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中國公學（中國公學校友會歡迎會上講詞）

　　今天我們的聚會，使我感到非常的高興。在這裡，能夠會到民國以前的老師和老同學，我簡直好像回到了母校，又成為它的老學生。

　　剛才主席談到，我們的母校在「一二八事件」被毀了，我們的同學如像失去了母親的孩子。對此，我亦深具同感。不過，在今天，不僅是我們的母校中國公學沒有了，大陸所有的大學，也都遭受到同樣的命運。有的學校被解散了，有的學校名字被取消了。這些學校的同學，也都受到我們同樣的遭遇。

　　關於中國公學的復校工作，我過去未能多所盡力，實在很慚愧。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母校自有它光榮的歷史，不問我們的母校能否恢復，而它的歷史是不朽的。如像北京大學，雖然一度改了名稱，但對於它的歷史並沒有多大關係。我覺得，我們目前應做的工作，是發揚中國公學的歷史價值，確定我們母校在中國革命史上和中國教育史上的地位。

　　我在《四十自述》這本回憶錄里，曾詳細敘述我在校的情形——我怎樣進了中國公學，後來又怎樣鬧風潮，以至同朱經農一些同學另外辦了一個新中國公學……，我寫這一段的歷史，很得力於趙健凡同學的幫助，因為他收集了好些我們在校里出版的《競業旬報》。這上面有很多我寫的文章和當時學校動態的記載，有人認為我《四十自述》記這一段文字，對於中國公學的歷史很有幫助。

　　但我所寫的，都是民元以前的事情，而且也不完整。我想，在我們母校創辦人于右任先生的紀錄里，在各位老師各位同學的記憶里，一定有很多寶貴的資料。像姚烈士為校務犧牲性命，像王雲五先生當時的「小辮子」……，都可以寫成很有價值，很有趣味的掌故，把它匯集起來編成為我們母校的「校史」，作為永垂不朽的歷史紀念。這對於中華民國的產生經過和中國教育制度的沿革，都將是很有價值的文獻。

　　談到中國公學和中國革命的關係，這實在有深厚的淵源。中國公學的創辦，在表面上是因為一部分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政府取締留學生的規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動的舉辦本校，但實際上，這批留學生都是革命黨人。教員中有于右任先生，馬君武先生……，這都是當時革命的中堅分子；同學中，大部分都參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參加黃花崗之役的饒輔廷烈士，都是當時的同學。我當年年紀很輕，是同學中的「子供」（註：日語小孩之意），還留着一條辮子，不夠革命，同學們認為我年歲小，也不強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勵我做學問，但我卻時常為學校的刊物寫文章；同時，多少也為革命盡點微勞。我當時英語比較還好，記得有天夜晚已經就寢，同學們將我喊起來，要我到海關辦交涉，因為有位留日的女學生從日本回國，為革命黨運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槍炸彈，被海關扣下來，我便冒險的前去交涉，但後來實在無法可想，只好不談東西，將人營救出來作罷。可見當時的中國公學，實在便是革命的機關。一般師生多是革命黨人。這對於中華民國的開國革命，實在有不少的貢獻。

　　其次，談到中國公學和中國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關係。當時我們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點強特的作風，這種作風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試驗，當時校內並不設校長，而由三位幹事共同負責處理校務，成為學校「行政機關」。另外由全體同學推舉班長，室長，實行自治，並且選舉評議員，組織評議會，成為學校的「立法機關」。一切校務雖由幹事負責執行，但必須先經評議會通過，完成「立法程序」。就是聘請教員，也得經過同學的同意。記得總統的岳父宋耀如老先生，曾經教過我們的英文。原先有幾位英文教員，都不為同學歡迎而解聘，後來聘請宋老先生，始而同學對他的印象並不太好，但上了第一堂課之後，他讀得好，講得好，發音又好，大家方心悅誠服的接受他的教導。

　　後來我們鬧風潮，另外辦了一個新中國公學，也是為了爭取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因為當時外界捐贈了學校一筆款子，建築校舍，但要求學校設校長，廢止評議會一類的學生自治辦法。我們維護民主，反對這類辦法，便另辦一個新中公，王雲五先生便是那時的教員，雖然新中公最後不能維持，仍然歸併到一起，但這段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奮鬥的歷史，在中國教育史上也有其應有的地位。

　　在自由中國沒有完成「復國」的工作之前，我們的「復校」工作自然也談不到。但我建議：我們應該馬上成立「校史委員會」，編撰我們母校——中國公學的校史，尤其是趁我們母校創辦人于右任先生以及各位老師各位同學記憶猶新的時候，趕快逼着將他們記憶中的歷史記錄下來，這些寶貴的資料，將來是無法找尋的。中國公學的「校史」，實在可以算作中華民國開國史和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榮，它的價值，將是不朽的，崇高的，只要讓社會一般人士都認識我們母校的光榮歷史，將來我們的「復校」工作，一定可以順利的達成。

　　（本文為1952年12月23日胡適在中國公學校友會歡迎會上的演講，原載1952年12月24日台北《中央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