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建國與專制
上一期我討論蔣廷黻先生的《革命與專制》，曾提出一個主張，說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我們現在要討論一個比較更迫切的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不是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呢？
這個問題，並不算是新問題，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和《民報》討論的「開明專制」問題的舊事重提而已。在那時候，梁任公先生曾下定義如下：
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人一部分之自由，謂之制。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者也。由專斷而以不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野蠻專制。由專斷而以良的形式發表其權力，謂之開明專制。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飲冰室文集》，乙丑重編本，卷二十九，頁三五——四一）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所懸想的新式專制，大概不過是當年梁任公先生所懸想的那種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標準的開明專制而已。當時梁先生又引日本法學者筧克彥的話，說「開明專制，以發達人民為目的者也」，這和現在一部分人所號召的「訓政」更相近了。所以當時民報社中，有署名「思黃」的，也主張革命之後須先行開明專制。當時孫中山先生還不曾提出「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主張，那時他的三期論的第二期還叫做「約法」時期，是立憲期的準備。「思黃」所說，似是指那「約法」時期的開明專制。汪精衛先生在當時雖聲明「與思黃所見稍異」，但他也承認「政權生大變動之後，權力散漫，於是有以立憲為目的，而以開明專制為達此目的之手段者」。這正是後來的「訓政」論。
平心而論，二十多年前，民黨與非民黨都承認開明專制是立憲政治的過渡辦法。梁任公說：
若普通國家則必經過開明專制時代，而此時代不必太長，且不能太長；經過之後，即進於立憲：此國家進步之順序也。若經過之後而復退於野蠻專制，則必生革命。革命之後，再經一度開明專制，乃進於立憲。故開明專制者，實立憲之過渡也，立憲之預備也。（同上書，頁五四）
民報里的「思黃」說：
吾儕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最初之手段則革命也。（同上書，頁八一引）
《民報》與《新民叢報》走上一條路線去了。他們所爭的，其實不在開明專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當日的中國能行開明專制，逐漸過渡到立憲，可以避免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而革命黨人根本上就不承認當日的中國政府有行開明專制的資格，所以他們要先革命。汪精衛說：
論者須知行開明專制者必有二條件：第一則其人必須有非常英傑之才，第二則其人必須為眾所推戴。如法之拿破崙第一，普之腓力特列第二，是其例也（汪氏全文引見同上書，卷三十，頁三五——五八。此語在頁四七）。
當日的政府確然沒有這些條件，所以辛亥革命起來之後，梁任公作文論「新中國建設問題」，也不能不承認：
吾蓋誤矣！……民之所厭，雖與之天下，豈能一朝居！（同上書，卷三四，頁十五）
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論之爭，是值得我們今日的回憶的。二十多年以來，種族革命是過去了，政治革命也鬧了二十二年，國民黨的訓政也訓了五六年了。當年反對革命而主張開明專制的人，早已放棄他的主張了。現在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的人，多數是在早一個時期曾經贊成革命，或者竟是實行革命的人。這個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驟變，也是時代變遷的一種結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憲是最令人歆羨的政治制度。十幾年來，人心大變了：議會政治成了資本主義的副產，專政與獨裁忽然大時髦了。有些學者，雖然不全是羨慕蘇俄與意大利的專制政治的成績，至少也是感覺到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國將來試行民主憲政的無望，所以也不免對於那不曾試過的開明專制抱着無窮的期望。還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蘇俄的一階級專政，或者意大利的一黨專政。他們心目中的開明專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叢報》時代那樣的簡單了。現在人所謂專制，至少有三個方式：一是領袖的獨裁，二是一黨的專政，三是一階級的專政（最近美國總統的獨裁，是由國會暫時授予總統特權，其期限有定，其權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國今日主張專制者所不屑採取的）。其間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國民黨的民主集權的口號是第二式；如藍衣社的擁戴社長制則是領袖獨裁而不廢一黨專政；如共產黨則是要一階級專政，而專政者仍是那個階級中的一個有組織的黨。
我個人是反對這種種專制的。我所以反對的理由，約有這幾項：
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專制的人，或能專制的黨，或能專制的階級。二十多年前，《民報》駁《新民叢報》說：
開明專制者，待其人而後行。
雖然過了二十多年，這句老話還有時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國民需要較高的知識程度，他們不知道專制訓政更需要特別高明的天才與知識。孔子在二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訴他的國君說：「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今日夢想開明專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為君之難，不知道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拿破崙與腓力特列固然是非常傑出的人才，列寧與斯塔林也是富有學問經驗的天才。俄國共產黨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餘年中整個歐洲文明教育訓練出來的。就是意大利的專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我們不要忘了那個小小的半島上有幾十個世間最古的大學，其中有幾個大學是有近千年的光榮歷史的。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今日的領袖，無論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說是我們的「眼中人物」；而我們無論如何寬恕，總看不出何處有一個夠資格的「諸葛亮」，也看不出何處有十萬五萬受過現代教育與訓練的人才可做我們專政的「諸葛亮」，所以我們可以說：今日夢想一種新式專制為建國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時後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願天早生聖人以安中國！
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專制的局面。我們試看蘇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專政歷史，人才之外，還須有一個富於麻醉性的熱烈問題，可以煽動全國人心，可以抓住全國少年人的熱血與忠心，才可以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權基礎。中國這幾十年中，排滿的口號過去了，護法的問題過去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過去了，甚至於「抗日救國」的口號也還只夠引起一年多的熱心。那一個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國問題還不能團結一個當國的政黨，還不能團結一個分裂的國家，這是最可痛心的教訓。這兩年的絕大的國難與國恥還不夠號召全國的團結，難道我們還能妄想抬出一個蔣介石，或者別個蔣介石來做一個新的全國大結合的中心嗎？近年也有人時時提到一個「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這個老於世故的民族裡，什麼口號都看得破，什麼魔力都魔不動，雖有莫索里尼，雖有希忒拉，雖有列寧、杜洛司基，又有什麼幻術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個很狂妄的僻見：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向來崇拜議會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說那是人類政治天才的最高發明；向來攻擊議會政治的人，又說他是私有資本制度的附屬品：這都是不合歷史事實的評判。我們看慣了英美國會與地方議會裡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認那種制度是很幼稚的，那種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於說議會政治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話。照資本主義的自然趨勢，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應該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團」政治，不應該讓第一流的聰明才智都走到科學工業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統治國家。（柏來士Bryce的「美洲民主國」曾歷數美國大總統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國的政治領袖也不能比同時別種職業里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蘭斯頓如何可比他同時的流輩如赫胥黎等人？）有許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中國的阿斗固然應該受訓練，中國的諸葛亮也應該多受一點訓練。而我們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憲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學校，最適宜於收容我們這種幼稚阿斗。我們小心翼翼的經過三五十年的民主憲政的訓練之後，將來也許可以有發憤實行一種開明專制的機會。這種僻見，好像是戲言，其實是慎重考慮的結果，我認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者們的思考的。
二十二，十二，十八夜
（原載1933年12月24日《獨立評論》第8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