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霽野、靜農、業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簌園於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歿於北京同仁醫院了,大家想搜集他的遺文,爲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里可還藏有他的信札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爲,首先,我是希望着他能夠全癒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卻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於平常的信,是隨覆隨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我纔大燒毀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爲捕甲,從甲這里看見乙的信,於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於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爲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纔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待到一九三零年我簽名於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爲了消減『謀爲不軌』的痕跡,不過以爲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中誰都知道隻要一碰着,就有多麼的可怕。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寓,而信札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囉,我只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

因爲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果然無蹤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倒是因爲那時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後這些信鎗礮的交叉火線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早經遺失,幷不是由於什麼官災兵燹的。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大家決不另眼相看,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我們對於這些信,也正是這樣。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要遭礮火,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有些可愛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靜靜的寫字,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因地而分爲三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思的,但對於別人,卻並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隻是信筆寫來,大背文律,活該進『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胡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來,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爲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卻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里,以免誤解。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藉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並無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爲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胡些,因爲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裏。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有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裏,於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爲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衊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魯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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