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慘與可笑
三月十八日的慘殺事件，在事後看來，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羅網，純潔的青年們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傷至於三百多人。這羅網之所以布成，其關鍵就全在於「流言」的奏了功效。
這是中國的老例，讀書人的心裡大抵含著殺機，對於異己者總給他安排下一點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見的而論，凡陰謀家攻擊別一派，光緒年間用「康黨」，宣統年間用「革黨」，民二以後用「亂黨」，現在自然要用「共產黨」了。
其實，去年有些「正人君子」們稱別人為「學棍」「學匪」的時候，就有殺機存在，因為這類諢號，和「臭紳士」「文士」之類不同，在「棍」「匪」字裡，就藏著可死之道的。但這也許是「刀筆吏」式的深文周納。
去年，為「整頓學風」計，大傳播學風怎樣不良的流言，學匪怎樣可惡的流言，居然很奏了效。今年，為「整頓學風」計，又大傳播共產黨怎樣活動，怎樣可惡的流言，又居然很奏了效。於是便將請願者作共產黨論，三百多人死傷了，如果有一個所謂共產黨的首領死在裡面，就更足以證明這請願就是「暴動」。
可惜竟沒有。這該不是共產黨了罷。據說也還是的，但他們全都逃跑了，所以更可惡。而這請願也還是暴動，做證據的有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姑勿論這些是否群眾所攜去的東西；即使真是，而死傷三百多人所攜的武器竟不過這一點，這是怎樣可憐的暴動呵！
但次日，徐謙，李大釗，李煜瀛，易培基，顧兆熊的通緝令發表了。因為他們「嘯聚群眾」，像去年女子師範大學生的「嘯聚男生」（章士釗解散女子師範大學呈文語）一樣，「嘯聚」了帶著一根木棍，兩支手槍，三瓶煤油的群眾。以這樣的群眾來顛覆政府，當然要死傷三百多人；而徐謙們以人命為兒戲到這地步，那當然應該負殺人之罪了；而況自己又不到場，或者全都逃跑了呢？
以上是政治上的事，我其實不很瞭然。但從別一方面看來，所謂「嚴拿」者，似乎倒是趕走；所謂「嚴拿」暴徒者，似乎不過是趕走北京中法大學校長兼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長（李），中俄大學校長（徐），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北京大學教務長（顧），女子師範大學校長（易）；其中的三個又是俄款委員會委員：一共空出九個「優美的差缺」也。
同日就又有一種謠言，便是說還要通緝五十多人；但那姓名的一部分，卻至今日才見於《京報》。這種計畫，在目下的段祺瑞政府的秘書長章士釗之流的腦子裡，是確實會有的。國事犯多至五十餘人，也是中華民國的一個壯觀；而且大概多是教員罷，倘使一同放下五十多個「優美的差缺」，逃出北京，在別的地方開起一個學校來，倒也是中華民國的一件趣事。
那學校的名稱，就應該叫作「嘯聚」學校。
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