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治工作幾個問題的報告

關於政治工作幾個問題的報告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
政治法律委員會 副主任彭真
1954年6月9日
（在第六次全國公安會議上）

收於 公安部編印：《公安會議文件選編，1949.10-1957.9》，1958年9月

我今天講講以下幾個問題：

（一）在現在情況下有很多問題不能再拿前一個階段，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時和三 反運動時的眼光的標準來看問題、處理問題了。情況變了，我們的觀點也要隨着情況的變 化而變化，不這樣，就會發生右的偏向。但不少幹部現在還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譬如， 在大張旗鼓鎮壓反革命期間，我們處理反革命的標準：首先要看有無血債，民憤大小，這 在當時很對，但在今天處理反革命還這樣看，殺一個反革命一定要有血債及民憤，那就會 成為右的偏向。為什麼呢？過去鎮壓的是五個方面的反革命分子，這些反革命分子多數都 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作惡殺人，或者是在剛解放的新區，秩序還未穩定，他們還明目張胆 地破壞、殺人，搞下很多血債，因是暴露的反革命活動，那當然就有民憤血債，所以，那時以民憤、血債作為處理反革命的標準是對的。但今天經過「土改」「鎮反」及各項社會 改革運動，秩序已鞏固，群眾的覺悟、組織性都已提高，反革命不敢那麼暴露地進行破壞 活動了，而是藏在地底下偷偷地隱蔽地活動，活動很狡猾，在案情還未公布時，群眾不知 道他有什麼罪，那裡還有那麼多的直接血債和民憤呢？現在公安、司法、檢察機關，如果 還按過去那個標準來處理反革命案件，在處理反革命案件時，還強調什麼「血債」「民 憤」，就會犯新的「寬大無邊」的錯誤。

因此同在處理反革命，必須以其對國家、對人民的危害或企圖作的危害程度為標 准。譬如現在有些分子有反革命活動，針對我們各項措施散布各種各樣的反革命言論，但 對這些反革命分子我們不一定能查出他與國民黨、美帝國主義的特務 有組織關係；如 果，因其與美蔣特務間諜機關沒有組織關係，就不逮捕，就不判罪（當然有無組織關係也 是很重要的一項），一定要有組織關係才處理，那就會產生右的偏向。又如，在解放初期 鎮反時，我們對幾百萬普通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是根據脅從不同，不予處理，那時這 樣處理是完全對的，因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有不少人是被迫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組織的， 如不分脅從，一律都追究，那就搞的太多了，這就會使我們脫離群眾。但現在，如有人還 參加國民黨、三青團，還是國民黨、三青團組織的一員，這就不能不問，就這一條，就應 判罪，甚至要殺頭，因為現在是人民的天下，已無脅從條件可言，不允許這樣做，這樣做 的人就必須要追究，就不能不判罪，就不能不勞改了。

又譬如對貪污分子，在三反、五反以前，貪污兩千萬就準備殺頭，後來是五千萬， 再後來一億也不殺頭了，因為，盜竊國家財產的分子是很多的（貪污者自己固然要負責， 但也是舊社會的遺毒），工商業中的守法戶很難找，如果徒刑太嚴，對我們也不利，所以 那時是一千萬元免罪，或判一年以下的徒刑或管制，那時這種處理是對的。但現在再按那 時標準處理，那就是縱容貪污，那就太寬了。最近有些地方處理貪污分子不是過嚴，而是 過寬，經過「三反」「五反」的教育有人還搞貪污，不但要從嚴，而且要從重，加重處 理。

又如過去對流氓、盜竊、詐騙分子，一般都是處理寬了，因為那時我們主要是搞反 革命，對他們還顧不得，但不等於對這些人我們不應該整，有些人認為這些人不是反革 命，馬馬虎虎就算了，所以這些壞傢伙很有些猖狂，有的公開對抗說：「你能怎麼樣，老 子也不是反革命」。流氓、小偷在新社會裡不是好人，就是在舊社會裡也不是好人，但那 是舊社會造下的罪惡，因此那些人不作什麼壞事就不去管他，那時這樣作是對的。但現在 是人民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國家，沒有任何理由還當小偷流氓進行破壞。這些人對社會秩 序危害是很大的，列寧說：「流氓、懶漢、偷騙是小資產階級的同胞弟兄，是人民的公 敵。」所以這些人是人民公敵，是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敵人。有些地方將這些人整了 一下，群眾很高興，很擁護。

從經濟建設中所發生的事故來講，現在發生的事故有三種：其中有責任事故、自然事故，也有政治性事故。目前在處理事故上有些同志有這樣一種觀點：首先要問問是否是 政治破壞，只要你沒有查出有特務組織關係，那就可以不犯罪，就可以沒有責任。這種看 法是錯誤的是不對的。同志們！目前反革命活動越來越隱蔽，很多政治事故他都以自然事故、責任事故可以馬馬虎虎，那麼許多反革命事故就會馬馬虎虎的漏過去，那就會上反革 命的當，給反革命進行破壞活動很多便利。在蘇聯是要認真追查責任事故的，這是他們多年的經驗，今後我們對責任事故也要認真追查。當然，也有些自然事故，確實是自然事故，無法負責；但有些自然事故，工作負責是可以避免的，能避免的未避免就有責任。如 果我們對自然事故、責任事故都能認真的追，這樣，反革命的破壞就跑不掉了，反革命破 壞的空隙就減少了，發生的案子就容易破獲了。我們要動員全體工作人員，工人、黨、團 員去保衛我們的建設，這一點必需要所有的幹部中明確起來。如果在這樣的問題上發生偏 差，我們就要發生新的「寬大無邊」，新的右傾，那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人民是不利的。

最近憲法就要公布了，我們在各方面要搞一系列的法令法規，過去主要是搞運動， 雖然也搞了些法令法規，但是很不完備，那時主要是搞方針政策，今天運動已過去了，進 入社會主義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就需要更加完備的法律手續，有些人認為有了法律處理 問題不方便了，但如我們太方便了，敵人也就會有些小便利，我們如果在這方面搞的好一 點嚴一點，敵人就沒有空子可鑽了，因此我們在這方面有些小的不方便是應該的。不然那 麼些問題就無法處理。當然法律也不是一個子能搞完備的，要慢慢搞，但在觀點上首先要 明確。

（二）公安、檢察、法院相互之間的關係：公安、檢察、法院都是國家機關的一部 分，都是國家的武器，是國家的左右手。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的監督機關，負責對犯罪分 子的起訴，對公安，法院有監督的權利。為什麼要監督？因為公安機關要偵察、逮捕、預 審，法院要處理、懲辦，這樣兩個大的權力機關，要有個監督，以便少犯錯誤。這一點大 家都知道不多講了。現在主要講一講這三個機關的相互關係。過去我講過: 檢察機關不 要認為只檢察別人，自己不受監督，不是這樣，我認為在實際上三個機關是互相監督、互 相配合、互相制約的。檢察機關突出的任務是監督法律執行，和國家工作人員、人民群眾 守法的情況，但在實際工作中檢察機關也是要受到監督的，譬如公安機關要捕人需要經過 檢察長的批准，這也就是對公安機關監督；又如公安機關要求捕人，有證據、應該捕，而 檢察長卻強調證據不足，不批准，公安機關可以向上級檢察長提出抗議，這樣公安機關要 求捕人，檢察機關認為證據不足，未批准逮捕，結果該人確是反革命分子，進行破壞活 動，這樣檢察長就要受到指責，這也就是檢察長在事實上受到了監督。有的檢察人員認為 捕不捕權利在我，但事情是沒有這樣簡單的，如公安機關提出捕，你也批准了，但經法院 審判無罪，那你檢察機關沒有責任？是有責任的。所以檢查機關是監督別人，同時也受別 人監督。還有，公安機關要求逮捕，檢察長也批准了並起了訴，這個人也確實是有罪，而 法院審的結果，判決是無罪，這樣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議，這也就是 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就可以向法院提出抗議，這也就是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監督了法院。 所以這三個機關是互相配合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着的。

另外法院受監督的地方更多。法院受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監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有陪審制度、辯護制度（現在我們還沒有，將來要建立），這都是受人民群眾的直接 監督。所以我們國家是人人都管人，人人都受管的，只有被管制分子沒有管制人的權利。 在我們的三個機關里也是這樣，人人都管人，人人都受管。為什麼要搞的這樣嚴呢？是不 是對某個人不相信呢？不是的，如果不相信 ，就不會讓你去負責公安、法院、檢察機關 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種制度，以便在處理案犯時少犯錯誤。

公安機關的職責是偵察、破案、預審，公安機關在呈請檢察長批准時，就開始了檢 察長對公安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經過審訊決定是否向法院起訴，起訴到法院後，法院根 據案情進行審判，或者是無罪，或者是判刑，這樣一個案子三個機關分工負責，經過幾道 手續，發揮了集體領導和集體智慧的作用，就可以使我們少犯錯誤，不冤枉一個好人，又 不使一個壞分子漏網，真正作到這一點，非有一個堅強的國家機構不可。

現在我們沒有經驗，三個機關扯皮的事情可能還很多，也可能彼此關係搞的不好， 但這不要緊，慢慢就會摸出門徑來的。毛主席教導我們說：「矛盾的法則是根本的法 則」，大家反覆研究、爭論，甚至吵架，結果案子搞對了，這就是黨和國家的目的。我們 不要把案子看得太簡單，任何一個案子，都是矛盾的焦點，因此把這個矛盾解決的恰當不 是那麼容易的，因此大家開始有爭論、分歧，並不奇怪，大家應當多方面的看問題，你批 評我，我批評你。真理越辯論越清楚問題越爭論越明確，只有大家爭論後搞一致，才是可 靠的一致。我們應當向蘇聯學習，蘇聯老布爾塞維克，爭論時拍桌瞪眼，完了就沒事，仍是好同志。但我們中國同志一爭論完了，就好幾天不說話，這就證明我們的按辯證法辦事 還不習慣，馬列主義水平不高。這次公安會議聽瑞卿同志講：批評與自我批評搞得很好， 開始批評時也是很緊張，但後來也就好了。為什麼要緊張呢？就是過去批評少，不習慣。 本來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生活的習慣，毛主席說:「堅持真理，隨時糾正錯誤」，列寧說：「在錯誤中學習」。估計將來可能鬧點關係，但這不要緊，鬧關係解決關係就是了， 現在這三個機關的關係是搞的複雜一點，但這三個機關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互相監督、互相支援，把工作搞好，關係搞不好解決關係，解決了就會前進一步，慢慢就會把這三個機關搞成一個機關，本來這三個機關就是一個機關，都是國家機關。

（三）關於加強黨委領導問題，就國家機關來說，檢察長是垂直領導，法院是獨立 進行審判，法院只服從法律。但這不是說可以不受黨委的領導，正國為檢察機關垂直領 導，法院獨立審判，更加需要黨的領導，加強向黨委的請示報告制度，蘇聯也歷來強調各 級黨委領導。在黨的方面公安機關歷來強調黨的領導，所以錯誤就發生的少。檢察、法院 要和公安機關一樣，一切黨員、黨的組織都要嚴格地置於各級黨委的領導之下。因為我們 掌握生殺予奪之武器，如不放在黨的領導之下，一定要出亂子、犯大錯誤。所以各級司 法、檢察部門必須服從當地的黨委領導。

檢察機關的垂直領導和法院獨立審判是不是無條件無限制的呢？不是的，是有很多 限制條件，是在很多方面受到監督的。比如檢察工作，就兩頭管着：一邊是法院；一邊是公安機關，這還不是相互監督。特別是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是絕對的獨立，服從法律是 沒有問題，但要有很多方面受到限制監督。比如說，一個法官，根據檢察機構起訴，判的不對，檢察機關可以提出抗議，這就是受檢察長的監督；另外還有陪審員，蘇聯十月革命後很強調很重視陪審制度，審一個案子，一個法院的審判員有二個陪審員，陪審員和審判 員有同等的權利。由於有陪審制度，因而群眾的監督是很直接的。如蘇聯一個三萬人到五 萬人的鄉村就有一個人民法院，有一個審判員，另外還有五、六十個人民陪審員，都是群 眾選舉出來的，每審一個案子有二個陪審員，這種監督是很厲害的，審判員受陪審員監 督，陪審員又受群眾監督（判錯了群眾不答應）。群眾通過審判員直接監督了法院審判 員。所以法院獨立審判不是絕對的，是受各方面監督的。此外還有一個辯護制度，也是對 審判員的一種監督，再加上還有原告被告的上訴，檢察機關的監督，上級法院的審理等 等，所有這些就使法院的獨立審判成為有這些條件管着的一種獨立審判。現在我們有不少 法院的審判員，是坐在屋子裡「老爺坐大堂」似地問案，脫離群眾，有官僚主義。根據蘇 聯經驗，只有密切聯繫群眾，依靠群眾才不致判錯案件。現在法院在司法改革以後，錯判 案件大約還有百分之五左右，如果憲法公布後，還有百分之幾的錯判案，那是要坐監房 的。怎樣解決呢？就是公安、檢察、司法機關要把制度建立起來，另外還要依靠群眾，不 僅要在思想上依靠，而且要有組織上的保證，這就是組織人民陪審，這點過去做的不夠， 今後我們也應象蘇聯那樣按人口多少，案件多少，以及交通條件，三萬人到五萬人設一個基層人民法院，建立廣泛的陪審員，保證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繫。省、市法院，亦應有陪 審，凡是審判案件都應該有陪審。

檢察機關似乎與群眾無關，其實亦不然。蘇聯的檢察機關有好多在各方面不脫離 生產的檢察通訊員，這樣檢察機關也廣泛地聯繫了人民群眾。至於我們公安機關，歷來是 密切依靠群眾，依靠黨委領導的。過去，保衛工作歷史上曾犯過神秘化、孤立主義的錯 誤，但在中央、毛主席領導下糾正了，其後是一直依靠群眾。公安機關在鎮壓反革命工作 上捕殺了大批的反革命，如不依靠黨委領導，依靠群眾，那不知要出多少亂子，不依靠全黨、全體人民提高警惕，光依靠我們公安幹部鎮壓這麼多的反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安泰 離了地就沒有力量，沒有人民群眾的支持，公安機關是軟弱無力的。那種認為過去大張旗 鼓搞運動需要依靠群眾，現在搞隱蔽鬥爭，反革命更加隱蔽狡猾，群眾沒有用了，這看法是不對的。如果不把全體工人，全體人民發動起來，注意反革命的活動，只靠一點公安干 部是不行的。把廣大群眾都發動起來，好幾萬雙恨隻眼睛，幾萬萬雙手，這樣公安機關神 通就廣大了，反革命活動的空隙就很少了。所以依靠群眾，過去需要，今後同過去一樣需要，要教育群眾，領導群眾。但有一條群眾不能作，就是除了現行犯外不能隨便捕人， 只要群眾有情況告訴我們，不捕人，這對我們沒有什麼壞處，不過是我們眼睛耳朵多了一 點，至於是否捕或需要進行長期偵察，那就要公安機關搞，很複雜的案子群眾搞不了，但 是群眾可以發現情況、線索。有人說群眾容易驚動敵人，如果怕群眾驚動，可以向群眾 說：這個人沒有什麼問題，群眾就不管了，群眾是會聽我們的，不會疑神疑鬼的。特別在工廠里，保衛機器、保衛生產不被破壞，不出事故，不着大火，不發動全體職工，怎樣能 看的過來呢？所以我們雖然不象一個廠長直接指揮群眾生產、一個合作社領導生產，但我 們的工作和過去一樣是要密切依靠群眾的，離開依靠群眾這一條，工作就會出毛病，一定做不好的。

（四） 政法幹部的教育學習問題。我們政法幹部過去很忙，學習不夠，特別是理 論學習很差。現在公安、檢察、司法機關老幹部比較多，（這也是應該的，因為我們搞階 級鬥爭。）老幹部是我們的骨幹，是沒有問題，但有一個問題，就是有相當一大部份幹部 文化低（小學程度），因此多數老幹部理論較低。青年知識分子幹部文化高一些，但階級 鬥爭、政治鬥爭鍛煉比老幹部少，可是青年幹部有文化，年紀輕，看書比老幹部多，記的 東西也多，所以進步快。這種情況能否再繼續維持下去呢？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青年干 部進步快是可喜的，是好現象；但老幹部也應該進步快，不然你這個老傢伙（當然我們都 是老傢伙，我也五十開外的人了）不好好學習文化理論，憑老資格吃飯是不行的。過幾年 人家講的，你解決不了，新幹部領導不了，老幹部領導新的也領導不了，把老幹部拿 下 來，老幹部有意見，說：「老子革命怎樣怎樣。」我們忙固然是原因，但是忙再加上懶， 就更加糟糕，這樣很快就會感到領導困難，工作困難，所以老幹部不管怎麼忙，也要學習 文化和理論。恐怕有一部分同志（絕大部分同志）或者業餘學習或者專門學他幾年文化理 論，也化得來，沒有文化掌握理論和技術都是困難的。假使我們沒有文化學文化、有了文 化拼命學它幾年理論，那麼就能很快提高。青年幹部主要是在政治上去鍛煉他，鍛煉他的 階級立場和觀點。現在主要不是新老幹部關係，主要是因為我們今後要搞經濟建設，要搞 比較健全完備的法制，工作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如果我們文化理論提不高，就是大家 都擁護你，你也領導不了，工作作不好。我們過去搞土改、鎮反、動員參軍、抬擔架，都 是有些本事的，但是今天這些本事已經不夠了，現在大張旗鼓鎮反，鎮誰呢？不大張旗鼓 反革命都不好找了，大張旗鼓反革命就更找不到了。因此一切都需要我們從頭學起。過去 的成績是可貴的，我們今天搞建設，沒有一定科學、文化、理論知識是不行的，不學工作 就作不好。至於說青年同志進步快，老幹部進步慢，那是小事情，只要有青年幹部代替老 幹部也好。所以沒有文化、理論的同志，一定從現在就開始下決心學，再晚了過幾年就更不行了。

所有政法幹部都要學習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公布以後，每個人都要遵守。 同時也要搞很多的法令、條例。我們只懂方針、政策已經不夠了，今後不僅要按方針、政 策辦事，而且要按法律辦事，我們如果不懂，那我們工作就一定作不好。此外講一講舊的 政治學校和舊的政法教授。毛主席說，有兩種知識，一種是生產鬥爭知識；一種是階級斗 爭知識。過去國民黨所培養的生產鬥爭知識的人經過改造還可以用，但過去國民黨培養階 級鬥爭的政法學校的教職員，這是培養反革命的，這些學校不是改造使用的問題，是要徹 底粉碎的，不能用。過去國民黨學校有二種：一種是理、工、藝、農大體上接過來加以改 造，就可培養幹部，教授思想雖有問題，但可以改造；但另一種是國民黨政法學校，它是 替國民黨培養壓迫人民的工具的，和我們針鋒相對，因此一定要粉碎，不能存有幻想，不 能迷信，有些教授也只有經過真正徹底改造以後，才能成為我們新的政法學校的教授。舊 的政法學校不經徹底改造是不能為我們培養幹部的。有的舊政法學校人員埋怨我們接收政法文化遺產不積極，我說：「這不叫文化遺產，這叫遺毒。」遺毒我們是不能接收的，舊政法學校的課程和講義，是要徹底加以批判的，因為它不同於物理數學。

（五）最後講一講安心與不安心工作問題。現在政法部門幹部比較普遍地存在不安心，政法以外部門認為「政法工作可有可無」，現在有些公安幹部也認為鎮反已過，公安 工作減少了，沒有什麼可作了。當然今天生產、供應是我們工作的中心，這是要肯定的， 無產階級國家裡經濟建設是主要的。但是政法公安工作是否「可有可無」呢？不是的。什 麼叫政法工作呢？政法工作就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就是政治。現在三大敵人雖已打倒， 但還有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包圍，這難道不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嗎？所以政法部門的 任務至少和過去一樣繁重，並沒有減輕，而且更其尖銳、複雜。說政法工作可有可無是不 對的。馬林可夫在蘇共十九次代表大會報告中說：只有馬克思主義敵人，曲解馬克思主義 的人，才說國家可有可無，可以削弱。列寧也再三講奪取政權後的無產階級的重要性。我 們今天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正當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消滅資產階級， 把個體農民改造為集體化走合作化道路，把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的這樣一個深刻的革命的 時候，認為政法工作「可有可無」的人，不是政治覺悟很高，而是覺悟不高的表現。當然 有一種人也多多少少包含個人主義成分，但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絕大部分同志思想認 識的錯誤。要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是很繁重的，蘇聯革命成功三十幾年的今天，還強調加強政法工作，而我們今天則說要削弱是絕對不對的。正相反不是削弱，而是要大大加強。

此外目前政法幹部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公安部門有一部分幹部很有點驕氣，至於 對黨的領導一般講是沒有問題的，向黨委請示報告也做得很好，是否也有個別的對黨委馬 馬虎虎的呢？當然也有，但總的不是這個問題，主要是有霸氣，要認為這種驕傲情緒很容 易使我們跌跟頭，要切實加以克服糾正。其次法院、檢察部門也有一部分幹部有些驕氣， 但主要是目前有一部分幹部有埋怨黨的情緒，認為黨不重視，編制沒有解決，雖不是多數 幹部有這種反映，但也不是一兩個幹部；不向黨反映、請求、報告，說明工作情況，不從 整個黨的全局來看你的工作，而一味地埋怨是不對的，這種情緒比驕傲情緒危險性還大， 因為這樣就會「離心離德」。這兩種情緒都不對，驕傲埋怨都是帶有個人主義的傾向，都 是對黨對國家不利的，至於那種工作擺在什麼地位，那主要根據當時的具體形勢而定。

大區就要取消了，大區的工作過去作了不少成績，完成了歷史任務，大區取消後， 大區人員一部分要加強中央，大部分加強省市，請各地幫助中央搞好大區取消工作，今後 中央就有些緊張，搞得不好很容易暴露官僚主義。此外瑞卿同志也講過目前政法部門最弱 的是檢察機關，我們要幫助把這個弱的部門充實加強起來，檢察幹部就具備忠誠、會問案 子的條件即可，否則政法工作缺一條腿也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