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論 (1971年)/序言/二

本書要發行新版，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本書所批判的對象現在幾乎已被遺忘了；這書不但在1877至1878年間分篇登載於萊比錫的《前進報》上，以饗成千上萬的讀者，而且還以單行本和分冊的形式大量發行。我在幾年前所寫的關於杜林先生的東西，現在怎麼還能使人發生興趣呢？

這首先是下述情況造成的：在反社會黨人法頒布之後，本書和幾乎所有當時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樣，立即在德意志帝國遭到查禁。誰要是不死抱住神聖同盟各國的傳統的官僚偏見不放，誰就一定會清楚地了解這種措施的效果：被禁的書籍兩倍、三倍的暢銷，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們的無能，他們頒布了禁令，但卻不能執行。事實上，由於帝國政府的照顧，我的若干短篇著作發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達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沒有時間對本文作適當的修訂，而大部分不得不簡單地聽其照舊版翻印。

不過還有另一種情況，本書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體系」，擴及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處跑，並以自己的見解去反駁他的見解。因此消極的批判成了積極的批判；論戰轉變為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的比較連貫的闡述，——而這一闡述包含了相當廣泛的領域。我們這一世界觀，首先在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中問世，經過了二十餘年的潛伏時間，到《資本論》出版以後，就以日益增長的速度，擴大它的影響，並為日益廣大的階層所接受。現在，它已遠遠越出歐洲的範圍，在一切有無產者和無畏的科學理論家的國家裡，都受到了重視和擁護。因此，看來有這樣的讀者，他們對於這一問題極感興趣，他們由於本書所作的正面闡述而容忍現在在許多方面已經喪失目標的對杜林觀點的論戰。

順便指出：本書所闡述的世界觀，絕大部分是由馬克思所確立和闡發的，而只有極小的部分是屬於我的，所以，我的這部著作如果沒有他的同意就不會完成，這在我們相互之間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給他聽，而且經濟學那一編的第十章（《〈批判史〉論述》）就是由馬克思寫的，只是由於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遺憾地把它稍加縮短。在各種專業上互相幫助，這早就成了我們的習慣。

現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餘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雖然我很想修改某些敘述，可是我沒有時間作徹底的修訂。而且我擔負着編印馬克思遺稿的責任，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遠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許我作任何修改。本書是部論戰性的著作，我覺得，既然對方不能修改什麼，那我這方面也理應不作任何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駁杜林先生答詞的權利。可是關於杜林先生對我的論戰所寫的東西，我沒有看過，而且如無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看；在理論方面，我對於他的清算已告結束。況且在我的書出版之後，柏林大學曾經以過分不公正的態度對待杜林先生，所以我對他必須更加遵守文字論戰所應遵守的一切規則。自然，這個大學為了這件事受到了譴責。這個大學竟然在人所共知的情況下剝奪了杜林先生的教學自由，所以，如果人們在同樣的人所共知的情況下把施韋寧格先生強加於這個大學，那末它是無權表示驚訝的。

只有一章，我允許自己作些解釋性的增補，這就是第三編第二章：《理論》。這裡所涉及的僅僅是我所主張的觀點的一個核心問題的表述，所以如果我力圖寫得通俗些，增補得完整些，我的論敵是不會有所責難的。此外，在這裡還有外部原因。我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書的三章（《引論》的第一章及第三編的第一、二兩章）編成獨立的小冊子，以便譯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為意大利文版和波蘭文版所依據的文本之後，以《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這本書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就發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麥文的譯本也出現了。在所有這些版本裡，只對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補，而且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時，拘守原文，而不顧它後來的已經成為國際性的版本，那末這將是一種迂腐行為了。

此外，我還想作修改的，主要有兩點。第一，關於人類原始史，直到1877年，摩爾根才給我們提供了理解這一歷史的關鍵。可是在這之後，由於我有機會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蘇黎世版）一書中運用在這期間我所能獲得的材料，所以這裡只要指出這部較晚的著作就夠了。

第二，關於理論自然科學的那部分，這裡敘述得極其笨拙，有些地方現在盡可以表達得更清楚些，肯定些。既然我認為自己沒有權利對這部分加以修訂，所以我理應在這裡作一次自我批評。

馬克思和我，可以說是從德國唯心主義哲學中拯救了自覺的辯證法並且把它轉為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確立辯證的同時又是唯物主義的自然觀，需要具備數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馬克思是精通數學的，可是對於自然科學，我們只能作零星的、時停時續的、片斷的研究。因此，當我退出商界並移居倫敦，從而獲得了研究時間的時候，我儘可能地使自己在數學和自然科學方面來一個徹底的——象李比希所說的——「脫毛」，八年當中，我把大部分時間用在這上面。當我不得不去探討杜林先生的所謂自然哲學時，我正處在這一脫毛過程的中間。所以，如果我在這方面常常找不到確切的技術用語，如果總的來說我在理論自然科學的領域中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笨拙，那末這是極其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識到自己還沒有把握（這點我在當時還不能克服），這也使我謹慎起來；沒有人能指出我真正違反了當時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不正確地敘述了當時公認的理論。在這方面，只有一個尚未被人承認的偉大數學家，寫信給馬克思，訴說我放肆地觸犯了的名譽。

不言而喻，在我對數學和自然科學作概括敘述時，我在細節上也確信那種對我來說在總的方面已沒有任何懷疑的東西，這就是：在自然界裡，同樣的辯證法的運動規律在無數錯綜複雜的變化中發生作用，正象在歷史上這些規律支配着似乎是偶然的事變一樣；這些規律也同樣地貫串於人類思維的發展史中，它們逐漸被思維着的人所意識到；這些規律最初是由黑格爾全面地、可是以神秘的形式闡發的，而剝去它們的神秘形式，並從它們的全部的單純性和普遍性上把它們清楚地表達出來，這就是我們的目的。顯然，舊的自然哲學，無論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東西和多少可以結實的萌芽〈同卡爾·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擊舊的自然哲學，比評價它的歷史意義要容易得多。舊的自然哲學有許多謬見和空想，可是並不比當時經驗主義的自然科學家的非哲學理論包含得多，至於它還包含許多有見識的和合理的東西，那末這點自從進化論傳布以來，已開始為人們所了解了。例如，海克爾完全有理由地承認了特雷維臘努斯和奧肯的功績。奧肯在他的原漿說和原胞說中，作為生物學的公設提出的那種東西，後來真的被發現是原生質和細胞。如果特別就黑格爾來說，那末，他在許多方面是遠遠超出他同時代的經驗主義科學家的，這些人舉出某一種什麼力——重力、浮力、電觸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釋的現象上，以為這樣就把這些現象都解釋了，如果這些不適用，就舉出某種人所不知的東西：光素、熱素、電素等等。這些臆想出來的東西，現在可以說是已經被排除了，可是，黑格爾所反對的玩弄力的那種把戲還滑稽可笑地出現着，例如1869年還出現在赫爾姆霍茨在音斯布魯克的演說中（赫爾姆霍茨《通俗講演集》1871年版第2卷第190頁）。和十八世紀法國人傳下來的對牛頓的神化相反（英國使牛頓滿載榮譽與財富），黑格爾指出：被德國餓死的刻卜勒是現代天體力學的真正奠基者；而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已經包含在刻卜勒的所有三個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確地表現出來了。黑格爾在其《自然哲學》第270節和附釋中（《黑格爾全集》1842年版第7卷第98、113—115頁），以幾個簡單的公式所證明的東西，卻被作為最新數學力學的成果而重新出現於古斯達夫·基爾霍夫的書裡（基爾霍夫《數學物理學講義》1877年萊比錫第2版第10頁），並且他所採取的形式和黑格爾首先加以闡發的那個簡單的數學形式基本相同。自然哲學家對自覺的辯證的自然科學的態度，同空想主義者對待現代共產主義的態度是一樣的。〉，是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的。正如本書比較詳細地闡明的那樣，舊的自然哲學，特別是當它處於黑格爾形式中的時候，具有這樣的缺陷：它不承認自然界有任何時間上的發展，任何「前後」，只承認「同時」。這種觀點，一方面是由黑格爾體系本身造成的，這個體系把歷史的不斷發展，僅僅歸於「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當時自然科學的總的狀況造成的。所以在這方面，黑格爾遠遠落後於康德，康德已經以自己的星雲說，宣布了太陽系的起源，同時又以自己的關於潮汐延緩地球自轉作用的發現，宣布了太陽系的毀滅。最後，對我來說，事情不在於把辯證法的規律從外部注入自然界，而在於從自然界中找出這些規律並從自然界裡加以闡發。

不過，要系統地並且在每個領域中都來完成這一點，卻是一件巨大的工作。不僅所要掌握的領域幾乎是漫無邊際的，而且就是在這整個的領域中，自然科學本身也正處在如此巨大的變革過程中，以致那些即使有全部空閒時間來從事於此的人，也很難跟蹤不失。可是自從卡爾·馬克思去世之後，更緊迫的責任占去了我全部的時間，所以我不得不中斷我的工作。目前我只好限於本書所作的概述，等將來有機會再把所獲得的成果匯集、發表出來，或許同馬克思所遺留下來的極其重要的數學手稿一齊發表。

可是，也許理論自然科學的進步，會使我的工作的絕大部分或全部成為多餘的。因為單是把大量積累的、純粹經驗主義的發現予以系統化的必要性，就會迫使理論自然科學發生革命，這場革命必然使甚至最頑固的經驗主義者也日益意識到自然過程的辯證性質。舊的不變的對立，嚴格的不可逾越的分界線正在日益消失。自從最後的「真正」氣體也被液化以來，自從證實了物體可以被置於一種無法分辨它是液態還是氣態的狀況以來，聚集狀態就喪失了它以前的絕對性質的最後殘餘。根據氣體運動說的原理，在純氣體中，個彆氣體分子的運動速度的乘方，在同溫時和分子的重量成反比，這樣，熱也直接進入本身直接可以計量的運動形式的行列。如果說，新發現的、偉大的運動基本規律，十年前還僅僅概括為能量守恆定律，僅僅概括為運動不生不滅這種表述，就是說，僅僅從量的方面概括它，那末，這種狹隘的、消極的表述日益被那種關於能的轉化的積極的表述所代替，在這裡過程的質的內容第一次獲得了自己的權利，對世外造物主的最後記憶也消除了。當運動（所謂能）的量從動能（所謂機械力）轉化為電、熱、位能等等，以及發生相反轉化時，它仍是不變的，這一點現在已無須再當作什麼新的東西來宣揚了；這種認識，是今後對轉化過程本身進行更為豐富多采的研究的既得的基礎，而轉化過程是一個偉大的基本過程，對自然的全部認識都綜合於對這個過程的認識中。自從按進化論的觀點來從事生物學的研究以來，有機界領域內固定的分類界線一一消失了；幾乎無法分類的中間環節日益增多，更精確的研究把有機體從這一類歸到另一類，過去幾乎成為信條的那些區別標誌，喪失了它們的絕對效力；我們現在知道有孵卵的哺乳動物，而且，如果消息確實的話，還有用四肢行走的鳥。如果早在許多年以前，由於細胞的發現，微耳和不得不把動物個體的統一分解成細胞國家的聯邦，——這與其說是自然科學的、辯證法的，不如說是進步黨的，——那末循環於高等動物體內的阿米巴狀的白血球的發現，使得關於動物的（因而也是人的）個體性的概念也變得複雜多了。可是，正是那些過去被認為是不可調和的和不能解決的兩極對立，正是那些強制規定的分界線和類的區別，使現代的理論自然科學帶上狹隘的形而上學的性質。這些對立和區別，雖然存在於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對意義，相反地，它們那些被設想的固定性和絕對意義，則只不過是被我們人的反思帶進自然界的——這樣的一種認識，構成辯證自然觀的核心。大量積累的自然科學的事實迫使人們達到上述的認識；如果有了對辯證思維規律的領會，進而去了解那些事實的辯證性質，就可以比較容易地達到這種認識。無論如何，自然科學現在已發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它再不能逃避辯證的綜合了。可是，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那些把它的經驗概括起來的結論是一些概念，而運用這些概念的藝術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和普通的日常意識一起得來的，而是要求有真實的思維（它也有長期的經驗的歷史，其時期之長短和經驗自然科學的歷史正好是一樣的），——如果自然科學不忘記這些，那末，它就會使自己比較容易地經歷這個過程。正是由於自然科學正在學會掌握二千五百年來的哲學發展所達到的成果，它才可以擺脫任何與它分離的、處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學，而同時也可以擺脫它本身的、從英國經驗主義沿襲下來的、狹隘的思維方法。

1885年9月23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