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講演錄/文學略說

文學分三項論之：一論著作之文與獨行之文有別；二論駢體、散體各有所施，不可是丹非素；三論周秦以來文章之盛衰。

一、著作之文與獨行之文。著作之文雲者，一書首尾各篇互有關係者也；獨行之文雲者，一書每篇各自獨立，不生關係者也。準是論文，則《周易》、《春秋》、《周官》、《儀禮》、諸子，著作之文也（《儀禮》雖分十七篇而互有關係）；《詩》、《書》，獨行之文也。孔子刪詩，如後世之總集，惟商初、周初諸篇偶有關係，然各篇不相接者多，與《春秋》編年者異撰，或同時並列三篇，或曠數百年而僅存一篇。自堯至秦，一千七百年中，商書殘缺；夏書則於后羿、寒浞之事，一無記載。蓋書本各人各作，不相系聯。孔子刪而集之，亦猶夫詩矣。後人文集，多獨行之文；惟正史為著作之文耳。以故著作之文，以史類為主；而周末諸子，說理者為後起，老、墨、莊、申、韓、孟、荀是也；惟《呂覽》是獨行之文編集而為著作者也。著作之盛，周末為最。顧獨在諸子，史部不能與抗。至漢，《太史公》繼《春秋》而作，史部始盛。此後子書，西漢有陸賈《新語》（真偽不可知）、賈誼《新書》、董仲舒《春秋繁露》（後人歸入經部）、桓寬《鹽鐵論》（集當時郡國賢良商論鹽鐵榷沾事）、揚雄《法言》；東漢有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仲長統《昌言》（全書不可見）、荀悅《申鑒》、徐幹《中論》。持較周秦諸子，說理固不逮，文筆亦漸遜矣。然魏文帝論文，不數宴遊之作，而獨稱徐幹為不朽者，蓋猶視著作之文尊於獨行者也。

著作之文，本有史部、子部二類。王充謂：「司馬子長累積篇第，文以萬數；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揚子云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窈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論衡·超奇》篇）此為抑揚太過。《史記》雖襲前文，其為去取，亦甚難矣。充又數稱桓君山，謂說論之徒，君山為甲。今桓譚書不可見，惟《群書治要》略載數篇，亦無甚高深處。而充稱為素丞相者，蓋王、桓氣味相投，能破壞不能建立，此即邱光庭《兼明書》之端也（東漢人皆信陰陽五行，五充獨破之，故蔡中郎得其書，秘之賬中。中郎長於碑版，能為獨行之文而不能著作者）。至於三國，《典論》全書不可見。劉劭《人物誌》論官人之法，行文精煉，漢人所不能為，《隋志》入之名家，以其書品評人物，綜核名實，於名家為近也。其論英雄，謂「張良英而不雄，韓信雄而不英。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為相，雄可為將。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徒英而不雄，則雄才不服也；徒雄而不英，而智者不歸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語似突梯，而頗合當時情理。晉世重清談，宜多著作之文；然而無有者，蓋清談務簡，異於論哲學也。樂廣擅清言，而不著書。《世說新語》云：「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確幾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廣辭約而旨達、皆此類。」故無長篇大論。其時子書有《抱朴子》等（《抱撲子》外篇論儒術，內篇論煉丹），顏之推譏之，以為「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復，遞相模學，猶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顏氏家訓》言處世之方，不及高深之理。精於小學，故有《音辭篇》；信奉釋氏，故有《歸心篇》。其書與今敦煌石室所出《太公家教》類似。之推文學之士，多學問語。太公不知何人，或為隋唐間老農。學問有深淺，故文筆異雅俗耳。李習之謂《太公家教》與《文中子》為一類，不知《文中子》誇飾禮樂，而《家教》則否，余故謂是《家訓》之類也。唐人子部絕少。後理學家用禪宗語錄體著書，亦入子部，其文字鄙俚，故顧亭林譏之曰：「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矣。」

史部之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皆一手所作。《宋書》、《齊書》、《梁書》、《陳書》亦然。《隋書》，魏徵等撰。本紀、列傳，出顏師古、孔穎達手（自來經學家作史，惟孔穎達一人）；《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出李淳風手。《新唐書》，宋祁撰列傳，歐陽修撰志，雖出兩人，文筆不甚相遠。《晉書》出多人之手。《舊唐書》，號稱劉昫撰，昫實總裁而已。《舊五代史》，薛居正撰，恐亦非一人之作。歐陽修《新五代史》，固出一手，然見聞不廣，遺漏太多。遼、金、元三史，皆雜湊而成，惟《東都事略》乃王偁一人之作。《明史》本萬斯同所作，但有列傳，無本紀、表、志。余弟子硃逖先在北京購得稿本，體裁工整，而紙色如新，未敢決然置信。然文筆簡煉，殆非季野不能為。王鴻緒《橫雲山人明史稿》，紀、表、志、傳具備，而刪去萬曆以後列傳。乾隆時重修《明史》，則又出多人之手矣。編年史如《漢紀》、《後漢紀》、《十六國春秋》，皆一手所作（《十六國春秋》，真偽不可知）。《通鑑》一書，周、秦、兩漢為劉奉世所纂，六朝為劉恕所纂，隋唐為范祖禹所纂，雖出眾手，而溫公自加刊正。「臣光曰」云云，皆溫公自撰，亦可稱一手所成者也。大抵事出一手者為著作之文（史部、子部應分言之），反之則非著作之文。宋人稱《新五代史》可方駕《史記》，《史記》安可幾及？以後世史部獨修者少，故特重視之耳。

《左》、《國》、《史》、《漢》中之奏議書札，皆獨行之文也。西漢以前，文集未著。《楚辭》一類，為辭章之總集。漢人獨行之文，皆有為而作，或為奏議，或為書札，鮮有以論為名者。其析理論事，僅延篤《仁孝先後論》一篇耳，其文能分析而未臻玄妙，徒以《解嘲》、《非有先生論》之屬皆是設論，非論之正，故不得不以延篤之論為論之首也。魏晉六朝，崇尚清談。裴頠《崇有》，范縝《神滅》，斯為傑構。清談者宗師老子，以無為貴，故裴頠作論以破其說。《宏明集》所收，多揚玄虛之旨，范縝遠承公孟（太史公云：學者多言無鬼神），近宗阮瞻，昌論無鬼，謂形之於神，猶刀之於利，未聞刀去而利存，安有人亡而神在？是仍以清談破佛法也。此種析理精微之作，唐以後不可見。近世曾滌笙言古文之法，無施不可，獨短於說理（方望溪有「文以載道」之言，曾氏作此說，是所見過望溪已）。夫著作之文，原可以說理。古人之書，《莊子》奇詭，《孟》、《荀》平易，皆能說理。韓非《解老》、《喻老》，說理亦未嘗不明。降格以求，猶有《崇有》、《神滅》之作，何嘗短於說理哉？後人為文，不由此道，故不能說理耳。然而宗派不同、門戶各別，彼所謂古文，非吾所謂古文也。彼所謂古文者，上攀秦漢，下法唐宋，中間不取魏晉六朝。秦漢高文，本非說理之作，相如、子云，一代宗工，皆不能說理。韓、柳為文，雖雲根柢經、子，實則但摹相如、子云耳。持韓較柳，柳猶可以說理，韓尤非其倫矣（柳遭廢黜，不能著成一書，年為之限，深可惜也）。蓋理有事理、名理之別。事理之文，唐宋人尚能命筆；名理之文，惟晚周與六朝人能為之。古文家既不敢上規周秦，又不願下取六朝，宜其不能說理矣。要之，文各有體。法律條文，自古至今，其體不變。漢律、唐律，如出一轍。算術說解，自《九章》而下，亦別自成派。良以非此文體，無以說明其理故也，律算如此，事理、名理亦然。上之周秦諸子，下之魏晉六朝，舍此文體不用，而求析理之精、論事之辨，固已難矣。然則古人之文，各類齊備，後世所學，僅取一端。是故，非古文之法獨短於說理，乃唐宋八家下逮歸、方之作，獨短於說理耳。

史部之文，班馬最卓。後世學步，無人能及。傳之於碑，文體攸殊。傳鈍敘事，碑兼文質。而宋人造碑，宛然列傳。昌黎以二千餘字作《董晉行狀》，其他碑誌，不及千字，宋人所作神道墓誌，漸有長者。子由作《東坡墓誌》，字近七千，而散漫冗碎，不能收束。晦庵作《韓魏公志》，文成四萬，亦不能收束。持較《史》，《漢》千餘字之《李斯列傳》，七八千字之《項羽本紀》，皆收束得住，不可同年而語矣。後人無作長篇之力量，則不能不學韓、柳之短篇，以求收束得住，所謂起伏照應之法。凡為作長篇，不易收束而設也（此法宋人罕言，明人乃常言爾）。是故即論單篇獨行之作，亦古今人不相及矣。

後世史須官修，不許私撰。學成班馬，持等屠龍。惟子書無妨私作，然自宋至今，載筆之士，率留意獨行之文，不尚著作。理學之士，創為語錄，有意子部，而文采不足。余皆單篇孤行，未有巨製，豈不以屠龍之技為不足學耶？今吳江有寶帶橋，綿亙半里，列洞七十，傳為胡元時造；福建泉州有萬安橋，長及二里，傳為蔡襄所造。此皆絕技，後人更無傳者。何者？師不以傳之弟子，弟子亦不願受之於師，以學而無所可用也。著作之文，每下愈況，亦猶此矣。

二、駢文散文各有體要。駢文、散文，各有短長。言宜單者，不能使之偶；語合偶者，不能使之單。《周禮》、《儀禮》，同出周公，而《周禮》為偶，《儀禮》則單。蓋設官分職，種別類殊，不偶則頭緒不清；入門上階，一人所獨，為偶則語必冗繁。又《文言》、《春秋》，同出孔子，《文言》為偶，《春秋》則單。以陰陽剛柔，非偶不優；年經月緯，非單莫屬也。同是一人之作，而不同若此，則所謂辭尚體要矣。

駢散之分，實始於唐，古無是也。晉宋兩代，駢已盛行。然屬對自然，不尚工切。晉人作文，好為迅速。《蘭亭序》醉後之作，文不加點，即其例也。昭明《文選》則以沉思翰藻為主，《蘭亭》速成，乖於沉思，文采不艷，又異翰藻，是故屏而弗錄。然魏晉佳論，譬如淵海，華美精辨，各自擅場。但取華美，而棄精辨，一偏之見，豈為允當，顧《文選》所收對偶之文，猶末極其工切也。

降及隋唐，鏤金錯采，清順之氣，於焉衰歇，所以然者，北入南學（如溫子升輩是），得其皮毛，循流忘返，以至斯極。於是初唐四傑廓清之功，不可沒也（顏師古作《等慈寺塔記銘》，有意為文，即不能工；楊盈川作《王子安文集序》，以為當時之文，皆糅之金玉龍鳳，亂之青黃硃紫，子安始革此弊）。降及中葉，李義山始專力於對仗，為宋人四六之先導。王子安落霞、孤鶩二語，本寫當時眼前景物，而宋人橫謂落霞，飛蛾之號以對孤鶩，乃為甚工（宋人筆記中多此語），其可笑有如此者。駢文本非宋人所工，徒以當時表奏皆用四六，故上下風行耳。歐陽永叔以四六得第。雖宗韓柳，不非駢體（永叔舉進士，試《左氏硃之誣論》有「石言於晉，神降於莘；內蛇斗而外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語，頗以自矜）。東坡雖亦作四六，而常譏駢體。平心論之，宋人四六實有可議處也。清乾降時，作駢體者規摹燕許，斐然可觀。李申耆選《駢體文鈔》（申耆，姚姬傳之弟子，肄業鐘山書院，反對師說，乃作是書），取《過秦論》、《報任少卿書》，一切以為駢體，則何以異於桐城耶？阮芸台妄謂古人有文有辭，辭即散體、文即駢體，舉孔子《文言》以證文必駢體，不悟《繫辭》稱辭，亦駢體也。劉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說。余弟子黃季剛初亦以阮說為是，在北京時，與桐城姚仲實爭，姚自以老耄，不肯置辯。或語季剛：呵斥桐城，非姚所懼；詆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於無形。由今觀之，駢散二者本難偏廢。頭緒紛繁者，當用駢；敘事者，止宜用散；議論者，駢散各有所宜。不知當時何以各執一偏，如此其固也。

鄒陽，縱橫家也。觀其上書（《鄒陽》七篇，《漢志》入縱橫家。《史記》，鄒陽與魯仲連同傳。周孔之作不論，論漢人之作，相如、子云之文非有為而作，故特數鄒陽），行文以駢。而文氣之盛，異於後之四六。是故謂駢體氣弱，未為篤論。宋子京《筆記》謂作史不應用駢語；劉子玄亦云：史文用駢，似簫笛雜鼙鼓、脂粉飾壯士。此謂敘事不宜用駢也。不僅宋子京、劉子玄如此，六朝人作史，亦無用駢語者。唐詔令皆用駢體，而歐陽永叔撰《新唐書》，一切削去，此則太過。夫詔令以駢而不可錄；罪人供狀，詞旨鄙俚，莫此為基，何為而可錄耶？後人不願為散體者，謂散體短於說理，不知《崇有》、《神滅》之作，亦非易為。若夫桐城派導源震川（堯峰亦然），陽湖略變其法，而大旨則同。震川之文，好搖曳生姿，一言可了者，故作冗長之語。曾滌笙譏之曰：「神乎、味乎？徒辭費耳。」此謂震川未脫八股氣息也。至於散之譏駢，謂近俳優，此亦未當。玉溪而後，雕繪滿眼，弊固然矣。若《文選》所錄，固無襞積擁腫之病也。今以口說衡之，歷舉數事，不得不駢；單述一理，非散不可。二者並用，乃達神旨。以故，駢散之爭，實屬無謂。若立意為駢，或有心作散，比於削趾適屨，可無須爾。

駢散合一之說，汪容甫倡之，李申耄和之。然晉人為文，如天馬行空，絕無依傍，隨筆寫去，使人難分段落。今觀容甫之文，句句鍛煉，何嘗有天馬行空之致；容甫譏呵望溪，而湘綺並誚汪、方。湘綺之文，才高於汪，取法魏晉，兼宗兩漢。蓋深知明七子之弊，專學西漢，有所不逮；但取晉宋，又不甘心。故其文上取東漢，下取魏晉，而自成湘綺之文也。若論駢散合一，汪、李尚非其至，湘綺乃成就耳。然湘綺列傳碑版，摹擬《史記》，襲其成語，往往有失檢之處。如《鄒漢勛傳》云： 「如鄒漢勛者，又何以稱焉？」此襲用《史記·伯夷列傳》語而有誤也。夫許由、卞隨、務光之事，太史疑其非實，故作此問。若鄒漢勛者，又何疑焉？

三、周秦以來文章之盛。論歷代文學，當自周始。孔子曰：「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初之文，厥維經典，不能論其優劣。春秋而後，始有優劣可言。春秋時文體未備，綜其所作，記事、敘言多而單篇論說少。七國時文體完具，但無碑版一體。鐘鼎雖與碑版相近，然其文不可索解。故正式碑版，斷自秦後起也（任昉《文章緣起》，其書真偽不可知，所論亦未可信據）。概而論之，文章大體備於七國；若其細碎，則在六朝。六朝之後，亦有新體，如墓誌，本為不許立碑者設；後世碑與墓誌並用，其在六朝，墓誌不為正式文章也。又如壽序，宋以前猶未著。然論文學之盛衰，固不拘於文體之損益。

自唐以來，論文皆以氣為主。氣之盛衰，不可強為。大抵見理清、感情重，自然氣盛。周秦之作，未有不深於理者，故篇篇有氣。論感情，亦古人重於後人。《顏氏家訓》謂：「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梁武帝送弟王子侯出為東郡，云：「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以惻愴。」數行淚下。非獨愛別離如此，即杯酒失意，白刃相仇，亦惟深於感情者為然。何者？愛深者恨亦深，二者成正比例也。今以《詩經》觀之，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皆可謂甚真。至於《楚辭·離騷》之忠怨，《國殤》之嚴殺，皆各盡其致。漢人敘戰爭者，如《項羽本紀》、《李陵列傳》，有如目睹，非徒其事跡之奇也，乃其文亦極描寫之能事矣。此在後世文人為之，雖有意描寫，亦不能幾及。何也？其情不至也。大抵抒情之作，往往宜於小說。然自唐以降，小說家但能敘鬼怪，而不能敘戰爭攻殺。此由實情所無，想像亦有所不逮。惟有男女之情，今古不變，後世小說，類能道之。然人之愛情，豈僅限於男女？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無不有愛情焉。而後世小說之能事，則盡於述男女而已。

漢人之文，後世以為高，然說理之作實寡。魏晉漸有說理之作，但不能上比周秦。今人真欲上擬周秦兩漢，恐貽舉鼎絕臏之誚。明七子李空同輩，高談秦漢，其實邯鄲學步耳。後七子如李滄溟文，非其至者，而詩尚佳；王鳳洲文勝於滄溟，頗能敘戰爭及奇偉之跡，此亦由於情感激發爾。如楊椒山之事，人人憤慨，故鳳洲所作行狀，有聲有色。顧持較《史》、《漢》，猶不能及。以《史》、《漢》文出無心，鳳洲則有意摹擬，着力與不着力，自有間也。

抒情說理之作如此，其非抒情亦非說理如《七發》之類者亦然（《七發》亦賦類）。《七發》氣勢浩汗，無堆垛之跡，擬作者《七啟》、《七命》即大有徑庭。相如、子云之賦，往往用同偏旁數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覺其重。何也？有氣行乎其間，自然骨力開張也。降及東漢，氣骨即有不逮。然《兩都》、《兩京》以及《三都》，猶粗具規模，後此則無能為之者矣。此類文字，不關情之深、理之邃，以余度之，殆與體氣有關。漢人之強健，恐什佰於今人，故其詞氣之盛，亦非後世所及。今人發古墓，往往見古人屍骨大於今人，此一證也。武梁祠畫像，其面貌雖不可細辨，然鼻準隆起，有如猶太、回回人，此又一證也。漢世尚武之風未替，文人為將帥者，往往而有。又漢行徵兵制，而其時歌謠，無道行軍之苦者。唐代即不然，杜詩《兵車行》、《石壕吏》之屬可征也。由此可見，唐人之體氣已不逮漢人，此又一證也。以漢人堅強好勇，故發為文章，舉重若輕，任意堆垛而不見堆垛之跡，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不特文章為然，見於道德者亦然。道德非盡出於禮，亦生於情。情即有關於氣體。體氣強則情重，德行則厚；體氣弱，情亦薄。德行亦衰。孔子曰：「仁者必有勇。」知無勇不能行仁也。《呂氏春秋·慎大覽》稱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子路性鄙，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今觀孝堂山石刻子路像，奮袖抽劍，雄雞之冠，與《史記》所言符合。知孔子之服之路，非僅用禮，亦能以力勝矣。後世理學家不取粗暴之徒，殆亦為無孔子之力故耳（澹臺滅明之斬蛟，亦好勇之徵也）。夫並生一時代者，體格之殊，當不甚遠。孔子、墨子，時代相接。孔子之勇如此，則墨子之以自苦為極，若救宋之役，百舍重繭而不息，亦可信矣。自兩漢以迄六朝，文氣日以衰微者，其故可思也。《世說新語》記王子猷、子敬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爾時膏梁子弟，染於游惰如此，體氣之弱可知矣。有唐國勢，雖不逮兩漢，猶勝於六朝。故燕許大手筆，文雖駢體，氣骨特健，自此一變而為韓柳之散文。宋代尚文，諱言武事，歐、曾、王、蘇之作，氣骨已劣於韓、柳。余常謂文不論駢散，要以氣骨為主。曾滌笙倡陰陽剛柔之說，合於東人所謂壯美、優美者。以歷代之作程之：周、秦、兩漢之文剛，魏、晉南朝之文柔；唐代武功猶著，故其文雖不及兩漢，猶有兩漢遺風；宋代國勢已弱，故歐、蘇、曾、王之文，近於六朝；南宋及元，中國既微，文不成文；洪武肇興，驅逐胡虜，國勢雖不如漢唐，優於趙宋實遠。其異於漢唐者，漢唐自然強盛，明則有勉強之處耳。明人鑑於宋人外交之卑屈，故特自尊大。凡外夷入貢，表章須一律寫華文，朝鮮、安南文化之國，許其稱臣；南洋小國及滿洲之屬，則降而稱奴。天使冊封，不可徑入其國城，須特建大橋，逾城而入；貢使之入中國者，官秩雖高，見典史不可不用手本，不可不稱大人。外夷稱中國曰天朝者，即始於此。諸如此類，即可見明代國勢之盛，出於勉強。國勢如此，國人體氣恐亦類此。其見於文事者，台閣體不足為代表，歸震川閒情冷韻之作，亦不足為代表，所可代表者，為前後七子之作。彼等強學秦漢，力不足以赴之，譬如舉鼎絕臏，不自覺其面紅耳赤也。歸震川生長崑山，王鳳洲生長太倉，籍貫同隸蘇州，而氣味差池。震川與鳳洲爭名，二人皆自謂學司馬子長，然鳳洲專取《史記》描摹之筆及濃重之處，震川則以為《史記》佳處在閒情冷韻。蓋蘇州人好作冷語，震川之文，蘇州人之文也。震川殆知秦漢不易學，而又不甘自謂不逮秦漢，故專摹《史記》之冷語歟？由此遂啟桐城派之先河。桐城派不皆效法震川，顧其主平淡、不主濃重則同。姚姬傳學問之博，勝於方望溪，而文之氣魄則更小，謀篇過六七百字者甚罕。梅伯言修飾更精，而氣體尤不逮矣。曾滌笙以為學梅伯言而以為末足，頗有粗枝大葉之作，氣體近於陽剛。此其故關於國勢、體力。清初國勢之盛，乃滿洲之盛，非漢族之盛。漢人懾伏於滿洲淫威之下，紅營兵丁大抵羸劣，營汛武職官俸薄，往往出為賈豎，自謀生活，其權力猶不如今之警察，故漢人皆以當兵為恥。夫不習戎事，則體力弱；及其為文，自然疲苶矣。曾滌笙自辦團練，以平洪楊之亂，國勢既變，湘軍亦儼然一世之雄，故其文風骨遒上，得陽剛之氣為多。雖繼起無人，然並世有王湘綺，亦可雲近於陽剛矣。湘綺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綺與滌笙路徑不同，滌笙自桐城入而不為八家所囿；湘綺雖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徑實與七子相同，其所為詩，宛然七子作也。惟明人見小欲速，文章之士，不講其他學問。昌黎云：作文宜略識字。七子不能，故雖高談秦漢，終不能逮。湘綺可謂識字者矣，故其文優於七子也。由上所論，歷代文章之盛衰，本之國勢及風俗，其彰彰可見者也。

文之變遷，不必依駢散為論，然綜觀尚武之世，作者多散文；尚文之世，作者多駢文。秦漢尚武，故為散文，駢句罕見。東漢崇儒術，漸有駢句。魏晉南朝，純乎尚文，故駢儷盛行。唐代尚武，散體復興（唐人散體，非始於韓柳。韓柳之前，有獨孤及、梁肅、蕭穎士、元結輩，其文漸趨於散。惟魄力不厚。至昌黎乃漸厚耳。譬之山嶺脈絡，來至獨孤、蕭、梁，至韓柳乃結成高峰也）。宋不尚武，太其文通行四六。作散文者，僅歐曾王蘇數人而已（姚姬傳云：論文章，雖硃子亦未為是。大抵南宋之文，為後世場屋之祖。呂東萊、陳止齋、葉水心，學問雖勝，文則不工。《東萊博議》，純乎場屋之文。陳止齋、葉水心之作，當時所謂對策八面鋒，亦僅可應試而已）。餘波及於明清。桐城一派，上接秦漢、下承韓柳固不足，以繼北宋之軌則有餘，勝於南宋之作遠矣。

唐宋以來之散文，導源於獨孤及、蕭穎士輩，是固然矣。然其前猶可推溯，人皆不措意耳。《文中子》書，雖不可信，要不失為初唐人手筆。其書述其季弟王績（字無功，號東皋子），作《五斗先生傳》（見《事君》篇），其文今不可見。以意度之，殆擬陶淵明之《五柳先生傳》。其可見者，《醉鄉記》、《負苓者傳》，皆散漫而不用力，於陶氏為近，不可不推為唐代散文之發端。又馬、周所作章奏，摹擬賈太傳《治安策》，於散體中為有骨力。唐人視周為策士一流，不與文學之士同科，實亦散文之濫觴也。大凡文品與當時國勢不符者，文雖工而人不之重。燕許廟堂之文，當時重之，而陸宣公論事明白之作，見重於後世者，當時反不推崇。蕭穎士之文，平易自然。元結始為譎怪，獨孤及、梁肅變其本而加之厲。至昌黎始明言詞必已出，凡古人已用之語，必屏棄不取，而別鑄新詞。昌黎然、柳州亦然，皇甫湜、孫樵，無不皆然。風氣既成，宜乎宣公奏議之不見崇矣。然造詞之風，實非始於昌黎。《唐闕史》云：「左將軍吐突承璀（昌黎同時人）方承恩顧，及將敗之歲，有妖生所居。先是，承璀嘗華一室，紅梁粉壁，為謹詔敕藏機務之所。一日，晨啟其戶，有毛生地，高二尺許，承璀大惡之，且恐事泄，乃躬執箕帚，芟除以瘞，雖防口甚固，而娓娓有知者。承璀尤不欲達於班列。一日，命其甥嘗所親附者曰：『姑為我微行省闥之間，伺其叢談，有言者否。』甥稟教斂躬而往，至省寺，即詞詰守衛，輒不許進。方出安上門，逢二秀士，自貢院回，笑相謂曰：『東廣坤毳可以為異矣。』甥馳告曰：『醋大知之久矣，（原註：中官謂南班，無貴賤皆呼醋大）且易其名呼矣。』謂左軍為東廣、地毛為坤毳矣。」易左軍地毛曰東廣坤毳則與稱龍門虬戶無異，以言之者無礙，聞之者立悟。知唐人好以僻字易常名，乃其素習。故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而昌黎稱為文從字順也。今觀其文，代東方以丙、西方以庚，亦東廣坤毳之類。昌黎稱之者，以其語語生造，合於已意也。蓋造詞為當時風尚，而昌黎則其傑出者耳。

歐陽永叔號稱宗師韓柳，其實與韓柳異轍。惟以不重四六為學韓柳耳。永叔《題降守居園池記》，詆呵樊氏，不遺餘力，可知其與昌黎異趣矣。宋子京與永叔同時，皆以學昌黎為名，而子京喜造詞，今《新唐書》在，人以澀體稱之，可證也。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夫自作單篇，未嘗不可造詞；作史則不當專務生造。子京之文，有盛名於時，及永叔之文行，趨之者皆崇自然；於是子京之文不復見稱道。故知文品不合於時代，雖工亦不行也。

唐末迄於五代，文之衰弊已極。北宋初年，柳河東（開）、穆伯長（修）、稍為傑出。河東文實不工，伯長才力薄弱，而故為詰屈聱牙。於時王禹偁所作，實較柳穆為勝，惟才力亦薄弱耳。禹偁激賞丁謂、孫何，《宋史·丁謂傳》云：謂與何同袖文謁禹偁，禹偁重之，以為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三百年始有此作。二人之文，今不可見。穆伯長弟子尹師魯（洙），文頗可觀。蘇子美（舜欽）亦佳，師魯之文，永叔所自出，惟師魯簡煉，永叔搖曳為異。永叔之文，震川一派所自昉也。蘇子美仕不得志，頗效柳州之所為，永叔亟稱之。此二家較柳穆王三家為勝。又永叔同時有劉原父（敞），才力宏大，司馬溫公文亦醇美。今人率稱八家，以餘論之，唐宋不止八家。唐有蕭穎士、獨孤及、韓愈、柳宗元、李翱六家（皇甫湜、孫樵不足數），宋則尹洙、蘇舜欽、劉敞、宋祁、司馬光、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合十一家（柳、穆、王不必取，蘇門如秦觀之《淮海集》、蘇過之《斜川集》，文非不佳，惟不山東坡之窠臼，故不取。元結瑰怪，杜牧粗豪，亦不取），合之可稱唐宋十七家。茅鹿門之所以定為八家者，蓋韓柳以前之作，存者無多；宋初人文亦寡。六家之文，於八股為近；韓柳名高，不得不取：故遂定為八家耳。

權德與年輩高於昌黎，文亦不惡，惟少林下風度耳。明台閣體即自此出。杜牧之文為侯朝宗、魏叔子所自出。惟粗豪太過耳。近桐城、陽湖二派，拈雅健二字以為論文之准。然則權德與雅而不健，杜牧之健而不雅。雅健並行，二家所短。若依此選文，唐可八家（合權、杜數之），宋可十六家（合柳、穆、王、秦、蘇過數之），允為文章楷則矣（雅健者，文章入門之要訣，不僅散文之須雅健，駢文亦須雅健，派別可以不論）。乾嘉間硃竹君（筠）《笥河文集》行於北方，其文亦雅而不健，似台閣一路。姚姬傳笑之，以為笥健，不可；健而不雅，亦不可。明於雅健二字，或為獨行之文，或為著作之文，各視其人之力以為趣舍，庶乎可以言文。

繼此復須討論者，文章之分類是也。《文心雕龍》分為十九類，《古文辭類纂》則為十三類。今依陸士衡《文賦》為說，取其簡要也。自古惟能文之士為能論文，否則皮傅之語，必無是處。士衡《文賦》，區分十類，雖有不足，然語語確切，可作準繩，其言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閒雅，說煒曄而譎誑。」十類以外，傳狀序記，士衡所未齒列。今案：象傳一項，晉人所作，有《李郃傳》、《管輅傳》，全文今不可見。就唐人所引觀之，大抵散漫，無密栗之致。行狀一項，《文選》錄任彥昇《竟陵文宣王行狀》一篇，體裁與後世所作不類。原行狀之體，本與傳同，而當時所作，文多質少，語率含渾（行狀上之尚書，考功司據以擬諡，李翱以為今之行狀，文過其質，不可為據，始變文為質，不加藻飾）。遊記一項，古人視同小說，不以入文苑。東漢初，馬第伯作《封禪儀記》，偶然乘興之筆。後則遊記漸孳，士衡時尚無是也。序錄一項，古人皆自著書而自為序。劉向為各家之書作序，此乃在官之作；後世為私家著述作序者，古人無是也。此四項，士衡所不論，今就士衡所賦者論之：

詩、賦：士衡緣情、體物二語，實作詩造賦之要。賦本古詩之流，七國時始為別子之祖。至漢，《子虛》、《上林》，篇幅擴大，而《古詩十九首》仍為短章。蓋體物者，鋪陳其事，不厭周祥，故曰瀏亮。緣情者，詠歌依違，不可直言，故曰綺靡。然賦亦有緣情之作，如班孟堅之《幽通》、張平子之《思玄》、王仲宣之《登樓》，皆偶一為之，非賦之正體也。

碑、關誄：古人刻石，不以碑名。秦皇刻石，峰山、泰山、琅琊、碣石、會稽諸處，皆真稱刻石，不稱碑。廟之有碑，本以麗牲；墓之有碑，本以下棺。作碑文者，東漢始盛。今漢碑存者百餘通，皆屬文言。往往世系之下，綴以考語；所治何學，又加考語；每歷一官，輒加考語，無直敘其事者。故曰「披文以相質也」。不若是，將與行狀、家傳無別。魏晉不許立碑；北朝碑文，體制近於漢碑；中唐以前之碑，體制亦未變也。獨孤及、梁肅始為散文，然猶不直敘也。韓昌黎作《南海神廟碑》，純依漢碑之體；作《曹成王碑》，用字瑰奇，以此作碑則可，作傳即不可。桐城諸賢不知此，以昌黎之碑為獨創，不知本襲舊例也（昌黎猶知文體，宋以後漸不然）。宋人作碑，一如家傳，惟首尾異耳。此實非碑之正體。觀夫蔡中郎為人作碑，一人作二三篇，以其本是文言，故屬辭可以變化；若為質言，豈有一人之事跡，可作二三篇述之耶？至漢碑有稱「誄曰」者，知碑與誄本不必分，然大體亦有區別。碑雖主於文飾，仍以事實為重。誄則但須纏綿悽愴而已。後世作誄者少，潘安仁《馬汧督誄》，乃是披文相質之作。碑與誄故是同類。後世祭文，則與誄同源。

銘、箴：碑亦有銘。此所謂銘，則器物之銘也。崔子玉《座右銘》，多作格言，乃《太公家教》之類，取其義，不取其文耳。張孟陽《劍閣銘》云：「敢告梁益。」是箴體也。所謂博約溫潤者，語不宜太繁，又不宜太露。然則《劍閣銘》是銘之正軌也。箴之由來已久。官箴王闕，本以剌上，後世作箴，皆依《虞箴》為法，揚子云、崔亭伯官箴、州箴，合四十餘篇。所與銘異者，有頓挫之句，以直言為極，故曰「頓挫而清壯」也。張茂先《女史箴》，筆路漸異，尚能合法；至昌黎《五箴》，則失其步趨者也。

頌、論：三頌而外，秦碑亦頌之類也。刻石頌德，斯之謂頌矣。惟古代之頌，用之祭祀。生人作頌，始於秦碑，及後人作碑亦稱「頌曰」是也。柳子厚作《平淮西雅》，其實頌也。頌與雅，後世不甚分耳。要以優遊炳蔚為貴。論者，評議臧否之作。人之思想，愈演愈深，非論不足以發表其思想，故貴乎精微朗暢也。士衡擬《過秦》作《辯亡論》，議封建作《五等論》。二者皆論政之文，故為粗枝大葉，而非論之正體。當以諸子為法，論名理不論事理，乃為精微朗暢者矣。莊荀之論，無一不合精微朗暢之旨。韓非亦有之，但不稱論耳（論事之作，不以為正體，王褒《四子講德論》作於漢代，周秦無有也）。《文選》錄王褒《四子講德論》，論事本非正體，當為士衡所不數。蓋周秦而後，六朝清談佛法諸論，合乎正軌。《崇有論》反對清談，《神滅論》反對佛法，此亦非朗暢不能取勝。此種論，唐以後不能作。蓋唐以後人只能論事理，不能論名理矣。劉夢得、柳子厚作《天論》，似乎精細，要未臻精微朗暢之地。宋儒有精微之理，而作文不能朗暢，故流為語錄。

奏、說：七國時遊說，多取口說而鮮上書，上書即奏也。縱橫家之作，大抵放恣，蘇秦、范睢是矣，即李斯《諫逐客》亦然。自漢人乃變為平徹閒雅之作，以天下統一，縱橫之風替也。平則易解，雅則可登於廟堂。此種體式，自漢至唐不變。至明人奏議，輒以痛罵為能事，故焦里堂謂溫柔敦厚之教至明人而盡。如楊叔山劾嚴嵩曰賊嵩，雖出忠憤，甚非法式。又如劉良佐、劉澤清稱福王拘囚太子是無父子，不納童氏是無夫婦。又如萬曆時御史獻酒、色、財、氣四箴，此皆乖於進言之道。自唐以來，奏議以陸宣公為最善，既平徹又閒雅，可謂正體；所不足者，微嫌繁冗耳。唐人好文，三四千言之奏，人主猶能遍覽，若在後世，正恐無暇及此。曾滌笙自謂學陸宣公，今觀其文，類於八股，平固有之，雅則未能。甲午戰後，王湘綺嘗代李少荃奏事，多引《詩》、《書》，摹擬漢作，雅則有餘，平則不足。於是知平徹閒雅之難也。說者古人多為口說，原非命筆為文，《文心雕龍》譏評士衡，謂「自非譎敵，則惟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不悟七國游士，縱橫捭闔，肆口陳言，取快一時，確有煒曄譎誑之觀，然其說必與事實相符，乃得見聽。蘇秦之合縱，非易事也。而六國之君聽之者，固以其口辯捷給，亦為有其實學耳。《國策》言蘇子去秦而歸，揣摩太公陰謀之符，然後出說人主。由今觀之，蘇子亦不徒恃陰謀，蓋明於地理耳。七國時地圖難得，惟涉路遠者，知輿地大勢。荀子游於列國，故《議兵篇》所言地理不誤，自余若孟子之賢，猶不知淮泗之不入江（《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不知淮泗不入江也）。漢興，蕭何入關，收秦圖籍，故能知天下形勢。否則，高祖起自草莽，何由知之？惟蘇秦居洛陽，必嘗見地圖，故每述一國境界，悉中事情，然後言其財賦之多寡，兵力之強弱，元元本本，瞭然無遺。其說趙肅侯也，謂「臣請以天下之地圖按之。」夫以草澤匹夫，而深知國情如此，宜乎六國之君不敢不服其說矣。後世口說漸少，惟戰爭時或有之，留侯之借箸、武侯之求救於孫權，皆所謂譎誑者。後杜牧之作《燕將錄》，載諢忠為燕牧劉濟使，說魏牧田季安；又元和十四年說劉濟子忠，皆慷慨立談，類於蘇秦。頗疑牧之所文飾，非當時實事。昌黎作《董晉行狀》，述晉對李懷光語，亦口若懸河。晉服官無聞，此亦疑昌黎所文飾也。然則蘇秦而後，口說可信者，惟留侯、諸葛二事。要皆煒曄譎誑，不盡出於忠信，以此知士衡之說為不可易也。

綜上所論，知士衡所舉十條，語語諦當，可作準繩。至其所未及其，祭文准誄，傳狀准史（今人如欲作傳，不必他求，只依《史》、《漢》可矣。行狀與傳，大體相同，惟首尾為異。且行狀所以議諡，明以來議諡不據行狀，則行狀無所用之，不作可也）。序記之屬，古人所輕。官修書庫，序錄提要，蓋非一人所能為。若私家著述，於古只有自序；他人作之，亦當提挈綱首，不可徒為膚泛。記惟遊記可作，《水經注》、馬第伯《封禪儀記》，皆足取法。宋人遊記敘山水者，多就瑣碎之處著筆，而不言大勢，實無足取。余謂《文賦》十類之外，補此數條已足。姚氏《古文辭類纂》分十三類，大旨不謬。然所見甚近，以唐宋直接周秦諸子、《史》、《漢》，置東漢、六朝於不論，一若文至西漢即斬焉中絕，昌黎之出真似石破天驚者也。天下安有是事耶（桐城派所說源流不明，不知昌黎亦有師承）？余所論者，似較姚氏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