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編定《熱風》時,還有紳士們所謂「存心忠厚」之意,很刪削了好幾篇。但有一篇,卻原想編進去的,因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從缺。現在居然尋出來了;待《熱風》再版時,添上這篇,登一個廣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讀者們再買一本,於我倒不無裨益。但是,算了罷,這實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將來收入雜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補遺罷。

這是關於章士釗先生的——

「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章行嚴先生在上海批評他之所謂「新文化」說,「二桃殺三士」怎樣好,「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便怎樣壞,而歸結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殺三士」並非僻典,舊文化書中常見的。但既然是「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我們便看看《晏子春秋》罷。

《晏子春秋》現有上海石印本,容易入手的了,這古典就在該石印本的卷二之內。大意是「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於是晏老先生以為無禮,和景公說,要除去他們了。那方法是請景公使人送他們兩個桃子,說道,「你三位就照著功勞吃桃罷。」呵,這可就鬧起來了:

「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而再搏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

鈔書太討厭。總而言之,後來那二士自愧功不如古冶子,自殺了;古冶子不願獨生,也自殺了:於是乎就成了「二桃殺三士」。

我們雖然不知道這三士於舊文化有無心得,但既然書上說是「以勇力聞」,便不能說他們是「讀書人」。倘使《梁父吟》說是「二桃殺三勇士」,自然更可瞭然,可惜那是五言詩,不能增字,所以不得不作「二桃殺三士」,於是也就害了章行嚴先生解作「兩個桃子殺了三個讀書人」。

舊文化也實在太難解,古典也誠然太難記,而那兩個舊桃子也未免太作怪:不但那時使三個讀書人因此送命,到現在還使一個讀書人因此出醜,「是亦不可以已乎」!

去年,因為「每下愈況」問題,我曾經很受了些自以為公平的青年的教訓,說是因為他革去了我的「簽事」,我便那麼奚落他。現在我在此只得特別聲明:這還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所作,登在《晨報副刊》上的。那時的《晨報副刊》,編輯尚不是陪過泰戈爾先生的「詩哲」,也還未負有逼死別人,掐死自己的使命,所以間或也登一點我似的俗人的文章;而我那時和這位後來稱為「孤桐先生」的,也毫無「睚眥之怨」。

那「動機」,大概不過是想給白話的流行幫點忙。

在這樣「禍從口出」之秋,給自己也辯護得周到一點罷。

或者將曰,且夫這次來補遺,卻有「打落水狗」之嫌,「動機」就很「不純潔」了。然而我以為也並不。自然,和不多時以前,士釗秘長運籌帷幄,假公濟私,謀殺學生,通緝異己之際,「正人君子」時而相幫譏笑著被緝諸人的逃亡,時而「孤桐先生」「孤桐先生」叫得熱剌剌地的時候一比較,目下誠不免有落寞之感。但據我看來,他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在「桃子」上給一下小打擊,豈遂可與「打落水狗」同日而語哉?!

但不知怎的,這位「孤桐先生」竟在《甲寅》上辯起來了,以為這不過是小事。這是真的,不過是小事。

弄錯一點,又何傷乎?即使不知道晏子,不知道齊國,於中國也無損。農民誰懂得《梁父吟》呢,農業也仍然可以救國的。但我以為攻擊白話的豪舉,可也大可以不必了;將白話來代文言,即使有點不妥,反正也不過是小事情。

我雖然未曾在「孤桐先生」門下鑽,沒有看見滿桌滿床滿地的什麼德文書的榮幸,但偶然見到他所發表的「文言」,知道他於法律的不可恃,道德習慣的並非一成不變,文字語言的必有變遷,其實倒是懂得的。懂得而照直說出來的,便成為改革者;懂得而不說,反要利用以欺瞞別人的,便成為「孤桐先生」及其「之流」。他的保護文言,內骨子也不過是這樣。

如果我的檢驗是確的,那麼,「孤桐先生」大概也就染了《閒話》所謂「有些志士」的通病,為「老婆子女」所累了,此後似乎應該另買幾本德文書,來講究「節育」。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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