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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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九 經部二十九
春秋類四
編輯△《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謹案：是書為聖祖仁皇帝經筵舊稿，世宗憲皇帝複加考論，乃編次成帙。說《春秋》者莫夥於兩宋。其為進講而作者，《宋史•藝文志》有王葆《春秋講義》二卷，今已散佚。張九成《橫浦集》有《春秋講義》一卷。《永樂大典》有戴溪《春秋講義》三卷。大抵皆演繹《經》文，指陳正理，與章句之學迥殊。是非惟崇政邇英、奏禦之體裁如是，亦以統馭之柄在慎其賞罰，賞罰之要在當其功罪。而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者，則莫精於《春秋》。聖人筆削之旨，實在於是也。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春秋》國之鑒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條，作《春秋決事》十六篇，其義蓋有所受矣。是編因宋儒進禦舊體，以闡發微言。每條先列《左氏》之事蹟，而不取其浮誇。次明《公》、《穀》之義例，而不取其穿鑿。反覆演繹，大旨歸本於王道，允足明聖經之書法，而探帝學之本原。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聖聖相承，鄭重分明，以成此一編，豈非以經世之樞要，具在斯乎？
△《欽定春秋傳說匯纂》•三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初，胡安國作《春秋傳》，張栻已頗有異議。朱子編《南軒集》，存而不刪，蓋亦以栻說為然。至元延祐中複科舉法，始以安國之《傳》懸為功令，而有明一代因之。故元吳澄作俞皋《春秋集傳序》，稱兼列胡氏以從時尚。明馮夢龍作《春秋大全凡例》，稱「諸儒議論盡有勝胡《傳》者，然業以胡《傳》為宗，自難並收以亂耳目」，豈非限於科律，明知其誤而從之歟？欽惟聖祖仁皇帝道契天經，心符聖義，於尼山筆削，洞鑒精微。雖俯念士子久誦胡《傳》，難以驟更，仍綴於三《傳》之末，而指授儒臣詳為考證。凡其中有乖《經》義者，一一駁正，多所刊除。至於先儒舊說，世以不合胡《傳》擯棄弗習者，亦一一採錄表章，闡明古學。蓋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故能蕩湔門戶，辨別是非，挽數百年積重之勢而反之於正也。自時厥後，能不為胡《傳》所錮者，如徐庭垣之《春秋管窺》、焦袁熹之《春秋闕如編》，響然並作，不可殫數。袞鉞之義，遂皦若三光。維風維草之效，誠有自來矣。臣等繕校之餘，為《春秋》幸，並為天下萬世讀《春秋》者幸也。
△《禦纂春秋直解》•十五卷
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以十二公為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賜名曰《直解》，冠以禦制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欽定春秋傳說匯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朱子之論《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聞共見；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為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複倡為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煉周內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禦纂《春秋傳說匯纂》以辨訂其是非，複恭讀是編以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
國朝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博極群書，精於考證，國初稱學有根柢者以炎武為最。李光地嘗為作《小傳》，今載《榕村集》中。是書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失，賈逵、服虔之《注》、樂遜之《春秋序義》今又不傳，於是博稽載籍，作為此書。至邵寶《左觿》等書，苟有合者，亦皆采輯。若「室如懸罄」，取諸《國語》。「肉謂之羹」，取諸《爾雅》。車之有輔，取諸《呂覽》。田祿其子，取諸《楚辭》。千畝原之在晉州，取諸鄭康成。祏為廟主，取諸《說文》。石四為鼓，取諸王肅《家語注》。祝其之為萊蕪，取諸《水經注》。凡此之類，皆有根據。其他推求文義，研究詁訓，亦多得《左氏》之意。昔隋劉炫作《杜解規過》，其書不傳，惟散見孔穎達《正義》中。然孔《疏》之例，務主一家，故凡炫所規，皆遭排斥。一字一句，無不劉曲而杜直，未協至公。炎武甚重杜《解》，而又能彌縫其闕失，可謂掃除門戶，能持是非之平矣。近時惠棟作《左傳補注》，糾正此書「尨涼」一條、「大司馬固」一條、「文馬百駟」一條、「使封人慮事」一條、「遇《艮》之八」一條、「豆區釜鍾」一條。然其中文馬之說，究以炎武為是。棟又摘其引古《春秋》左氏說但舉《漢書•五行志》之名，又摘其「禮為鄰國闕」一條用服虔之說而不著所自。案徵引佚書，當以所載之書為據。棟引《世本》不標《史記注》，引京相璠《土地名》不標《水經注》，正體例之《疏》，未可反譏炎武。至服虔一條，當由偶忘出典。棟注昭公二十九年「賦晉國一鼓鐵」，證以王肅《家語注》，亦明馮時可之說未標時可之名也。是固不以掠美論矣。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編論《春秋》書法及儀象典制之類僅十之一，而考證地理者居十之九。其論書法，謂《閔西元年》書季子、仲孫高子皆不名，乃閔公幼弱，聽國人之所為，故從國人之尊稱。然考襄公之立實止四歲，昭公之出亦非一年，均未聞以君不與政書事或有變文，何獨閔公見存，反從國人立議。其論《春秋》書戎皆指徐戎，斥杜預陳留濟陽東有戎城之非。且謂曹衛之間不應有戎，證以《費誓》，似乎近理。然周之戎如今土司參錯於郡縣。觀追戎濟西，則去曹近而去徐遠。至於凡伯聘魯歸周而戎伐之於楚丘，則凡伯不涉徐方，徐戎亦斷難越國，安得謂曹衛之間戎不雜居。如此之類，固未免失之臆斷。至以鴝鵒為寒號蟲，反斥《埤雅》之訛，以延廄為延袤其廄，亦為穿鑿。杜注陘亭在召陵南，不雲即在召陵，乃刪除南字而駁之，尤為文致其失。然如莒人入向之向，謂當從杜預在龍亢，而駁《水經注》所引闞駰之說誤以邑名為國名，足以申杜《注》之義。辨杞之東遷在春秋以前；辨殺州吁於濮非陳地；辨洮為曹地非魯地，音推小反，不音他刀反；辨貫字非貰字之誤；辨厲即賴國，非隨縣之厲鄉；辨踐土非鄭地；辨翟泉周時不在王城之內；辨莒魯之間有二鄆；辨仲遂所卒之垂非齊地；辨次鄫之鄫非鄫國，亦非鄭地；辨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皆足以糾杜《注》之失。據《後漢郡國志》謂郎在高平，據《括地誌》謂胡在郾城，據《漢書•地理志》謂重邱在平原，據應劭《漢書注》謂陽在都陽，皆足以補杜《注》之闕。至於謂子糾為齊襄公之子（案劉瑾《詩集傳通釋》，解《何彼穠矣篇》亦以桓公為襄公子。然瑾由誤記，與夫之有所考辨者不同），謂魯襄公時頻月日食由於誤視暈珥，亦足以備一解。在近代說經之家，尚頗有根柢。其書向未刊行，故子糾之說，近時梁錫璵據為新義；翬不書族、定姒非諡之說，近時葉酉亦據為新義：殆皆未見其書也。
國朝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是書多引舊文，自立論者無幾。然自宋孫複以來，說《春秋》者務以攻擊三《傳》相高，求駕乎先儒之上，而穿鑿煩碎之弊日生。自元延祐以後，說《春秋》者務以尊崇胡《傳》為主，求利於科舉之途，而牽就附合之弊亦遂日甚。明張岐然嘗作《五傳平文》以糾其謬，而去取尚未能皆允。汝言此書，亦與岐然同意，而簡汰精審，多得《經》意，正不以多生新解為長。前有《自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為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此本為汝言手稿，其中塗乙補綴，朱墨縱橫，其用心勤篤，至今猶可想見也。朱彝尊《經義考》載繆泳之言，稱汝言研精經史，尤熟於明代典故，嘗撰有《宰相列卿年表》，其詩、古文曰《漸川集》。今皆未見。蓋亦好學深思之士，所由與枵腹高談者異歟？
國朝俞汝言撰。康熙丙辰，汝言《春秋平義》始脫稿。是歲之夏，複續作此書，以綜括大旨。相傳其晚年失明，口授而成之者也。書中摘列《春秋》三《傳》及胡安國《傳》之失，隨事辨正，區為六類：一曰尊聖而忘其僣，計八條。二曰執理而近於迂，計十五條。三曰尚異而鄰於鑿，計二十三條。四曰臆測而近於誣，計四十三條。五曰稱美而失實情，計八條。六曰摘瑕而傷鍥刻，計六條。末附《春王正月辨》一篇，申左氏、公羊、孔安國、鄭玄之說，明周正改時改月，《春秋》正朔皆從周。其中如華督奪孔父之妻，齊桓因蔡姬而侵蔡，史家簡策相傳，必有所據。即就《傳》文而論，亦無以斷其必不然。汝言皆以為臆測近誣，轉未免自蹈臆測。又《公羊》褒齊襄之復仇，固為謬戾。然紀侯譖齊哀公於周，至於見烹，則實有其事。汝言乃謂語言之故不足為仇，亦不甚可解。至《春王正月辨》中謂《左傳》「王周正月」句「王周」二字猶漢稱皇漢、宋稱皇宋之義，則不知正月、正歲並見《周禮》，兼用夏正，實亦王制。故特言王周正月，明非夏時。無庸牽引漢宋，橫生曲說。又一行、衛樸推驗《春秋》日食，皆合於建寅一條。汝言無以難之，遂泛謂不足深據。不知日月交食，推朔望不推時令。建子建寅，食限無殊。一語可明，亦不必顢頇其說。如斯之類，雖或間有小疵，然六類之中，大抵皆立義正大，持論簡明。一卷之書，篇帙無幾，而言言皆治《春秋》者之藥石，亦可謂深得《經》意者矣。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有《尚書埤傳》，已著錄。是書采諸家之說，以補正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之闕訛。於趙汸、陸粲、傅遜、邵寶、王樵五家之書所取為多。大抵集舊解者十之七，出己意者十之三，故以「鈔」名。所補二卷，多用顧炎武說。炎武《杜解補正》三卷，具有完帙，此所采未及什一。其《凡例》稱庚申之秋，炎武自華陰寄《左傳注》數十則，蓋是時《杜解補正》尚未成也。鶴齡斥林堯叟《音義》之陋，所取僅三四條，持論極允。至孔穎達《正義》，家弦戶誦，久列學官，斷無讀《注》而不見《疏》者，乃連篇采掇，殊屬贅疣。至《襄九年傳》「閏月」當作「門五日」，本為杜《注》，乃引以補杜，尤為床上床矣。他如於《定公八年傳》，謂公山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陽虎之意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為利而已；《定公十二年傳》，則雲「公山不狃、叔孫輒之徒據費以畔，說者謂叛季非叛魯，其說非也。彼稔見三家不臣之跡，尤而效之，藉口於張公室耳」云云。是一事而臧否頓殊。又如《莊公二十二年傳》，引《史記正義》以未羊巽女為薑姓之訓；於《昭九年傳》，又續引汪琬之說駁張守節失《左氏》之指。是一義而去取迥異。皆未免於小疵。然其中如引鬥辛以駁伍員之複讎，天經地義，為千古儒者所未發。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傳》，證公壻池非晉侯之壻；引《檀弓》越人吊衛將軍文子事，證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引《漢書•王嘉傳》，證「屈蕩屍之」當作「戶之」之類：亦具有考證。雖瑕瑜並陳，不及顧炎武、惠棟諸家之密，而薈稡眾長，斷以新義，於讀《左傳》者要亦不為無補焉。
國朝馬驌撰。驌字驄禦，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於靈璧縣知縣。是書取《左傳》事類，分為百有八篇，篇加論斷。首載晉杜預、唐孔穎達《序論》及自作《丘明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表》一卷、《覽左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左傳字奇》一卷，合《事緯》為二十卷。內《地輿》有說無圖，蓋未成也。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載所著諸書與此本並同，惟無《字奇》及《事緯》，豈士禎偶未見歟？三《傳》之中，左氏親觀國史，事蹟為真，而褒貶則多參俗議。公羊、穀梁二家得自傳聞，記載頗謬，而義例則多有師承。《朱子語錄》謂左氏史學，事詳而理差；公、穀經學，理精而事謬。蓋篤論也。驌作是書，必謂《左氏》義例在《公》、《穀》之上，是亦偏好之言。然驌於《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可以知專門之學與涉獵者相去遠矣。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自昔說《春秋》者但明義例，至宋張大亨始分五禮，而元吳澄因之，然粗具梗概而已。奇齡是書，分改元、即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覿、享唁、喪期、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殺、刑戮，凡二十二門。又總該以四例：曰禮例，曰事例，曰文例，曰義例。然門例雖分，而卷之先後，依《經》為次，無割裂分隸之嫌，較他家體例為善。其說以《左傳》為主，間及他家，而最攻擊者莫若胡安國《傳》。其論安國開卷說春王正月已辭窮理屈，可謂確論。然《左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之文，本以《周禮》正歲正月兼用夏正，夏正亦屬王制。故變文稱「王周正月」，以為建子之明文。而奇齡乃讀「春王」為一句，「周正月」為一句，謂王字乃木王於春之王，而非天王之王。其為乖謬，殆更甚於安國。又如鄭康成《中庸注》：「策，簡也。」蔡邕《獨斷》亦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春秋正義》曰：「『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也；『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也。」又曰：「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據此，則《經》、《傳》簡策，並無定名。故崔杼之事稱南史氏執簡，而華督之事稱名在諸侯之策，其文互見。奇齡乃以簡書、策書為《經》、《傳》之分，亦為武斷。然其書一反胡《傳》之深文而衡以事理，多不失平允之意。其義例皆有徵據，而典禮尤所該洽。自吳澄《纂言》以後，說《春秋》者罕有倫比，非其說《詩》、說《書》好逞臆見者比。至於喧呼叫呶，則其結習所成，千篇一律，置之不議不論可矣。
國朝毛奇齡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為名者，蓋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為主，而附載《公》、《穀》之異文，辨證其謬。因胡安國《傳》多從《穀梁》，並安國亦排斥之。其舍《左氏》而從《公羊》者，惟襄公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一條耳。考《左傳》雖晚出，而其文實竹帛相傳。《公》、《穀》雖先立於學官，而其初皆經師口授，或記憶之失真，或方音之遞轉，勢所必然，不足為怪。奇齡所考正者，如會袲不當有齊侯；單伯送王姬，不應作逆；齊人來歸衛俘，據《書序》知俘即是寶，非《經》、《傳》有異；公伐齊納子糾，不應無子字；齊人殲於遂，不應作瀐；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於鄭同例；會洮，不應有鄭世子華；欒書救鄭，不應作侵鄭；召公來錫公命，不應作賜命；襄公五年救陳，不應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會虢之衛齊惡不應作石惡；齊欒施不應作晉欒施；叔孫婼不應名舍；公會齊侯盟於黃，不應作晉侯；衛趙陽不應作晉趙陽：皆極精核。至於《經》書「冬，宋人取長葛」，《傳》乃作「秋」，但知《經》、《傳》不符，而不知宋以先王之後用商正，取以建酉之月。則此冬而彼猶秋，實與晉用夏正，《經》、《傳》皆差兩月一例。又「衛師入郕」，《公羊》「郕」作「盛」，遂詆其宋將作送，衛將作彗，不知《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即郕國之女。《考古圖》「許」或作「鄦」、「魯」或作「鹵」，俱勒諸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者眾，未可盡以今文繩之。又謂「昔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昔字訓夜，雖見《列子》，然不應一作昔，又一作夜。不知《列子》稱「夜則昏憊而熟寐，昔昔夢為國君」，又稱「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正昔夜二字並用。又謂皋陶可作咎由，由於音同；西乞術不可作西乞遂，由於音異。是以後世之平仄，律古人之轉音。不知《檀弓》以「木」為「彌牟」，《戰國策》以「包胥」為「勃蘇」者，不一而足也。如斯之類，特以偏主一家，曲加排斥，均為未得其平。甚至「於」作「於」、「饗」作「享」，《經》、《傳》處處通用，於《公》、《穀》亦縷摘之，益瑣屑矣。然其可取者多，瑕究不掩其瑜也。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春秋傳》，分義例為二十二門，而其書則仍從《經》文十二公之序。此乃分門隸事，如沈棐、趙汸之體，條理頗為明晰，考據亦多精核。蓋奇齡長於辨禮，《春秋》據禮立制，而是書據禮以斷《春秋》，宜其秩然有紀也。至《周禮》一書，與《左傳》多不相合。蓋《周禮》為王制，而《左傳》則皆諸侯之事。《周禮》為初制，而《左傳》則皆數百年變革之餘。強相牽附，徒滋糾結。奇齡獨就《經》說《經》，不相繳繞，尤為特識矣。是書為奇齡門人所編，雲本十卷。朱彝尊《經義考》惟載六卷，且雲「未見」。此本於二十二門之中僅得七門，而「侵伐」一門尚未及半。蓋編次未竟之本。雖非完書，核其體要，轉勝所作《春秋傳》也。
國朝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塘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內閣學士。是編乃康熙乙丑士奇奉敕撰《春秋講義》，因考訂地理，並成是書奏進。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為人作《左傳地名》訖，問余成公二年鞍之戰」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其書以《春秋經、傳》地名分國編次，皆先列國都，次及諸邑。每地名之下，皆先列《經》文、《傳》文及杜預《注》，而複博引諸書，考究其異同，砭正其疏舛，頗為精核。惟時有貪多炫博，轉致瑣屑者。如魯莊公築台臨黨氏，遂立「黨氏台」一條，殊於地理無關。又如晉以先茅之縣賞胥臣，遂立「先茅之縣」一條，既不能指為何地，但稱猶雲蘇忿生之田，則亦安貴於考耶？是則過求詳備之失也。
國朝徐庭垣撰。據《浙江遺書總錄》，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然不言書成於何時。前有庭垣《自序》，亦無年月。案庭垣為朱彝尊同縣人，而彝尊《經義考》不載是書，則在彝尊以後矣。自宋以來，說《春秋》者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遂以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幹名犯義之事，皆誣稱為孔子之特筆，而不知已亂名教之大防。庭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為，而謂聖人肯為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幹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倖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遏之」云云，其持論最為正大。又自述注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亦為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其識皆在啖、趙諸儒之上，正未可貴遠而賤近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闕，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
國朝張尚瑗撰。尚瑗字宏蘧，一字損持，吳江人。康熙戊辰進士，改庶起士。散館外補興國縣知縣。尚瑗初從朱鶴齡遊，講《春秋》之學。鶴齡作《讀左日鈔》，尚瑗亦作《讀三傳隨筆》。積累既久，卷帙遂夥，乃排纂而成是書。曰：「折諸」者，取揚雄「群言淆亂，折諸聖」之語也。凡《左傳》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而用力於《左傳》尤多。如卷首所列《郊禘五嶽考》、《地名同考》、《名諡同考》、《名姓世表》諸篇，皆引據典核，可資考證。惟其書貪多務得，細大不捐，每據摭漢魏以下史事與《傳》文相證，往往支離曼衍。如因衛懿公好鶴遂涉及唐玄宗舞馬之類，不一而足。與《經》義或渺不相關，殊為蕪雜。然取材既廣，儲蓄遂宏。先儒訓詁之遺，經師授受之奧，微言大義，亦多錯見於其中。所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固未可以其糠粃遂盡棄其精英。且《春秋》一經，說者至夥，自孫複、劉敞之徒倡言廢《傳》，後人沿其流派，遂不究事實而臆斷是非。胡安國《傳》自延祐以來懸為功令，而《僖公十七年》之滅項乃誤歸獄於季孫，由議論多而考證少也。尚瑗是書，雖未能刊削浮文，頗乖體要，而蒐羅薈稡，猶為摭實之言。過而存之，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
國朝焦袁熹撰。袁熹字廣期，金山人。康熙丙子舉人。是編為袁熹未成之書，僅及《成公八年》而止。每卷有袁熹名印，蓋猶其稿本。前有其孫鍾璜《跋》，亦當時手跡也。自《穀梁》發常事不書之例，孫複衍有貶無褒之文。後代承流，轉相摹仿，務以刻酷為《經》義。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上至天王，下至列國，無一人得免於彈刺，遂使游、夏贊之而不能者，申、韓為之而有餘。流弊所極，乃有貶及天道者（呂柟《春秋說志》謂書季孫意如卒，所以見天道之左）。《春秋》於是乎亂矣。袁熹是書，獨酌情理之平，立褒貶之准，謹持大義而刊削煩苛。如隱公盟蔑，諸家皆曰惡私盟。袁熹則謂繼好息民，猶愈於相虞相詐。至七年伐邾，事由後起，不容逆料而加貶辭。又謂會潛之戎，本雜處中國，修好息民，亦衰世之常事，褒貶俱無可加。謂無駭之書名，若後世帝室之胄不系以姓，非貶而去之。謂書齊侯弟年，見齊之重我，使其親貴，非譏過寵其弟。謂書螟為蟲傷苗稼，即當留意補助，不以此一事便為惡。如此之類數十條，皆一洗曲說。至於武氏子求賻，乃魯不共命，天王詰責，豈敢反譏天王？家父求車，乃天子責貢賦有闕，《經》婉其文曰求車，不應舍其下，責其上。尤大義凜然，非陋儒所及。末附《讀春秋》數條，論即位或書或不書，四時或備或不備，有史所本無，有傳寫脫佚，非聖人增減於其間。亦足破穿鑿之說。近代說《春秋》者，當以此書為最。雖編輯未終，而義例已備，於經學深為有裨，非其《經說》諸書出於門人雜錄者比也。
國朝張自超撰。自超字彝歎，高淳人。康熙癸未進士，未仕而卒。《江南通志》列之《儒林傳》中。是書大意本朱子據事直書之旨，不為隱深阻晦之說。惟就《經》文前後參觀以求其義，不可知者則闕之。篇首《總論》二十條，頗得比事屬辭之旨。其中如單伯逆王姬則從王氏之說，以為魯之大夫。於秦獲晉侯，辨所以不書名之故。於宋師敗績，辨所以不書公之故。於司馬華孫來盟，辨胡《傳》義不系乎名之說。於盟宋，罪趙武之致弱。於楚公子比公子棄疾弒立，書法見《春秋》微顯之義。於齊殺高厚謂非說晉，而於衛人立晉一條尤得《春秋》深意。雖以「宗朱」為名，而參求《經》、《傳》，務求心得，實非南宋以來穿鑿附會之說。後方苞作《春秋通論》，多取材此書。近時解《春秋》者，焦袁熹《春秋闕如編》外，此亦其亞矣。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編本《孟子》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意，貫穿全經，按所屬之辭，合其所比之事。辨其孰為舊文，孰為筆削，分類排比，為篇四十。每篇之內，又各以類從。凡分章九十有九。考筆削之跡，自古無徵。《公羊傳》曰：「不修《春秋》曰：霣星不及地尺而複。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原本、改本並存者此一條耳。《左傳》甯殖曰：「載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經》文則曰：「衛侯衎出奔齊。」其為聖人所改與否，已不可定。至《左傳》稱仲尼謂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書曰「天王狩於河陽」。則但有改本，不知原本為何語矣。故黃澤曰：「《春秋》所以難看，乃是失卻不修《春秋》。若有不修《春秋》互相比證，則史官記載，仲尼所以筆削者正自顯然易見。」是自昔通儒，已以不見魯史無從辯別為憾。苞乃於二千餘載之後，據文臆斷，知其孰為原書，孰為聖筆，如親見尼山之操觚。此其說未足為信。惟其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多有協於情理之平，則實非俗儒所可及。譬諸前修，其吳澄之流亞歟？
國朝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是書補杜預《長曆》而作。原本不分卷帙，今約略篇頁，釐為十卷。其凡有四：一曰曆證。備引《漢書》、《續漢書》、《晉書》、《隋書》、《唐書》、《宋史》、《元史》、《左傳註疏》、《春秋屬辭》、《天元曆理》、朱載堉《曆法新書》諸說，以證推步之異。其引《春秋屬辭》載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為《注》、《疏》所無。又引《大衍曆義》「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曆。以古法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曆正月朔日冬至。前列演算法，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為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曆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為證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曆推隱西元年正月庚戌朔。杜氏長曆則為辛巳朔，乃古曆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西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西元年正月為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曆相符，故不復續載焉。杜預書惟以干支遞排，而以閏月小建為之遷就。厚耀明於曆法，故所推較預為密。蓋非惟補其闕佚，並能正其訛舛。於考證之學極為有裨，治《春秋》者固不可少此編矣。
國朝陳厚耀撰。春秋之世，自王朝以迄諸侯大夫得姓受氏，各有源流。其人之見於《經》、《傳》者，不可殫數。漢宋衷有《世本》四卷，唐代尚傳。今惟孔氏《正義》中偶載其文，而書則久佚。《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知何人所撰，今亦無存。杜預作《春秋釋例》，中有《世族譜》一篇，具載其世系昭穆之詳，而自宋以來，湮沒不見。今恭遇聖代表章遺籍，《釋例》一書，得於《永樂大典》中，裒輯叢殘，複為完帙。獨《世族譜》僅存數條，仍不免於闕略。厚耀當時既未睹《釋例》原本，因據孔氏《正義》，旁參他書，作此以補之。其體皆仿旁行斜上之例，首《周世次圖》，而以周之卿大夫附後。次魯、次晉、次衛、次鄭、次齊、次宋、次楚、次秦、次陳、次蔡、次曹、次莒、次杞、次滕、次許、次邾、次吳、次越、次小國諸侯。皆先敘其君王世系，而附以卿大夫。其偶見《經》、《傳》而無世次可稽，如周之凡伯、南季，魯之眾仲、秦子之類，則別曰《雜姓氏名號》，另為一篇，附卿大夫世系之後，搜采頗為該洽。近時顧棟高作《春秋大事表》，有《世系表》二卷，其義例與此相近，而考證互有異同。如周卿大夫之周公忌父、召莊公諸人，此書徵引不及顧本之備。又脫漏王叔氏世系不載，亦為遜於顧本。然顧氏於有世系者敘次較詳，其無可考者概闕而不錄。此書則於《經》、《傳》所載之人祇稱官爵及字者，悉臚采無遺，實為顧本所未及。讀《春秋》者以此二書互相考證，則《春秋》氏族之學，幾乎備矣。
國朝惠士奇撰。士奇有《半農易說》，已著錄。士奇父周惕，長於說經，力追漢儒之學。士奇承其家傳，考證益密，於三《禮》核辨尤精。是書以禮為綱，而緯以《春秋》之事，比類相從，約取三《傳》附於下，亦間以《史記》諸書佐之。大抵事實多據《左氏》，而論斷多采《公》、《穀》。每條之下，多附辨諸儒之說。每類之後，又各以己意為總論。大致出於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而不立門目，不設凡例。其引據證佐，則尤較二家為典核。雖其中災異之類，反復辨詰，務申董仲舒《春秋》陰陽、劉向、劉歆《洪範》五行之說，未免過信漢儒，物而不化。然全書言必據典，論必持平，所謂元元本本之學，非孫複等之枵腹而談，亦非葉夢得等之恃博而辨也。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有《尚書質疑》，已著錄。是書以《春秋》列國諸事，比而為表：曰《時令》、曰《朔閏》、曰《長曆拾遺》、曰《疆域》、曰《爵姓存滅》、曰《列國地理犬牙相錯》、曰《都邑》、曰《山川》、曰《險要》、曰《官制》、曰《姓氏》、曰《世系》、曰《刑賞》、曰《田賦》、曰《吉禮》、曰《凶禮》、曰《賓禮》、曰《軍禮》、曰《嘉禮》、曰《王跡拾遺》、曰《魯政下逮》、曰《晉中軍》、曰《楚令尹》、曰《宋執政》、曰《鄭執政》、曰《爭盟》、曰《交兵》、曰《城築》、曰《四裔》、曰《天文》、曰《五刑》、曰《三傳異同》、曰《闕文》、曰《吞滅》、曰《亂賊》、曰《兵謀》、曰《引據》、曰《杜注正訛》、曰《人物》、曰《列女》。其《險要表》後附以《地形口號》，《五禮表》後附以《五禮源流口號》。《輿圖》則用朱字、墨字以分別古今地名。《附錄》則皆諸表序並表中所未及者，又為辨論以訂舊說之訛。凡百三十一篇。考宋程公說作《春秋分紀》，以《傳》文類聚區分，極為精密。刊版久佚，鈔本流傳亦罕。棟高蓋未見其書，故體例之間，往往互相出入。又表之為體，昉於《周譜》。旁行斜上，經緯成文，使參錯者歸於條貫。若其首尾一事，可以循次而書者，原可無庸立表。棟高事事表之，亦未免繁碎。至參以七言歌括，於著書之體亦乖。然條理詳明，考證典核，較公說書實為過之。其辨論諸篇，皆引據博洽，議論精確，多發前人所未發，亦非公說所可及。其《朔閏》一表，用杜預隱西元年正月起辛巳朔之說，與陳厚耀所推長曆退一閏者不合。蓋厚耀之書，棟高亦未之見，故稍有異同雲。
國朝程廷祚撰。廷祚有《大易擇言》，已著錄。是書凡《春秋職官考略》三卷，《春秋地名辨異》三卷、《左傳人名辨異》三卷。其考職官，首為數國共有之官，次為一國自有之官。皆分列排纂，凡與《周禮》異同者一一根據《注》、《疏》為之辨證，頗為精核。末為《晉軍政始末表》，序晉軍八變之制，而詳列其將佐之名。又以禦戎、戎右附表於後，亦皆整密。惟置諸國而獨詳晉，則未知其例雲何也。其考地名，首為地同而名異，次為地異而名同。末為《晉書地理志證今》，以杜預注《左傳》，皆用晉代地名故也。其辨人名，自一人二名以逮一人八名者，皆匯列而分注之。大致與《春秋名號歸一圖》互相出入，而較為簡明。雖似與《經》義無關，然讀《經》、讀《傳》者往往因官名、地名、人名之舛異，於當日之事蹟不能融會貫通。因於聖人之褒貶，不能推求詳盡。如胡安國之誤執季孫，橫生異論，毛奇齡之附會尹氏，牽合正經者，蓋有之矣。則廷祚是書，固讀《春秋》家所當知也。
國朝惠棟撰。棟有《周易述》，已著錄。是書皆援引舊訓以補杜預《左傳集解》之遺，本所作《九經古義》之一。以先出別行，故《九經古義》刊本虛列其目而無書。目作四卷，此本實六卷，則後又有所增益也。其中最典確者，如《隱五年》「則公不射」，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供射牲之弓矢」及《國語》倚相之言，證旁引射蛟之誤（案此朱子之說，非杜注也，蓋因補杜而類及之）。《莊公十四年》「繩息媯」，引《呂覽》「周公作詩以繩文王之德」及《表記》鄭《注》「譽，繩也」，證杜注訓譽之由。《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禮也」，引《周書•糴匡解》「年儉穀不足，君親巡方，卿告糴」，證為古禮。《僖五年》「虞不臘矣」，引《太平御覽》舊注及《風俗通》、《月令章句》，證臘不始秦。《十年》「七輿大夫」，引王肅《詩傳》，證七當作五。《二十二年》「大司馬固諫曰」，引《晉語》「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證固為人名。《二十七年》「夏書曰」，引《墨子•明鬼篇》，證《尚書》但有《夏書》、《商書》、《周書》，本無《虞書》。《文十八年》「在九刑不忘」，引《周書•嘗麥解》，證為刑書九篇。《宣二年》「以視於朝」，引《毛詩鹿鳴箋》、《儀禮•士昏禮注》，證「視」為正字，郭忠恕作「示」為誤。《三年》「不逢不若，」引郭璞《爾雅注》作「禁禦不若」，證以杜注逢字在下文，知今本訛寫。《六年》「以盈其貫」，引《韓非子》「以我滿貫」，證「貫」字。《成十六年》「徹七劄焉」，引《呂覽•愛士篇》，證鄭康成一甲七劄之說。《襄二十三年》「娶於鑄」，引《樂記》鄭《注》，證鑄即祝國。又「踞轉而鼓琴」，引許慎《淮南子注》，證轉即軫。《二十五年》「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引《周書•常訓解》，證不出古文《蔡仲之命》。《二十七年》「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引《墨子•辭過篇》，證無妻曰寡。《昭元年》「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引《禮記正義》證杜《注》五獻之誤。《十五年》「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引《墨子•公孟、非儒》二篇，證妻喪三年為春秋末造之禮。《二十六年》「鏨而乘於他車」，引《說文》，證「{輕足}」誤作「鏨」。《哀二十五年》「襪而登席」，引《少儀》證燕必解襪。皆根據昭然，不同臆揣。至《文二年》「廢六關」，引《公羊傳注》證「廢」訓置則是，又引韋昭《國語注》證「置」訓廢則非。蓋置有二義，一為建置之置，《公羊注》所言是也。一為棄置之置，《國語注》所言是也。此猶亂可訓治，而「亂離瘼矣」不可訓治；臭可訓香，而「逐臭之夫」不可訓香。古之設關在譏而不在征，臧文仲廢六關以博寬大之譽，而使奸宄莫詰，陰以厲民，故誅其心而謂之不仁。棟但執反覆旁通之義，殊為偏駁。又《文十三年》「其處者為劉氏」，孔穎達《疏》明言漢儒加此一句，則為「劉」字無疑。而必謂原作「留」字，漢儒改為卯金刀。《宣二年》「文馬百駟」，當以邱光庭《兼明書》所辨為是，而必引《說文》「畫馬」之訓。《襄十七年》「澤門之晳」，謂古皋澤字通，又謂諸侯有皋門，其說固是。然邑中澤門，各指所居，皋門非所居之地也。《二十一年》「公姑姊」，既謂《注》、《疏》皆非，斷為同宗之女，然於姑可解，於姊終無解也。《二十五年》「執簡以往」，引服虔說一簡八字，證太史書崔杼事亦八字，殊嫌牽合。《三十年》「亥有二首六身」，即指為《孟子》之亥唐，尤為附會。《昭七年》「余敢忘高圉、亞圉」，引《竹書紀年》補杜預之闕。不知汲郡古文，預所目睹，預既不引，知原書必無此文，未可以後來偽本證其疏漏（案書中屢引《竹書紀年》，蓋未及詳考今本之偽。）至於《二十一年》「鄭翩願為鸛」，引陸佃《埤雅》之雜說（案鸛井出《酉陽雜俎》，非始於佃）。《哀六年》「無疾而死」，引《汲塚瑣語》之野談。《十二年》「效夷言」，謂《春秋》時已重吳音，不始於晉。更非注經之體矣。他如「公即位」之「位」，必欲從古《經》作「立」。「屢豐年」之「屢」，必欲從《說文》作「婁」。亦皆徒駴耳目，不可施行。蓋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也。
國朝沈彤撰。彤有《尚書小疏》，已著錄。是編以趙汸、顧炎武所補《左傳》杜《注》為未盡，更為訂正。其中得失互見。如《襄公二十六年傳》：「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彤謂八邑、六邑其數少，乃《司勳》所雲賞地，非采邑之加田，《疏》亦誤。今考《司勳》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注》曰：「加田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據此，則是特以賞田有所未盡，更加以賞，未有賞田反少，加田反多者。今彤謂八邑、六邑為數少，當是賞地，則加田為數當多矣。與《周禮》殊為未合。蓋彤著《周官祿田考》，誤以《大司徒注》小都、大都旁加之數即為《司勳》之加田，故今以子展、子產皆國卿，若受加田則約得小都，旁加四裏。《傳》雲八邑者，據《注》不過三十二井；雲六邑者，不過二十四井。故疑其數少，非加田。其實皆不然也。又如《文西元年傳》：「歸餘於終。」彤謂積氣朔餘日以置閏，在四季月，故曰「歸餘於終」。《經》、《傳》所書閏月，皆不得其正。惟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於夏時適為閏六月，偶合耳。今考《昭公二十年》書「春王正月」，《傳》曰：「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杜《注》謂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時史失閏更在二月後，故《經》因史而書正月，《傳》更具於二月。《疏》謂曆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是往年閏月，此年二月，乃是正月。時史於往年錯不置閏，閏更在二月之後，《傳》於八月之下乃雲「閏月戊辰殺宣薑」是也。《注》不言在八月後者，以正月之前當置閏，二月之後即不可也。據此，則是年八月置閏，正史官之失。彤反以為偶合，亦非也。至如《襄公二十八年傳》「令倍其賦」，孔《疏》謂賞地之稅三分，王食其一，二入於王臣。此采邑貢王之數。然則諸侯之臣受埰地者，亦當三分之一歸於公。言重倍其賦，當以三分而二入公。今考采邑貢王，《小司徒注》曰：「埰地食者皆四之一。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裏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裏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其賞地貢王，則孔《疏》所引《司勳注》「三分計稅，王食其一」是也。然則埰地、賞地貢數顯異。今孔《疏》於侯國埰地之賦不計四分之一而計三分之一，是誤以賞地為埰地矣。彤辨正其非，足辟相沿之謬。又如《襄公二十五年傳》：「賦車兵、徒兵。」杜《注》雲：「車兵，甲士。」孔《疏》雲：「知非兵器者，上雲數甲兵，下雲甲楯之數，故知此謂人也。」顧炎武謂執兵者之稱兵自秦始，三代以上無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彤引《隱公五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襄西元年傳》「敗其徒兵於洧上」，雲徒兵則不得謂非士卒矣。亦可以補正顧氏之失。雖未完之書，錄而存之，於讀《左傳》者亦有所裨也。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編所列《春秋》山川國邑地名，悉從《經》、《傳》之次。凡杜預以下舊說已得者仍之，其未得者始加辨證，皆確指今為何地。俾學者按現在之輿圖，即可以驗當時列國之疆域及會盟侵伐之跡，悉得其方向道裏。意主簡明，不事旁摭遠引，故名曰《考實》。於名同地異，注家牽合混淆者，辨證尤詳。如謂《隱西元年傳》「費伯帥師城郎」，其地在今廢魚台縣，去曲阜二百里許。而《九年經》書「城郎」及《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莊十年》「齊師、宋師次於郎」者，別為魯近郊地名，則《公羊傳》所謂「吾近邑」、《左傳》記公子偃自雩門出先犯宋師與《哀十一年》「師及齊師戰於郊」、《檀弓》作「戰於郎」者，皆無疑矣。《僖公三十年傳》：「燭之武見秦伯曰：許君焦、瑕。」杜預以焦、瑕為晉河外列城二邑，與《傳》所雲晉惠公賂秦以河外列城之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者不合。永則謂之武所言，乃於河外列城舉焦，於內及解梁城者舉瑕，以該所許之邑。引《水經注》雲：「涑水西逕郇城，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解梁即斯城也。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云云。且考定郇城在解故城東北二十四裏，瑕城在解西南五裏，二地相距三十裏許。杜預於《成公六年》「絳大夫言郇瑕氏之地沃饒近盬」合郇瑕為一，於《僖公十五年》瑕呂飴甥以瑕呂為姓，皆失之。其訂訛補闕，多有可取。雖卷帙不及高士奇《春秋左傳地名考》之富，而精核則較勝之矣。
國朝吳鼐撰。鼐有《易象約言》，已著錄。《春秋》以周正紀時，原無疑義。唐劉知幾始有《春秋》用夏正之說。至宋儒泥「行夏之時」一言，遂是非蜂起。元李濂著《夏周正辨疑》，明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而《經》義始明。鼐複取兩家之說，節其繁冗，益以近儒所論，補所未備，駁胡氏、蔡氏改月不改時及諸儒時月俱不改之說，以明《左氏》王周正月之旨，辨證極有根據。其中「三正通於民俗」一條，所引陳廷敬、蔡德晉諸說，於三代諸書所紀年月差互之處，一一剖其所以然，更足破疑似之見。雖篇帙無多，而引證詳明，判數百年紛紜轇轕之論，於經學亦為有功矣。
國朝葉酉撰。酉有《詩經拾遺》，已著錄。是編多宗其師方苞《春秋通論》，而亦稍有從違。其曰《究遺》者，蓋用韓愈《贈盧仝》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語也。於胡《傳》苛刻之說及《公》、《穀》附會之例，芟除殆盡。於《左氏》亦多所糾正，乃往往並其事蹟疑之。如開卷之「仲子」，謂惠公違禮再娶，以嫡禮聘之可也。酉必據此謂諸侯可再娶，則衛莊公於莊薑見在複娶於陳，陳之厲媯有娣戴媯，其正名為嫡可知，亦將據以為諸侯之禮可並建兩嫡乎？郎之戰距桓公之立已十年，酉乃謂三國來討弒隱公之罪，《左傳》周班後鄭之說為誣。鄫季姬之事，《左氏》以為歸寧見止，於事理稍近。《公羊》以為使自擇配，已屬難據。酉乃斷為季姬已許鄫子，而僖公悔婚，故季姬義不改適，私會鄫子。「天王狩於河陽」，左氏所傳必有所受，此正筆削之微旨。而酉以為周王欲省諸侯殷見之費，自往就之，所傳仲尼之言不可信。皆未免鑿空。《文公十二年》之子叔姬與《十四年》之子叔姬，酉以為孿生之女，已屬臆度。又以齊人所執之子叔姬為舍之妻，《傳》誤以為舍之母。又以《宣公五年》齊高固所娶之子叔姬即以妻舍之子叔姬，並非兩人。輾轉牽合，總以叔之一字不容有兩生義。不知女笄而字，不過伯、仲、叔、季四文。益以庶長之孟，亦不過五。設生六女，何以字之？是知未笄以前，用名為別。既笄而字，字不妨複。因此而駁《傳》文，未免橫生枝節。莒人滅鄫，《傳》言恃賂。酉以為襄公五年鄫已不屬魯，《傳》為失實。而下文「季孫宿如晉」，又用《傳》「晉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之語。使鄫不屬魯，其亡與魯何關，亦為矛盾。他如王不稱天、桓無王之說，因仍舊文，不能改正。而以趙岐《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語，證《左傳•哀公八年》「宋人滅曹」之誤，更為倒置。然大致准情度理，得《經》意者為多。其《凡例》中所謂變例、特文、隱文、闕文之說亦較諸家之例為有條理。他若據《漢地理志》辨戎伐凡伯之楚丘非衛地，據《史記》夷姜為衛宣夫人、非烝父妾，據《宣公三年經》書「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辨魯不止僣祈穀之郊，若斯之類，亦時有考證。統核全書，瑕固不掩其瑜也。
國朝顧奎光撰。奎光字星五，無錫人。乾隆乙丑進士，官瀘溪縣知縣。是編不載《經》文，但偶有所得則錄之，故名「隨筆。」其中如「桓公會稷以成宋亂」，成自訓平。其下取鼎納廟之事，所謂美始而惡終也。而奎光取劉敞之說，以為成就其亂。《春秋》諱國惡，二百四十二年無此徑遂之筆也。公子翬之寵自以翼戴之故，華氏之立自以賂故，兩不相謀。而奎光謂立華氏為翬之私，華氏立而翬遂命為公子。夫國君樹其私人，豈必援鄰國之例？不立華氏，翬將終身不命乎？鄭滅虢、檜，晉滅魏、霍，其事舊矣。而奎光謂滅國自齊桓始，何不考也？紀叔姬歸於酅，自重叔姬之節。而奎光謂以酅存紀，是牽陳滅書陳災之《傳》。莊公之娶哀薑，奎光謂因其色美，已為臆度之詞，而又謂莊公未聞好色。彼築台以臨黨氏，割臂以盟孟任，非好色之明證歟？公子友敗莒於酈，奎光以為與翬帥師、慶父帥師其專相等。此無論莒人責賂而來，居於必應之勢，非出軍疆外者比。且核以《傳》文，絕無專行之證，何所據而斷非君命也？子卒不書弒，自與隱公不書弒一例。而奎光以為史臣之曲筆，豈《春秋》亦曲筆乎？敬嬴雨不克葬，自是適值其時。《公羊》以為咎徵，已出附會，而奎光乃藉以明天道，豈弒逆者葬必遇雨耶？且《春秋》以褒貶為賞罰，不以果報為勸戒，此非《經》義也。如斯之類，瑕纇蓋所不免。然如謂《春秋》例從義起，非義從例生。謂《春秋》有達例，有特筆，然亦須理會大處，不可苛細繳繞。謂春秋時天子僅守府，方伯亦失職，說者乃於小國見伐，責其不告，不足以服其心。謂《春秋》將以治世之無王者，而胡氏於宰咺歸賵則曰貶而書名，於榮叔歸含及賵則曰王不稱天，如此則無王自《春秋》始矣。謂說《春秋》者自相矛盾，既雲為賢者諱，又曰責賢者備；既曰隱公為攝，又曰桓公為篡：何者為是？皆深中《春秋》家苛刻迂謬之弊，故其所論多能得筆削之旨。奎光嘗撰《然疑錄》，所載說《春秋》諸條，與此相同。其為先有此本，又編於《然疑錄》中，或先載《錄》中，又摘出別為此本，均不可考。然《然疑錄》頗為瑣雜，論其菁華，則已盡此兩卷中矣。
○附錄
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繁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為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鑰本詳為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案：《春秋繁露》雖頗本《春秋》以立論，而無關《經》義者多，實《尚書大傳》、《詩外傳》之類。向來列之經解中，非其實也。今亦置之於《附錄》。）──右「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錄》一部，十七卷，皆文淵閣著錄。
（案：《春秋》三傳，互有短長，世以范寧所論為允，寧實未究其所以然也。《左氏》說《經》所謂「君子曰」者，往往不甚得《經》意。然其失也，不過膚淺而已。《公羊》、《穀梁》二家，鉤棘月日以為例，辨別名字以為褒貶，乃或至穿鑿而難通。三家皆源出聖門，何其所見之異哉？左氏親見國史，古人之始末具存，故據事而言，即其識有不逮者，亦不至大有所出入。《公羊》、《穀梁》則前後經師，遞相附益，推尋於字句之間，故憑心而斷，各徇其意見之所偏也。然則徵實跡者其失小，騁虛論者其失大矣。後來諸家之是非，均持此斷之可也。至於左氏文章，號為富豔，殘膏賸馥，沾溉無窮。章沖聯合其始終，徐晉卿排比其對偶，後人接踵，編纂日多，而概乎無預於《經》義，則又非所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