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
前不多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其中有我的名字。我因為實在沒有研究過農村問題，又因為不久就要出國了，所以決定辭去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委員。可是政府的好意卻也使我在這幾天之內想想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委員會快要在南京開會了，我想向各位委員，並且向政府，提出一個門外漢的意見，供他們的考慮。
我的意見是這樣。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在現時的狀態之下，積極救濟決不如消極救濟的功效之大。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我要貢獻給政府的一個原則。
積極的救濟如農民借貸，如合作運動，如改良農產和改良農業技術，這都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但此種積極事業必須假定兩個先決條件：第一要有錢，第二要有人才。有多少錢，才可以辦多少事；有了錢而沒有相當訓練的人才，也往往靡費擾民而無功。所以此種積極政策的可能範圍必須受財力與人才的限制；在這種無錢又無人的狀況之下，積極救濟的可能範圍是很有限的。
反過來看看，究竟全國農村為什麼大都陷入了破產的狀態呢？這裡面的因子很複雜；有許多因子是由於世界的變遷，國際的關係，不是我們自己輕易管顧得住的（如西洋婦女剪髮盛行，而我國的發網業衰落；如中俄商業斷絕，而洋莊茶業破產；如世界經濟蕭條，而我國蠶絲皮貨都大衰落）。但絕大多數的農村所以破產，農民所以困窮，都還是由於國內政治的不良，剝削太苛，搜括太苦，負擔太重。此種政治的原因，都是可以用政治的方法去解除的。解除人民的苦痛，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消極的救濟。
現時內地農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稅捐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納稅養官，而官不能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事；納稅養兵，而兵不能盡一點保護人民之責。剝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絲一毫的治安的幸福！在這種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共產黨，不做土匪，那才是該死的賤種哩！
依我的愚見，此時在絕大多數的內地省分，第一急務是努力推行消極的救濟。最容易的是裁減官吏與機關；其次是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如強制征工築路一類的虐政。其次是努力裁兵。在實行裁兵之前，應該趕緊停止近日各省抽提壯丁編作保衛團的新政。今日的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而無用。已有的兵不能剿匪，不能衛國，不能保護人民，即使再添一倍兩倍的保衛團，只奪取民時民力，只增加人民的苦痛，決不可提倡。
這三件事，——裁官，省事，裁兵，——都是今日救濟農村的最先急務。因為這三件事是減輕捐稅的先決條件。現在各省人民的捐稅實在遠超過他們的納稅能力了。四川的租稅已預徵到三四十年後，每兩錢糧券已加到十七八元了。江浙的錢糧每兩也加到十元了。苛捐雜稅之多，已是古今中外的得未曾有。（「古今中外」四個字是我考慮過才用的！）至於煙畝捐之野蠻，逼款之奇慘，更是人間的地獄變相（參看本刊第廿八，廿九，三十期《鄉居雜記》及《關中見聞紀要》等篇）。救濟農村必須趕緊努力做到減輕正稅和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而減除捐稅必須從裁官、省事、裁兵三事下手。
裁官，停止建設，裁兵，減除捐稅，這都是消極無為的救濟。讀者莫笑這種主張太消極了。有為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為的時勢；無其時勢，無錢又無人而高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建造瓊樓玉宇，豈非絕倫的謬妄？今日大患正在不能估量自己的財力人力，而妄想從窮苦百姓的骨髓里榨出油水來建設一個現代式的大排場。骨髓有限而排場無窮，所以越走越近全國破產的死路了！
此時所需要的是一種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古代哲人提倡無為，並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胡為，要睜開眼睛來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為。所以說：「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以說：「不為物先，不為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即是客觀的物質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為的政治。
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為的政治哲學。歐美國家有富厚的財力，有濟濟蹌蹌的專門人才，有精密強固的政治組織，所以能用政府的工具來做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我們只是貧兒，豈可以妄想模仿富家的大排場？我們只是嬰孩，豈可以妄想做精壯力士的事業？我們此時只能努力撫養這嬰孩使他長大，教練這貧兒使他撙節積蓄，養成一點可以有為的富力。
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為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以至於無可再損。這種老子的話頭也許太空泛；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後期哲人斯賓塞（Spencer）的話：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為政治的摩登說法。警察權只是維持人民的治安，別的積極事業都可以不管；人民只要有了治安，自然會去發展種種積極的事業。斯賓塞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提倡此種消極的政情主張，自然是背時。但這種思想在今日一切落後的中國，我們認為是十分值得我們的政治家注意考慮的。
試看中國境內的幾處租界發達的歷史，那一處不是先從努力做到警察權下手？租界的政府只是一個工部局，俗名為巡捕房，他的唯一作用只是維持公共治安。治安維持住了，一切公用事業，一切商業工業，一切建設，自然有人來發展，自然有法子發展。決沒有一個政府不能做到維持治安，而能發展建設事業的！
再看看中國歷史上，統一帝國的成立全靠漢朝四百年立下了一個基礎，而漢朝四百年的基礎又全靠開國六七十年的無為政治。《漢書·食貨志》說：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史記·平準書》作「米至石萬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四匹馬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
經濟的狀況如此，自然不是可以有為的時勢。所以魯國的儒生對叔孫通說：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
所以當時哲人陸賈也主張無為的政治。最奇怪的是當日的武將，「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陽侯曹參，也極力主張無為的政治。曹參和韓信平定了齊地，高祖把韓信調開了，封他的長子肥為齊王，用曹參做齊相國（前202年）。曹參以戰功第一的人，做韓信的繼任者，他豈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馬遷說：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前202—前193），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前193），……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記》五四）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行了九年的清靜無為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國，也抱定這個無為不擾民的主義。
參代蕭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漢書》三九木字作「長大」二字，孟康說，年長大者。）詘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希冀）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為，有點奇怪，叫他的兒子曹窋去規諫他。曹窋回去問他父親為什麼「日飲，無所請事」。曹參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說，「天下事不是你應該說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實說是他叫曹窋去說的，
參免冠謝，曰：「世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裡明明說出他的無為政治的意義是：「我們都不配有為，還是安分點，少做點罷。」曹參的尊重蓋公，實行黃者的思想，便已是有意的試行無為主義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點自覺的無為政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律，減賦稅，勸農商，以及對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與民休息。他的皇后竇氏便是一個尊信黃老的婦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後共四十五年（前179—前135）。《史記》（四九）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從曹參到竇太后死時，五六十年中，無為的政治已發生了絕大的效果，做到了全國的太平與繁榮。司馬遷在《呂后本紀》後面說：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宴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九）
可見當時的政治儘管齷齪，而「政不出房戶」，人民便受惠不少。幾十年的無為，有這樣大成效：
至今上（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前202—前130）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萬萬為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吏不時時更換，至生長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史記》三十）
有了這六七年的無為政治做底子，所以漢武帝可以有幾十年的大有為。這一段漢初的無為政治的故事也許可以供我們今日的政治家開會議做紀念周完時的一點有趣味的讀物罷？
（附記）蔣廷黻先生主張承認克復的共黨區域內的田地分配，這也是我所謂無為政策之一種。
（原載1933年5月7日《獨立評論》第49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