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與專制
上期蔣廷黻先生發表了一篇《革命與專制》，根據歐洲的近世史立論，說：
中國現在的局面，正像英國未經頓頭專制，法國未經布彭專制，俄國未經羅馬羅夫專制以前的形勢一樣。我們現在也只能有內亂，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我們雖經過幾千年的專制，不幸我們的專制君主，因為環境的特別，沒有盡他們的歷史職責。滿清給民國的遺產是極壞的，不夠作革命的資本的。第一，我們的國家仍舊是個朝代國家，不是個民族國家。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對國家的。第二，我們的專制君主並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其實中國專制政體的歷史使命就是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制度。結果，皇室倒了，國家就成一盤散沙了。第三，在專制政體之下，我們的物質文明太落伍了。我們一起革命，外人就能漁利，我們簡直無抵抗的能力。
蔣先生的結論是要指出：「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作，談不到第二步。」「我們沒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資格。」他的大意，不過如此。
可是他給了這篇文章一個很引人注意的標題，叫做「革命與專制」。他列舉了英法俄三個國家的歷史：英國若不經過十六世紀的頓頭朝（Tudor錢端升先生譯為推鐸爾朝）的專制，就不能有十七世紀的革命；法國若不經過二百年布彭朝（Bourbon）的專制，也就不會有十八世紀的大革命；俄國若不經過羅馬羅夫朝三百年的專制，列寧和杜洛斯基也就未見得能造成他們的革命偉業。我們讀了他的歷史引證，又回想到他的標題，不能不推想到三個問題：（1）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2）中國經過了幾千年的專制，為什麼還沒有做到建國的歷史使命，還沒有造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3）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職責，我們今後建國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
我想，讀了蔣先生那篇文章的人，大概都不免發生這三個推想。蔣先生將來一定還有更詳細的說明。我現在先把我個人對於這三點的意見寫出來，請蔣先生和讀者指教。
（一）專制是否建國的必要階段？
關於這一點，我的觀察和蔣先生有一個根本的不同。蔣先生所舉的英法俄三國的歷史，在我看來，只是那三個國家的建國史，而建國的範圍很廣，原因很複雜，我們不能單指「專制」一項做建國的原因或條件。我們可以說那三個朝代（英的頓頭，法的布彭，俄的羅馬羅夫）是建國的時代；但我們不能證明那三個國家的建立都是由於專制。英國的頓頭一朝的歷史，最可以說明這一點。亨利七八兩世做到了統一的功績，亨利八世的一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繼續王位，尤其是他的小女兒伊里沙伯女王享國最久，史家稱為伊里沙伯時代。英吉利民族在這一百年之中，成為一個強盛的民族國家，是有種種原因的。頓頭一朝的幾個君主雖然也有很專制的，如瑪麗女王在三四年間因宗教罪過燒殺男女異教徒至三百人之多，但這種專制的行為只夠引起人民很嚴重的反抗，而不能增民族國家的建立。瑪利女王的末年是英國人民最痛恨的；她的恢復天主教的政策，也是最違反民意的行為。史家說她的時代的英國是幾百年來最紊亂的時代，「不但法紀廢弛，無領袖，無武備，無精神，無統一性，平時戰時俱受侮辱；而且無論從那一方面講，英國只是西班牙的一個附庸國」（錢端升譯屈勒味林的《英國史》，頁409）。頓頭一朝的兩個英主，前有亨利八世，後有伊里沙伯，都能利用英國人民的心理，脫離羅馬教皇的管轄，樹立英國國教，扶植國會，培養國力，提倡本國方興的文化。凡此種種，固然也可說是開明的專制。但英國民族國家的造成，並不全靠君主之力。英國語的新文學的產生與傳播，英文翻譯的聖經與祈禱書的流行，牛津與劍橋兩大學的勢力，倫敦的成為英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紡織業的長足的發展，中級社會的興起，這些都是造成英國民族國家的重要因子。這種種因子大都不是在這一個朝代發生的，他們的起源往往都遠在頓頭朝之前；不過在這百年的統一承平時代，他們的發展自然更快了。
蔣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說統一的政權是建國的必要條件；不過他用了「專制」一個名詞來包括政權的統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聯想到那無限的獨裁政治上去。其實政權統一不一定就是獨裁政治。英國的亨利第八時代正是國會的勢力抬頭的時代：國會議員從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國王建立新國教也須借國會的力量。所以我們與其說專制是建國的必要階段，不如說政權統一是建國的條件，而政權統一固不必全學羅馬羅夫朝的獨裁政治。
（二）中國幾千年的專制何以不曾造成民族國家？
關於這一點，我和蔣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照廣義的說法，中國不能不說是早已形成的民族國家。我們現在感覺欠缺的，只是這個中國民族國家還夠不上近代民族國家的鞏固性與統一性。在民族的自覺上，在語言文字的統一上，在歷史文化的統一上，在政治制度（包括考試，任官，法律，等等）的統一與持續上，——在這些條件上，中國這兩千年來都夠得上一個民族的國家。其間雖有外族統治的時期，而在那些時期，民族的自覺心更特別顯露，歷久而不衰，終於產生劉裕、朱元璋、洪秀全、孫文一流的民族英雄起來做民族革命的運動。我們今日所有的建國的資本，還是這兩千年遺留下來的這個民族國家的自覺心。
這個民族的國家，不能不說是兩千年的統一政權的遺產。最重要的是那個最光榮的兩漢帝國的四百年的統一。我們至今是「漢人」，這就是漢朝四百年造成的民族自覺心的結果。其次是唐朝的三百年的統一，使那些新興的南方民族至今還自稱是「唐人」。有了漢唐兩個長期的統一，我們才養成了一個整個中國民族的觀念。我們讀宋明兩朝的遺民的文獻，雖然好像都不脫忠於一個朝代的見解，其實朝代與君主都不過是民族國家的一種具體的象徵。不然，何以蒙古失國後無人編纂元遺民錄？何以滿清失國後一班遺老只成社會上的笑柄而已？我們所以特別表同情於宋明兩代的遺民，這正可以表現中國早已成為一個民族的國家；這種思古的同情並不起於今日新的民族思想興起的時代，其種子早下在漢唐盛世，在蒙古滿洲入主中國的時期已有很悲壯的表現了。
至於蔣先生指出的三種缺陷，只可以證明舊日的社會與政治的惡果，而不足以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的國家。第一，「一班人民的公忠是對個人或家庭或地方的，不是對國家的」。這是因為舊日國家的權力本來不能直接達到一般人民，在那「天高皇帝忌」的情勢之下，非有高等的知識，誰能超過那直接影響他的生活的親屬而對那抽象的國家表示公忠呢？十八世紀的英國名人布爾克（Burke）曾說：「要人愛國家，國家必須可愛才行。」難道我們因此就說十八世紀的英國還不成一個民族的國家嗎？今日一般人民的不能愛國家，一半是因為人民的教育不夠，不容易想像一個國家；一半是因為國家實在沒有恩惠到人民。
第二，「我們的專制君主並沒有遺留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其實中國專制政體的歷史使命就是摧殘皇室以外一切可作政權中心的階級和制度」。歐洲各國都是新從封建時代出來，舊日的統治階級還存在，尤其是統治階級的最下層，——武士的階級，——所以政權的轉移是逐漸由舊統治階級移歸那新興的中等社會的領袖階級，更逐漸移到那更廣大的民眾。我們的封建時代崩潰太早了，兩千年來就沒有一個統治階級。科舉的制度發達以後，連「士族」都不固定了。我們又沒有像英國那樣的「冢子襲產制」，遺產總是諸子均分，所以世家大族沒有能維持到幾代而不衰微的。這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太平民化的結果，雖有專制君主有意維持某種特殊階級（如滿清之維持八旗氏族），終敵不住那平民化的自然傾向。辛亥革命之後，那些君主立憲黨也無處可以請出一個中國家族來做那候補的皇室，於是竟有人想到衍聖公的一門！因為今日中國社會本無「可作新政權中心的階級」，所以我們的建國（建立一個在現代世界裡站得住的國家）事業比歐美日本要困難無數倍。但這是一個政權中心的問題，而不是民族國家的問題。
第三，蔣先生又說，「在專制政體之下，我們的物質文明太落伍了」。物質文明的落後，是由於我們的知識不夠，人才不夠，又因為舊式的民族自大心的抵抗，不肯急起直追。這是和專制政體無大關係的，也不足以證明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
以上所說，只討論了蔣先生的論文引起的兩點。我的意思只是要指出：第一，建國固然要統一政權，但統一政權不一定要靠獨裁專制。第二，我們今日要談的「建國」，不單是要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中國自從兩漢以來，已可以算是一個民族國家了。我們所謂「建國」，只是要使這個中國民族國家在現代世界裡站得腳住。
還有第三個問題：中國的舊式專制既然沒有做到建國的大業，我們今日的建國事業是否還得經過一度的新式專制？這個問題，今天談不了，且留在將來再談。
二十二，十二，十一
（原載1933年12月17日《獨立評論》第8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