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生活

校長，主席，各位同學：

　　我剛才聽見主席說今天大家都非常愉快和興奮，我想大家一定會提出抗議的，在這大熱的天氣，要大家擠在一起受罪，我的內心感到實在不安，我首先要向各位致百分之百的道歉。回來後一直沒有做公開演講，有許多團體來邀請，我都謝絕了，因為每次演講房子總是不夠用。以前在三軍球場有過一次演說，我也總以為房子是沒問題了，但房子仍是不夠。今天要請各位原諒，實在不是我的罪過，台大代聯會邀請了幾次，我只好勉強的答應下來。

　　前兩天我就想究竟要講些什麼？我問了錢校長和好幾位朋友，他們都很客氣，不給我出題，就是主席也不給我出題。今天既是台大代聯會邀請，那麼，我想談談大學生的生活，把我個人的或者幾位朋友的經驗，貢獻給大家，也許可作各位同學的借鏡，給各位一點暗示的作用。

　　記得在民國三十八年應傅斯年校長之請，在中山堂作一次公開演講。我也總以為房子夠用了，誰知又把玻璃窗弄破了不少。從民國三十八年到今天已有八九年的工夫了，這九年來，看到台大的進步和發展，不僅在學生人數方面已增加到七千多，設備、人才和學科方面也進步很多，尤其是醫農兩學院的進步，更得國外來參觀過的教育家很大的讚譽。這是我要向校長、各位同學道賀的。

　　不過，我又聽見許多朋友講，目前很多學生選擇科系時，從師長的眼光看，都不免帶有短見，傾向於功利主義方面。天才比較高的都跑到醫工科去，而且只走入實用方面，而又不選擇基本學科，譬如學醫的，內科、外科、產科、婦科，有很多人選，而基本學科譬如生物化學、病理學，很少青年人去選讀，這使我感到今日的青年不免短視，帶着近視眼鏡去看自己的前途與將來。我今天頭一項要講的，就是根據我們老一輩的對選科系的經驗，貢獻給各位。我講一段故事。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為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為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於是只好採取調和折衷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於是就決定進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且不收學費，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我剛才說過，我家破了產，母親待養，那時我還沒結婚，一切從儉，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另一是我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也許可以有益於國家。

　　入校後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我答：「沒有。」「難道一點都沒有嗎？」「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我又說：「就是因為沒有，才要來學呀！」後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我說：「沒有。」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於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於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學記》，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唯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分，於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上課倒沒有什麼，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入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青的……形狀有圓的、有長的、有橢圓的、有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麼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弄了半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抬頭一看，呀！不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為他們比較熟習，查查冊子後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為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在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那麼，轉系要以什麼為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要？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標準並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着自我的興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是什麼？問我能做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我便照着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於達成願望。在文學院以哲學為主，英國文學、經濟、政治學之門為副。後又以哲學為主，經濟理論、英國文學為副科。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仍以哲學為主，以政治理論、英國文學為副。我現在六十八歲了，人家問我學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對文學也感興趣，白話文方面也曾經有過一點小貢獻。在北大，我曾做過哲學系主任、外國文學系主任、英國文學系主任，中國文學系也做過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學院六個學系中，五系全做過主任。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剛才講過現在的青年太傾向於現實了，不憑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選課。譬如一位有作詩天才的人，不進中文系學做詩，而偏要去醫學院學外科，那麼文學院便失去了一個一流的詩人，而國內卻添了一個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飯桶外科醫生，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你們自己的損失。

　　在一個頭等，第一流的大學，當初日本籌劃帝大的時候，真的計劃遠大，規模宏偉，單就醫學院就比當初日本總督府還要大。科學的書籍都是從第一號編起。基礎良好，我們接收已有十餘年了，總算沒有辜負當初的汁劃。今日台大可說是國內唯一最完善的大學，各位不要有成見，帶着近視眼鏡來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將來。聽說入學考試時有七十二個志願可填，這樣七十二變，變到最後不知變成了什麼，當初所填的志願，不要當做最後的決定，只當做暫時的方向。要在大學一、二年的時候，東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見，十八九歲的青年仍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前途、職業。進大學後第一年到處去摸、去看，探險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學。如在中學時候的數學不好，現在我偏要去學，中學時不感興趣，也許是老師不好。現在去聽聽最好的教授的講課，也許會提起你的興趣。好的先生會指導你走上一個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於第三年還來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這是清代大儒章學誠的話。

　　現在我再說一個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伽利略（Galileo），他是意大利人，父親是一個有名的數學家，他的父親叫他不要學他這一行，學這一行是沒飯吃的，要他學醫。他奉命而去。當時意大利正是文藝復興的時候，他到大學以後，被教授和同學捧譽為「天才的畫家」，他也很得意。父親要他學醫，他卻發現了美術的天才。他讀書的佛勞倫斯地方是一工業區，當地的工業界首領希望在這大學多造就些科學的人才，鼓勵學生研究幾何，於是在這大學裡特為官兒們開設了幾何學一科，聘請一位叫Ricci氏當教授。有一天，他打從那個地方過，偶然的定腳在聽講，有的官兒們在打瞌睡，而這位年輕的伽利略卻非常感興趣。於是不斷地一直繼續下去，趣味橫生，便改學數學，由於濃厚的興趣與天才，就決心去東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條興趣之路，創造了新的天文學、新的物理學，終於成為一位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

　　大學生選擇學科就是選擇職業。我現在六十八歲了，我也不知道所學的是什麼？希望各位不要學我這樣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願中所填的一願就定了終身，還沒有的，就是大學二、三年也還沒定。各位在此完備的大學裡，目前更有這麼多好的教授人才來指導，趁此機會加以利用。社會上需要什麼，不要管它，家裡的爸爸、媽媽、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師、做醫生，你也不要管他們，不要聽他們的話，只要跟着自己的興趣走。想起當初我哥哥要我學開礦、造鐵路，我也沒聽他的話，自己變來變去變成一個老不成器的人，後來我哥哥也沒說什麼。只管我自己，別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學下去，其未來對國家的貢獻也許比現在盲目所選的或被動選擇的學科會大得多，將來前途也是無可限量的。下課了！下課了！謝謝各位。

（本文為1958年6月胡適在台大法學院的演講，原載1958年6月19日台北《大學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