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

從上海機械學院兩條路線的鬥爭看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

——調查報告
1968年9月

本作品收錄於《紅旗》

紅旗雜誌編者按：這是上海市的又一個調查報告，現發表，供參考。全國各大、中、小工業城市所屬各工廠的工程技術幹部情況如何，各理工科高等、中等學校教育革命的情況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員會組織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調查，報告中央，本刊將擇要予以發表。這裡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對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要注意對他們進行再教育，使他們與工農結合起來。其中必有結合得好的並有所發明創造的，應予以報導，以資鼓勵。實在不行的，即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及資產階級技術權威，民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極少數。就是對於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上述各項政策，無論對於文科、理科新舊知識分子，都應是如此。

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就是好

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那篇調查報告中，曾經提到上海機器製造學校。它是現在上海機械學院的前身。它創辦於一九五二年，直屬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機械工業部。後來，搞「正規化」，變成機械學院。從這個學校的變化過程中，有許多發人深省的東西。

學校創辦的時候，為了從勞動人民中培養技術人才，適應祖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第一屆招收的二千一百八十一個學生，全是從工人農民和一部分農村基層幹部中選拔的。這批工農學生經受了「三反」、「五反」和土改等階級鬥爭的鍛煉，又有一定的生產實踐經驗。這批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的學生有如下幾方面的優點：

第一，工農學生的學習目的性明確。他們說：「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罵我們，『工農文化低，不懂ABC，那能學設計』，我們要聽毛主席的話，勞動人民要成為科學文化的主人。」他們進校後提出了「要為毛主席爭氣」，「不讓一個階級兄弟掉隊」的戰鬥口號，自覺地組織「互助組」，提倡「小先生」，三人一組，能者為師，互相幫助，互相學習。比如教化學，許多學生記不住元素符號，大家編起了化學元素歌，又唱又背，很快就記牢了。

第二，工農學生階級覺悟高，敢於藐視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學校里有一個留德的電學「博士」，曾被一些迷信洋教條的教師當作偶像來崇拜。一次這位「博士」帶了厚厚一疊書來教電學，他照本宣科，嚴重脫離生產實際，工農學生不要聽，就向這位「博士先生」提出了兩個有關電動機的生產實際問題，將了「博士先生」一軍。他為了維護自己的面子，就用那套別人聽不懂的「理論」企圖把工人提出的問題搪塞過去。但工農學生不買他的賬，繼續追問，結果這位「博士先生」只得吞吞吐吐地說：「我已經有十多年沒有看技術雜誌了！」後來，工農學生把這個「龐然大物」轟下了講台。

第三，衝擊了舊的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當時教育制度、教學內容及方法還是舊的，教育大權基本上被一批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操縱着。但是，由於當時工農學生數量多，占全院師生員工百分之九十以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處於工農學生包圍之中，所以舊的一套教育制度還是受到了不斷衝擊。當時，學校領導設立了班主任制度，企圖用這一套把工農學生管起來。工農學生不吃那一套，結果班主任制度等於虛設。而在學校中最有威信的卻是學生黨團支部和學生會組織。一次全校數學期中考試，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採用出難題怪題的辦法，使全校二千多學生有近半數不及格，工農學生很氣憤，各班級都派代表到教導處去說理鬥爭，迫使校方宣布這次考試作廢。

第四，學以致用。這個學校的工農學生到無錫某工廠進行生產實習，一到工廠就穿起油膩的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勞動，討論生產技術問題，很快就把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生產上去，幫助該廠提出了一百二十多項技術革新建議，其中立即被工廠採納的就有三十多項。而同時在該廠參加生產實習的上海某大學的一批學生，卻整天拿着本本到處抄錄一大堆工藝操作規程，無所創造。該廠的工人反映：「工人學生學了就是頂用。」他們回到生產單位後還有許多創造發明。上海機床廠主持設計具有國際水平的大型平面磨床的王德法同志就是該校的畢業生；在上海機床廠對精密磨床的液壓操縱箱進行了第四次重大技術革新的工人技師，也是這個學校的畢業生；負責試製我國第一台二十萬倍電子顯微鏡工作的，也是該校工農班的畢業生。

一場兩條路線的尖銳鬥爭

但是，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培養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擊中了中國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要害。十多年來，圍繞着如何對待工農學生的問題，在教育陣地上展開了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生死搏鬥。

一九五二年，當第一批工農學生進校時，上海工人階級一片歡騰。他們說：「我們工人階級不但要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要成為科學技術的主人，我們要培養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當時，幾乎每一個工人到學校來，工廠都要敲鑼打鼓開歡送會，給他們戴了大紅花，象參軍一樣光榮。

可是，學校里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跳了出來，狂叫「糟得很」，「這樣做不可思議」，大放厥詞，說什麼「工農學生腦子笨，入學程度又不一致，難以培養」、「工農學生好提意見，對師長不尊敬」、「培養工農學生得不償失」，等等。他們利用手中的教育大權，猖狂地推行中國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工農學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這些走資派千方百計反對和限制工人、農民入學。這個學校一共只有三次招收工農學生，一九五二年招收了二千一百八十一人。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把它當成「包袱」，在一九五五年三月的一份工作總結中，百般攻擊和誣衊工農學生。於是採取了「大大收縮」的方針，這一年工農學生只招了一百七十三名。一九六○年，在「以考試成績入學，一視同仁」的幌子下，實際上對工農子女關門、為資產階級子女開門，僅招收了十七名工農學生。從此，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要想入學比登天還難。

他們在教學上故意刁難、打擊、迫害工農學生。例如製圖課，這對於機械工人來說應該是容易掌握的。可是這班資產階級老爺們硬要工農學生先學習投影幾何，用玄妙的相貫體、相貫線來刁難工農學生，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考試中，使一百七十多位工農學生有四十多位留了級。有一位來自湖南的勞動模範、五級技工的學生，資產階級老爺們費盡了心機，給他批了五十九分，硬是以「一分之差」要他留級。工農學生說：「分數線，分數線，是對工農的封鎖線，是資本主義的復辟線。」一九六○年入學的十七名學生，受資產階級的考試制度的迫害，先後有十四名學生被迫退學，他們懷着對修正主義教育制度的深仇大恨，憤然離校。市印三廠一位優秀工人，入學才一年半，因為體育、外文、物理三門課不及格留了級，後來又被迫退了學。他曾向學校領導提出對升留級制度的意見，可是學校的走資派惡狠狠地說：「升留級制度對任何人一視同仁，工農學生不能例外。」但是，另一個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學生，有五門課不及格，學校走資派卻用種種手法准其升級。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教育革命思想的光輝照耀下，這個學校的革命師生向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發起了猛烈的衝擊，學校里出現了許多革命的新事物，如工人上講台，工人、教師、學生三結合搞教學，學校辦工廠等。十一月十二日，康生同志來校視察。他強調指出，工人要上講台。學校里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是他們；真正有本事的，是他們。有些大學畢業生，只會動口，不會動手。柯慶施同志在這一年對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才也作過重要指示，並指示從工人中抽一批人去搞尖端的科學研究。這些指示，都大長了工農學生的志氣。但是，就在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高潮中，中國赫魯曉夫在上海的代理人陳丕顯到這個學校大發黑指示，為校內的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張目，鼓勵他們膽敢拒不執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指示。他們不讓工人上講台，仍然讓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專我們的政。他們瘋狂地對抗柯慶施同志的指示，反對抽調政治業務兼優的工農學生去搞科學研究，從已調去的三十名學生中，強行調回了十名。一九五九年畢業留校的二十一名工人學生，都是黨團員，而只有一名當教師，絕大多數到附屬工廠當工人。黨員學生李復興入學前已是五級技工，學了四年卻分配在工藝實驗室當輔助人員，連當實驗員都沒資格，更談不上教學工作了。

同時，他們排擠工農幹部。一九五六年留校的四十四個工農畢業生，大部分是黨員，後來被排擠出去的竟有二十九個，走資派指着畢業後在校當政治指導員的工農幹部說：「你們中專畢業的不行啊，大學生指導員要大學畢業的才行。」

在教育制度方面，他們還照搬蘇聯修正主義那一套，妄圖將工農學生推入修正主義泥坑。從一九五四年起，他們請來了不少外國專家，全面學蘇聯修正主義那一套。他們根據中國赫魯曉夫「把它統統搬過來再說」的黑指示，從專業設置、培養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教學方法、教學組織、規章制度，統統照搬蘇修那一套，什麼「六個環節」，「七種計劃」，「二十四種表格」，「升留級制度」等等。最典型的是體育課，學蘇聯後，大跳其交誼舞，硬把工農學生往修正主義道路上拉。

同時，他們緊跟黑主子陸定一的旨意，提出「學交大，趕哈工大」，學習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所謂「辦學傳統」，強調「高精尖」、「大洋全」，把學生培養成為「三脫離」的資產階級工程師和設計師。這些傢伙又以「求大、求全、求新」為名，把機構體制搞得龐大、臃腫、官僚化。學生同樣是二千多，機構從一九五二年只有二處二室到一九六○年增加到七個部、處，二個室，二十二個教研室；教職員工從原來三百多人，猛增到八百多人；教學設備從價值一百萬元驟增到八百多萬元；學校的附屬工廠，在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中，是為教學、為工農業生產服務，以後大搞資本主義經營，利潤掛帥，成為走資派揮霍浪費的搖錢樹。

怎樣走上海機床廠的道路

上海機械學院建校以來的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是一場資產階級復辟與無產階級反覆辟的鬥爭。鬥爭的中心問題是政權問題。

最近，部分當年從這個學校畢業的上海機床廠工程技術人員以及這個學校附屬工廠的工人同志和廣大革命師生，在總結了建校以來的正反面經驗以後，對理工科大學的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設想：

一、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為理工科大學實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他們認為，理工科大學要走上海機床廠的道路，必須解決由那個階級掌握領導權的問題。首先，是政治上組織上的「權」。毛主席派工人階級進大學，占領教育陣地，這是保證學校領導大權永遠掌握在工人階級手裡的關鍵，是保證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不斷進入大學的關鍵。上海機械學院曾經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招收學生，後來為什麼向工農關門？就是因為沒有解決「權」的問題。這個教訓必須吸取。其次，是思想上的「權」。不用毛澤東思想占領教育陣地，資產階級思想勢必會泛濫。上海機械學院黨內一小撮走資派長期以來對工農學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教訓說明，必須深入開展對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革命大批判，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罪行，批判輕視工農、輕視實踐的反無產階級思想，批判資產階級名利思想。要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學校的統治地位。否則，教育陣地會得而復失。

二、理工科大學的學制以二至三年為宜。課程設置要打破過去基礎課、技術基礎課與專業課的界限，可以採用實際生產中的典型機械、典型零件作教材，把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徹底廢除脫離生產實踐的空洞理論和煩瑣哲學。教學內容貫徹少而精的原則，抓住精華，學得精通。廣泛開展現場教學，使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改革後的理工科大學，既是一個學校，又是一個工廠，也是一個科研單位。學生應當帶着生產實踐中碰到的各種難題進入學校，生產部門和科研單位也要從教育的角度出發，有計劃有目的地向學校提出課題，使學生在邊生產、邊學習、邊研究中着重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做到教育為生產勞動服務。

三、理工科大學還要擔負起辦好業餘技術教育的任務，方針是廠校合作，廠辦校助。這是堅持群眾路線，大量培養工人階級工程技術隊伍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根據無產階級工業革命的需要，從生產實際出發，採取「要什麼辦什麼，做什麼學什麼，缺什麼補什麼」的教學原則，大量地辦好各種形式的業餘技術學校和短期訓練班。

四、建立一支無產階級的教師隊伍。他們認為，現有的教師隊伍不能擔當起教育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學生的任務，必須加以整頓、改造、重建。今後的教師隊伍應當採取有高度無產階級政治覺悟的、有實踐經驗的工人，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學生和革命知識分子三結合的形式。社會上一大批在實踐中有發明創造的工人，技術人員，要有計劃地定期地深入學校講課。這一批擔任教育任務的工人可以是專職的，也可以是兼職的，但絕大部分是兼職的。專職教師的主要作用應當體現在組織學校和工廠、科研部門的有機結合上，幫助學生把實踐上升為理論，再回到實踐中去。學生們也都有實踐經驗，可以走上講台、互相交流。現有的教師應該分期分批地到工農中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載《紅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