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戰線上的一場嚴重鬥爭

哲學戰線上的一場嚴重鬥爭

——揭露叛徒楊獻珍在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中央黨校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71年1月9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在哲學界的代理人楊獻珍，曾經在我國哲學戰線上挑起了一場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嚴重鬥爭。這場鬥爭，隨着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形勢的變化，三起三伏，從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延續八、九年之久。叛徒楊獻珍一夥散布過種種流言，說什麼這是「與政治無關的學術爭論」，他們是進行「學術探討」的「學派」等等，力圖掩蓋這場鬥爭的實質。一些不明內情的人也誤認為這是「無關要緊的名詞概念之爭」。

事情果真是這樣嗎？完全不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摧毀了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徹底揭露了他們的反革命罪行。哲學戰線上這場鬥爭的真相，人們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楊獻珍拋出「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就是要反對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反對革命的群眾運動，為劉少奇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提供「理論」根據。

所謂「與政治無關的學術爭論」，實際上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激烈鬥爭的表現。

所謂進行「學術探討」的「學派」，原來是在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卵翼下幹了許多罪惡勾當的反革命派。

我們同他們的鬥爭，決不是什麼「無關要緊的名詞概念之爭」，而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一

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從來都肯定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肯定思維與存在互相對立，但又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聯繫、互相轉化。馬克思曾經明確地指出：「思維和存在雖有區別但同時互相在統一性中存在着。」（《經濟學—哲學手稿》）列寧也說過：「不僅從物質到意識的轉化是辯證的，而且從感覺到思想的轉化等等也是辯證的。」（《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一書摘要》）「觀念的東西轉化為實在的東西，這個思想是深刻的：對於歷史是很重要的。」（《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偉大領袖毛主席繼承、捍衛和發展了辯證唯物論的反映論，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主席深刻地揭示了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指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實踐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它不但承認存在的第一性、思維的第二性，思維是存在的反映，而且科學地闡明了社會實踐在認識中的首要地位，強調革命理論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偉大作用。它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尖銳武器，是我們在一切工作中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大搞革命群眾運動的理論基礎。

叛徒楊獻珍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緊要關頭都跳出來，用反動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對抗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反對用毛澤東思想掛帥，反對革命的群眾運動。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發表了偉大著作《關於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徹底批判了劉少奇一夥大砍合作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熱情地支持和歌頌了貧下中農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在光輝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我國很快掀起了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就在這個時候，楊獻珍提出他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攻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妄圖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洪流。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共產主義風格的偉大號召；反覆強調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堅持政治掛帥，大搞群眾運動。毛主席的革命理論和革命路線，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力，全國出現了熱氣騰騰的大躍進局面，農村實現了人民公社化。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激起了國內外階級敵人的瘋狂反抗。楊獻珍適應帝、修、反和劉少奇一夥的反革命需要，挖空心思，把他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系統化，炮製了一篇題為《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的反動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妄圖從根本上否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

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它適用於宇宙間一切事物，當然也適用於思維與存在的關係。楊獻珍卻捏造說：「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辯證法的同一性」是「兩種範疇的『同一性』」，兩者「字面雖同，涵義不同」。他明目張胆地反對把革命的辯證法應用於認識論。

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不僅承認思維是存在的反映，而且承認思維反作用於存在，所以，它必然堅持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楊獻珍卻把反映論同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對立起來，說什麼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唯物主義是拿反映論來解決的，唯心主義是拿同一性來解決的」。他否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也就是從根本上否認革命理論的偉大作用，否認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把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篡改為機械的反映論。

辯證唯物論的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就是承認思維與存在在實踐基礎上的互相聯繫、互相轉化。楊獻珍卻別有用心地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歪曲成唯心主義的思維與存在等同論，胡說承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主張「存在即思維，思維即存在」，放肆地攻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什麼「唯心主義的命題」。

為了替自己的反動謬論辯護，楊獻珍卑劣地利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一九五七年中譯本標點符號的錯誤，歪曲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說：「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面：我們關於我們周圍世界的思想對這個世界本身的關係是怎樣的？我們的思維能不能認識現實世界？我們能不能在我們關於現實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確地反映現實？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絕大多數哲學家對這個問題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一九五七年中譯本把恩格斯的後一句話分成兩句，在「這個問題叫做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後面，錯標為句號。楊獻珍一夥強詞奪理，硬說：恩格斯所說的「絕大多數的哲學家都肯定解決了」的，不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真是無恥之極！其實，即使錯標為句號，從前後文來看，恩格斯的意思還是清楚的，他明白指出：絕大多數哲學家都肯定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

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徹底地批判了馬赫主義的思維與存在等同論，即他們所宣揚的「物是感覺的複合」、「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是等同的」等等主觀唯心主義的反動謬論。楊獻珍卻故意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和馬赫主義的思維與存在等同論混為一談，硬說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從頭到尾都批判了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不僅如此，他還利用「тождество」這個俄文字具有「同一」和「等同」兩種含義，採取卑鄙的手法，讓編譯局把《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過去版本中按照列寧上下文原意，正確地譯為「等同的」和「等同性」的字句，在一九五七年版本中，統統改譯為「同一的」和「同一性」，來附會自己的謬論。這個叛徒為了攻擊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歪曲事實、不顧邏輯、篡改譯文、不擇手段，簡直達到了發瘋的程度。 一九五八年十月，楊獻珍妄圖把他的反動文章《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發表出來，公開反對毛澤東思想。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發覺後，立即揭露了「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的反動實質就是否認對立統一規律的普遍性，也就是把思維與存在割裂開來的二元論；嚴正指出這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謬論，使他的陰謀未能得逞。

可是，楊獻珍賊心不死，進行瘋狂反撲。一九五九年，在蘇修的支持下，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急先鋒彭德懷一夥拋出一個徹頭徹尾反革命的黑綱領，妄圖推翻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這一年的上半年，楊獻珍四出活動，在原高級黨校、北京、天津、上海、河南等地，以「講學」、「座談」為名，到處放毒，為彭德懷的篡黨陰謀鳴鑼開道。這個蘇修的走狗，學着他洋主子赫魯曉夫的腔調，攻擊我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尤其惡毒的是，他污衊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理論，是「在哲學根本問題上標新立異」，「隨心所欲地創造歷史」，「創造規律」等等。真是反動透頂！

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粉碎了彭德懷反黨集團，也給了楊獻珍當頭一棒。楊獻珍不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地反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理論。他糾集了一伙人，披着「學術探討」的外衣幹了許多不可告人的勾當。終於在一九五九年十月，由他的婁羅出面，把《略論兩種範疇的「同一性」》這篇反動文章，改頭換面，公開發表，挑起了關於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的公開鬥爭，對抗黨的八屆八中全會，為彭德懷一夥反黨分子翻案。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楊獻珍的猖狂進攻只能暴露這個叛徒的醜惡面貌。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罪行，領導了對他的批判，報刊上也發表了批判「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的文章，對他們一夥進行了反擊。

林副主席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於一九六○年九——十月主持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總結了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經驗，提出了加強我軍革命化建設的「四個第一」，發出了「一定要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的偉大號召，徹底批判了彭德懷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林副主席提出的「四個第一」，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創造性運用，強調了革命理論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偉大作用，這是對楊獻珍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的一個最沉重的打擊。

二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國際上帝、修、反利用我國暫時的經濟困難，掀起了反華大合唱；國內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同帝、修、反相配合，大搞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叛徒楊獻珍再一次挑起了關於思維與存在同一性問題的公開鬥爭。

為挑起這次公開的鬥爭，楊獻珍進行了長時間的籌謀策劃。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楊獻珍溜到天津、山西、陝西和新疆等地，幹了一系列反革命勾當。他到處搜集反黨炮彈，大放厥詞，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大刮單幹風、翻案風。他極其陰險地把由於嚴重的自然災害和蘇修破壞所造成的暫時困難，歸罪於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胡說：「使實際工作遭受嚴重危害的，就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論。」九月間，楊獻珍回到北京，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就讓他在原高級黨校以「總結歷史經驗教育幹部」為名，接二連三地講課、作報告。

一個無恥的叛徒居然奢談什麼「總結歷史經驗教育幹部」，實在叫人噁心。但是，為了把這個叛徒的醜惡嘴臉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們姑且看一看他究竟是怎樣「總結歷史經驗教育幹部」的。

這個叛徒根本否認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需要有一個過程。在他看來，凡是主觀不能一下子符合客觀，就是「唯心主義」。從這種謬論出發，他揀起幾片雞毛蒜皮，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把我們實際工作中一些難於避免的、暫時的、個別的缺點，無限地誇大起來，一律給扣上「唯心主義」的大帽子，並且狂妄地攻擊大躍進的所謂「錯誤」，都是「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造成的」，都是「主觀能動性搞糟了」等等。他裝腔作勢，好象是在堅持「唯物論」，實際上是揮舞形而上學唯心論的大棒來反對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

毛主席教導我們：「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人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要有一個過程。人們只能經過反覆實踐，由沒有經驗到有經驗，由不認識到認識，由認識得不完全到認識得比較完全。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在認識與實踐的過程中發生一些缺點和錯誤，主觀不完全符合客觀，是難於避免的。怎麼能把這種情況說成什麼「唯心主義」呢？尤其是在一個象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樣史無前例的幾億人民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中，我們只能從自己的實踐中逐步取得經驗，對事物的本質逐步加深認識，揭露和解決前進當中的矛盾。我們總結經驗，就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為指導，肯定成績、克服缺點，堅定地沿着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奮勇前進。事情很清楚，楊獻珍那種所謂「總結歷史經驗教育幹部」，無非是妄圖從根本上否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把人心攪亂，以便劉少奇一夥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

楊獻珍挑起公開鬥爭，完全是一個有計劃的翻案、復辟陰謀。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的一次黑會上，楊獻珍為彭德懷鳴冤叫屈，同時叫嚷過去對他本人的批判「不公正」。他指示他的婁羅要「用文章來說話」。他的婁羅心領神會，磨拳擦掌，叫喊楊獻珍「要平反，我們要加緊寫文章配合，為他出一把力」。他們這一小撮還制定了所謂「作戰計劃」：有的「寫長文章，打大仗」；有的「寫比較短的、時間性較強的文章，打前哨戰」；有的「結合實際問題寫，打配合仗」。後來，他的婁羅無意中泄露了這個反革命計劃。楊獻珍知道後，趕緊進行訓誡，叫他們「不要亂說」，免得「人家懷疑是宗派」。真是作賊心虛。你們藏在陰溝里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們的黨，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搞了一系列罪惡活動，豈止是「宗派」而已？！鐵證如山，你們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派！

楊獻珍等還挑選了他們認為最有利的時機來挑起公開鬥爭。一九六一年十一月，楊獻珍對他的婁羅說：「現在要寫出文章來，但不一定馬上發表，可以等等看。」他要等什麼？劉少奇在原高級黨校的另一個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侯維煜，此人雖然在理論上一竅不通，但在干陰謀勾當方面，卻是詭計多端。他同楊獻珍一夥策劃翻案陰謀時透露：「明年要開一個很大的會，劉少奇要作重要報告，對我們很有利，現在就要作準備。」果然，一九六二年一月，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拋出一個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接着，他們又重新拋出那個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踐，背叛無產階級專政，宣揚唯心論的黑《修養》，大造反革命輿論。這時，楊獻珍一夥抑制不住他們的狂喜心情，立即鼓譟而起，吹捧劉少奇的黑報告「把問題說透了！」楊獻珍有恃無恐地叫嚷：劉少奇講了，「有很多唯心主義口號要清理，諸如什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等等」。他還叫嚷：「彭真說我的意見沒有錯」，催促他的婁羅「趕快寫文章」，批判所謂的「唯心主義錯誤」。在這些反革命傢伙看來，他們的黑主子一陣狂嚎，就會天崩地陷，他們的復辟美夢就可以實現了。於是，一九六二年四——六月，楊獻珍一夥射出了一支支毒箭，挑起了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第二次公開鬥爭。

為着配合報刊上的公開進攻，楊獻珍等還在原高級黨校大刮翻案黑風。他們召開一系列黑會，煽陰風、點鬼火，要讓那些受過批判的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再跳出來，進行反攻倒算。他們以「教學整改」為名，積極籌備召開全校的所謂「科學討論會」，為反動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翻案。一九六二年六、七月，楊獻珍還親自主持了原高級黨校第二期幹部輪訓班。這時候，楊獻珍活象一個輸紅了眼的賭棍，丟掉一切偽裝，赤膊上陣，盡情發泄他對黨對人民的刻骨仇恨，進一步暴露了這個叛徒的猙獰面目。楊獻珍的死黨、反革命小丑孫定國則上竄下跳，到處吹噓他們的文章「有根有據」，拍着胸脯叫嚷：「駁得倒嗎？」楊獻珍一夥這時真是如癲如狂，醜態百出。

我們的敵人是腐朽沒落的反動派，是一小撮利令智昏的蠢人，他們總是錯誤地估計形勢。正當他們猖狂反撲的時候，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尖銳地指出：楊獻珍一夥長期以來，故意歪曲恩格斯的話，來附會自己的反動謬論，必須進行批判。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關懷和指導下，艾思奇等同志發表文章，從理論上和政治上揭露和批判了「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

一九六二年九月，偉大領袖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偉大號召，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對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進行全面的反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會上同時也揭露和批判了楊獻珍一夥的反革命罪行。劉少奇、楊獻珍復辟資本主義的美夢又一次破滅了。

三

楊獻珍是人民的死敵，無產階級的死敵，馬克思主義的死敵。黨對他的警告和批判，絲毫沒有改變他的反革命本性。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楊獻珍一夥不但沒有停止反革命活動，相反，卻採取更隱蔽的方式進行垂死的掙扎。楊獻珍要他的婁羅們「十中全會後，應該更謹慎」，「不要直接聯繫」。他們燒毀了來往的黑信，鬼鬼祟祟到公園去秘密接頭、開黑會。一九六三年初，楊獻珍一再對他的婁羅發誓，「進了棺材也不放棄」他的反革命謬論，叫嚷「論戰沒有完結」，指示他們「搜集材料，準備戰鬥」。他們又進行了一系列活動，陰謀挑起第三次公開的鬥爭。

一九六三年五月，偉大領袖毛主席針對國際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和國內劉少奇、楊獻珍一夥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實踐和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這篇著名的論文和其他光輝文件，徹底批判他們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和形而上學，制定了開展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路線和政策。毛主席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最新最高的概括，也是哲學戰線上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鬥爭的科學總結。

毛主席關於「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的偉大理論，狠狠地打中了劉少奇、楊獻珍的痛處。於是，他們進行瘋狂的反抗。劉少奇拋出一條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群眾、包庇走資派，破壞社教運動。與此同時，他猖狂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公開攻擊毛主席倡導的調查研究的科學方法。他既反對物質變精神，又反對精神變物質，叫嚷：「如果認為一切人造的東西都是先有觀念，就是唯心論。」楊獻珍則在劉少奇的死黨林楓的積極支持和包庇下，照劉少奇定的調子公然叫嚷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不能亂變」、「不能亂套」，含沙射影地攻擊毛主席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是什麼「唯心主義」。

楊獻珍惡毒咒罵思維與存在有同一性是「唯心主義」，好象他是在堅持「唯物主義」。真是恬不知恥！楊獻珍否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否認物質與精神在實踐基礎上的相互聯繫、相互轉化，在物質與精神之間挖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把物質與精神、實踐與認識截然割裂開來，變成兩個毫不相干的東西，從而否認了精神派生於物質，認識來源於實踐。按照這種謬論，精神、認識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能是人們頭腦里固有的，或者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這是地地道道的康德二元論，也是不折不扣的唯心論的先驗論。

楊獻珍象和尚念經一樣，翻來復去地說什麼「存在第一、思維第二」，裝出一副堅持「唯物論」的姿態。這完全是虛偽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要承認客觀世界，更重要的是依據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去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但在楊獻珍看來，「存在第一，思維第二」就是一切，好象只要「承認客觀存在」就萬事大吉，「就是一個自覺的唯物主義者了。」怎麼個「承認」法？他教訓人們：有釘子在那裡，你就得「承認」它存在，不要「去碰它」。什麼「自覺的唯物主義」？這是「自覺的」投降主義，徹頭徹尾的叛徒哲學！按照這種說教，人們在客觀世界面前就無能為力，只好聽天由命。劉少奇、楊獻珍之流幾十年來，不正是按照這種所謂「唯物主義」，一次又一次地跪倒在帝、修、反的面前嗎？

楊獻珍口上說要「承認客觀存在」，實際上，這伙叛徒對於社會主義的無比優越性、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群眾的無窮力量、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等等客觀存在，卻出於反革命的本性，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硬是不承認。拆穿了，楊獻珍所謂「承認客觀存在」等等，不過是一種騙術，他「承認」什麼，不「承認」什麼，完全是從資產階級的反革命需要出發，以復辟資本主義的利害為轉移的。口頭上的「唯物主義」，實際上的唯心主義。這就是楊獻珍販賣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的實質。

楊獻珍曾經誣衊主張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是「宣傳伯恩斯坦的理論」，「揮舞着伯恩斯坦的武器來反對馬列主義」。這完全是賊喊捉賊的騙人伎倆。列寧在揭露伯恩斯坦修正主義時曾經指出：「在哲學方面，修正主義跟在資產階級教授的『科學』的屁股後面跑。教授們要『回到康德那裡去』，修正主義就跟在新康德主義者後面蹣跚而行。」（《馬克思主義和修正主義》）伯恩斯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故意把思維與存在同一性歪曲成唯心主義的思維與存在等同論，胡說什麼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一樣，「雖然是從不同的觀點出發，但兩者都簡單地假定思維與存在是同一的」，都是「唯靈論」。伯恩斯坦用這種卑劣的手法根本否認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楊獻珍偷運的不就是伯恩斯坦的這種貨色嗎？不同的只是，伯恩斯坦坦率地公開聲稱自己「在原則上堅決擁護康德的觀點」，而楊獻珍則隱瞞了這一點，不敢明講。如此而已，豈有他哉！「宣傳伯恩斯坦理論」，「揮舞伯恩斯坦武器來反對馬列主義」的是誰呢？不正是楊獻珍這個叛徒自己嗎！

在毛主席的光輝著作《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裡來的？》發表後，楊獻珍一夥挑起第三次公開鬥爭的陰謀失敗了，但他們並不死心。一九六四年三月，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支持下，他們利用《人民日報》開展「桌子的哲學」討論的機會，又拋出幾篇反動文章，拐彎抹角地來宣揚反動的「思維與存在沒有同一性論」，反對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的偉大理論。與此同時，他們還拋出了反革命的「合二而一論」來對抗一分為二的革命辯證法，反對開展社教運動和反修鬥爭，進行絕望的掙扎。

楊獻珍的反革命「合二而一論」一出籠，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就一針見血地揭露了它的反革命本質，並且領導開展了對叛徒楊獻珍的公開批判。接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洪流，把楊獻珍連同他的黑主子劉少奇及其資產階級司令部統統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不管劉少奇、楊獻珍一夥怎樣耍盡陰謀詭計，負隅頑抗，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及其形而上學唯心論，終於徹底破產了。

回顧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鬥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楊獻珍一夥在這個問題上的活動，是劉少奇反革命復辟陰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哲學是為政治服務的。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會執行什麼樣的路線。我們一定要響應黨的九屆二中全會的號召，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深入開展對劉少奇、楊獻珍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批判，努力改造世界觀，提高對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識別能力，提高兩條路線鬥爭的覺悟，更加自覺地學習毛澤東思想，更加自覺地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