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中認識大慶學習大慶

在實踐中認識大慶學習大慶
中共廣東省茂名石油公司委員會
1971年12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一個企業的領導，要抓好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就要從不斷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中認識大慶的經驗，認識得越深刻，學得就越好。這是我們公司幾年來的一點切身體會。

我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學大慶，已經八年了。但是，真正比較自覺地學，抓住根本學，學得有成效，是後三年的事。前五年和後三年的區別，就在於對大慶的認識不同，學大慶的指導思想不同，因而效果也就大大不同。 三年多來，我們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批判了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人的精神面貌大變了，企業的生產面貌也大變了。一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鐵人」式的石油工人隊伍正在成長起來；原油生產能力提高了一倍半，原油加工能力提高了一倍。一九六九年工業總產值比歷史上最高的一年增長百分之四十，一九七○年又遞增百分之三十一，今年又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點六八。可以說，三年大學大慶，三年連續躍進。

學大慶，要有兩條路線鬥爭的觀念

認識開始於經驗。一九六四年，我們公司廣大職工熱烈響應毛主席發出的「工業學大慶」的偉大號召，強烈要求以大慶為榜樣，改變茂名的落後面貌。但是，劉少奇一夥及其代理人極端仇視大慶這面紅旗，不敢公開反對，便利用廣大職工的熱情和幹勁，進行暗中破壞。他們口頭上也在那裡講學大慶，實際上卻閹割了大慶經驗的靈魂，他們閉口不談無產階級政治掛帥，不談用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這個根本，不談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只是起勁地片面地宣揚「生產放衛星」。

為了「生產放衛星」，他們在礦山生產上，違反客觀規律地亂挖亂采，破壞了生產現場，影響了機械的正常作業，造成采剝關係的嚴重失調；為了「生產放衛星」，他們在煉油生產中，也是違反客觀規律地拼設備，只管使用，不管維修，結果，設備完好率下降，生產受到嚴重影響。他們這樣干，一時看來，出現了增加生產的假象，但很快就暴露了破壞生產的真象，使得全公司的生產長期處於被動狀態。

我們的同志，由於只有一股學大慶的革命熱情，不認識大慶經驗的精神實質，也片面地認為：只要多流汗，就能多出油，就能把大慶經驗學到手。把上述的種種做法，看成是學大慶的具體行動，也就圍着「生產放衛星」的口號轉，跟着有些人的瞎指揮干。結果，上了當，吃了虧。

有些同志也響應毛主席關於「工業學大慶」的號召，為什麼會「滿頭大汗迷了路，辛辛苦苦犯錯誤」呢？直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揭開了兩條路線鬥爭的蓋子，我們才找到了答案：最主要的是頭腦里馬列主義甚少，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中了劉少奇「生產第一」的流毒，把大慶僅僅看成是發展生產的典型，而不認識大慶所以能多快好省地發展生產，首先因為它是貫徹執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典型，因而，不認識在學大慶的問題上，存在着異常激烈尖銳的兩條路線鬥爭。結果，路線分不清，方向辨不明，跟着「滿頭大汗」地干，「辛辛苦苦」地干，怎麼能不迷路，不犯錯誤呢？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認識到，要真正學到大慶的經驗，必須站在兩條路線鬥爭的高度，切切實實地總結自己生產建設的實踐經驗。

學大慶，要抓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

這個總結，我們是採取把本單位的工作同大慶對比的辦法進行的。

大慶和茂名都是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興建的，都碰到了國民經濟暫時困難時期。大慶是頂着劉少奇一夥在工業上颳起的下馬黑風上馬的，而且當年上馬，當年出油，不到三年，就建成了我國第一流的大油田。茂名早就上了馬，但在劉少奇一夥下馬黑風的干擾下，時建時停，建了七年，才建成了兩部頁岩乾餾爐和相應的採礦能力。同是在黨的領導下，為什麼兩個企業這樣不同，大慶建得那樣快，而茂名建得這樣慢呢？本來這是一個路線問題，大慶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有很高的自覺性，而茂名缺乏這樣的自覺性。可是，有人卻不這樣看，而認為是大慶有什麼特殊條件，他們說：「大慶的物質條件好，大慶的建設力量大，大慶的職工隊伍強」，等等。

這種錯誤的認識，是沒有理解大慶的經驗，是為自己的落後辯護，是學大慶的嚴重的思想障礙。不掃除這種思想障礙，人們就不能正確地理解大慶這個典型，也就不能虛心地學習大慶經驗。為了掃除這種思想障礙，我們在全公司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個「學大慶，比自己」的活動，發動大家從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對比。

首先，比物質條件。茂名上馬時，就已基本備齊了建設六部頁岩乾餾爐的材料設備。而大慶會戰初期，物資器材的供應，同建設的需要相比，是很不齊全的。事實上，並不是大慶的物質條件比茂名好，倒是茂名的物質條件比大慶好，按理說，茂名應當上得比大慶快些，為什麼反而慢呢？這就是因為大慶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偉大方針，它不是單靠物質條件建設起來的，而是靠毛澤東思想教育群眾，發揮了人的革命精神建設起來的。廣大職工在工程建設最緊張的時刻，風雨無阻，晝夜不分，英勇苦戰，奮不顧身。結果，這樣大的工程只花了短短三年時間就建成了。而茂名呢？在「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干擾下，搞洋設計，等洋設備，「籌建籌建，只籌不建」，就費了三年時間。第二部頁岩乾餾爐的建設，拖了七年才建成。可見，大慶所以上得快，關鍵並不在物質條件優越，而在於思想和政治路線正確。實踐證明，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思想和政治路線對了，物質條件差，也可以成大事；反之，物質條件再好，也做不成事業。

其次，比建設力量。大慶的建設隊伍比茂名的大一些，但大慶的建設規模比茂名大得多，為什麼大慶的建設速度比茂名快那麼多呢？這就是因為大慶在建設上執行了一條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正確路線，先集中力量建生產設施，生活為生產讓路。不建城市，不蓋樓房，發揚艱苦奮鬥的精神，只修「干打壘」的平房。而茂名的做法幾乎相反，先集中力量建生活設施，生產為生活讓路。甚至挪用基本建設材料，蓋樓房，修游泳池。可見，大慶建設的速度快，關鍵並不在於建設力量大，而在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威力大。執行這條路線，建設力量小，建設速度可以加快；違背了這條路線，建設力量大，建設速度也快不了。

最後，比職工隊伍。大慶和茂名的石油工人，都有加速發展我國石油工業的迫切願望，都有為我國石油工業貢獻力量的革命精神，隊伍的基礎都是好的。不同的是，大慶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和建設隊伍，對群眾是「靠」字當頭，把油田開發建設中的各種科學技術問題交給群眾，用群眾自己的話說，就是「七嘴八舌發議論，七手八腳搞試驗」，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比如，根據大慶原油特點和氣候條件，迫切需要解決原油輸送這個重大的技術難題。他們就發動群眾大鳴大放大辯論，結果大家提出了幾百個方案，並且組織工人、幹部、技術人員的「三結合」小組，經過反覆試驗，反覆比較，終於用較少的鋼材，較短的時間，創造了具有我國特點的原油集輸流程。而茂名卻執行了「專家治廠」「物質刺激」的修正主義路線，對群眾是「管」字當頭，所謂「專家當指揮，工人插不上嘴」，壓制了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比如，在進行基本建設時，外國專家選定了一個試驗廠址，工人群眾根據茂名的地形和地質條件，認為這會影響礦山的合理開採，提出不同意見，但領導上卻置之不理，還胡說：「專家說了算，工人只管幹」。結果，一下就壓住了三百萬噸優質油頁岩。可見，大慶建設的速度快，也不完全在於職工隊伍強，關鍵在於毛主席的群眾路線發揮出來的威力強。堅決執行這條路線，建設就一定能多快好省，反之，背離了這條路線，就必然會少慢差費。

「有比較才能鑑別。」通過比較，大家清楚地看到，大慶和茂名千差萬差，從本質上說，就差在路線上，而不是差在條件上。大慶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茂名卻受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嚴重干擾。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結合三大革命鬥爭，狠抓對職工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公司革委會成立三年多來，我們把這種教育作為學習大慶的中心環節，緊緊抓住不放。在要不要貫徹執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方針上，就經歷了三次路線鬥爭，掀起了三次學習大慶的高潮。

第一次，圍繞着要不要建設第三部頁岩乾餾爐、繼續發展茂名石油工業的問題展開鬥爭。我們學習大慶大搞群眾運動的經驗，發揚大慶工人「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的革命精神，在五天之內，便組織了一支有工人、幹部、家屬參加的一千七百多人的建設隊伍。我們用茂名建設中兩條路線鬥爭的歷史教育職工，鼓舞士氣，邊干邊學，克服了沒有專業施工力量的困難，高速度地完成第三部爐子的建設。

第二次，圍繞着解決支援全局和發展自己的矛盾展開鬥爭。我們學習大慶工人全局要支援，自己要發展的「兩副擔子一肩挑」的共產主義精神。主動削減基建投資百分之六十七，並派出優秀的工人，調出好的材料、設備，支援國家重點建設。同時，教育職工排除萬難，自力更生，發揚「寧肯自己承擔十分困難，也不增加國家一分負擔」的革命精神。通過清倉查庫，修舊利廢等等辦法，充分挖掘內部的潛力，解決材料和設備的困難，又高速度地完成了第四部爐子的建設。

第三次，圍繞着滿足現狀還是繼續前進的問題展開鬥爭。我們學習大慶「兩分法」前進的經驗，教育職工反驕破滿，不斷革命。為了提高質量和輕油收率，發展石油化工，決心再建設催化裂化和延遲焦化兩大裝置。廣大職工以土代洋，因陋就簡，自己動手解決大批工藝設備。現在延遲焦化的裝置已經建成投產，催化裂化的裝置也已完成全部土建工程，正在安裝設備。

我們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教育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宣揚「鐵人」王進喜與天斗，與地斗，與階級敵人斗，與各種錯誤思想斗的革命精神，大力培養自己的「鐵人」式的先進工人。我們發現原油車間看火工、共產黨員張鴻泉，與高溫斗，與瓦斯斗，與頑焦斗，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斗，多次冒着生命危險搶救國家財產，是個「鐵人」式的典型。我們就提出「遠學大慶王『鐵人』，近學王『鐵人』式的好工人張鴻泉」，對全公司的職工隊伍革命化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現在，全公司湧現了很多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和先進集體。

精神變物質。就拿爐子建設來說，文化大革命前，建了兩部頁岩乾餾爐，文化大革命後，也建了兩部頁岩乾餾爐，規模雖然更大，人力和投資卻更省，建設時間也更短。與前兩部爐子相比，後兩部爐子的建設，大約只花了二分之一的國家投資，只用了三分之一的人力，只費了五分之二的時間。

學大慶，要正確處理政治和生產的關係

辦社會主義企業，要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這是大慶的一條根本經驗。我們在學習和運用這條經驗的實踐中，曾經遇到了一個如何正確處理政治與生產、政治與技術的關係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 一種情況是，開會做動員講政治，會後抓生產就不問政治了。

我們露天礦有的負責同志，在組織礦山生產新高潮中，開大會動員，講政治意義，把這看成政治掛帥的主要內容。動員會結束了，以為政治掛帥的任務也完成了，便一頭扎到調度室里，單抓採掘和運輸工作中的具體措施，一心想把生產搞上去。結果，每天從清晨忙到半夜，不但生產沒上去，反而接連出了事故。

這是為什麼？我們就學習大慶的經驗。大慶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就是堅持把政治工作同生產任務結合起來去做，而不是孤立地去做。他們總是結合生產任務，抓階級鬥爭，抓路線鬥爭，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他們完成生產任務的過程，就是政治統帥生產的過程。

露天礦的負責同志，從自己的實踐中體會到，大慶的這條經驗特別寶貴，立即糾正了自己埋頭生產不問政治的傾向。他們深入生產第一線，透過生產中存在的問題，抓階級鬥爭，抓對職工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揪出了一個多次製造生產事故的壞人。這件事深刻地教育了群眾，鼓舞了士氣。政治真正掛帥了，生產也就上去了。很快刷新了採掘和運輸的歷史紀錄，總成本也降低了百分之十一。

親身的實踐，使我們對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有了更深的認識。在政治與生產的關係中，政治總是統帥，政治總是帶領生產前進的。列寧指出：「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解決它的生產任務。」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另一種情況是，片面強調革命精神，忽視學習和掌握生產技術。比如，焦炭塔施工的焊接要求很高，當時，缺少合乎設計要求的焊條，為了爭取建設時間，需要以庫存的開始變質的焊條代用。開始時，一些同志認為，只要把政治意義講清了，把人的革命精神發揚了，焊出高質量產品的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廣大職工雖有很大的革命幹勁，但由於沒有認真學習和掌握這種焊接的技術，結果，想象中的高質量並沒有變成現實中的高質量，焊接質量沒有能夠達到標準。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專門辦了學習班，學習大慶把高度的革命精神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的經驗，學習大慶在無產階級政治統帥下，領導敢抓技術，群眾敢學技術的經驗。教育和引導工人們把革命熱情用到掌握焊條的特點和焊接規律上去。很快，精神的東西就轉化為物質的東西了，連學徒工也能焊出合格的產品來。

這一事例生動地說明：企業中的政治工作要解決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問題，同時也要解決認識和掌握生產技術的客觀規律的問題。如果政治工作脫離了生產、技術，不能有的放矢地解決生產、技術中的問題，怎麼能充分發揮政治掛帥的作用呢？這對生產、技術來說，政治掛帥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兩種情況，一個根子，都是把政治和生產、政治和技術相對立，而不是相統一。「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我們從實踐中體會到，在抓生產、技術的時候，一定要用無產階級政治作統帥；在抓政治工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同生產、技術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發揮無產階級政治的強大威力，也才能取得生產建設的巨大成果。

毛主席教導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領導學大慶的正確的指導思想，也只能從自己的實踐中來，從不斷總結自己的經驗中來。我們對大慶經驗的認識，就是從實踐開始的，就是在實踐中不斷提高的。只有通過反覆的實踐，才能不斷加深對大慶經驗的理解，把大慶的經驗變成自己切身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