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

共黨語言可以襲用嗎？
作者：殷海光
195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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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反共制俄底進程之中，中國共產黨底名詞術語，頗有流行於反共制俄基地之一的趨勢。在許多場合之中，有些人動不動說「清算」，「偏差」，「闘爭」，「包袱」，「反映上去」，甚至於「坦白」，等等。這是一個很值得真正從事反共制俄的人注意的現象。這個現象使我們發生共產黨底語言是否可以採用的問題。

我們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在共產黨底語言是否可以採用的問題之背後，還有一個問題，即是否可以「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底問題。關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一般而論，可分兩派：一派認爲「目的可以使手段成爲正確」。依此，只要目的正當，採取什麽手段則不妨「便宜從事」。這就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了。另一派認爲「既要注重目的又須選擇手段」。依前一種主張，反共是一個目的，只要這個大目的堅持不變，什麽手段都可採用，必要時可以採用共產黨底辦法。既然如此，採用些許共黨語言，算不了什麽的，是不妨事的。依後一種主張，反共是一個目的，這個目的必須堅持到底。可是，爲了貫徹這個目的，和顧到這個目的之原本性，不讓它變質，不讓它走樣，我們必須講求正當的手段。依此，共產黨底方法不可採用。既然如此，共產黨底語言尤在排斥之列了。所以，共產黨底語言是否可以採用的問題，在基本上歸到是否可以「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之問題。因此，我們在討論共產黨底語言是否可以採用的這一問題之先，必須將這一問題所依據的「是否可以只問目的不擇手段」這一問題予以廓清。

手段與目的之不必一致，這個問題，是現代技術時代底特徵之一。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根本沒有這個問題。普遍地說，愈是技術發達的社會，手段與目的之一致愈難實現：愈是技術簡單的社會，手段與目的之一致愈易實現。顯然得很，「技術過程」愈複雜，愈易使人如墮入迷宮之中，而離目的愈遠。「技術過程」愈簡單，愈易使人一望而知，而接近目標。由於「技術過程」複雜，手段常易違離目的。這種情形，在現代政治事物中，尤易發生。

目的，就其定義而言。總是擬懸的尚未實現的一個理想。這個理想之實現，也許在渺遠的未來。而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就在目前。同一目的，實現之方法或所經由之過程不同，一般人所親身感受的現實也可能不同。譬如「刦富濟貧」與「開工廠以濟貧」，這兩種行動底目的可以都是爲了濟貧。但是，如果採取前種方法，勢必造成殺人越貨與擾亂社會秩序的狀態。採取後種方法則無此弊。依此推論，如果「只問目的，不擇手段」而所採取的手段又非常之惡劣，那末這一手段之本身就是違離目的之一重大因素。古往今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實乃禍亂之源。

既然手段和目的常易違離，於是主張「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人，總是需要一套自我辯解之詞的。於是乎所謂「辯證法」應運而生。在「辯證法」底「辯證」之下，一切與原有目的相反的手段都變得是「合理的」。例如說，自由是好的，但爲了保障自由，你必須服從組織。服從組織，就不能講自由。經濟公平是好的，但要實現這一目的，必須以暴力沒收富人財產。富人底財產被沒收，變成窮人。大多數人也變成政權底掌握者支配之下的工奴農奴。而這些慘象之造成，乃是達到經濟公平之所「必須」。一切極權統治底特色無不是：好聽的理想，配合醜惡的現實。在一切極權統治之下，人民兩耳聽着美麗的聲音，兩眼看着遙遠的太陽；而兩手做的是牛馬工作，兩腳踏的是荊棘。目的與過程相去何遠！

支持以壞手段達到好目的之「理論基礎」，就是所謂「辯證法」。所以，在一切型式底極權國家，都對於「辯證法」底實用價值特別感到興味。列寧、史達林喜歡它。一切受他們感染的權力政治者喜歡它。

然而，民主國家底「哲學」不是如此。民主國家底政府欲達到任何目的時，所最顧慮的問題就是採取何種手段。我們必須明瞭，採取某種手段時是否有所顧慮（除叛亂以外），或顧慮到何種程度，乃一個政府是否民主之最好的試金石。一個政府，如果採取某項手段時愈是顧慮到人民底利益或好惡，那末它底民主成分愈高。道理很顯然，民主政府是人民委託的公僕。僕人只有看主人底顏色行事。僕人決無以自己底意志決定主人之理。一反這些常理的，就是極權統治。極權統治底特色之一，就是不擇手段。一不擇手段，理想的目的尚未達到，人民現實地已付出忍受極權統治的昂貴代價。

兩個敵對體在闘爭底過程中，雙方互相學習的事情也是常有的。但是，這應只限於物質方面的手段，而不是精神、思想，或觀念。因爲，物質方面的手段是工具性的。工具性的東西是中立的。中立的東西，任何一方面都可以採用，採用了不會失去各自底本性。所以，在長期戰爭之中，彼此底武器製造都保守高度的秘密，惟恐對方知道。蘇俄底原子彈製造不高明，還要處心積慮偷美國的。然而，精神、思想，或觀念則不然。在兩個敵對體底長期對立之中，甲方不能學習或接受乙方底精神、思想，或觀念。如果甲方學習或接受了，久而久之，必被乙方同化。甲方如被乙方同化，那末它就是在精神上已被征服。在精神上已被對方征服者，那裡站立得起來？即使暫時可以強自站立起來，那裡又可以持久？所以，在敵對體長期「闘爭」過程之中，彼此對於「闘爭」之物質工具方面都儘量保守秘密，而對於精神、思想或觀念則儘量向對方輸出，想盡種種方法要對方接受。所以，蘇俄在一方面嚴閉鐵幕之門，不讓外人一窺究竟；可是在另一方面卻拼命宣傳「共產主義的福音」。美國在一方面保持原子能底秘密；可是在另一方面不斷播送「美國之音」。這不是顯然說明，在敵對體闘爭底過程之中，如要學習對方，只能限於物質方面，而不能學習或接受其精神方面嗎？我們與共產黨「闘爭」，特別要警覺這一點。因爲，共產黨底方法是一整套的。它這一整套底方法完全是其長期闘爭經驗和因應其特殊政治目的而磨鍊以成的。如果你拆幾個零件來用嗎？這些零件與你底機器大不相合，那是不會有什麽效用的，有時恐怕還會產生負作用。如果你全部接受嗎？保險你不出三年會變成一個道道地地不折不扣的活共產黨。

依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關於政治的事物，特別不能「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只問目的，不擇手段」底結果有二：一、手段與目的南轅而北轍。在這種情形之下，不是手段使目的迷失，就是走到與原有目的相反的道路。二、如果兩個敵對體之中，有一方接受對方底精神，那末久而久之，一方會變成與另一方同質的東西。如果兩個敵對體變成同質的東西，那末二者底衝突至少就不是思想本質的衝突了。根據這些理由，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了目的，不能不擇手段。既然如此，反共者是否可以採用共產黨底語言，就很值得考慮了。

重視槍桿的人也許不太重視語言。知道語言重要並善於運用語言的人，在一長久過程之中卻可以使槍桿歸於無用。語言是人類獨有的一種社會活動。語言可以表理達意，激起情緒，溝通意念，推動行爲。人從嬰兒時代就學習語言。最大多數的人會運用語言。但是，只有最少數的人知道語言底性質。自然語言，正同人爲語言一樣，可以分作三個因次（dimensions）。第一個因次是語法（syntactics）所研究的；第二個因次是語意（semantics）所研究的；第三個因次是語用（pragmatics）所研究的。頭兩者與我們現在的討論沒有關係。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是語言之語用的因次。所謂語用，就是語言記號，與發出這種記號和接受並了解這種記號者之間的關係。簡單地說，語用就是用某一種語言者使用這種語言的種種情形。語用涉及語言用法之心理、社會和歷史等方面。這樣看來，語言用法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不過，就我們現在的目的而言，我們只能探討其中的某些方面。

每個社團（廣義的）有其特定的發展歷史、心理因素、社會結構，因而每個社團所發展的語言有其獨具的特色。具有這一特色的語言，當着使用之時，因而也就能喚起這一社團所獨有的情感，或引起特殊的反應。如果說甲語言有不可翻譯成乙語言的成分，那末就是這類成分。例如。中國人一提起「狗」字，所引起的聯想是「卑汚下賤」，如「走狗」、「蠅營狗苟」之類。所以，如果你對一個中國人說：「你是一個狗」，他底反應認爲這是對他底侮辱，立刻面紅耳赤，要同你打架。可是，如果簡單地將「狗」字翻譯成dog，英美人引不起與中國人相同的卑汚下賤之感。因而，你說他是一個dog，引不起像中國人這種火氣。原來英美太太們終日抱狗，與狗是很親善的。中國人拿「梅」來形容清高堅貞。歷代詩詞中韻梅都是如此。如果有人說你是歲寒之梅，你一定很高興。即使，在這種年頭，許多人不着重這種風骨，可是他聽到你拿「梅」來恭維他，他頂多因愛官和錢而認爲這樣的恭維對他不相干，或不感興趣，但決不致於不高興。可是，如果你對一個美國大亨說：「你真像一枝梅呀！」他聽了一定莫名其妙。因爲，在他們底歷史文化中根本沒有這種薰陶。所以，「梅」字引不起他底崇高反應。

每個社團底語言既然有這樣的特點，因而它引起特殊的效應。這種效應可以從幾方面來觀察。就對內而言，某一社團底語言除了傳達意念，作教育的工具等等功能以外，還有凝固觀念和鞏固團結之效。一個社團底語言使用久了，成語多了，經典多了，文學傑作多了，子子孫孫，世代相傳，各個分子底思想多多少少被這些文字工具所凝固。中國幾千年的民族傳衍和承續是最好的例證。復次，同用一種語言的人易於團結。蘇俄政府不許烏克蘭人讀其本國文字而必須習俄語，就是這個道理。就對外而言，甲社團底語言乙社團底分子不必能了解。因而甲社團底語言對於乙社團具有隔絕作用。例如，我們漢人不見得懂番語。因而，即使我們置身番社之中，我們也完全被隔絕於其社團之外。我們只聽見他們嘰哩咕嚕。他們當面駡我們，我們也不知道。他們在開會要暗算我們，我們還是茫然不知。

由上面的分析，可見語言文字用法底作用之重要。當着語言有特殊的作用時，我們必須去了解它。

也許有人說，你所說的，只限於不同語言的人群。中國共產黨與我們使用同一種文字，那裡有這樣的問題呢？我要告訴他，如果中國共產黨乾脆用俄羅斯文，那末它在中國底發展和對於中國人底感應力決不若是之大之快。因而共黨問題不致如此嚴重。正因中國共產黨與我們使用同一語言，所以問題更形嚴重。兩個不同的社團，可以使用同一的語言文字。但是，二者對於這同一語言的用法不必全同。就政治事物而言，二個敵對者是否使用同一自然語言，這個問題根本無關緊要；而最關緊要的是對於同一自然語言之不同的用法。用法一層，是我們必須特別注意的。

中國共產黨這玩意兒，的確令人討厭。討厭固然令人討厭，可是稍微冷靜一點的人都承認這玩意兒是不好對付的。許多人都承認共產黨底游擊戰不好對付，而很少人感覺到共產黨底語言戰更難對付。老實說，共黨之得以竊據大陸，靠槍桿子不過十之二三，靠筆桿子和嘴則十之六七。大陸在被共黨底武裝部隊佔領以前，早已被他們底語言部隊佔領了。這個道理，如果於大失敗之餘還不省悟過來，那末，真是不好說得了。大家一定知道，在一切暴亂社團之中，共產黨是最善於製造新名詞新術語的。共黨長於煽動、長於駡人、長於捧人、長於加帽子、長於哭訴、也長於撒謊。這不都是語言上的功夫麽？

中國共產黨是從下層社會裡生長出來的一個社團。一個自己生長出來的社團總有它獨特的語言隨之而生。中國共產黨亦然。中國共黨底術語，如前所舉，有所謂「偏差」、「清算」、「闘爭」、「整肅」、「包袱」等等。一個規規矩矩的民主政黨中是產生不了這些字眼的。這是因爲中國共產黨有那種獨特的成長史以及那些行動，而一般民主政黨沒有。所以共黨所有的詞彙一般民主政黨沒有。既然如此，共黨底語言如何可以隨便引用？

也許有人說，中國共黨所用的也是中國字，爲什麽我們就不能用呢？我底答案非常簡單：如果你不想做共產黨，你就不能用共黨特有的那些字眼。共黨特有的那些字眼，對內有團結、同化、教育、懾服黨員之作用；對外有隔絕、擾亂、顛倒、恐嚇、搖惑、招誘等等作用。

幾十年來，中國共黨逐漸造出許許多多字眼。這些字眼已經成爲一套。共黨每造一個名詞，必有其產生的特殊背景，和特殊的作用；決不是隨便咬文嚼字的。所以，我們不能純就字面來了解。例如，共黨在大陸攻城掠地，這明明是「內亂」；而共產黨人輕輕調換一字，說是「內戰」。許多人懵然不察，也跟着滿口「內戰」、「內戰」的。如果你本來是反共的，你也跟着這樣嚷，你就是替共黨作義務宣傳員了。因爲，既然說是「內戰」，那末雙方都是平等的交戰團體。既然雙方都是平等的交戰團體，那末就沒有那一方面是合法的政府了。輕輕換一個「戰」字，就把否認政府之意蘊涵在其中。你說共產黨底名詞還能隨便採用嗎？在一種情勢（situation）之中，共黨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常常製造某些名詞或口號。在這些名詞或口號之中，常常潛含着他們所要贊成或反對的意念。你一個不小心，也採用他們底口號，那末你就像貪吃的耗子，踏着他們底機關了。「反對內戰」這一口號在當時共黨積極造亂的情勢之下，只有掩護其造亂的作用。當時許多名流學者也漫不經心，情緒激動地跟着嚷「反對內戰」，這不是替共黨作義務宣傳員嗎？「反飢餓」這一口號也有同樣的作用。如果我們不配合當時的情勢，單單研究「反飢餓」這一口號，何曾不正大堂皇。假若你以此責備共產黨員，他一定理直氣壯反問你：反飢餓難道不應該嗎？你難道贊成飢餓嗎？可是，「反飢餓」這一口號，在當時那種情勢之下喊出，所反的似乎不是飢餓，而是共黨心目中的政敵。中國共黨之類似的花樣，真是太多了。整個共黨宣傳皆是如此。

我們現在要說到我們在前面所提及的共黨底那一堆術語：「偏差」、「整肅」、「反映上去」、「鬧情緒」、「包袱」、「坦白」，等等。在這些名詞之中，有的是爲了糾正別人底「思想路線錯誤」而造的。例如，「偏差」是也。說別人「偏差」，當然假定我不「偏差」。「包袱」也是對思想而言的。它底意思是要你丟棄過去的「錯誤思想」之累積，來跟着我底思想路線走。這又是只有我對，你底是錯的。有的名詞是爲了給予人尊重「組織」的觀念，並藉此提高「組織」底權威。例如「反映上去」、「整肅」等等。有的名詞，是爲了打破個人尊嚴，讓他自己揭露自己底秘密，好讓「組織上」知道你底一切。人總怕別人批評他「不坦白」；要「坦白」就須說出自己底一切，省得密探費事了。有的名詞是爲了干涉個人自由而造的，「鬧情緒」便是。共黨一旦當衆宣佈你「鬧情緒」，就使得你尷尬。「鬧情緒」是要不得的，於是乎你只有放棄個人好惡，一舉一動跟着「組織」跑了。

總而言之，不管這些名詞底個別作用是什麽，它們共同的作用是鞏固並加強極權共黨之極權統治。一個規規矩矩的民主政黨，那裡會產生這些怪名詞？那裡會用這些剝奪個人自由的口語？這些口語用久了，潛藏在這些名詞之中的極權觀念，便慢慢藉着這些語言工具侵入你腦筋裡去了，久而久之，保險你滿腦筋的共產極權思想。這是語言底同化作用。一經同化，便無以自拔了。

所以，討論到這裡，問題就是：你願意步共黨之後塵走上極權之路嗎？如果願意，那末「予欲無言」，「悉聽尊便」可也。如果不願意，那末我奉勸你趕快不要用這些「八路名詞」，趕快隔絕這些「赤色術語」。如果你心裡本來不喜共產極權而誤用這些名詞，那末請你趕快從頭考慮一下，考究一下你底思想中因這些名詞所夾帶進來的赤色極權毒素究有多少。要檢查你自己底思想中的這些毒素究有多少，最具體而有效的辦法莫如考究你口裡說的，筆上寫的究竟有多少「八路名詞」和「赤色術語」。可是，請你千萬不要誤會我主張統制思想。如果我主張統制思想，我不過是共產黨底一名小徒弟而已。小徒弟怎配反對老師傅？我在這裡並非主張以強制方法檢查思想，或者以什麽「主義」代替馬列之主義。我手無寸鐵。我只是以語言促致你自己反省反省而已。

也許有人說：我們反共這樣積極，隨便用些共黨名詞，無非爲了方便之計，並不打緊的。你何必看得這樣嚴重呢？

我可以告訴他，槍桿子防共這樣努力，如果腦筋開放，聽任共黨思想藉八路名詞隨便出入，這算成功麽？這算徹底麽？防赤猶如防水，有一處讓水進來，便全功盡棄。你難道不知反共以反共產思想爲第一麽？自一九二四年以來，反共陣營裡中赤化梅毒太深了，難道還不應該乘此良機徹底根絕梅毒？

不獨如此，一個社團如係有機地新生成長，那未必定有一些新語言隨之而生。如果一個社團不能產生新語言，那末表示它已經失去創造能力。失去創造能力者，想不出東西，於是只得事事跟在人家後面跑。樣樣向人家學習。如果從這方面着想，借用共黨語言，實在不能說不是一件嚴重的事情。

總而言之，「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既需確立正當的目的，尤需選擇正當的手段。馬基威尼式的革命者說：「目的可以使手段成爲正確」。我說：「不正當的手段可以歪曲正當的目的」。在敵對體長期敵對的過程之中，甲方如欲制勝乙方，在有必要時，充其量只能學習乙方物質方面的工具，絕對不能學習或接受乙方底精神。我們在反共進程之中，不能學習共黨語言。語言是觀念底代表。學習共黨底語言就吸收了共黨極權思想。如果一方面反共而在另一方面吸收共黨極權思想，那末這種手段所得到的結果至少不是自相一致的。如果一方面反擊共黨武裝而在另一方面藉採用共黨語言而接受共黨之極權思想，那末這種辦法至少沒有增加反共底正當理由。

所以，共產黨底語言是否可以採用，這個問題很值得將反共放在第一的人士加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