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路線與中國黨

國際路線與中國黨
作者：陳獨秀　1931年

1931年11月20日

最近黨的統治機關內，瞿秋白在大嚷「反對李立三路線」 、「執行國際路線」的口號之下，打倒了李立三；永久派又在大嚷「肅清李立三路線」、「執行國際路線」口號之下，打倒了瞿秋白以及瞿秋白所領導的三中全會，他們內部並爭的污糟及其鬥爭使黨所蒙的損失，現在且不必討論，我們所需追問的是：這樣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鬧不清楚的國際路線，究竟有什麼深奧難測的秘密?

史大林派的國際領導中國革命之向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失敗之後，一變而為向左的機會主義即盲動主義冒險政策的路線。自從在第六次世界大會否決了過渡時期的民主口號，它一向就是指導中國黨：「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我們的面前是二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現時暴動路線是應當存留的」，「準備武裝暴動」（一九二八年八月國際代表在中國黨六大的政治報告），「一省或幾省革命高潮與蘇維埃政權的前途是可能的」（六大政治議決案），「目前是大戰後的第三時期……將要達到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新的革命浪潮之發展，將要達到殖民地反帝國主義的大革命」，「工人革命運動新的浪潮已正式成熟」(一九二九年七月共產國際第十次全執委會議的政治決議案)，「我們在第三時期中，已經看到新的革命復興之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找出一個革命的口號……就是群眾政治罷工」(莫洛托夫在第十次全會的演說)，「中國的革命浪潮另外有一個特殊的特點，就是農民戰爭……回民暴動，紅槍會等類的暴動……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對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運動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十月國際政治秘書處致中共中央的信)。史大林派的國際這一盲動冒險路線之錯誤，我們左派反對派老早就不止一次指出過，他們因此誣衊我們為取消派(例如陳紹禹認為批評「黨在政治上非常危險……是過於注意準備武裝暴動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而忽略了甚至放棄了經常的宣傳，煽動和組織工作未注意發動和領導群眾的日常鬥爭」，是取消派的見解——見《紅旗》第五十六期)。在紅軍問題上，我曾經說過：我們在這裡可以予言：將來所謂「紅軍」的運動失敗了，史大林派的國際必然要歸罪於中國黨，說他們未能遵守國際訓令，「特別注意工人的罷工鬥爭」，「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和「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等等。其實他們教導中國黨以「全國危機和革命浪潮有中國式的特點」和「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對農民鬥爭以及游擊戰爭估量不足的傾向，要多份的注意士兵里的工作」，則遊民無產階級意識和農民小資產階級意識本來濃厚，慣於軍事投機的中國黨，受了國際指導機關這樣暗示，自然更加遊民無產階級化，農民小資產階級化，自然更加集中全力於農村游擊戰爭，自然無法同時「多份的，注意到城市工人群眾組織與鬥爭的工作了。這正是史大林派不可恕的罪惡，也就是他們對於中國革命領導之最後破產！

一直到中國黨執行國際這樣的盲動冒險路線不斷的失敗和多數的損失之後，一直到中國黨中央飯治局在本年六月一十一日所議決進攻長沙，（當占領長沙時，莫斯科《真理報》上，大呼中國農民戰爭勝利是給予托洛斯基主義以打擊），會師武漢的企圖失敗以後，它才感覺得到在這一路線所必然產生的實際政策行不通，才不得不開始轉變。然而轉變以前過去盲動冒險政策所招致失敗和損失的責任是應該誰負呢?它便輕輕把這個責任推在中國黨身上，說這和國際路線有原則上不同互相對立的「李立三路線」之錯誤，這分明是企圖把中國黨員群眾二、三年來感覺盲動主義冒險政策行不通的積忿，從現在的怒目集中到反對所謂「李立三路線」，犧牲李立三及其追隨作眾矢之的，好讓國際偷過難關。現時黨內鬧得轟轟烈烈的「反對李立三路線運動」，其意義只是如此；這一簡單明燎的運動，鬧得象現在這樣混亂不清，其原因亦正在此。

國際指出所謂「李立三路線」的整個系統，是說：李立三同志並不是從對於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的，並不是從對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的——這樣的分析，對於每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是必要的責任。因此，他所做〔犯〕的錯誤並不是個別的錯誤：他造出了許多錯誤觀點的整個系統，定下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這個方針，脫離了具體的事實，脫離了群眾，自然不能不在自己的發展之中引導到盲動主義冒險主義的策略……從這裡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針，就發生了一種理論，說中國己經有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並且這樣的革命形勢在全世界範圍之內也已經成熟了。……

這分明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時期這一公式在中國實際應用，愚蠢的李立三那裡會有他自己的路線！此外國際又指出李立三的政治路線之危險和害處：第一，他沒有估計到國內各地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這一特點，第二，他忽視了農民運動高漲超過工人運動這一個事實，第三，他曾提議在武漢暴動;第四，他不去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府堅強的蘇維埃政權，不去組織團結革命的根據地，不去聯合蘇維埃區域以鞏固已得的勝利;第五，他不明白真正工農紅軍，其指揮的幹部必須是工人，和須有強固的黨之骨幹，現在還沒有，第六，他看輕了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而在四月里號召四次綜〔總〕同盟政治罷工，五月里號召五次總同盟政治罷工，……赤色工會也專去準備暴動。

在沒有「全國範圍的成熟革命形勢」之現在，想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府堅強的蘇維埃政權，想鞏固某些區域已得的勝利，這裡史大林派的國際已明明白白說出它自己想入非非的幻想，還指責什麼「李立三路線」！一年以來，各國史大林派的機關報充滿了「中國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消息，何以直到今天才發覺真正工農紅軍現還沒有，中國蘇維埃政府只在傳單裡只在紙上？革命形勢一成熟必然是全國的，我們不能懂得革命形勢怎樣會僅只在一個地方成熟，同時，我們也不懂得為什麼必須國內各地革命運動都有了平衡的發展，才算是全國範圍的革命形勢之成熟。只要有當時的主要階級領導革命運動，在一個或幾個有支配全國政治經濟作用的大都市爆發起來，能夠影響各地革命運動向全國範圍發展，例如法國大革命中的巴黎暴動，一九一一年中國的武昌暴動和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彼得堡及莫斯科暴動，這就是全國革命形勢之成熟，也必須這樣才是全國革命形勢之成熟，並非必須機械的計算革命運動在全國各省各縣各鄉村都平衡的發展起來，才算是「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李立三企圖把幾個農村區城的暴動，誇大為「全國範圍的成熟的革命形勢」，這企圖失敗了。史大林派的國際，便企圖在國內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這一 「特點」之下，誇張「革命運動可以在好些省份好些區域得到勝利，並且已經勝利」，以創造其「一個地方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新學說。這兩個方面錯誤的形勢雖然不同，而有一共同點，即是：忽略了無產階級領導和都市的中心作用。無法在武漢暴動，便縮在農村中，依靠非無產階級的力量，來建立並鞏固割據式的蘇維埃政權，這到底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史大林主義?國際既然指導中國黨以中國革命的特點是農民戰爭、回民暴動、紅槍會等類的暴動，中國黨自然會走到看輕工人階級日常鬥爭的道路，國際既然發出「政治罷工」和「準備武裝暴動」、「準備組織暴動」的口號，何以中國黨一執行，就變成了必須徹底肅清的李立三路線？

國際所指出的「李立三路線」許許多多錯誤，和羅邁在上海活動分子會上所指出「李立三路線」更多的錯誤，我們左派反對派都早已一一指摘〔滴〕過。可是在今日以前，黨的統治機關，把這些顯然毫無疑義的錯誤，都肯定為「絕對正確」，不許黨員有絲毫異議，兩年以來，有許多同志是因為反對或懷疑這些錯誤而停止工作，甚至於被開除出黨，更甚至被誣為「取消派」、「反動」、「反革命」、「新工賊』。有許多「李立三路線」的忠實信徒(羅邁就是其中之一)，現在也起來大叫「怎樣肅清立三路線」?這班落並下石以固權位的鄙夫，所以還能留在黨內，不是因為他反對立三路線，而是因為他懂得「站在國際路線上反對立三路線」這一奧竅。

其實大家必須要明白，李立三許許多多盲動誇大的錯誤，都是在國際的盲動冒險路線之下所必然產生和發展出來的。「李立三路線」及其實際政策行不通，正是史大林派國際路線之破產！

國際在指責所謂「李立三路線」以後，它告訴我們它自己現在的路線仍舊是「武裝暴動的方針是定下來的了」，「中國共產黨執行這個路線，不是退卻，恰好相反，正是進攻，任務並沒有降低，恰好相反，正是最具體現實的革命的決定勝負的任務。應當用布爾什維克的堅持性和徹底性，列寧主義的頑強性，去準備組織暴動」。

國際如果不是在教育中國黨的列寧黨的特性及其總的根本任務，我們不知道它從什麼客觀狀態的分析出發，從什麼鬥爭力量對比的分析出發，指示中國黨現在已經是革命的決定勝負的任務之時期，就要去準備組織暴動！這沒有現實性的政治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同樣是用「左傾」的空談遮蓋着消極。這一路線，只有軍閥戰爭再起時再用做軍事投機和盲動的根據。否則只有消極不動，因為它沒有現實的政治鬥爭之內容，只是些激烈的名詞而已。

現在它的現實政策是：(一)立刻團結鍛煉出真正的紅軍，即使是初只有四萬五千到五百〔萬〕人，(二)立刻建立堅強而有工作能力的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應當建立在革命的根據地而依據着紅軍，(三)非蘇維埃區域之中開展經濟政治的群眾鬥爭……動員群眾去為着日常要求而罷工，(四)在非蘇維埃區發展游擊戰爭……十倍加強在軍隊裡的工作。在這些實際政策中，我們可以看出，除了縮小紅軍與蘇維埃區域，沒有一點新的政策，沒有政治鬥爭的口號，只為着日常要求而罷工。

國際現在的路線和所謂「李立三路線」，並沒有什麼原則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線也根本沒有兩樣，現在所謂「轉變」，只是在實際政策上拉住中國黨在執行它的盲動冒險的路線時，把範圍縮小些，或者完全執行不通時暫時和緩些，和緩時只「為着日常要求而罷工」，並沒有指出一個根本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線之轉變；這是由於它根本上仍然不認識反革命的現階段，不認識有指示給中國黨在現階段政治鬥爭的策略口號之必要，即將來再有進步的轉變，也不過是在他整個的機會主義路線之中，以前從右轉變到左，將來又從左轉變到右，這種鐘擺式的轉變而已。以盲動反對盲動的現在路線，將來會更進一步碰着牆壁。史大林派的國際路線，當然只有向右轉變，即現在的路線已經是在照例的「左傾」空談的遮蓋之下偷偷的向右移動：沒有政治鬥爭的口號，只「為着日常要求而罷工」。將來公開的向右轉變有兩個方向：一是跟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後面，參加所謂「反封建勢力的民主運動」，一是既沒有「蘇維埃」和「紅軍」的運動，又反對做國民會議的鬥爭，只「為着日常要求而罷工」，自然只有走到經濟主義。

所以黨決不會在僅只反對所謂「李立三路線」和反對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調和主義的運動之下，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站在盲動的國際路線上反對盲動的立三路線，這種滑稽運動，固然只有使黨比立三時代更加混亂無出路，並且僅只反對盲動主義，而不反對史大林派的國際始終左右搖擺於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鐘擺式的路線，也仍然不能夠挽救黨於危亡！

獨秀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撰

一九三一年二月一日《無產者》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