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湖州後的感想

到湖州後的感想
作者:戴季陶
1920年7月1日
《建設》第二卷第六號,1920年7月1日出版。署名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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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次忽然搬到湖州,許多人都以為必定是有甚麼大不高興的事,所以跑到鄉下去做隱君子。其實,這些都是隨便揣測的。我想到湖州住些日子是很早就有這個意思的。不過這次搬到湖州來的意思和從前有些不同罷了。

湖州本來是我的原籍,我的那一位三姐,他是生長在湖州的。我第一次到湖州,是做新姑爺的時候。那一次雖然不到兩星期,卻是許多歡迎新姑爺的親戚們已經把湖州附近幾處有名的山水介紹給我了。後來不到多少日子,因為《天鐸報》的筆禍事件——那時候的南京總督是張人駿,上海道台姓劉,因為我攻擊他們太多了,所以他們大不高興,一定要趕我出上海——我避地長崎。過了兩個星期,再回到上海來。我的三姐也不在上海,新聞記者的生活也做不成功,只好到湖州來住在丈母家裡。那時候正是梅雨時節,加上精神的苦悶,實在難受得很。記起從前游過的雲巢山很好,便搬了兩書箱書到那裡去住。我最歡喜的,從離江岸數十百步的地方起,直到山麓帶的竹林松徑,清幽深邃得了不得。山上的泉水,更非常清冽。我住的三間小廳,雖是很湫隘,卻是一個人靜靜的蜷伏在裡面讀書,也就不嫌其小。早晚的時候,走到山門外石塊松根上面坐坐,聽聽松風泉響,蟲韻鳥歌,覺得一個人的精神十分舒暢。每天午後兩三點鐘,山上的道士們都一齊奏樂誦經。他們歌誦的韻律,比蘇州的崑曲還要幽長。只是沉寂的氣分太多,一聽就要令人沉沉地睡去。我也很愛他,把他當為很巧妙的催眠劑。這時候有一位老道士,姓陳名醒三,有七十多歲的人了。這個人很忠厚老誠,中國的書還讀過一些,字也寫得乾乾淨淨的。他本是地方上的一個鄉紳,因為歲數大了,討厭家裡麻煩,所以到山上做道士,其實就是養老。常常來和我談天,陪我游山的就是這位老先生。原來雲巢山的道士,多數都是這一流的人。當此造這個所在的原因,恐怕也是如此。與其說他是道士觀,還不如說他是湖州紳士階級的養老院。所以,就這個地方也很可以看出以土地占有為特權基礎的社會反映來。

我很歡喜吃荷葉粉蒸肉。當時我住在雲巢山上,覺得樣樣都滿足,只是他們葷腥不許進山門,荷葉粉蒸肉是沒得吃的。所以,隔十多天又要趕着山裡的便船進城一次,到三姐家裡去吃荷葉粉蒸肉。有一天我想吃得緊,可是剛巧那一天沒有班船,沒有法子,只得一個人跑路。除了認得向城裡去的方向而外,路是不認識的。走到道場山旁邊的一個山頭上,竟沒有路了。明明看見下面是很好的桑田,很大的道路,卻只是沒有路下來。山雖不高,卻是很峭的。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坐在石崖上趁着勢望下滑。不到半分中〔鍾〕,竟滑溜溜地滑了下山,不過衣服褲子都染上紅色的山土。從道場山腳走出來,還不到道場橋,正碰着一陣大雨,躲是沒處躲的,周身的衣服全行濕透。好在不到五分鐘,「陣頭雨」一過,依舊是晴天大日頭。無情雨淋濕了的衣服,又着那有情的太陽給我曬乾了。

不久,就有一位沒有見過面的雷鐵厓先生打電報來邀我到檳榔嶼去。接着,就是武漢的革命軍起,民國成立,政府北移,國會解散,四省獨立,民黨失敗,袁氏稱帝,中華革命黨起,護國軍興,袁氏死,南北和,段氏執權,國會再解散,張勳復辟,護法軍政府成立,軍府改組,內外局面好象水銀燈一樣翻來覆去,一年數變。卻是變來變去,在政治這一個舞台上的背景、腳色、排場、科白、表情,都是差不多。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攪在這水銀燈里滾了八九年,滾得周身的皮肉、骨節都緊張到二十四分。我在這緊張的當中,常常想到從前住在湖州的時候那樣很自然很舒散的生活,不禁自己也羨慕起來。我常常想,倘若能夠得到一個機會,一定要到湖州去靜住若干日子。在道理上,緊張了十多年的皮肉、骨節、神經、細胞、纖維,也應該要讓他鬆懈一鬆懈,使他得着一個自然的休養的機會。這是我前幾年常常想到湖州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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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這一年來,我離開了政治運動的生活,重新走到言論界上去。一天到晚,看書作文章忙個不了。上海這個地方本是我最恨的地方。從前十多年來,總沒有整一年住在上海不出去走動的事情。這一年多來,因為欠債的緣故,竟把身體押了在上海,一步也不能走動。而且這一年多來看的書、作的文字、研究的事情,都是和機器、發動機、電汽力這些緊張的東西有密切的關係。自自然然地,精神的緊張適合着電車、火車、輪船、飛行機那些緊張物的韻律,成加速度的律動,更加利害起來。精神越是緊張,疲勞的程度越是加大,漸漸地疲勞到極點,連律動的能力也就薄弱下去了。在這時候,很感覺長期的努力之後,應該有長期的休息,似乎也不能便說這是偷賴。至於說到休息,在上海這個素來不願意久住的地方,四面都是高牆、人物的活動都緊張得利害、一點自然的生趣都沒有的地方,一定是很不相宜的。要遷地呢,土佐和弘前兩個地方的鄉下,或者是京都的嵐山,這幾個地方都是我所歡喜的。可是眼前這個時候跑到日本去,又有些不願意。中國的風景,我最歡喜的就是平羌峽兩岸明媚秀麗的山水。但是現在和乎的四川已經變成一個強盜的四川。平羌峽兩岸的風景,一定都被那些可憐而又可恨的「棒二哥」占領了去。「夜發青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這兩句詩,恐怕要拿來詠強盜隊伍從山寨向都市出發呢!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日本和四川這兩個可以游息的地方都不能夠去。於是苕霅的山水又來勾引我的心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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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一層意思,只是消極的想偷間〔閒〕而已。卻也不只此,還有一個積極的意思,就是我想把我所想要研究的科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及其餘預備知識上面必要的科學生物學、物理學、數學,從根底上切實用一點基礎的工夫。從前想讀還未讀了的書以及不想讀而非讀不可的書,到鄉下清淨的地方細細的用功讀了他。等把這些書讀過了,再定以後研究的方針,或是到外國去,或是怎樣,再作打算。因為這一年來很感覺到自己學識的淺薄,無論那一個問題,綜合及分析都弄不清楚,一研究到關係複雜的地方,便鑽不進去了。上一次我做了一篇《勞動問題的發生及其歸趣》,一碰到工業和農業的交涉這個問題,就只有縮了兩隻手,再也不敢往下作。連「發生」的這一半尚且弄不清楚,「歸趣」如何,更不敢貿貿然下武斷了。又一次,一個學校里要我講演《社會主義前派別》。這種學術史思想史上的事跡,當然不敢胡亂湊和着瞎說一些,亂人耳目。所以也只好聲明不能講,另外換了一個自己有一點把握的題目敷衍了兩點鐘。現在我們研究學問,對於科學的原則,一定是應該要忠實要謹嚴,不可躲閃,不可規避,尤其不可強不知以為,不可知把空想當作事實。中國今天剛剛是近代學術研究的初期,一般青年的人知識欲的發達是很強的。如果我們占在言論界教育界的人,自己不能拿出一個真實的責任心來,不但是自己良心上問不過,事實上也要發生許多不良的影響。所以自去年冬天起,我就立意想暫時離開以言論為主業的生活,專心致志的做兩年研究的工夫。把自己這些雜亂無章的思想加以切實的整理,把自己這些空疏淺薄的知識加以切實的灌輸。這一層積極的意思,也是使我決心到湖州來的動因。所以,固然不能到湖州的動機純是積極的,卻也決不完全是消極的。我自己相信,是很多保守的,卻是我知識欲要算是有相當的強度。救濟我這保守性的知識欲,一天一天只覺得加增,並沒覺得減少。所以常常想懶惰,卻是常常懶惰不下去。

可是一到湖州之後,在上海的緊張氣氛完全消失了。黑沉沉壓在我們頭上的社會力所構成的低氣壓,和從四周緊迫我們的自由競爭的社會所構成的氛圍氣,都散開了。即使覺得有一點,也就稀薄得很。假使要沒有由家庭制度所產生出的這一細而且長的子繩束住我的腰,我真許會快樂到登仙了。——也可以平心想一想,在今天這一個低氣壓壓住的社會裡,要連這不滿足的小而且矮的房子都不能容我住足,或許更生出許多奇離的痛苦也未可知!為甚麼呢?因為社會的構成和繼續,除了經濟的關係的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今天這個社會的低氣壓,實在是由這兩·個關係構成的,好象沒有水分決不會蒸發一樣。但是,在這個低氣壓下面的人,所以免〔勉〕強還可以忍耐住他那不滿足的滿足,使那個低氣壓也保持住他的存在,或許也就為此。所以關於這一點,我總是常常忍耐着,我只認為是現代人生存期中的一個必然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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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的社會,從近代文明史的意義上看來和上海要差一百年。上海這個地方已經快到工業革命的完成期了,湖州還不過將進工業革命初期的時代。上海好象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湖州還是十八世紀中葉的景象。許多工場當中,聽說用引擎的只有一兩家,大多數都不脫手工業慣習。而且這個地方人口也不算是很稠密。所以一般人的舉動都是很和平安詳的。就對於時間的觀念一點看,已經可以看得出他們決不象上海的人,要爭甚麼一點半點鐘,更不象歐洲美洲的人,要爭一分兩分鐘。在他們的意識里,一半天的工夫不算是怎麼一回事的。和朋友相約的時候,他們通常是以一天作約會標準。分到上半天下半天,已經要算尊重時間了。而且他們普通所意識的上半天下半天,也並不是用時辰表的正午十二時做標準。他們普通是各自用自己吃中飯的時間做標準的。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看見一班穿長衫的人很少急急忙忙地走路的,普通都是很從容不迫的樣子.就是街上看見下苦力的江北人,他們筋肉的緊張也比在上海的差得多。

這幾天,我們住的房子正在請工匠修理。木匠師傅、泥水師傅一共有十來個人。我們看見他們工作的條件和態度,已經覺得這是上海的工場工人所夢想不到的了。他們除了工錢少這一點而外,其他的工作條件都不能算是很壞的。就工作時間說,他們每天早上着手做工夫,總在八點鐘後,下午散工是五點鐘。計算起來,已經只有八點多鐘了。這還不算少,他們在工作時間當中要吃四次點心八次煙,這是定例。就算他每次十五分鐘,已經三點多鐘去了。所以他們實實在在作工的時間,是只有五點多鐘(湖州的工場當然不能如此)。在今天這個世界上,總要算是最少的工作時間。而且他們一面作工,一面儘管可以說說笑笑,又沒有常動不息的機器來催促他們。就神經的疲勞上說,真是要比上海的工場工人要舒服許多倍了。

在下雨的時候,我們走到街上去,看見抬轎子的人人手裡打着一把雨傘。這個現象也是寫出這個社會裡的人從容不迫的景象。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情,就是此刻正是農忙蠶忙的時候,家家的男女都是有必要的工作的。所以城裡這些紳士人家,家家都不容易雇男女傭工。

上面所說的,僅僅是我們到湖州來之後自然接觸的幾件事實,其他一切社會狀況我也還沒有做過調查工作,當然不能曉得的。

就上面所述的幾樁事情看,我們很可以看出幾個要點來。第一湖州人這一種從容不迫的精神狀態是從那裡來的呢?就人生的意義上說,我想這樣遊刃有餘的做一世人,總比急急忙忙的做一世人是要合乎自然的,是要有趣味的。究竟是不是湖州人的修養工夫高過上海人許多呢?湖州的文明程度,不用說是比上海低,湖州人的知識,一定是不如上海人。這是可以很平常的下這一個判斷。所以決不容易說湖州人的從容不迫是從修養上得來。即使要說他們是從修養得來,那麼我們也還可以問一句話,他們的修養又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一定是他們有修養的時間才行的。「並不是以精神決定社會生活,是以社會生活決定精神。」這一個綜括的概念,是經濟的歷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所教訓我們的。我們如果相信這一個觀察是正確的,我們就不能不注意到湖州的社會生活,尤其不能不注意到為社會生活基礎的生產關係。我們單就湖州工業的生產方面看,雖沒有做過切實的調查工夫,卻是有三點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

第一,湖州的生產規模還不脫「定貨生產」的慣習,就是應於確定的需要而為供給的生產法。現代資本家生產制特點之一的「盲目的生產」,還沒有完全支配着湖州人。

第二,湖州地方勞動的需要和供給還是比較平均的,沒有許多資本家來製造勞動預備軍。所以,農人的都會集中和勞動市場的自由競爭,這兩層都沒有十分劇烈。支配工人生活、護持工人幸福的,還是靠着舊日同行的組織和習慣。所以,他們的工作條件一般的都比資本家生產制已經成立了的上海是好得多。

第三,我們看湖州的紳士階級和上海的紳士階級,也是完全不同的。湖州的紳士階級只是由土地的占有這一個單純的事實形成的。所以維持紳士階級的要素,主要的只有一個地租。近代資本家生產制下的剩餘價值,在湖州是沒有的。就工場組織看,湖州的工場還是十七八世紀歐洲的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的剩餘價值和資本家生產制所產生的剩餘價值,是完全不同。他的榨取力和對於社會一般的壓迫力,不是很大的。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在很短時間裡面於有意無意中得來的觀察。生產制是這樣,所以自由競爭當然不會完全實現,在商業上也沒有趨重投機。這樣一個社會,自然使我們這些剛從緊張到二十四分的都市跑出來的人,覺得十分從容,十分安詳。我們書樓下面,臨着一池碧油油的水,對面對着一灣古城。四面桑田裡,桑都呈活潑而濃厚的生趣。城外道場、峴山、雲巢連山的翠色,映到我們眼帘里,真是一幅天然的江南風景圖。隔壁一家製絲的人家,大小男女六台個人,每天在這池裡製絲。他們那種和平而快樂的顏色,和那很熟練的手工,都足以表示他們生活的安定。下午五點鐘的時候,他們都收工了。在池邊放兩把小小的竹椅,女的抱着小孩,男的吃着旱煙,很歡喜的談今道古。他們談的歷史,無非是《封神》、《西遊》一類有影無蹤的東西。他們的焦心,也許只是天不下雨雞不生蛋一類的自然事實。他們所希望的,總是福壽康寧、家給人足。他們的機巧心,一定是很少的。他們得慰安的機會,一定是很多的。就是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這樣明媚的風光、淨潔的空氣,已經足以給他們多少的興奮和轉換。比起上海高大洋樓裡面一天做十二點、十三四點、甚至十五六點鐘工的苦命人來,真是一個是在天堂,一個是在地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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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們這個幸福的生活,漸漸是要被穿起鐵甲、踏着風火輪、駕着電光、打着文明旗號的這一個近代機器生產制奪去了。很接近他們的上海繁華,就是上海這一個大試驗所裡面正在試驗的歐洲式文明,勾引着他們那求更大更多的幸福的心理,使他們對於舊日的需要和供給表示異常的不滿。這個異常的不滿,已經漸漸地緊迫着他們來了。從前第一次表示對舊文明不滿的時候,已經把菜油燈改作煤油燈,現在更把煤油燈改作電氣燈了。從前非見面不能說話,現在已經用電氣送話,而且電話線已經延長到相當的距離了。從前織綢的木機,現在已經改作日本式的鐵機了,用引擎或摩托的工場漸漸地加多起來了。從前那樣很古雅很樸素的中國式房屋,現在也漸漸地要變成不三不四倉庫式廁所式的洋房了。那團繞着菰城市民幾百千年來的城牆,從前不曉得經過多少次戰守,在近代科學的戰術下面,他已經早失了效用。而且以土地為欲求唯一目的的經濟組織變易,湖州這樣一個地方也不是甚麼國外國內作戰的主要地點。我想他的運命,也沒有幾年了。舊湖州呵!你的幸福,將要和你的必要漸漸地歸於淘汰。新湖州呢,是必然要到來的。但是必然要到來的新湖州,我想是和吃橄欖一樣,他的苦味一定是先甘味而來。想吃橄欖的人,既然要望得到他的甘味,那苦昧恐怕是不能避的呢!

我問間〔問〕湖州地方的情形,再考查湖州地方的人事狀態,真是令人生出許多的感慨。你看許多舊家,一家一家都現出一個衰敗淪落的樣子。四周的境遇逼着他們來。他們不知不覺的受這境遇的壓迫,將要漸漸地失卻他們支配階級的地位。但是他們自己依舊是沒明其妙的。有一兩家舊家的子弟裡面最不能適應現代生活的,已經淪落到乞丐的隊伍中去。其次也僅僅靠着舊日大家族的餘力,受一族公共似願意非願意的扶持。靠家族主義和土地的剩餘價值來維持的紳士階級,當不住以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為基礎的現代新與〔興〕階級。這是一個歷史的必然的運命。煙囪多一個,舊家不止廢一家。批評他們的人總說舊家的子弟失教,就是說世道風俗不好。那些迷信的人總說這是他們的家運不好,或是說是祖墳的地氣龍脈走了。唉!可憐呵!

從前日本當維新之後,從前那些插起雙刀的武士,一旦把他們占有土地的階級特權喪失了,真是樹倒猢猻散。除了少數做了新官僚的得意元勛而外,一個一個都失了生存的根據。作生意呢,不會打算盤,種田呢,沒有田。不到幾年工夫,把分得來的一點現金、一點債票弄得精光,變成一種可憐的高貴流氓。「士族商法」這一句話,就是形容維新後一般武士不懂生意經的苦話。社會的支配權,由武士的手裡落到武士、町人混合而成的新階級手裡,形成一種新町人階級,就是近代的資本家階級。現代這些豪富,在五十年前個個都是見了藩主要跪在泥地上的腳色。今天居然成了日本社會中第一等的高貴人。且看那大倉喜八郎,不過是五十年前的一個窮小販。今天居然造起藏春閣、美術館,自己替自己立起銅象。比起那些整天被債鬼迫逼的舊公爵、女兒傲娼妓的舊男爵、流離失所的舊武士,苦樂的相差也就太懸絕了。又豈止「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但是這一個新叮〔町〕人階級,他們在社會文化上的效能已經用盡,近代式生產法的社會已經完成。從前裝飾紳士面孔的那一把剃頭刀,快要用來割自己的咽喉。新生產機能這一個橄欖的苦味快要過去,協作共享的甘味也許快要實現了。我們看見湖州地〔的〕社會狀況,再想一想由生產組織的變異發生出來的社會潮流,看出他正在脫離家族的協作共享社會,向着個人主義的自由競爭路上走。從社會的生產分配上看,就是正在向着協作而不共享的社會上走。完成的協作共享社會與使用動力使用機器的生產方法相適合的協作共享社會,當然是湖州新舊兩種人所一時想不到的了。

我們走到雲巢山的純陽宮裡,看見好多位白髮蒼然的老道士。我們曉得這些老道士都是舊支配階級中活動期已經過了的前輩先生。這一個道庵的組織也就是為這些人養老而設的。但是我們如果一研究他們的組織,就曉得他們完全是一一個大家族的組織,很尊重系統和行輩的。這些老先生們離開了自己血統的家族,到山裡去修養,也是一樣把他血統的家族主義移將去。理性和感情都是一樣受家族主義支配的。但是這一種由舊支配階級組織的清淨養老院,是否能夠離開他們階級的運命而繼續存在呢?你看那純陽宮旁邊所起的兩所簇新的別莊,就好象在那裡說「大家族主義呵!我不願受你的束縛!個人主義,你是我的救主!」

純陽宮裡一般老道士寂寞的道歌,和着那低微的音樂,靜寂寂送到我們耳鼓裡來的時候,已經可以使我們威〔感〕覺現代文明的悲絕慘絕了。

我正在這裡冥想的時候,郵局送來一張上海的報紙。上面登着兩件引我注意的新聞。一件是自由競爭極致的Exchange開幕,一件是各業工人因為米荒的同盟罷工。唉!我要暫時休息了。

 

這部作品在1929年1月1日以前出版,其作者1949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7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區(包括新加坡、韓國、兩岸四地、馬來西亞),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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