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
作者:胡適

  今天我想講講中國最缺乏的一類文學——傳記文學。

  這並不是因為我對傳記文學有特別研究,而是因為我這二、三十年來都在提倡傳記文學。以前,我在北平、上海曾演講過幾次,提倡傳記文學;並且在平常談話的時候,也曾勸老一輩的朋友們多保留傳記的材料,如梁任公先生、蔡孑民先生,和綽號財神菩薩的梁士詒先生等,我都勸過。梁士詒先生有一個時期很受社會的毀謗。有一次,他來看我,我就勸他多留一點傳記材料,把自己在袁世凱時代所經過的事,宣布出來,作成自傳;不一定要人家相信,但可以借這個機會把自己做事的立場動機赤裸裸的寫出來,給歷史添些材料。可是這三位先生過去了,都沒有留下自傳。蔡先生去世十多年,還沒有人替他做一部很詳細的傳記。梁任公先生五十多年的生活,是生龍活虎般的;他的學說,影響了中國數十年:我們覺得應該替他作一部好的傳記。那時丁文江先生出來擔任搜集梁任公傳記的材料,發出許多信併到處登廣告,徵求梁任公與朋友來往的書札以及其他的記述。丁先生將所得到的幾萬件材料,委託一位可靠並有素養的學者整理;後來寫了一個長篇的初稿,油印幾十份交給朋友們校閱。不幸國家多故,主辦的丁文江先生很忙,未及定稿他本人也死了。所以梁任公先生傳記到現在還沒有定稿。梁士詒先生死後,他的學生葉譽虎先生根據他生前所經手做的事情的許多原始材料,編了兩本《梁燕孫先生年譜》。這雖然不是梁先生的自傳,但是內容完備詳細,我看了很高興。這個年譜的刊行,可以說是我宣傳傳記文學偶然的收穫。今天借這個機會我又要來宣傳傳記文學了!我希望大家就各人範圍之內來寫傳記,養成搜集傳記材料和愛讀傳記材料的習慣。

  師院同學曾要我談談《紅樓夢》。《紅樓夢》也是傳記文學,我對《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作過考據,搜集曹雪芹傳記材料,知道曹雪芹名霑,雪芹是他的別號,他的前四代是曹禧、曹寅、曹頫、曹洪。《現代名人大辭典》裡列有曹霑的名字,使愛讀《紅樓夢》的人知道《紅樓夢》作者的真名和他的歷史,算是我的小小貢獻。這種事情是值得提倡的。我的書現在大陸已買不到了,在自由中國流傳的也很少。我希望這次回來能將我所寫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章(散見在《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中的),再加上我朋友們所找到的有關曹家的材料(如台大教授李玄伯先生所發表過的文章,以及吳相湘先生在清故宮發現的秘密了差不多一百五十年的奏本),收集在一起,合印為一冊,使愛讀《紅樓夢》及關心《紅樓夢》的人有一個參考。也許我下次再來時,便可以談談《紅樓夢》了。

  我覺得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學最缺乏最不發達的是傳記文學。中國的正史,可以說大部分是集合傳記而成的;可惜所有的傳記多是短篇的。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等,其中的傳記有許多篇現在看起來仍然是很生動的。我們略舉幾個例:太史公的《項羽本紀》,寫得很有趣味;《叔孫通傳》,看起來句句恭維叔孫通,而其實恐怕是句句挖苦叔孫通。《漢書·外戚傳》中的《趙飛燕傳》,描寫得很詳細,保存的原料最多。《三國志》裴松之的注,十之八九是傳記材料。《晉書》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傳記,不幸是幾百年後才寫定的。《晉書》搜集了許多小說——沒有經過史官嚴格審別的材料——,成為小說傳記,給中國傳記文學開了一個新的體裁。後來作墓志銘小傳,都是受了初期的幾部偉大的歷史——《史記》《漢書》《三國志》等——的傳記體裁的影響。不過我們一開頭就作興短傳記的體裁,是最不幸的事。

  中國傳記文學第一個重大缺點是材料太少,保存的原料太少,對於被作傳的人的人格、狀貌、公私生活行為,多不知道;原因是個人的記錄日記與公家的文件,大部分毀棄散佚了。這是中國歷史記載最大的損失。

  除了短篇傳記之外,還有許多名字不叫傳記,實際是傳記文學的「言行錄」。這些言行錄往往比傳記還有趣味。我們中國最早、最出名,全世界都讀的言行錄,就是《論語》。這是孔子一班弟子或者弟子的弟子,對於孔子有特別大的敬愛心,因而把孔子生平的一言一行記錄下來,匯集而成的。

  中國從前的文字沒有完全做到記錄語言的職務;往往在一句話裡面把許多虛字去掉了。《尚書·商盤》、《周誥》為什麼不好懂?就是因為當初記錄時,沒有把虛字記錄下來,變成電報式的文字。現在打電報,為了省錢,把「的」「呢」「嗎」等虛字去掉。古代的文字記載所有過簡的毛病,不是省錢,而是因為記錄的工具——文字不完全。大概文字初用的時候,單有實字,——名詞、代名詞,沒有虛字。實字是骨幹,虛字是血脈,精神。骨幹重要,血脈更重要。所以古時的文字,不容易把一個人講的話很完全的記錄下來。到了春秋時代,文字有了進步,開始有說話的完全紀錄。最早最好的說話紀錄,是《詩經》。《詩經》裡的《大雅》、《周頌》,文字還不十分完全。但是《國風》全部和《小雅》一部分,是民間歌唱的文字;因為實在太好了,所以記錄的人把實字、虛字通通記錄下來了。如「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表示口氣的「也」字都寫出來了。又如「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你看看,耳環帶紅的好,還是帶白的好?又帶什麼花咧?把一個漂亮的小姐問他愛人的神態,通通表現出來了。這是記錄文字的一個好榜樣。至歷史上最好的言行錄,就是剛才說的《論語》。 《論語》文字,虛字最多。比方「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話有五個虛字。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歟?抑與之歟?」這是孔子的一個學生問另外一個學生的話。拿現在的話來說:我們的老師到一個國家,就知道人家政冶的事情,這是他自己要求得來的,還是人家給了他的呢?子貢答覆的最後兩句話:「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我們的先生要求知道政治的事情,恐怕同別人家的要求不同一點吧!)這樣一句話,竟有十個虛字。這是把說話用文字完完全全記錄出來的緣故,妙處也就在這裡。

  《論語》這部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這部書的絕大部分是記孔子同他的弟子或其他的人問答的話的。聰明的學生問他,有聰明的答覆;笨的學生問他同樣的一個問題,他的答覆便不同。孔子說話,是因人而異的;但他對學生、對平輩,以及對國君——政治領袖——那種不卑不亢的神情,在《論語》裡面,是很完整的表現出來了。現在有許多人提倡讀經:我希望大家不要把《詩經》、《論語》、《孟子》當成經看。我們要把這些書當成文學看,才可以得到新的觀點,讀起來,也才格外發生興趣。比方魯定公問孔子一個問題,問得很笨。他問道:「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這正如現在我要回到美國,美國的新聞記者要我以一分鐘的時間報告這次回台灣的觀感一樣。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孔子的話譯成現在的話就是:「一句話便可以把國家興盛起來,不會有這樣簡單的事;但說個『差不多』罷!曾有人說過,『做君上難;做臣下也不容易。』如果一個國君知道做君上的難,那麼不是一句話就差不多可以把國家興盛起來麼?」)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答覆道:「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子的話譯成現代的話就是:「一句話把一個國家亡掉,不會有這樣簡單的事;但說個『差不多』罷!曾有人說過,『我不喜歡做一個國君;做一個國君只有一件事是可喜歡的,那就是:我的話沒有人敢違抗。』如果他所說的不是好話而沒有人敢違抗,那豈不是很好的事!如果他所說的不是好話而沒有人敢違抗,那麼,豈不是一句話便差不多會把一個國家亡掉了麼!」)我們從孔子和魯定公這段對話來看,知道《論語》裡面,用了相當完備的虛字。用了完備的虛字,就能夠把孔子循循善誘的神氣和不亢不卑的態度都表現出來了。像這樣一部真正純粹的白話言行錄,實在是值得宣傳,值得仿效的。很可惜的,二千五百年來,沒有能繼續這個言行錄的傳統。不過單就《論語》來說,我們也可知道,好的傳記文字,就是用白話把一言一行老老實實寫下來的。諸位如果讀經,應該把《論語》當作一部開山的傳記讀。

  我們若從語言文字發展的歷史來看,更可以知道《論語》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它是二千五百年來,第一部用當時白話所寫的生動的言行錄。從《論語》以後,我們歷史上使人崇拜的大人物的言行,用白話文記錄下來的,也有不少。比方昨天我們講禪宗問題時提到的許多禪宗和尚留下來的語錄,都是用白話寫的。這些大和尚的人格、思想,在當時都是了不得的。他有膽量把他的革命思想——守舊的人認為危險的思想說出來,做出來,為當時許多人所佩服。他的徒弟們把他所做的記下來。如果用古文記,就記不到那樣的親切,那樣的不失說話時的神氣。所以不知不覺便替白話文學、白話散文開了一個新天地。尤其是湖南「德山」和尚和河北「靈濟」和尚的語錄,可以說都是用最通俗的話寫成的。現在我不必引證他們的語錄,但是從那記言記行的文字中,可以知道,這些大和尚的語錄,的確留下了一批傳記的材料。

  還有古時的許多大哲學家,思想界的領袖,他們的言行錄,也是一批傳記的史料。比方死於一千二百年的朱子,在他未死之前,他的學生就曾印出許多《朱子語錄》;朱子死了之後,又印出了許多。這些都是朱子的學生們,在某年某月向朱子問學所記錄下來的東西。這些語錄,大部分是白話文。後來《朱子語錄》傳出來的太多了,於是在朱子死後六七十年間,便有人出來搜集各家所記的語錄,合成一書,以便學者。這就是我們現在所有的黎清德編的《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假如寫朱子傳記,這部《語類》就是好材料。為朱子寫年譜的人很多。最有名的是一位王懋竑先生;他費了半生時間,為朱子寫年譜,都是用語錄作材料。這些白話語錄,記得很詳細;有時一段談話,就有幾千字的紀錄。這些有價值的材料,到現在還沒有充分利用。像這樣完全保存下來的史料,實在很少很少。明朝有一位了不得的哲學家王陽明,他的學生佩服老師,愛敬老師,也為老師記下了一大批白話語錄。後來就有人根據這些語錄,來寫王陽明年譜。語錄可說是中國傳記文學中比較好的一部分。可惜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歷史上許多真正大學者,平生的說話,很少有人這樣詳細的用白話記錄下來的。就是個人的日記,書翰,札記這類材料,也往往散佚,不能好好的保存下來。所以中國的文學中,二千五百年來,只有短篇的傳記,偉大的傳記很少很少。

  我們再看西洋文學方面是怎樣的呢?最古的希臘時代,就有許多可讀的傳記文學;譬如大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的兩個大弟子,都曾寫下許多蘇格拉底的言行錄。他的一個大弟子叫施乃芬(Xenophon),規規矩矩的寫他老師的一言一行。另外一個大弟子柏拉圖(Plato),是一個天才的文學家。他認為他的老師是一個最偉大的人,不應該沒有傳記,不應該沒有生動的、活的傳記。他用戲劇式寫出了他的老師蘇格拉底和朋友及門人的對話。這種對話留傳下來的有幾十種。其中關於蘇格拉底臨死以前的紀錄就有三種。當時社會上的人控告蘇格拉底,說他是異端、邪說,不相信本國的宗教,煽惑青年、帶壞了青年,要予他的懲罰。當時的希臘已是民主政治,就將他交由人民審判——議會審判。柏拉圖所描寫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為他自己辯護的對話,叫做《蘇格拉底辯護錄》,為世界上不朽的傳記文學,審判的結果,還是判他死罪。再一部是寫他在監里等死的時候,同一個去看他的學生的對話錄。還有一部是寫他死刑的日子,服毒前的情景。當毒藥拿來時,他還如平時一樣從容的同他的學生談話,談哲學和其他學問的問題,等到時候到了,蘇格拉底神色不變的將毒藥吃下去。那種毒藥的藥性,是先從腳下一點一點的發作上來的。蘇格拉底用手慢慢向上摸着說,「你看!藥性已經發作到這地方了。」他的學生看到毒藥在他老師身上起着變化,拿一條巾把他蓋起來;一會兒蘇格拉底還沒有死,自己把它拿開了,囑咐他的學生說:「我在藥王——醫藥之神——前許過願要獻他一隻雞。請你不要忘記了,回去以後,到醫藥之神那裡獻上一隻雞。」他的學生說:「一定不敢忘記。」這是最後的問答。這三種談話錄,可算是世界文學中最美、最生動、最感人的傳記文學。

  基督教的《新約全書》中有四福音。第四個福音為《約翰福音》,是四福音中較晚的書。前面三個福音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這三個福音是耶穌死後不久,他的崇拜者所記下來的三種耶穌的言行錄,也像《論語》為孔子的一種言行錄一樣。這三種言行錄中有一部分的材料相同,有一部分不相同,但都是記錄他們所愛戴的人在世時的一言一行的。這三個福音也是西洋重要的傳記文學。以傳記文學的眼光來看,是很值得人人一讀的。

  在希臘、羅馬以後,當十八世紀的時候,英國有一個了不得的文學家約翰生博士(Dr. Johnson)。這個人談鋒很好,學問也很好。同時有一個人叫做博施惠(Boswell)的,極崇拜約翰生,就天天將約翰生所說的話記錄下來。後來就根據他多年所寫的紀錄,作了一部《約翰生傳》。這是一部很偉大的傳記,可以說是開了傳記文學的一個新的時代的。

  再說九十年前就任美國總統的林肯,是一個出身很窮苦的人。他由於自己努力修養成為一個大人物,在國家最危險的時期出來作領袖。他在被選為連任總統的第一年中,被人刺殺而死。這個真正偉大人物的傳記,九十年來仍不斷的出來;新材料到今天還時有發現,其中有許多部可以說是最值得讀的書。

  不但文人和政治家的傳記值得讀,就是科學家的傳記也值得讀。近代新醫學創始人巴斯德(Pastur)的傳記,是由他的女婿寫的,也是一部最動人的傳記。巴斯德是十九世紀中法國的化學家。到他以後,醫學家才確定承認疾病的傳染是由於一種微菌。他一生最大的貢獻也就在於微菌的發現。我們中國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做「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差不多很多人做文章的時候都這樣寫。其實這一句話是最錯誤的。照近代醫學的證明,並不是物腐而後蟲生,乃是蟲生而後物腐。這個重大而最有利於生命的發現,是巴斯德對於人類的大貢獻。這一個科學家的傳記,使我這個外行人一直看到夜裡三、四點鐘,使我掉下來的眼淚潤濕了書葉。我感覺到傳記可以幫助人格的教育。我國並不是沒有聖人賢人;只是傳記文學不發達,所以未能有所發揚。這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們的傳記文學為什麼不發達呢?我想這個問題值得大家討論。今天時間不多,只簡單的就個人所領會的提出二三點:

  第一,傳記文學寫得好,必須能夠沒有忌諱:忌諱太多,顧慮太多,就沒有法子寫可靠的生動的傳記了。譬如說,中國的帝王也有了不得的人,像漢高祖、漢光武、唐太宗等,都是不易有的人物。但是這些人都沒有一本好傳記。我剛才說過,古代歷史中對傳記文學的貢獻很少;現在我想起,在《後漢書》中有一篇《漢光武傳》,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這一篇中,保存了許多光武寄給他的將領、大臣,以及朋友的短信——原來也許是長信,大概是由史官把他刪節成為一、二句或幾行的短信的。除此以外,其他的帝王傳記都沒有這樣的話材料。因為執筆的人,對於這些高高在上的人多有忌諱,所以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都刪削去了。講到這裡,我不能不一一提及一件近代的掌故。清朝末年有一個做過外國公使的人的女兒,叫做德菱公主的,懂得幾句外國語,後來嫁給外國人。她想出一個發財的方法,要做文學的買賣,就寫了一部《西太后傳》。你想她這樣的人一生中能夠看見幾次西太后?我恐怕她根本就沒有法子看見西太后,所以她從頭就造謠言來騙外國人。這樣的傳記,當然不會有什麼大價值的。

  此外,有許多人有材料不敢隨意流傳出去,尤其是專制國家中政治上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甚至文人,往往毀滅了許多有價值的傳記材料。譬如,清朝的曾國藩,是一個很了不得的人;他死了以後,他的學生們替他寫了一個傳記。但是我把他的日記(據說印出來的日記已經刪掉一部分)對照起來,才知道這本傳記,並沒有把曾國藩這個人寫成活的人物。我們可以說一直到現在,還沒有一本好的曾國藩的傳記。什麼緣故呢?因為有了忌諱。中國的傳記文學,因為有了忌諱,就有許多話不敢說,許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寫一個人、寫一個偉大人物、寫一個值得做傳記的人物。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缺乏保存史料的公共機關。從前我們沒有很多的圖書館——公家保存文獻的機關,一旦遇到變亂的時候,許多材料都不免毀去。譬如說,來了一個兵亂,許多公家或私人的傳記材料都會完全毀滅。我舉一件事情來說明這個道理罷。大家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總統威爾遜是一個偉大的人物,為舉世所公認的偉大領袖。他死了以後,他家屬找人替他作傳,就邀集許多朋友在家中商量。後來決定請貝克(Baker)替他作傳。貝克考慮後答應了。所需的材料,威爾遜太太答應替他送去;後來由當時的陸軍部長下命令,派七節鐵甲車替威爾遜太太裝傳記材料給貝克。你想,光是威爾遜太太家中所存的材料就可以裝了七輛車!我們中國因為很少有保存這種材料的地方,所以有些時候,只好將這種材料燒毀了。燒毀之後,不知道毀去多少傳記學者要保留的材料。

  以上兩點,只是部分,說明中國傳記文學所以不發達的原因。還有第三個原因是因為文字的關係。我感覺得中國話是世界上最容易懂的話。但文字的確是困難的。以這樣的文字來記錄活的語言,確有困難。所以傳記文學遂不免吃了大虧。

  前邊我介紹的幾部我們文學中的模範傳記,也可以況是我們劃時代的傳記文學。《論語》是一部以活的文字來記錄活的語言的;禪宗和尚的語錄,在文學上也開了一個新的紀元,在傳記文學上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提倡了一種新的方法。後來中國理學家的語錄,像《朱子語類》和《傳習錄》(王陽明)等等,多是用白話來記錄的。但因為文字的困難,不容易完完全全記錄下活的語言,所以這類的文學,發達得比較慢。這是我們傳記文學不發達的第三個原因。

  最後,我想提出兩部我個人認為是中國最近一、二百年來最有趣味的傳記。這兩部傳記,雖然不能說可以與世界上那些了不得的傳記相比,但是它在我們中國傳記中,卻是兩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傳記。

  一、《羅壯勇公年譜》(即《羅思舉年譜》);

  二、汪輝祖《病榻夢痕錄》及《夢痕余錄》。

  這兩部書,是我多少年來搜求傳記文學得到的。現在先介紹第二部。

  汪輝祖,本來是一個紹興師爺。當他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跟人家學做幕府。後來慢慢的做到正式幕府。所謂幕府,就是刑名師爺。因為從前沒有法律學校,士子做官的憑科舉進階。而科舉考的是文學,考中的人,又不見得就懂法律,所以做官的人,可以請一個幕府來做法律顧問,以備審問案件的時候的諮詢。汪輝祖從十七歲步入仕途,一直在做幕府工作,直到三十九歲左右才中了進士。他雖然沒有點翰林,但是已經取得了做官的資格,就奉派到湖南做知縣。困為他是做幕府出身的,所以當他奉派到湖南做知縣的時候,他沒有請幕府。就這樣一直做到和他的上司鬧翻了,才罷官回鄉。在家園中又過了幾十年,才與世長辭。他的這部《病榻夢痕錄》與《夢痕余錄》,寫的就是他做幕府與做官的那些經歷,實在是一部自傳。因為他生在清朝乾嘉時代,受了做官判案的影響,所以他以幕府判案的方法和整理檔案的方法,來整理學問的材料。他所著的那部《史姓韻編》,可以說是中國《二十四史》的第一部人名索引。他講政治的書籍,連《夢痕余錄》在內,後人編印了出來,名叫《汪龍莊遺書》。這一部書後來成為銷行最廣的「做官教科書」,凡是做知縣的人,都要用到這部書,因為這部書裡頭,儘是關於法律、判案、做官及做幕府的東西。我名為「做官教科書」,是名符其實的。

  汪輝祖的自傳,在現代眼光看來,當然嫌它簡略。但是我們如果仔細從頭讀下去,就可以知道這是一部了不得的書。我們讀了以後,不但可以曉得司法制度在當時是怎樣實行的,法律在當時是怎樣用的,還可以從這部自傳中,了解當時的宗教信仰和經濟生活,所以後來我的朋友衛挺生要寫中國經濟史,問我到那裡去找材科,我就以汪輝祖的書告訴他。因為我看了這本書,知道他在每年末了,把這一年中,一塊本洋一柱的換多少錢,二柱、三柱的又換多少錢,穀子麥子每石換多少錢,都記載得很清楚。我當時對本洋的一柱、二柱、三柱等名目,還弄不清楚。衛挺生先生對這本書很感興趣;研究以後向我說:書中所謂一柱、二柱、三柱,就是羅馬字的I II III,為西班牙皇帝一世、二世、三世的標記;中國當時不認識這種字,所以就叫它一柱、二柱、三柱。

  其次講到當時的宗教信仰。這裡所謂宗教信仰,不是講皇帝找和尚去談禪學,而是說從這本傳記中可以了解當時士大夫所信仰的是什麼。因為汪輝祖曾經替人家做過幕府,審問過人民的訴訟案件;我們看他的自傳,可以知道他是用道德的標準來負起這個嚴格的責任的。他說:他每天早晨起來,總是點一支香念一遍「太上感應篇」,然後再審案。這是繼續不斷,數十年如一日的。「太上感應篇」是專講因果報應的;我們當然不會去相信它。不過還是值得看一看。汪輝祖天天都要念它一遍;這可以代表一個歷史事實,代表他們所謂「生做包龍圖,死做閻羅王」的思想。包龍圖是一個清官;俗傳,他死了以後,就做了第五殿閻羅王。所以他們認為生的時候做官清廉,死了就有做閻羅判官的資格。這原是他的一種理想,也可說是當時一般法律家的一大夢想。由於汪輝祖每天要念「太上感應篇」,所以他到了老年生病發燒發寒的時候,就做起怪夢來,說是有個女人來找他去打官司,為的是汪輝祖曾經因為救了一個人的生命,結果使她沒有得到貞節牌坊,所以告他一狀,說他救生不救死。汪輝祖當時對這個案子雖然很感困難,但也覺得似乎有點對不起那個女子。但是人家既然告了他的狀,他也不得不去對質。對質結果,准他的申訴。這一段寫得很可笑。我講這件事有什麼意思呢?就是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出汪輝祖的宗教觀。

  其次,講到《羅壯勇公(思舉)年譜》——這也是值得一看的書。羅思舉是貧苦出身的。當滿清嘉慶年間,白蓮教作亂,滿清官兵不夠用了,就用各省的兵。羅思舉就是在這個軍隊中當大兵出身的,後來慢慢晉升,竟做了幾省的提督。因為羅思舉是當兵出身的,所以他寫的自傳,都是用的很老實很淺近的白話。現在,我就舉一兩個例子,來看看他寫的是多麼的誠樸。他說:他當小孩子的時候,曾經做個賊,偷過人家的東西;他的叔父怕他長大也不學好,所以就把他打了一頓,然後再拿去活埋;幸而掩埋的泥土蓋得不多,所以他能夠爬了出來,並跑到軍隊裡頭去當兵。這一點,可以說是寫得很老實的。至於他寫清朝白蓮教的情形,也很可注意。他說白蓮教原不叫白蓮教,而叫「百蓮教」,就是一連十、十連百的一種秘密組織。當時剿「白蓮教」的軍隊,據他說都是一些叫化子軍隊;打起狗來,把狗肉吃了,狗皮就披在身上蔽體。這也是一種赤裸裸的寫法。最後,我還要舉一個例子:我們常常聽到人說,我們是精神文明的國家,我們希望這種人把羅思舉的年譜仔仔細細的一讀。他說,有一天在打仗的時候,送糧的人沒有趕上時間,糧草因此斷絕。他怕影響軍心,於是他就去報告他的長官:「我們糧草斷絕,沒有辦法,可不可以把幾千俘虜殺來吃?」他的長官說:「好。」結果,就把俘虜殺來吃了,留下一些有毛髮的部分。第二天,運糧的人仍然沒有到,於是又把昨天丟了的那些有毛髮的部分檢起來吃。第三天,糧草才運到。這些都是赤裸裸的寫實。

  我過去對中國傳記文學感到很失望;但是偶然得了一些值得看一看的材料,所以特別介紹出來供諸位朋友研究。

(本文為1953年1月12日胡適在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的演講,原載1953年1月13日台北《中央日報》、《公論報》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