。考其寰內諸侯稱伯及三監之說,然後悟鄭、秦稱伯,單伯、祭仲、女叔之為天子大夫,則愈奇之矣。猶未敢以為《春秋》說也。及錄《穀梁》舊稿,悉用其說,苟或未安,沈思即得,然後以此為素王改製之書,《春秋》之別傳也。

乙酉春,將《王制》分經、傳寫鈔,欲作《義證》。時不過引《穀梁》傳文以相應證耳。偶抄《異義》「今古學異同表」,初以為十四博士必相參雜,乃古與古同,今與今同,雖小有不合,非其巨綱,然後恍然悟博士同為一家,古學又別為一家也。遍考諸書,曆曆不爽,始定今古異同之論。

久之,悟孔子作《春秋》、定《王制》為晚年說,弟子多主此義,推以遍說群經。漢初博士皆弟子之支派,故同主《王制》立說。乃定《王制》為今學之祖,立表說以明之。

蟻穿九曲,予蓋不止九曲,雖數十百曲有矣。當其已明,則數言可了;當其未明,則百思不得。西人製一器,有經數十年父子相繼然後成者。嘗見其石印,轉變數過,然後乃成,不知其始何以奇想至此。予於今古同異,頗有此況。人聞石印,莫不始疑而終信,猶歸功於藥料。此則並藥料無之,將何以取信天下乎。

史公不見《左傳》,則天漢以前固無其書。然前漢《儒林傳》謂張倉、賈誼傳《左傳》學,為作訓解,《藝文志》無其書,則其說亦誤襲古學家言也。

按,《國語》蚤出而《左傳》晚興,張、賈所見,皆為《國語》。因其為左氏所輯,言皆記事,與《虞氏》、《呂氏》同有《春秋》之名。其稱《左氏春秋》者,即謂《國語》,不謂《左傳》。《左傳》既出之後,因其全祖《國語》,遂冒左氏名為《左氏傳》。又以其傳《春秋》,遂掍《左氏春秋》之名。後人聞傳《左氏春秋》,不以為《國語》而以為《左傳》,遂謂張、賈皆習《左傳》,此其冒名掍實之所由也。使當時有《左傳》以傳經,又有師說,張、賈貴顯,何不求立學官?縱不立學官,何以劉子駿之前,無一人見之?太史公博極群書,隻據《國語》。劉子駿「移太常書」隻雲臧生等與同,不雲其書先見。班書又雲,歆校書見《左傳》而好之。是歆未校書以前,不見《左傳》也。觀此,則張、賈不習《左傳》明矣。

前亦頗疑《左傳》為河間人所偽造,有數事可證其為先秦之書者。其書體大思精,鴻篇巨帙,漢人無此才,一也。劉子駿為漢人好古之最,猶不能得其意旨所在,則必非近作,二也。使果一人所為,則既成此書,必不忍棄置,且積久乃成書,力不易,亦必有人治其學,傳其事。書成以後不授學者,而以全部送之秘府,又無別本,使非劉子駿將與《古文尚書》同亡,至重不忍輕棄,三也。《曲禮》出,在漢初已為傳記,則原書必不在文景之後,四也。西漢今學盛,使果西漢人作,必依附二家,不敢如此立異,五也。

以舊說論之,駁《左》者謂成於建始,則不若是之遲;尊《左》者謂出於漢初,則不若是之蚤。能知遲蚤成出之原,則庶乎可與談《左》學矣。

漢人今、古之說,出於明文者少,出於推例者多。《白虎通》所引《尚書》說之斂後稱王,《公羊》說之三年稱王,《詩》、《春秋》之五不名、五等皆稱公,皆推例之說也。

然明文之說,亦多出於推例。如《公羊》之由經推禮,與《左傳》之由經推禮,同一經也。有世卿、無世卿異,譏喪娶、不譏喪娶異,此又明文中推例得之者。然有明文之推例,皆先師說。無明文者之推例,皆後師說。後師推例,雖同先師,然附會失解者多於先師,以其學不如先師也。

故予今、古禮制,以《王制》、《周禮》有明文者為正宗,以《三傳》推例有明文者為輔佐。至於後師無明文之說,則去取參半。若《易》、《尚書》、《詩》、《論語》、《孝經》諸先儒說,除《禮記》本記諸篇外,則全由據《王制》、《周禮》以推之者。此於今、古學為異派,其中或同或異,或因或革,則又立「流派表」以統之。

始因《白虎通》臚列各經師說,欲將其說列為一表,名曰「五經禮制異同表」,後作「群經今、古禮制異同表」,以為足以包括群籍,遂不作「五經表」。今按,此表不能不作,何以言之?諸經異說,有迥不相同,不關今、古之分者。如今《春秋》天子即位三年乃稱王,而《尚書》說則據《顧命》,以為初喪稱子,釗斂後稱王。據經為說,則無論今、古文《尚書》皆不能立異,與《春秋》三年稱王之說不同。《春秋》據逾年稱公。以為逾年稱王,此據經也。《尚書》據「王麻冕」以為斂後稱王,此亦據經也。諸經如此類者實眾,不立此表,則此類無所歸宿,又必在今、古學中為難矣。

博士言禮,據禮文者半,推經例者半。大約推例者皆當入「五經表」。何以言之?今學《王制》明文與古學不同者少,凡非明文則半多推例而得者,若以入「古、今表」,反是以無為有,此當入「五經表」。見此異同,非三代之不同,非今、古之異制,皆先師緣飾經義,意造之說。又《禮記》中所言異同,有二家異說者,有文義小變者,此二派又足為「今古表」之陳涉、吳廣,亦必求所以安頓之。二家說異者,立一表附「古今表」後。至於《曲禮》,本古文家說也,然所言六大、五官、六工之事,又全與《周禮》相反。足見古禮學中原有數派,但不用三公九卿,俱為古學也。大約「今、古表」中,今學隻一派,古學流派多,以其書多人雜,不似今學少而專一也。

《異義》采錄今、古說,多非明文,後師附會蓋居其半。

夫今、古異同,當以《王制》、《周禮》為綱領,《公》、《穀》、《左氏》為輔佐。但據經傳,不錄晚說。唯議明文,不征影響。今許所錄,可據者半,不可據者半。大約今、古分別,兩漢皆不能心知其源。至於晚末,其派愈亂,如以今學說聖人皆無父而生,古學說聖人皆有父,豈不可笑?又《公羊》說引《易》「時乘六龍以馭天」,知天子駕六。未逾年,君有子則廟,無子則否。皆誤說也,而亦征錄。又引《公羊》以鄭伯伐許為譏,《左》說鄭伯伐許以王事稱爵,皆非經意,為餘所駁者也。

大抵許君身當晚近,有誌復古而囿於俗說。其作此書,亦如其《說文解字》真贗雜采,純駁各半,屈於時勢,莫可如何。然其采雖雜,今猶與今為一黨,古猶與古為一黨,不自相攻擊。蓋其始則同有鄉人之義,繼則同為博士黨同伐異,視古學如讎仇,惟恐其進與為難。故雖自立異,仍不敢援之,以自樹敵,故說猶同也。

《異義》所錄《左氏》,亦有異同。大約《左氏》亦有數家,故致歧出。如既言「《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作《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又采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陳欽,《左氏》先師也)是《左氏》固非止一家,故說不同也。又言《左氏》說:「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載籍不傳此義,此蓋用《曲禮》說《左傳》也。而文事與《曲禮》小異,此則未必異說之不同,蓋《左氏》舊用《曲禮》說,後久失傳,晚師無知者,而其初傳授之義,猶相墨守,久而訛脫,故與《曲禮》殊異。亦如《公羊》言桓公盟詞及孔子說,較之《孟子》多有訛脫是也。此《曲禮》為《左氏》說之起文,亦如《孟子》為魯學《春秋》先師之起文也。

初不得古學原始,疑皆哀、平之際學人所開。不然,何以漢初惟傳今學,不習古文?繼乃知古學漢初與今學並傳,皆有傳授。所以微絕,則以文帝所求伏生,武帝所用公孫弘,皆今文先師。黨同伐異,古學世無顯達,因此不敵。《毛詩》假河間獻王之力,猶存授受。至於《左傳》、《周禮》,遂以絕焉。西漢今文甚盛,皆以古學為怪,惡聞其說,習之何益,故不再傳而絕。觀劉子駿爭立,諸儒仇之,可知古學之微,非舊無傳,蓋以非當時所貴爾。

古學微絕,以非時尚,然其書猶陰行於民間。《異義》言叔孫通制禮,有日祭,是為古說。又雲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陸賈著書議禮,實多用其說,特未立學官耳。此為孤芳,彼有利祿,人孰肯舍此就彼。數傳之後,今學至大師數千,古學之絕也,不亦宜乎。

孔子作《春秋》,無即自作傳之理,故以口授子夏。《左氏傳》則承史文而傳之,亦非魯史自作傳也。今、古二家,孔子與魯史比,子夏與《左氏》比,以為口說則皆口說,以為傳記則皆傳記,分別言之,皆未窺其原也。(甲申,擬博士答劉子駿書,尚未悟此理,尋當改作也。)今古諸經,漢初皆有傳本傳授。其中顯晦升沈,存亡行絕,亦如人生命運,傳不傳,有幸不幸。諸說後來或分口說、載籍,或以為有師無師,皆謬也。(《儀禮》,班氏以為孔子時已不全,其說是也。)

漢初古文行於民間,其授受不傳。然《尚書》、《史記》所引多古文說,則武帝時,有古《尚書》師也。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則古《詩》有師,古《周禮》說多見於《戴記》□□師說,當時尚多引用。是《周禮》□□亦有傳也。暇時當輯為「漢初古文群經先師遺說考」,以明古文之授受,非漢人偽作也。

予讀《儒林傳》,未嘗不歎學人之重利祿也。古、今本同授受,因古文未立學官,不惟當時先師名字、遺說不可考,其有無是學,亦幾不能決。豈不可痛惜乎!

《藝文志》有《周禮傳》四篇,不知撰者何人。若在武、宣以後,必傳名氏,豈秦、漢先師遺說之存者歟?《五行志》引《左傳》說,亦不詳為何人之作,或疑為劉子駿說。按,劉語當著名氏,此亦秦、漢先師說之偶存者。《戴記》中有二經師說,又當如今文《春秋》之《王制》,為先秦以前之書,為二經祖本矣。

《王制》:天子大夫為監於方伯國。《春秋》之單伯等是也。《左傳》不用其說,而《周禮》云:作之牧,立之監。其所雲立監者,蓋即與《王制》同,是古《周禮》亦有此說。《左傳》異之者蓋為監,實非當時故事。《周禮》新撰,偶同《王制》耳。

古說有與今說相反。今說大明,遂足以奪古學之說。縱有明據解者,皆依違不敢主張,顯與今學為敵。如《左傳》之元年取元妃,卒哭行祭是也。

今學譏喪娶、喪中祭,此變古禮也。《左傳》禮,元年娶元妃。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傳》云:「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傳》無譏文,此《左傳》即位娶元妃之證也。

《傳》云:「娶元妃以奉粢盛」,明婚為祭,此喪祭之明證也。外如杜氏所引: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烝於曲沃。鄭公孫儒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皆足為證。又僖三十三年,《傳》云:「葬僖公復,作主,非禮也。凡君葬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祀於主,烝常亦禘於廟。」按,古禮重祔,今學不言祔;今學言祀主於寢,古學言祀主於廟。二者各異不相通。古學作主以後,即祔於廟中。凡小祀日祭,則但祀新主祔者,唯烝、嘗、禘大祀,乃於廟行事,非不祭也。其譏吉禘莊公者,謂於祔主行禘祭,故譏之,非謂餘廟皆不祭也。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全從禘於莊公出來。後世學者以今混古,各相蒙亂,左右支吾,皆不能通矣。

古學亦用三年不祭之說,特謂新主耳。今學亦有喪不廢祭之事,謂郊天耳。二家各有所據,其分析處甚微。《周禮》亦主喪祭,其說特為注家所掩耳。如喪中用樂,《周禮》有之,後人皆不敢主其說,亦是也。

魯共王壞宅所得書,各家數目不同。《史記》不詳其事。劉子駿以為有《左傳》。《漢書·河間獻王傳》言:求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魯恭王傳》言:得古文經傳,無書名。《藝文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按,以《漢書》證之,恐有《左傳》,是劉子駿依附之說。傳古學者燕趙人,多不行於魯,當由今學與之為難,故託言其書出於魯,以見魯舊傳其學之意,非實事也。

今古學人好言今、古學得失,爭辨申難,無所折中。竊以為雖漢已如此,然皆非也。今學如陸道,古學如水路,各有利害,實皆因地制宜,自然之致,自有陸水,便不能偏廢舟車。今駕車者詆舟船之弊,行舟者鄙車馬之勞,於人則掩善而著惡,於己則蓋短而暴長。自旁觀言之,則莫非門戶之見,徒為紛更而已。

學禮煩難,今、古不足以統之,故表中多立門目。然其中有文字異同一例,本為一家,傳習既久,文字小異,此當求同不可求異者也。

如《王制》與《孟子》,《祭法》與《國語》,宜無不合矣。其中乃有小異處,後人遂張皇山不為《孟子》與《王制》、《祭法》與《國語》有合,此則大非也。何以言之?《孟子》言葵邱盟詞,當即《穀梁》所言,乃《孟子》詳而《穀梁》略(《公羊》不在葵邱,所引則又略矣)。《孟子》引孔子「其事則齊桓晉文」一節,當即《公羊》「納北燕伯於陽」傳所引,乃《公羊》與《孟子》互異。又《公羊》定元年引沈子,即《穀梁》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同引一師,同說一事,而文句不同。

又如《左》、《國》、《禮記》、諸子之記申生事,本一事也,而所記各異。《孔子集語》集孔子之言,同一說也,而文義詳略,乃至大相反。

此皆當求其同,而不當求其異。然此以知其源為難。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異,則未有不為害者矣,鄭君是也。

漢初叔孫通制禮,多用古說。原廟之制,此古禮也。《周禮》祀文王於明堂,而方嶽之下亦立明堂,如齊之明堂是也。《左傳》有先君之廟曰都,無先君之廟曰邑,此亦原廟明堂之制。惟今學乃不言明堂,立太廟,不立原廟也。(古學,天子宗廟中無太廟,惟別立明堂,諸侯不立明堂,曰太廟。今學,則天子諸侯同曰太廟也。)今學家間有說古禮者,舊頗難於統屬,今立一法以明之,以為講今學者時說古學,如《孟子》、《荀子》皆言明堂是也。此如《春秋》曲存時製之例。

古學,禘為祀天地,郊為祈穀,禘重於郊。禘者,示帝也,故謂魯禘非禮,《穀梁》不言禘非禮。古學無祫祭。《公羊》說禘用古學,說祫用今學。今學不以禘為大祭,古學每年一禘,亦無三年一祭,五年再祭之說。

講禘祫,須先知廟製。今先作「今、古學廟製圖」,便知古無祫祭,今無配天禘祫之說。本數言可了,先儒含混言之,遂致糾葛耳。《左傳》不立四時祭之名,《周禮》則有之。《左傳》雩為祈穀,與《周禮》同,又有求雨之雩。今禮則雩專為求雨,無祈穀說。《左傳》移動今學時祭,以郊、雩烝、嘗當之。四者皆為農事,所謂春祈秋賽,不專在宗廟行事者也。此《周禮》、《左傳》所以不同。

欲分今、古禮,須先將其名目考清。某禮於古為某事,於今為某事;某禮為今、古學所有,某禮為今、古學所無;某禮無其事而有名,某禮有其實而異其號;須先考正名實,然後求細目。不先知此,則禮制不能分也。

古禮門目多,今禮儀節少。今禮如建國、爵祿、立官、選舉外,其改動古學者,可以計數。至於一切儀節名物,多從古說。故凡所不改者,皆今古同者也。今為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以外有古無今者,則均附此篇之後。所錄雖屬古文,實則今禮亦如此也。

《月令》說:脾為木,肺為火,心為土,肝為金,腎為水。此古文說也。博士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今醫家皆祖博士,而古文無知之者。以高下相生為序,脾居中,主生為木,次肺火,次心土,次肝金,次腎,腎生脾,又始焉,甚有理。然予說藏府,不以配五行。脾胃為中,肺心在上,肝膽在下。脾與胃對,肺與肝對,心與膽對。脾胃主消納,肺受而為氣,肝受而為血,心為氣精,膽為血精。肺肝主形質,心膽主精華。氣血已盛,然後腎生;氣血將衰,則腎先死。腎如樹木花實之性,乃五藏之精華,以為生發之機者,古書當有此說。

《周禮》封建之制,與《王制》相較,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此必不能合者。《孟子》以齊魯皆百里,初以為今學門麵語也,然下雲今魯方百里者五,以為大,似確是當時實事。繼乃悟周初封國,實不如《王制》之小。諸侯封大易為亂,故《王制》改為百里。魯舊本大,《詩》有七百里之說是也。至《孟子》時,多所侵削,所謂「魯之削也滋甚」,非魯多滅小國,乃僅此方百里者五也。周禮本非百里,《孟子》以《王制》為周禮,皆因主其說久,周禮不可聞,故即以是為周禮。董子亦以《王制》為周禮。封建之制變為郡縣,郡之大者,方廣得四、五百里,漢初封國大者,亦四、五百里,此所本也。《王制》則眾建諸侯而小其力之說也。

總之,《周禮》之書與《王制》同意,均非周本製,特《周禮》摭拾時事處多,《王制》則於時製多所改變爾。

今學有大廟,古學無大廟。《明堂位》記因《春秋》有大廟,緣經為說,故曰:「大廟,天子明堂。」以明堂、大廟分為天子、諸侯製,順《春秋》大廟之文也。今學禘在大廟,古學禘不在大廟(鄭曰行於圜丘)。《春秋》有禘於大廟,當緣經為說,故《左傳》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言天子禘於圜丘,諸侯則禘於大廟,以順《春秋》禘於大廟之文也。此《左氏》緣經立說之事也。

予言今、古,用《異義》說也。然既有許義,而更別有異同者。則予以禮制為主,許以書人為據。許以後出古文為古,先出博士為今,不知《戴記》今古並存,以其先出有博士,遂目為今學,此大誤也。其中篇帙,古說數倍於今,不究其心,但相其面,宜其有此也。

《異義》明堂製,今《戴禮》說明堂篇曰云雲,又引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云云。按,今學不言明堂,言明堂皆古學,劉子駿所說是也。《戴記》四說皆古學之流派,非今學也。且其四說,有一說以明堂為文王之廟,即許君所引古《周禮》、《孝經》說也。安見其說在《周禮》便為古,在《戴記》便為今?大小《戴記》凡合於《周禮》、《左傳》、《毛詩》者,盡為古學,合於《王制》者,盡為今學。一書兼存二家。此不以實義為主,乃以所傳之先後為主。使當時《周禮》早出得立博士,或《戴記》晚出不得立,不又將以《周禮》為今,《戴記》為古乎?

蓋漢人今、古紛爭,積成讎隙,博士先立,古學之士嫉之如仇。凡未立者引為一黨,已立者別為一黨,但問已立未立,不問所說云何。東漢之末,此風猶存。故許右古左今,著為《異義》,以《戴記》先立,尚挾忿排斥以為異端。今則無所疑嫌,平心而睹,源流悉見。康成和解兩家,意亦如此。然康成合混,予主分別。合混難而拙,分別易而巧。然既合混之後,又曆數千年之久,則其分之也,乃轉難於康成昔日之合之矣。

《異義》引《左氏》說曰: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於壇,終禘及郊宗石室。按,此說《左傳》者之言也,其言本於《國語》、《祭法》而不盡合。《祭法》言親廟有五,其廟製以考為總彙,當是日祭考、月祀四親廟,故下有下祭五殤之文。以上祭五代,故下亦得同。今說日祭祖、考,月祀高、曾,此則改五代以為四代也。

至於以歲祫終禘為說,則更非《左》意矣。《國語》雖有歲終之文,歲猶可言,終當不能定為常典。其謂王終耶,抑謂外蕃之終耶?此恐當從外蕃說,事無定,不能言時日也。至於歲一行祫,亦與抃嘗禘於廟不合。大約此言亦誤解緯說,妄附祫禘,而不知《左傳》本義不如此也。

《禮記·冠義》、《婚義》、《鄉飲酒》、《射義》與《儀禮》記異篇。舊以為異師重篇,今乃知此《王制》今學六禮記也。以《婚義》言之,內官百二十人,與外官同,此今說。又《儀禮》為士禮,此獨詳王後事,可知此《王制》說。又《射義》:「天子射以選諸侯、卿、大夫、士」、「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射中多者得與於義云云,及慶讓餘地、削地之說,全與《穀梁》、《大傳》、《繁露》等書同,此亦今學也。古學則不貢士,皆世官。亦不以射為選舉,此可知也。又《婚義》云:「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王制》則云:「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按,《王制》之相見,即《婚義》之朝聘也,於士為相見,於天子為朝聘。《王制》之鄉,即《婚義》之鄉射也。

予學禮,初欲從《戴記》始,然後反歸於《周禮》、《儀禮》。縱觀博考,乃知其書浩博無涯涘,不能由支流以朔原。故以《王制》主今學,《周禮》、《儀禮》主古學。先立二幟,然後招集流亡,各歸部屬。其有不歸二派者,別量隙地處之,為立雜派。再有歧途,則為各經專說。《易》、《詩》、《論語》,言多寄託,大約可以今、古統之。至《尚書》、《左傳》、《公羊》、《孝經》,則每經各為一書,專屬一人理之。《尚書》為史派,有沿革不同,以統《國語》及三代異制等說。庶幾有所統馭,不勞而理也。

《王制》似有佚文在別篇,疑《文王世子》其一也。今觀《千乘篇》,其說四輔全與《王制》文同,此孔子晚年告哀公用《春秋》說也。予初以《王制》後篇分為三公,今此篇乃以四官分主四時,今用其說主四官,特司寇不入三公數耳。又《王制》言大司徒以教士車甲,《千乘》作司馬是也。上下文同,司馬主兵,知司馬義長。不然,《王制》說司馬主兵者不見矣。今取為注,則官職之事詳矣。得此輔證,又一字千金也。

孔子《三朝記》皆晚年之說,故多同《王制》、《千乘》、《四代》、《虞戴德》等篇是也。故《虞戴德》多與《穀梁》合。如天子朝日,「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士行,使仁守。」及射禮慶讓諸節,此其文義皆同《穀梁傳》。文與今學合者,舊多失引,一俟《王制義證》成,再為補改也。

《千乘篇》者,《王制》說也。《王制》言三公,而《千乘》多司寇,分主四時。《王制》言司寇事甚詳,既不得謂《千乘》與《王制》不合,又不得謂司寇非秋官,疑當依《千乘》作四官。司寇既掌四時,其不與三公敵體者,乃任德不任刑之意。故其所掌與三公同,而退班在三公後。《王制》:司寇獻獄之成於三公,而三公聽之,然後獻於王。此司寇受制三公之證也。蓋樂正,司徒之副;司寇,司馬之附;市,司空之副。三者為九卿之首,然樂正猶為上公佐,司寇乃為中公佐。一主教,一主刑。刑不先教,雖司寇不敵樂正之尊,此孔子任德不任刑之意也。董子之說,蓋原本於是矣。

人見廬山圖,皆知其隻一面,而全山不見也。然習見此圖,目中雖以為一面,而心中遂以為足以盡廬山。故見其左右及後麵之圖,則駭然,以為別山而非廬,此人情也。

人日讀《王制》,以為此正麵也。及觀《孟》、《荀》、《大傳》、《繁露》、《外傳》、緯候制度,則以為別山而非廬,此又人情也。故凡《孟》、《荀》、《書》、《詩》、《春秋》師說、緯候之文,多各異端,不能得其綱領,不以為異說,則以為偽撰,不以為傳聞,則以為訛挩,而孰知其即廬山之別麵也哉!

予故類集而推考之,諸書各說一面,合之乃全,或左或右,或前或後,於是向之匾而不圓者,今乃有楞象,其中曲折亦俱全備。譬之人身,《王制》其面目四體而已,諸書乃其藏府腸胃、經絡脈理。今但言面目四體,則是木偶。必須得其藏府清和,經絡通暢,乃知行步飲食,出謀發言。苟不及諸書,則是木偶《王制》而已。

《王制》一篇,以後來書誌推之,其言爵祿,則職官誌也;其言封建九州,則地理志也;其言命官、興學,則選舉誌也;其言巡狩、吉凶、軍賓,則禮樂志也;其言國用,則食貨志也;其言司馬所掌,則兵誌也;其言司寇,則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則外夷諸傳也。大約宏綱巨領,皆已具此,宜其為一王大法歟!

古學六卿,今六部之所仿也。今學則隻三公。司徒主教,禮部是也。司空主養,戶部是也。其餘吏、兵、刑、工四部,今學皆以司馬一官統之。可見其專力於養教之事。古學分一司馬為四官,今反重吏、兵、刑為繁缺,毋怪教養之政,膜不相關也。

《王制義證》中當有圖表,如九州圖,建國九十三圖,二百一十國圖,制爵表,制祿表。務使此書隱微曲折,無不備見,又皆可推行。雖耗歲月,所不辭也。

或疑古學出於燕、趙為無據,曰:荀子趙人,《韓詩》燕人,皆為今學,豈能必燕、趙為古?叔孫通、賈子亦非燕、趙人,此可疑者也。然古學,秦前無考,漢初不成家,先師姓名俱不傳,又何能定其地?西漢古學,惟《毛詩》早出成家,今據以立說者,特以《毛詩》為主。毛公趙人,又為河間博士,且魯無古說,齊則有兼采。以此推之,必在齊北,此可以義起者也。今、古之分,亦非拘墟所能盡,以鄉土立義,取人易明耳。至於實考其源,則書缺有間,除《毛詩》以外,未能實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