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1971年)/序言/一

這部著作決不是什麼「內心激動」的成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當杜林先生作為社會主義的行家，同時兼社會主義的改革家，突然向當代挑戰的時候，我在德國的友人，再三向我請求，要我在當時的社會民主黨中央機關報《人民國家報》上批判地闡明這一新的社會主義理論。他們認為，為了不在如此年輕的、剛剛不久才最終統一起來的黨內造成派別分裂和混亂局面的新的可能，這是完全必要的。他們比我能更好地判斷德國的情況，所以我理應聽從他們的意見。此外，還可以看到，這個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會主義出版物的熱誠歡迎，誠然，這種熱誠只是對杜林先生的好意的表示，但同時也使人看出，這一部分黨的出版物，正是估計到杜林的好意，才不加考察地也相信了杜林的學說。還有些人已經準備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這個學說。最後，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利用了一切廣告和陰謀的手段，迫使《人民國家報》對於抱着這樣巨大野心的新學說採取明確的態度。

雖然如此，但是在一年之後，我才下決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來啃這一個酸果。它正是這樣的一種果子，只要一開始啃它，就不能不把它啃完；此外，它不僅是很酸的，而且也是很大的。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理論是以某種新哲學體系的最終實際成果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必須聯繫這個體系來研究這一理論，從而研究這一體系本身；必須跟着杜林先生進入一個廣闊的領域，在這個領域中，他談到了所有各種東西，而且還談到一些更廣泛的東西。這樣就產生了一系列的論文，它們從1877年初陸續發表在《人民國家報》的續刊——萊比錫的《前進報》上，而在這裡匯集成書，獻給讀者。

這樣，對象本身的性質，迫使批判不得不採取同這一對象的科學內容即同杜林著作的科學內容極不相稱的詳盡程度。但是另外還有兩種情況可以作為這一詳盡程度的理由，一方面，它使我在這本書所涉及到的各種極其不同的領域中，有可能正面地發揮我對爭論問題的見解，這些問題在現時具有較為普遍的、科學的或實踐的意義。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這書的目的並不是以另一個體系去同杜林先生的「體系」相對立，可是希望讀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種見解之間的內在聯繫。我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表明我在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沒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創造體系的」杜林先生，在當代德國並不是個別的現象。近來在德國，天體演化學、自然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體系，雨後春筍般地生長起來。最蹩腳的哲學博士，甚至大學生，不動則已，一動至少就要創造一個完整的「體系」。正如在現代國家裡，假定每一個公民對於他所要表決的一切問題具有判斷能力一樣，正如在經濟學中，假定每一個消費者對於他所要買來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內行一樣，——現在科學上認為也要遵守這樣的假定。所謂科學的自由，就是人們可以撰寫他們所沒有學過的一切東西，而這被冒充是唯一嚴格的科學方法。杜林先生正是這种放肆的假科學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這種假科學，現在在德國很流行，並把一切淹沒在它的高超的胡說的喧嚷聲中。詩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科學等方面有這種高超的胡說；教研室和講台上有這種高超的胡說；到處都有這種高超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妄想出人頭地並成為深刻思想，以別於其他民族的單純平庸的胡說；這種高超的胡說是德國智力工業最標本和最大量的產品，它們價廉質劣，完全和德國其他的製造品一樣，可惜它們沒有和這些製造品一起在費拉得爾菲亞的博覽會上陳列出來。甚至德國的社會主義，特別是在杜林先生的範例之後，近來也正在熱中於大量的高超的胡說，造就出以「科學」自傲但對這種科學又「確實什麼也沒有學到」的各色人物。這是一種幼稚病，它說明德國大學生開始轉向社會民主主義方面，它和這一過程是分不開的，可是由於我們工人的非常健康的本性，這種幼稚病無疑地將被克服。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獵者的資格出來說話的領域裡，我也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末這不是我的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我大多只是限於舉出正確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去反駁我的論敵的謬誤的或歪曲的斷言。在法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幾個問題上，我就是這樣做的。在其他情況下，談的是理論自然科學的一般觀點，就是說，是這樣的一個領域，在那裡，專門的自然科學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專業的範圍，而涉及到鄰近的領域——在那裡，他象微耳和先生所承認的，也和我們任何人一樣只是一個「半通」。在這方面人們對於表達上稍有不確切之處和笨拙之處所給予的那種諒解，我希望也能夠得到。

當我寫完這篇序言的時候，我見到了由杜林先生草擬的出版商的廣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權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學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經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學方面的知識不夠，可是我總相信，對於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沒有看到上述的著作，就可以預言，杜林先生在這本書內所提出的物理和化學的定律，在其謬誤或陳腐的程度上，盡可以同他以前所發現的並在我的這本書中被批判的經濟學、世界模式論等等的規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設計的低溫計，或測量低溫的儀器，不是用來測量溫度高低，而唯一地只是用來測量杜林先生的無知的高傲。

1878年6月11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