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建設/第二章

建國方略之一 心理建設
第二章以用錢為證
作者：孫中山

　　今再以用錢一事，為「行易知難」之證。

　　夫人生用錢一事，非先天之良能，乃後天之習尚；凡文明之人，自少行之以至終身，而無日或間者也。飲食也，非用錢不可；衣服也，非用錢不可；居家也，非用錢不可；行路也，非用錢不可。吾人日日行之，視為自然，惟知有錢用，則事事如意，左右逢源；無錢用則萬般棘手，進退維谷。故莫不孜孜然惟錢是求，惟錢是賴矣。社會愈文明，工商愈發達，則用錢之事愈多，用錢之途愈廣，人之生、死、禍、福、悲、喜、憂、樂，幾悉為錢所裁製；於是金錢萬能之觀念，深中乎人心矣。人之於錢也，既如此其切要，人之用錢也，又如此其慣熟。然則錢究為何物？究屬何用？世能知之者，有幾人乎？吾今欲與讀者先從金錢之為物而研究之。

　　古人有言：「錢幣者，所以易貨物、通有無者也。」泰西之經濟學家亦曰：「錢幣者，亦貨物之屬，而具有二種重要功用：一能為百貨交易之中介，二能為百貨價格之標準者也。」作者統此兩用，而名之曰「中准」，故為一簡明之定義曰：「錢幣者，百貨之中准也。」中國上古之錢幣，初以龜、貝、布、帛、珠、玉為之，繼以金、銀、銅、錫為之。今日文化未開之種族，其錢幣多有與我上古初期相同者。而遊牧之國，有以牛、羊為錢幣者；漁獵之鄉，有以皮、貝為錢幣者；耕種之民，有以果、粟為錢幣者；今之蒙古、西藏，亦尚有以鹽、茶為錢幣者。要之能為錢幣者，固不止一物，而各種族則就其利便之物，而采之為錢幣而已。專門之錢幣學者論之曰：「凡物能為百貨之『中准』者，尤貴有七種重要之性質，方適為錢幣之上選：其一、適用而值價者，其二、便於攜帶者，其三、不能毀滅者，其四、體質純淨者，其五、價值有定者，其六、容易分開者，其七、容易識別者。凡物具此七種之性質者，乃為優良之錢幣也。」周制以黃金為上幣，白金為中幣，赤金為下幣。秦併天下，統一幣制，以金鎰銅錢為幣，而廢珠玉、龜貝、布帛、銀錫之屬，不以為幣。周、秦而後，雖屢有變更，然總不外乎金、銀、銅三種之物以為幣。而今文明各國，亦採用此三金為錢幣：有以黃金為正幣，而銀、銅為輔幣者；有以銀為正幣而鋼為輔幣者。古今中外，皆採用金銀銅為錢幣者，以其物適於為百貨之「中准」也。

　　然則凡物適合於為百貨「中准」者，皆可為錢幣，而金錢亦不過貨物中之一耳，何以今日獨具此萬能之作用也？曰：金錢本無能力，金錢之能力乃由貨物之買賣而生也。倘無貨物，則金錢等於泥沙矣。倘有貨物，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無力量矣。今舉兩事以明之。數十年前，山、陝兩省大饑，人相食，死者千餘萬。夫此兩省，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物產豐富，金錢至多。各省為錢業票號者，皆山、陝人也，無不獲厚利；年年運各省之金錢歸家而藏之者，不可勝數也。乃連年大旱，五穀不登，物產日竭，百貨耗盡，惟其金錢仍無減也。而饑死者之中，家資千百萬者，比比皆是；乃以萬金易斗粟而不可得，卒至同歸於盡也。蓋無貨物，則金錢之能力全失矣。又讀者有曾讀《羅濱遜克魯梳漂流記》１者乎[今譯《魯濱遜飄流記》。]？試擬設身其地，而攜有多金，漂流至無人之島。挾金登陸，尋見島中風光明媚，花鳥可人，林中果實，石上清泉，皆可餐可掬。此時島中之百物，惟彼所有，島中之貨財，惟彼所需，可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矣。然而其饑也，必須自行摘果以充飢；其渴也，必須自行汲泉以止渴；事事無不自食其力，乃能生活。在此孤島，貨物繁殖矣，而無買賣之事，則金錢亦等於無用耳。而其人之依以生活者，非彼金錢也，乃一己之勞力耳。此時此境，金錢萬能乎？勞力萬能乎？然則金錢在文明社會中，能生如此萬能之效力者，其源委可得而窮求矣。

　　吾今欲與讀者再從金錢之為用而研究之。夫金錢之力，雖賴買賣而宏，而買賣之事，原由金錢而起，故金錢未出之前，則世固無買賣之事也。然當此之時，何物為金錢之先河，何事為買賣之導線，不可不詳求確鑿，方能得金錢為用之奧蘊也。欲知金錢之先河、買賣之導線者，必當從人文進化之起源著眼觀察，乃有所得也。按今日未開化之種族，大都各成小部落，居於深山窮谷之中，自耕而食，自織而衣，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其風氣與吾古籍所記載世質民淳者相若。其稍開化者，則居於河流原野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交通利便，於是部落與部落始有交易之事矣。由今以證古，可知古代未開化之時，其人無不各成部落，自耕而食，自織而衣，足以自給，無待外求者也。及其稍開化也，則無不從事於交易，雖守古如許行者，亦不能不以粟易冠，以粟易器矣。是交易者，實為買賣之導線也。或曰：「交易與買賣有何分別？」曰：交易者，以貨易貨也；買賣者，以錢易貨也。錢幣未發生以前，世間只有交易之事耳。蓋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以一人或一部落而兼數業者，其必有害於耕，有害於織，斷不苦通工分勞之為利大也。即耕者專耕，而織者專織，既無費時失事之虞，又有事半功倍之效，由是則生產增加，而各以有餘而交易也。此交易之所以較自耕自織為進化也。

　　惟自交易既興之後，人漸可免為兼工，而仍不免於兼商也。何以言之？即耕者有餘粟，不得不攜其粟出而求交易也，織者有餘布，亦不得不攜其布出而求交易也。由此類推，則為漁、為獵、為牧、為樵、為工、為冶者，皆不得不各自攜其有餘，出而求交易也。否則，其有餘者，必有貨棄於地之虞，而不足者，必無由取得也。以一人而兼農、工兩業，其妨礙固大，然而農、工仍各不免於兼商，其缺憾亦非少也。且交易之事，困難殊多，近年倭理思氏之《南洋遊記》有云：彼到未開化之鄉，常有終日不得一食者。蓋土香既無買賣，不識用錢，而彼所備之交易品，間有不適其地之需者，則不能易食物矣。古人與野番所受之困難，常有如下所述之事者；即耕者有餘粟，而欲得布，攜之以就有餘布者以求交易，無如有餘布者，不欲得粟而欲得羊，則有餘粟者困矣。有餘布者，攜其布以向牧者易羊，而有餘羊者，不欲得布而欲得器，則有餘布者又困矣。有餘羊者，牽其羊以向工者求易器，而工者不欲得羊而欲得粟，則有餘羊者又困矣。有餘器者，攜其器以向耕者求易粟，乃耕者不欲得器而欲得布，則有餘器者亦困矣。此四人者，各有所餘，皆為其餘三人中一人所需者，而以所需所有不相當，則四者皆受其困矣。此皆由古人、野番無交易之機關，所以勞多而獲少，而文化不能進步者也。

　　神農氏有見於此，所以有教民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有此日中為市之制，則交易之困難可以悉免矣。如上所述之四人者，可以同時赴市，集合一地，各出所餘，以求所需，彼此轉接，錯綜交易，而各得其所矣。此利用時間空間，為交易之機關者也。自有日中為市為交易之機關，於是易貨物，通有無，乃能暢行無阻矣，其為物雖異乎錢幣，而功效則同也。故作者於此創言曰：「日中為市之制者，實今日金錢之先河也。」乃世之經濟學家，多以為金錢之先天即交易也，不知交易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亦猶乎買賣時代之有中介機關也。買賣時代以金錢為百貨之中介，而交易時代則以日中為市，為百貨之中介也。人類用之者，則能受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之利；不用之者，則必受種種之困難也。未有金錢之前，則其便利於人類之交易者，無過於日中為市矣。故曰：日中為市者，金錢之先河也。

　　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交易通而百貨出，人類之勞力漸省，故其慾望亦漸開。於是前之只交易需要之物者，今漸進而交易非需要之文飾玩好等物矣。漸而好之者愈多，成為普通之風尚，則凡有貨物以交易者，必先易之，而後以之易他貨物。如是則此等文飾玩好之物，如龜、貝、珠、玉者，轉成為百貨之「中准」矣。此錢幣之起源也。是故錢幣者，初本不急之物也，惟漸變交易而為買賣之後，則錢幣之為用大矣。自有錢幣以易貨物、通有無，則凡以有餘而求不足者，只就專業之商賈以買賣而已，不必人人為商矣。是錢幣之出世，更減少人之勞力，而增益人之生產，較之日中為市之利更大百十倍矣。人類自得錢幣之利用，則進步加速，文明發達，物質繁昌，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勢矣。

　　考中國錢幣之興，當在神農日中為市之後，而至於成周，則文物之盛已稱大備矣。前後不過二千年耳，而文化不特超越前古，且為我國後代所不及，此實為錢幣發生後之一大進步也。由此觀之，錢幣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類自有錢幣之後，乃能由野蠻一躍而進文明也。

　　錢幣發生數千年而後，乃始有近代機器之發明。自機器發明後，人文之進步更高更速，而物質之發達更超越於前矣。蓋機器者，羈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時人力所不能為之事，機器皆能優為之。任重也，一指可當萬人之負；致遠也，一日可達數千里之程。以之耕，則一人可獲數百人之食；以之織，則一人可成千人之衣。經此一進步也，工業為之革命，天地為之更新，而金錢之力至此已失其效矣。何以言之？夫機器未出以前，世界之生產全賴人工為之，則買賣之量，亦無出乎金錢範圍以外者。今日世界之生產，則合人工與自然力為之，其出量加至萬千倍，而買賣之量亦加至萬千倍，則今日之商業，已出乎金錢範圍之外矣。所以大宗買賣，多不用金錢，而用契券矣。譬如有川商運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而售之，每起獲其十一之利，而得十一萬元，皆收現錢。以銀元計之，每起已四千九百五十斤，一一收之藏之，而後往市以求他貨而買之，又分十起而買入，則運貨往來之外，又須運錢往來。若一人分十起售其貨，又當分十起而收其錢，繼又買入他貨十宗，又分十起以付錢，其費時費力，已不勝其煩矣。倘同時所到之商不止一路，則合數十百人而各有貨百數十萬以買賣，每人皆需數日之時間以執行其事，則每人所過手之金錢，一人百數十萬元，十人千數百萬元，百人萬數千萬元，則一市中之金錢斷無此數，故大宗買賣早非金錢之力所能為矣。金錢之力有所窮，則不期然而然漸流入於用契券以代金錢，而人類且不之覺也。

　　契券之用為何？此非商賈中人，自不能一聞則瞭解也。如上述之川客，販貨百萬元至滬，分十起售之，獲其十一之利，每起所收十一萬元，惟此十一萬元非四千九百五十斤之銀元，乃一張之字紙，列有此數目耳。此等字紙，或為銀行之支票，或為錢莊之莊票，或為貨客本店之期單，或為約束之欠據者是也。售十起之貨，則彼此授受十張之字紙而已，交收貨物之外，再不用交收銀元矣。川客在滬所採買之貨，亦以此等字紙兌換之。如是一買一賣，其百餘萬元之貨物，已省卻主客彼此交收四萬九千五百斤銀元四次運送之勞矣，且免卻運送時之種種盜竊、遺失、意外等危險矣。其節時省事，並得安全無虞，為利之大，以一人計已如此矣，若以社會而言，則其為利實有不可思議者矣。

　　是以在今日之文明社會中，實非用契券為買賣不可矣，「金錢萬能」雲乎哉？而世人猶迷信之者，是無異週末之時，猶有許行之徒守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舊習者也。不知自日中為市之制興，則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之兼業可以廢；至金錢出，則日中為市之制可以廢；至契券出，而金錢之用亦可以廢矣。乃民國元年時，作者曾提議廢金銀，行鈔券，以英國困而振工商，而聞者嘩然，以為必不可能之事。乃今次大戰，世界各國多廢金錢而行紙幣，悉如作者七年前所主張之法。蓋行之得其法，則紙幣與金錢等耳。或曰：「元明兩朝皆發行鈔票，乃漸致民窮國困，而卒至於亡者，美國南北戰爭之時，亦發行紙幣，而亦受紙幣之害者，何也？」曰：以其發之無度，遂至紙幣多而貨物少故也。又曰：「北京去年發不兌現之令，豈非廢金錢行紙幣票乎？何以不見其效，而反生出市面恐慌、人民困苦也？」曰：北京政府之效人顰，而發不兌現之令也，只學人一半而違其半。夫人之不兌現，同時亦不收現也，而北京政府之不兌現，同時又收現，此非廢金錢而行紙幣，乃直以空頭票而騙金錢耳。此北京政府之所以失敗也。英國之不兌現也，同時亦不收現，凡政府之賦稅、借債種種收入，皆非紙幣不收。是以其戰費之支出，每日六七千萬元，皆給發紙票，而市面流通無滯，人人之樂為用者，何也？以政府每數月必發行一次公債，每次所募之額，在數十萬萬元者，亦皆悉收紙幣，不收現金。有現金之人，或買貨、或納稅者，必須將其金錢向銀行換成紙票，乃能通用，否則其金錢等於廢物耳。此英國不兌現之法也。而北京政府則自發之紙票亦不收，是何異自行宣告其破產乎？天下豈有不自信用之券，而能令他人信用之者乎？奸商市儈尚且不為此，而堂堂政府為之，其愚孰甚！此皆不知錢之為用之過也。

　　世之能用錢而不知錢之為用者，古今中外，比比皆是。昔漢興，承秦之敝，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的，作業劇而財匱。初以為錢少而困也，乃令民鑄錢。後錢多而又困也，乃禁民鑄錢。皆不得其當也。夫國之貧富，不在錢之多少，而在貨之多少，並貨之流通耳。漢初則以貨少而困，其後則以貨不能流通而又困。於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輸、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賣貴買賤，以均民用，而利國家，卒收國饒民足之效。若弘羊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者也。惜弘羊而後，其法不行，遂至中國今日受金錢之困較昔尤甚也。方當歐戰大作，舉國從軍，生產停滯，金錢低落，而交戰各國之政府乃悉收全國工商事業而經營之，以益軍資，而均民用。德奧行之於先，各國效之於後。此亦弘羊之遺意也。

　　歐美學者有言：「人類之生活程度分為三級：其一曰需要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能生活也。其二曰安適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若有欠缺，則不得安適也。其三曰繁華程度，在此級所用之貨物乃可有可無者，有之則加其快樂，無之亦不礙於安適也。」然以同時之人類而論，則此等程度實屬極無界限者也。有此一人以為需要者，彼一人或以為安適，而他一人或以為快樂者也。惟以時代論之，則其界限頗屬分明矣。作者故曰：錢幣未發生之前，可稱為需要時代，蓋當時之人，最大之慾望無過飽暖而已，此外無所求，亦不能求也。錢幣既發生之後，可稱為安適時代，蓋此時人類之慾望始生，亦此時而人類始得有致安適之具也。自機器發明之後，可稱為繁華時代，蓋此時始有生產過盛，不患貧而患不均者，工業發達之國有汲汲推廣市場輸貨於外之政策，而文明社會亦有以奢侈為利世之謬見矣。由此三時期之進化，可以知貨物「中准」之變遷也。故曰：需要時代，以日中為市為金錢也；安適時代，以金錢為金錢也；繁華時代，以契券為金錢也。此三時代之交易「中准」，各於其時皆能為人類造最大之幸福，非用之不可也。然同時又非絕不可用其他之制度也。如日中為市既行之後，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亦有行之者。而金錢出世之後，日中為市，亦有相並而行者，我國城廂之外，今之三日一趁墟者是也。且未至繁華之時代，世界人類已有先之而用契券者矣，如唐之飛券、鈔引，宋之交子、會子是也。但在今日，則非用契券，工商事業必不能活動也。而同時兼用金錢亦無不可也，不過不如用契券之便而利大耳。此又用錢者所當知也。

　　我中國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級，蓋我農工事業，猶賴人力以生產，而尚未普用機器以羈勒自然力，如蒸氣、電氣、煤氣、水力等以助人工也。故開港通商之後，我商業則立見失敗者，非洋商之金錢勝於我也，實外洋入口之貨物，多於我出口者每年在二萬萬元以上也。即中國金錢出口，亦當在二萬萬以上。一年二萬萬，十年則二十萬萬矣。若長此終古，則雖有銅山金穴，亦難抵此漏卮，而必有民窮財盡之日也。必也我亦用機器以生產，方能有濟也。按工業發達之國，其年中出息，以全國人口通計，每年每人可得七八百元。而吾國純用人工以生產，按全國人口男女老少通計，每年每人出息當不過七八元耳。倘我國能知用機器以助生產當亦能收同等之效，則今日每人出息七八元者，可加至七八百元，即富力加於今日百倍矣。如是則我亦可立進於繁華之程度矣。

　　近世歐美各國之工業革命，物質發達，突如其來，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適地位而驟進至繁華地位。社會之受其影響者，誠有如佐治亨利氏之《進步與貧乏》一書所云：「現代之文明進步，仿如以一尖錐從社會上下階級之間，突然插進。其在尖錐之上者，即資本家極少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上升。其在尖錐之下者，即勞動者大多數人，則由尖錐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也。」是工業革命之結果，其施福惠於人群者為極少之數，而加痛苦於人群者為極大多數也。所以一經工業革命之後，則社會革命之風潮，因之大作矣。蓋不平則鳴，大多數人不能長為極少數人之犧牲者公理之自然也。人群所以受此極大之痛苦者，即不知變計以應時勢之故也。因在人工生產之時代，所以制豪強之壟斷者，莫善於放任商人，使之自由競爭，而人民因以受其利也。此事已行之於世數千年矣。乃自斯密亞當始發明其理，遂從而鼓吹之。當十八世紀之季，其《富國》１一書出世[今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之研究》。]，舉世驚倒，奉之為聖經明訓。蓋其事既為世所通行，又為人所習而不察者，乃忽由斯密氏所道破，是直言人之所欲言，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宜其為世所歡迎，至今猶有奉為神聖者也。不料斯密氏之書出世不滿百年，而工業革命作矣。經此革命之後，世界已用機器以生產，而有機器者，其財力足以鞭答天下，宰制四海矣。是時而猶守自由競爭之訓者，是無異以破足而與自動車競走也，容有幸乎？此丕士麥克２之所以行國家社會主義於德意志[今譯俾斯麥，下同。]，而各國後先傚法者也。如丕士麥克者，可謂知金錢之為用矣，其殆近代之桑弘羊乎？

　　由此觀之，非綜覽人文之進化，詳考財貨之源流，不能知金錢之為用也。又非研究經濟之學，詳考工商歷史、銀行制度、幣制沿革，不能知金錢之現狀也。要之，今日歐美普通之人，其所知於金錢者，亦不過如中國人士只識金錢萬能而已，他無所知也。其經濟學者僅知金錢本於貨物，而社會主義家（作者名之曰民生學者）乃始知金錢實本於人工也（此統指勞心勞力者言也）。是以萬能者人工也，非金錢也。故曰：世人只能用錢，而不知錢者也。此足為「行之非艱，知之惟艱」之一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