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可做的建設事業
關於建設與無為的討論，我在上期曾有一篇短文——論《建設與無為》——申明我的立場：「我不反對有為，但我反對盲目的有為；我贊成建設，但我反對害民的建設。」我申明我所以提出「無為政治」那個使人駭怪的口號來，只是因為我希望今日的政治領袖們徹底覺悟建設是專門學術的事，不是他們可以隨便發一道電報命令十來個省分限幾個月完成的。那樣的建設必然是政客商人的飯碗，必然不是根據於專家研究，富國利民的建設事業。我也明白，在這個時代高談無為的政治，真有點像朱熹對宋孝宗高談正心誠意一樣的迂闊。但是，如果這種討論可以減少一點點盲目的有為，或者減輕一點點人民的苦痛，我是不避迂腐的譏笑的。
有人問我：「你既然不是根本的反對建設，那麼，你看現在有什麼不盲目的建設可以舉辦嗎？換句話說，你贊成那樣子的建設事業呢？」
我很歡迎這位朋友的質問，因為他給了我一個機會，使我可以補充上期論文沒有說完的一點意見。
我曾說過：有為的建設必須先有可以建設的客觀的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兩件之中，專門人才更重要，因為有價值的建設事業都是需要專門技術的事業。有了專門學術人才，沒有錢，還可以量米下鍋，從小計劃做起，慢慢的發展。若沒有人才。即使有很多的錢，也只會做到張之洞的建設事業，賠了錢還替國家增添一個大禍害。所以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建設標準：
第一，有了專家計劃，又有了實行的技術人才，這樣的建設可以舉辦。
第二，凡沒有專門學術人才可以計劃執行的事業，都應該先用全力培養人才。
第三，在創辦新事業之先，應該充分利用專門技術人才，改革已有的建設事業，使他們技術化，使他們增加效率。
我們試舉幾個例子來說明這幾個標準。公共衛生是最明顯的需要專門學術的事業。近幾年來，中央與幾個大城市的公共衛生所以比較有成績，都是因為這件事業太專門了，官僚與商人插腳不進去，只好讓幾個專門技術人才去計劃執行。薛篤弼先生從前也曾想用擁彗掃地的本領來辦公共衛生，但因為國內有個第一流的醫學校，又有一些留學國外的醫學人才，所以薛篤弼先生改做律師之後，南京上海北平等處的公共衛生事業仍舊繼長增高，有顯明的進步。這樣的建設是不會有人反對的。
再舉農業改良為例。公共衛生辦在大都會，事業集中，所以中國現有的少數技術人才在眼前還勉強可以夠用。農業改良的範圍太大了，專門人才實在不夠分配，而歷來政府當局又不完全明白農業科學的專門性質，至今還不曾有個培養農學人才的決心，所以至今全國只有一兩個像樣的農科大學，而偌大的北方竟沒有一個。在人才這樣缺乏的狀態之下，一切「農業改良」「農村復興」的呼聲都不過是熱空氣而已。「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正是指這一類的事業。為今之計，政府必須下最大的決心，集中財力，完成一兩個第一流的農科大學，多聘國外的第一流專家，務要在十年二十年之內訓練出一些農學領袖人才出來。這種工作收效最遲緩，而經營必須及早；向來人都說工科大學最費錢，但近人都知道工科教育還不如農科教育費錢之多。費錢最多而收效最緩，所以必須用政府的財力，必須下很大的決心，必須存一種不妄想收速效的大決心。這雖不是普通人心目中想像的農業建設，但這是農業建設絕對必需的預備。在這種預備工作收效之先，一切空頭的「改進中國農業計劃」，都可以暫時擱在高閣上。
最後一個例子是交通。今日已有的交通機關的腐敗，最可以表示政府對於建設沒有誠意，又沒有理解。汪精衛先生最近在中央黨部紀念周上教訓我們批評造路的人道：「如今已到了空中飛行的時候了，我們卻連在地上走的路也不想造，那麼，豈不是等着被人和雞犬一般的宰割麼？」政府如果有建設交通事業的誠意與決心，應該把交通和鐵道兩部劃出政治之外，合併作一個純粹專門技術的管理機關，不受政局的影響；然後把國有各鐵道和招商局等也都改為專門技術機關，使他們集中全國技術人才，努力增進效率，減輕債負，添加車輛船隻，減低水陸運費，便利各地農產貨物的輸送。這樣的建設才可算是為建設運動「樹之風聲」，這樣做法，既不須徵地征工，又不須增加田賦附征，而可以做出一點刮刮叫的建設成績來昭示全國與全世界，——政府又何嫌何疑而不肯大有為一番呢？國家請來了無數外國建設專家顧問，都把鐵道交通兩部所屬的交通事業看作「禁臠」而不敢過問，卻偏要成群結隊的陪着大官上西北去尋訪建設事業做，這豈不是世界的大奇事嗎？
以上舉了三個例子，說明我提出的三個建設標準，同時也藉此說明我可以贊成什麼樣子的建設。
廿三，四，二
（原載1934年4月8日《獨立評論》第95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