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陳獨秀等：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作者：陳獨秀　1929年

1929年12月15日

一、中國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國際機會主義的領導 　

自從列寧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諾維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產國際及聯共領導機關，發生了機會主義的絕大危機，即是在政治上，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代替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以蘇聯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國革命的階級鬥爭，以和上層領袖謀妥協結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動下層革命群眾鬥爭的策略，以聯合併擁護資產階級之孟塞維克的策略代替了無產階級獨立領導農民革命之布爾什維克的策略，以少數派機械的階段論代替了不斷革命論；在組織上以官僚威權的形式主義代替了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主義，因此消滅了無產階級戰士政治自覺的積極活動。在這種根本錯誤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之下，先後斷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國革命和保加利亞的革命，斷送了英國的革命工人運動，使英國的改良派在工人群眾中的統治意外鞏固，並且造成了蘇俄的大危機。在史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失敗最慘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之總的原因，是由於對資產階級革命性和國民黨的階級性認識之根本錯誤，有了根本錯誤的認識，遂發`生了錯誤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幫助並且擁護資產階級，不使中國無產階級有它自己的真正獨立政黨領導革命到底。

　

中國國民黨，無論在其行動的歷史上，在其三民主義的政綱上，在其建設中國實業計劃上，在其上層領導成分上，都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自始即帶有不少的反動性（如希求帝國主義的幫助及不主張沒收土地及大貧小貧論）；至於其中的下層群眾含有不少的工農分子，在歐洲各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中不乏此例，決不能改變其黨的資產階級性；無論其如何口頭上主張世界革命，擁護工農利益，和聯合蘇俄，凡在一個革命運動高潮中，羽毛還未豐滿的資產階級往往採用一部分迎合無產階級的口號，甚至於拿出社會主義的幌子，以獵取無產階級的同情與擁護，這是資產階級的常態，是在歐洲革命運動史中所常見的。無產階級在沒有獨立的政黨時，常常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常常的是簡單的替資產階級服務，無條件的為資產階級去推翻封建的統治，而馬上即被資產階級踐踏。中國的無產階級不幸也在共產國際及中共錯誤的幻想的l政策領導之下，不自覺的做了中國資產階級國民黨簡單的工具，以苦力的資格替它們推翻了代表官僚買辦資本的北洋派的統治，以與帝國主義妥協。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剛一抬頭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殘它們的昨日的擁護者——無產階級。我們加入國民黨和長期留在國民黨的結果是：在無產階級群眾面前掩飾了國民黨之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鬆懈了工農群眾對國民黨的戒備，提高了國民黨的政治地位，組織和強固了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的統治，終至國民黨對工農不斷的大批屠殺和它的政權意外鞏固。我們在國民黨的政策，因為希望留在國民黨內，保持長期的階級聯盟，所以不惜不斷的讓步：一九二四年國民黨的中央全會，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許國民黨組織國際聯絡委員會，監督我們與第三國際的關係，凡國際所給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須先交該委員會看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蔣介石政變，圍剿省港罷工委員會及蘇俄顧問和蘇俄視察團的衛隊槍械，逮捕大批共產黨黨員後，復以國民黨黨務整理決議案的形式，令共產黨及青年團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團員名單繳存國民黨，禁止我們批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令我們同志退出軍事學校或退出共產黨；這些事實已經是資產階級公開的強迫無產階級服從它的領導與指揮，而不是什麼聯盟。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國際的政策不但不因資產階級進攻使無產階級自己更加獨立起來，反而採用了最可恥的投降政策，嚴厲的阻止中共退出國民黨，連準備退出都不許，繼續極力武裝蔣介石，國際代表還極力主張我們應將所有的力量幫助並擁護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從此無產階級更進一步完全投降了資產階級，不啻自己正式宣告為資產階級的附屬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蔣介石開始大屠殺，國際對國民黨的政策，仍然是繼續擁馮擁汪，說馮玉祥是工人出身，說汪精衛是土地革命的領袖，反對中共退出國民黨，反對組織蘇維埃。並且在蔣介石叛變以前，曾命令我們以勞資仲裁代表罷工鬥爭，命令我們避免與蔣介石的軍隊衝突，在蔣介石叛變以後，曾命令我們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軍官們的土地，命令我們以黨部的力量制止工農的「過火」行動，最後，全部國民黨已公然反革命，還命令我們退出國民政府而不退出國民黨，直到南昌暴動，還是在左派國民黨旗幟之下舉行的。這樣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幟，服從國民黨的領導，變成了國民黨約束工農的工具；這樣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終從頭到尾一貫的空前未有最可恥的機會主義，分明是賣階級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零五年布爾什維克堅決的反對資產階級妥協，獨立的領導農民，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政策。關於階級聯盟問題，列寧常常引用巴爾夫斯的話說：「我們無論何時都不應忘記的條件是：共同奮鬥，分別走路，不混合組織，看同盟者猶如看敵人一樣」。國際既強制中共混合在國民黨組織之內，復大喊「推倒國民黨的領導是超越階級的危險」。事後卻責備中共不應損失其組織上及政治上的獨立；其實使中共加入國民黨，根本已毀壞其獨立便不能執行其獨立政策。中共要執行國際這些機會主義的政策，則步步投降資產階級，毀滅中共組織上政治上的獨立，乃必然的邏輯，難道除了這些實際問題外，還有懸在空中的獨立嗎？

　

共產國際對國民黨這樣破產的政策，是根據他們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關係之根本錯誤的認識。他們認為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因受帝國主義的壓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壓迫，可以團結中國國內進步的各階級，形成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這種聯合戰線的方式便是國民黨，國際稱它為「各階級聯盟」或「四個階級的聯盟」。這分明是組織上的階級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時期某一運動中兩個獨立政黨行動上的聯盟，他們不懂得帝國主義對中國商品與資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非依賴帝國主義不能生存，這種依賴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國資產階級，必須靠更殘酷的剝削工農，才能勉強抵制住和資本技術更高的帝國主義國家工商業競爭，才能夠維持自己的生存發展，因此使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工農的衝突更為不可調和，更易於爆發階級戰爭。資產階級最初參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圖利用能夠在他們控制條件（過去國際的政策正是對資產階級擔保這種條件）下的工農群眾聲勢向帝國主義做買賣，好取得於它們自己階級的那幾種利益，一看到工農群眾根據其本身利益，侵犯資產階級的利益領導革命時，資產階級便馬上感到工農革命比帝國主義對它更是根本的危險，所以中國的資產階級很快的反對革命，乃是其階級性質必然。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只有使國內的階級鬥爭加緊，決不能因此促成階級聯合和緩階級鬥爭。國民黨是一種資產階級欺騙利用民眾的工具，用抽象的「國民革命」的口號（在我們不進行對資產階級鬥爭的狀況之下。）麻醉住工農群眾意識，不組織自己的獨立的武裝，而只是無條件的為資產階級奪取江山，資產階級獨享勝利之果，而且馬上回過頭來屠殺工農群眾，這是一件白日經天的事實，誰都不能否認。

　

我們加入及留在國民黨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經過國民黨去爭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而與它聯盟，這也是機會主義的模範的表現之一。無產階級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層小資產階級群眾即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固然，無產階級隨着革命發展之現實的環境，要團聚一切革命勢力，但無論如何我們的着眼是在群眾，尤其是下層勞苦群眾，而不是在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上層所領導的民主政黨。我們要團結廣大的勞苦群眾在自己方面來，首要的就是無產階級自己要有獨立的政治地位與鮮明的旗幟。有時可以甚至必須在一定的明確的行動綱領上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建立聯盟；但這個聯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獨立的政治立場，去揭破資產階級民主派的妥協與欺騙，以奪取廣大勞苦群眾在自己的政治影響方面來，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遷就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組織上與它混合起來，以「集中革命勢力」！從前第二國際即主張俄國的社會民主黨應與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合併，他們常說：不懂得在落後的俄國為什麼多數派少數派和社會革命黨分而為三。列寧則堅持只能和社會革命黨有政治上的聯盟，而不能在組織上和它混合。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尚保持和勞動者同盟對封建黨及大資產階級的黨作革命的反抗；馬克思在一八五零年三月以中央委員會名義致共產主義同盟的信，嚴厲的支出這一同盟者的危險性，指出它們號召一切民主派聯成一大反對黨之欺騙，極力主張無產階級要有自己的獨立政黨，他說：「即為對付共同敵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組織，對敵直接鬥爭時，兩黨利害一時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時的結合」。過去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政策，完全拋棄了馬克思列寧的遺教，而是採取了從前第二國際的意見，特意把國民黨裝成一個獅子燈，我們都鑽在裡面去舞。像這樣混合組織的聯盟，則遇事摯肘和混亂了我們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經過他們爭取其下層群眾，並且要喪失我們自己階級的群眾。

　

在革命高潮中，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下層群眾即城鄉鄉村的貧民聯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蘇維埃，即是由工農貧民兵士的廣大群眾選舉代表組織的蘇維埃，它的任務是武裝群眾及指揮群眾的政治鬥爭奪取政權的機關。共產國際的領導，在革命高潮中，為要跟着大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上層跑，作那種無希望的同盟夢，於是根本拋棄代表城市鄉村貧民的利益，在鬥爭上服從國民黨的政綱，越此便是「過火」，在組織上把農民協會及店員小商人的組織工作通統交給國民黨，不許組織蘇維埃；他們竟至說：「中國的國民黨對現時中國革命的作用與一九零五年的蘇維埃對俄國革命作用是一樣」「武漢國民黨為革命運動的中心」「武漢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現在即刻建立蘇維埃，拒絕擁護武漢政府，提出二重政權的口號，推翻武漢政府，便是對蔣介石和張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將來過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還可以利用國民黨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組織形式」（布哈林）。他們的錯誤，完全由於迷信少數派的階段論遮住了眼睛，不去觀察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內容和當時民眾革命鬥爭急激進展的環境，以至盲目的反對建立蘇維埃；他們完全不認識不但南京的國民黨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漢的國民黨和國民黨政府也已日漸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馬日事變後，他們和蔣介石張作霖已經沒有區別，此時國民黨資產階級（凡是剝削勞動者的大小資產階級都包含在內）參加民主革命的歷史已經告終；同時從共產國際到中國國民黨一致承認「過火」的工農運動，已經打破了各階級聯盟，超過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範圍，開始由民主階段，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革命性質已經開始轉變了。無產階級的政黨，至少在三月二十事變後即應退出國民黨而獨立，在北伐開始時就應該在北伐軍所到的地方組織蘇維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變後即應建立蘇維埃與國民黨政府對抗，由二充政權進到推翻反革命的國民政府，由無產階級專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一面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國際的領導不是這樣，而是始終拘泥民主革命的階段，始終迷信國民黨，始終想用大資產階級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政黨代替了工人與鄉村城市貧民群眾的蘇維埃。中共中央此時未能力正推出國民黨，建立蘇維埃，推倒國民黨領導，反而在國際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農民部同高中，都承認農民有「過火」行動；並且自行取消漢口總工會糾察隊的武裝，以避免和國民黨軍隊衝突；這都是莫大的錯誤。一直到國民黨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運動已經一敗塗地，此時反而突然想起用蘇維埃的口號，作奪取政權的冒險嘗試。

　

一個革命的政黨，不但要善於進攻，也要善於退守，上海廣州長沙漢口的共產黨黨員及工農群眾相繼被屠殺後，沒有一點有力的反攻，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已完全走到反動營壘，國內外一切反動勢力都已經結合起來，革命分明是失敗了，此時即應馬上採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階級的戰鬥力，整理我們的隊伍，積聚我們的力量，做改守為攻的準備。當時黨的政策恰與此相反。聯共及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時企圖以無產階級的武裝暴動挽回其機會主義政策之絕望，以抵制反對派的非難，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國，以國際名義包辦「八七會議」，在此會議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統的指出改正機會主義（仍舊說留在國民黨有四大理由，仍舊主張站在國民黨左派青天白日旗幟之下），又加以從莫斯科帶來的事實：「中國革命浪潮還在一直高漲」，「中國已經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勢」，經過翻譯員瞿秋白周恩來利瓦伊漢之手，造成了盲動主義。當時黨的領導者，以為只有武裝暴動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正確路線，只有自己和與自己同一意見的才是真正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如有同志對於革命高潮及中央政策路線表示有一點懷疑，對暴動有一點審慎，便要拿「機會主義的殘餘」「觀念不正確」等罪名加以嚴重的打擊，嚴厲的命令各級黨部改組並實行新的政治路線即所謂「武裝暴動的總方針」，凡不贊成此新的路線者即不許其登記，甚至開除已登記的同志。不僅命令黨部，而且命令群眾，命令他們無條件的亂動；以至盲動的情緒和大大小小的暴動普遍了全國所有我們黨有組織的地方。從「八七會議」到「六次大會」乃是整個的暴動時期，在此時期中，黨的領導機關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用中央絕對正確的路線，客觀上幫助國民黨把工農群眾的組織力量打得骨斷肢脫傷殘委地，至今不能立起來從事戰鬥；黨的本身更加潰散，黨的政治地位更加墮落，變成了單純的「殺人放火」之象徵。

　

機會主義是使中國革命失敗，盲動主義是徹底完成這個失敗，六大以後的路線是繼續鞏固這個失敗，並為下次革命準備新的失敗！

　

二 黨的現狀與危機——機會主義盲動主義與官僚主義

　

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之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對於機會主義的批評，並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執行的機會主義政策之根本錯誤（沒有及時退出國民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沒有組織蘇維埃等）指摘出來，因為這樣便要侵犯到國際對中國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國黨三種主要的錯誤（一、缺乏獨立性與批評性，二、不能了解從一階段到另一階段的轉變，三、黨沒有成為廣大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心。）這不過是說中國黨執行國際的機會主義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所以共產國所指示的六次大會所議決的新的政治路線：將來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將來的政權性質應該是工農民主專政；富農還沒有消失革命性，應聯合富農而不應該加緊對富農的鬥爭；他們雖然口上大喊反對機會主義，而這些實際政策，仍然沒有轉變到另一階段，仍然是十足的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對於盲動主義的批評，雖然口頭上大喊反對盲動主義，也同樣因為要掩護國際自身的盲動主義，未便指出中國黨在革命失敗後，按照當時全國總的形勢採用暴動政策是根本錯誤，而只是指摘中國黨對暴動政策機械的應用，沒有事先組織好，玩弄暴動等等，這也不過是說中國黨執行國際暴動政策在技術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會政治決議案公開的說：「八七緊急會議，是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定出武裝暴動的總方針……走向革命的大道」。並且要說：「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徵已經可以看見」「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六大決議案）「我們的面前是一個大的全國革命的高潮」（國際代表的政治報告），所以第六次大會後中共中央第一個政治通告，開口便說「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最近國際要進一步訓令中國黨說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這分明是國際自從「八七會議」一直到現在極力供給中國黨以盲動主義之前提。對於機會主義的錯誤不探本溯源的把整個的機會主義路線指摘出來，便不能得到過去革命失敗的教訓，因此現在黨的政治路線，仍舊沿着機會主義進行；對於盲動主義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沒有正確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勢，因此現在黨的工作路線，仍舊沿着盲動主義進行；政治路線工作路線，事實上日益證明破產，因此現在黨的組織路線，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聯共的現行黨制厲行官僚主義，藉以鉗制黨員群眾的異議，來保持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國的國貨，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國際領導機關之所賜。沒有相當時期經過馬克思主義及階級鬥爭鍛煉的中國黨，自己本沒有發明理論決定政策的能力；過去即現在錯誤的根本政策與理論，自然都來自國際。但過去黨的領導機關對於機會主義沒有一點認識與抗議，忠實的可恥的執行了國際機會主義政策，這是應該負責任的；現在黨的領導機關仍舊繼續執行國際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路線，經反對派明白指出，依然毫無覺悟，而且自覺的掩護錯誤，這簡直是罪惡了！我們對於過去革命之失敗，只簡單的承認錯誤還不夠，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錯誤，徹底的改正錯誤，並且堅決地參加反機會主義及盲動主義的鬥爭，對於革命才有實際意義，這才是我們正當的道路。

　

現在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所表現的是：國際及中共中央一直主張將來中國革命的性質仍舊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將來的政權應該是工農民主政府，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他們的理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握政權，中國還是封建勢力的統治，並且中國還是封建社會或半封建社會，或封建勢力占優勢。現在的國內戰爭還是資產階級對封建勢力的戰爭。這樣的說法，簡直是和第三黨改組派以至蔣介石都站在一條戰線，因為他們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勢力。第三黨最近發表的政治主張說：「中國社會的性質……是半封建社會，而掌握國家政權的便是封建勢力，支配社會關係的，……最明顯的亦是封建階級的剝削。因此，分明的表現，中國革命還沒有通過民主革命的階段」。「反動統治勢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級的封建勢力，構成反動勢力大聯合」，「社會革命的對象是資產階級，而民主革命的對象是封建階級，中國目前的革命運動，如果不針對着封建勢力，可以說絕對收不到集中革命勢力的實效，必歸失敗。」這些話和共產國際的意見及中共六次大會的政治決議案沒有兩樣。

　

我們認為：說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社會和封建勢力的統治，把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及一切反動行為都歸到封建，這不但是說夢話，不但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幻想，簡直是有意的為資產階級當辯護士！其實，在經濟上，中國封建制度之崩壞，土地權歸了自由地主與自由農民，政權歸了國家，比歐洲任何國家都早。自國際資本主義打破了中國的萬里長城，銀行工廠鐵路電線輪船電燈電話等所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都應有盡有，已經形成了官僚買辦的資本主義。到了歐戰前後，更進入了民族的大工業資本時代，商品的生產與消費及貨幣經濟，連窮鄉僻壤都達到了，自然經濟已掃蕩殆盡。並且全國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國的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國的五十八萬萬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資本主義的作用及其特有的毛肚形態，不但占領了城市，而且深入了鄉村，鄉村主要部分經濟都直接間接隸屬於市場，因此城市經濟絕對的支配了鄉村，因此一切封建殘餘的政治勢力都不得不力求資本主義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種個人私有的資本而不是封建的領土，地主已資本家化，城市及所以留一些封建式的剝削乃是資本主義襲用舊的剝削方法（以前美國的黑奴及現在南洋群島的豬仔，還是封建前奴隸制度）；至於城市鄉村各種落後的鄉賢，也並不是封建產物；若因此認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在中國不占絕對優勢地位，則只是常識的判斷，而不是科學的觀察。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經過兩次革命，已經掌握政權，社會階級勢力之轉變，更是異常明顯。在民眾鬥爭發展上，已經「過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火」；並且廣州上海漢口的工人和兩湖的農民，已經有過相當的二重政權的形式，廣州暴動中且出現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開始了社會革命的行動；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總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已經是將來第三次中國大革命的預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階級的行動與變化，給了我們許多豐富的材料，使我們能預測第三次中國革命的遠景。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任務（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及土地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城市及鄉村的貧民取得政權，才能徹底完成，換言之，中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之完成，應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國的資產階級，在城市及鄉村中都與帝國主義經濟及現在的土地關係有很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繫，它絕不能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以土地給貧農，而且當革命高潮時必然堅決地反對工農運動「過火」，無產階級沒有與他們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為推翻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的第二日即應進行沒收中外銀行及大宮產企業，打破私有財產制。在農村中，因為土地在資本家家化的地主之手，富農多兼高利貸與商業剝削者的資格，是貧農與僱農仇視的中心，是農村貧民革命對象，當然在鄉村中更無與富農聯合戰線之可能；我們應該領導貧農，反對富農，使中農中立。當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時，我們即應動員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奮鬥，而不是為與小資產階級聯合站在私有財產基礎之上的民主專政奮鬥。民主專政政黨聯合，阻礙群眾革命運動發展的理論根據。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依據這樣的機會主義的理論根據和政治路線，已經演了過去可恥的悲慘的失敗，現在又在準備重演將來更可恥更悲慘的失敗。

　

現在盲動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工作路線所表現的是：不承認資產階級是勝利了，不承認過去的革命是完全失敗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前提之下，強迫罷工，每個小的經濟鬥爭都要任意強迫擴大到大的政治鬥爭，不斷的命令黨員代替群眾上街示威，召集小組或支部會議時，都照例不討論政治問題，不討論日常生活鬥爭的工作方法，只簡單的傳達上級機關命令上街示威，散傳單，貼標語，無處無事不採用盲動政策，無處無事不實行「自己失敗主義」，弄的黨內黨外群眾都感覺沒有一點出路，黨的下級幹部同志都感覺着在中央路線之下無法工作，黨內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覺着黨的政策和行動絕對不是和工人群眾目前的需要與可能，尤其是盲動的命令逼得他們一批一批的與黨無形脫離，因此各生產機關的支部已凋零不堪，黨員數量及無產階級的基礎已削弱殆盡，像漢口，長沙，廣州，這樣重要的中西都市，連黨的組織都沒有了。黨和無產階級群眾的聯繫，更等於零：鐵路，礦山，紗廠，絲廠，五金等重要產業工人都沒有群眾的組織，就有點組織也都在國民黨領導之下，海員方面也只僅僅有點線索，在這樣狀況之下，革命高潮怎麼會從天上掉下來！

　

我們認為：自從機會主義的政策斷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動主義根本破壞了工農組織，減弱了工人階級之階級鬥爭的力量，形成了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我們在現階段中，應一面採取防禦戰略，反省過去失敗的教訓，溶化過去革命偉大的經驗與教訓，以鍛煉我們的黨，重新團結離散的隊伍，在日常生活的鬥爭中，恢復和工農群眾的聯繫，恢復群眾的組織，以集聚自己階級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現階段中新的客觀局勢，即因革命失敗後，資產政權相當穩定和經濟相當恢復而產生出來的資產階級與其政黨軍人間之衝突，特別是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資產階級軍事專政間之衝突而開始的民主立憲運動之趨勢，我們應利用這種趨勢，而力爭徹底的民主主義做我們目前多度時代政治鬥爭形式，重新闖進政治舞台，由現在的政治鬥爭，縮短反革命的現階段，開闢新的革命環境，走向將來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號，現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群眾以至工人群眾還需要，即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自身，也須有相當的政治自由才能夠實現其力量發展所需要的組織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們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應力爭徹底民主的國民會議，並且必須與「國民會議」同時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土地」和「民族獨立」，做我們在過渡時期中四個不可分離的民主要求口號，以充實國民會議的內容，必須如此才能夠動員廣大的勞動群眾，參加公開的現實政治鬥爭，不斷地擴大鬥爭，由要求資產階級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走到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即擁護勞動大眾——全國多數民眾權利的蘇維埃政權。我們對於國民會議的態度，是主張積極的號召及參加，力爭其徹底民主化，而不主張消極的空喊蘇維埃來抵制；因為「蘇維埃政權」必須由「武裝暴動」來產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傳口號，而不是行動口號。在主觀客觀條件都未成熟時，若發出「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做行動口號，號召工人群眾馬上行動起來，為這些口號奮鬥，不僅得不着群眾的應聲，而且更加擴大黨的盲動情緒，離開群眾，削弱黨的力量。同時，我們更不是主張用國民會議來代替蘇維埃，而是要利用國民會議的鬥爭來發動廣大的下層民眾反對國民黨資產階級的軍事專政，走向「武裝暴動」和「蘇維埃政權」。

　

現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國革命復興已經成熟，大喊蘇維埃政權，大罵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失敗的人，大罵提出國民會議口號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動派，並且發出「變軍閥戰爭為推翻軍閥的革命戰爭」和「以群眾的革命暴動來消滅軍閥戰爭」的口號；同時一面又聲明：「現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並未高漲起來，所以現在決不能馬上號召群眾暴動，推翻國民黨軍閥統治」。這就是說我們的黨現在沒有號召群眾行動的政治號召，只有盲動，只有繼續長期的離開政治舞台。

　

最近黨的政策，不但極力發揮國際對於中國現局勢盲動主義的觀察之讕言，絲毫不了解民主運動在兩個革命間過渡時期的政治鬥爭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機會主義的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不斷示威，雙管齊下，表面上說是採取失敗主義，實際上是命令同志幫助改組派做「反蔣運動」，並且在香港參加各派的反蔣會議。不領導民眾做公開的政治鬥爭，而跟隨改組派將軍們的軍事投機，這不但是離開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黨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所表現的是：以委派制度與絕對的命令主義消滅了黨內德莫克拉西；以誇大的虛偽的報告，從國際直到中國黨各級機關，上下互相欺騙，以欺騙群眾。團結無原則的系統，如周恩來所領導的黃浦系，項英所領導的全總系，擁護個人的勢力，各自庇護私人，互相排擠，任意摧殘有政治自覺的黨員；以大批開除黨員的手段來解決黨內的政治問題；置領導機關少數人的威信於全黨全階級的利益之上，以藉口「敵人進攻」，「時局緊張」，「秘密工作」，「鐵的紀律」，……等，鉗制黨員對於政治問題的討論，變布爾什維克熱烈爭辯的精神為官僚的盲目服從，從支部到國際活象君主專制之下從地保到皇帝一樣，只許說一聲「是！」，否則馬上便有不測之禍，因此所有黨員都不敢說一句心中所想說的話。

　

現在黨的統治機關的官僚們鉗制黨員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鐵的紀律」；黨員也因此迷信這一武器自己束縛了自己，對於官僚們的統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們認為：「鐵的紀律」自然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革命戰勝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之一；可是列寧曾告訴我們：鐵的紀律之基礎「第一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之覺悟及其對於革命之忠誠，能自主，勇敢犧牲；第二是它在某種程度上和無產階級以至半無產階級廣大的勞苦群眾融成一片；第三是極廣大的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相信它的策略與戰略是正確的，沒有這些條件，一切要創造這個紀律的企圖，都必定變成廢話，矯飾，欺詐。」關於服從組織紀律的限度的問題，列寧又說過：「我們曾經屢次確定對於工人政黨的隊伍中紀律之重要與見解。行動統一，討論和批評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定義。只有這樣的一個紀律，才配稱先進階級的民主政黨。……所以無產階級，若沒有討論和批評的自由，即不承認有任何行動的統一。所以有階級覺悟的工人永不應該忘記有非常嚴重的原則之違犯，竟至逼令我們必須與一切組織的關係決裂。」現在黨的官僚們的所謂「鐵的紀律」，恰恰和列寧的遺教相反，恰恰是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已經明知黨的策略與戰術是錯誤的，而他們還不顧一切的繼續執行，恰恰是不許黨員對於他們錯誤的策略與戰術有討論的批評的自由，恰恰是官僚們用為掩護自己錯誤的維持官僚統治的工具；這樣的「鐵的紀律」，除廢話，矯飾，與欺詐而外，沒有別的意義。

　

我們的黨，始而在機會主義指導之下，未能使全黨黨員群眾參預到黨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知識，因此黨內一般政治水平線非常之低；繼而又在盲動主義指導之下，黨的組織弄到殘破不堪：第六次大會後更是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交互錯雜，不能進前一步。處此情形之下，黨的領導機關要想恢復黨的基礎，形成黨的紀律，必須根本改變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實行討論和批評的自由，產生能夠使群眾在自己的經驗中相信是正確的策略與戰術，以接近廣大的勞動群眾；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動統一，抵禦的進攻。現在黨的官僚統治機關，反而利用黨內一般水平線之低落，黨員群眾對於黨的生活之隔閡及黨的組織之殘破實行任意操縱，欺騙與威嚇，實行以金錢維繫黨與幾空洞的工會機關和僱人示威，實行制止黨內的討論和批評，以國際威信和黨的權威強迫黨員強迫群眾相信「中央政治路線是絕對正確的，」並且膽敢憑藉敵人進攻做護符以恐嚇黨。這樣的領導機關如果聽它們仍舊存在下去，我們的黨，無數同志熱血造成的黨，必然要名存而實亡，一切有政治自覺的分子，都應當及時奮起，從黨內推翻它，才能夠將我們的黨從墮落而危亡的現狀中拯救出來！

　

三、國際機會主義的根源與蘇聯危機

即從中國問題本身，我們已經可以看出中國革命過去失敗不是關於執行上的部分的問題或偶然的錯誤，而是有一個系統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並且現在還在繼續這個路線，這個路線也不是特別在中國範圍內形成的，而是在世界範圍內由史大林布哈林所領導的整個的機會主義的國際政策之一部分。

十月革命在全世界實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國家後，各國無產階級的命運從此更加真實的密切起來。蘇聯實際上成為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總司令部，聯共成為第三國際領導的黨。這個黨的政策之正確與否，不是僅僅關係蘇聯一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問題，而是關係全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運命。同時世界無產階級解放鬥爭之每個勝負，都影響到蘇聯無產階級專政之存在與鞏固的前途。

十月革命到現在，以列寧之病和死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奪取政權，建設並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做軍事的防禦，及採用一些基本的辦法以確定經濟道路的時代。在這個時期，黨的全體都上下一致自覺的做了這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也就是在這個自覺的一致中，黨的全體才有它的內部鞏固，在列寧同志正確的政策指導之下，勇猛精進的向資產階級進攻，當時資產階級的潛勢力及其意識，在無產階級專政的蘇俄不能發生什麼作用。後一時期即史大林繼列寧而執政時期的情形就不同了，它的主要的特徵，就是二元政權的勢力增漲。其客觀的原因是物質生活相當的提高，內部的軍事狀態停止，及世界革命到來的遲緩，群眾需要恢復他的疲勞，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及其意識漸有抬頭的機會，於是曾經奪取政權的無產階級至此反而被拋棄放在後面去了，在它之傍，甚至在它的面前，樹起別的階級成份，別的階級意識大顯其作用，在政權上占領了一大部分勢力。這些別的成份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個很大的官僚系統之國家機關，職工會，合作社的職員及其他自由權業者和辦事員等。這些人員們由他們的生活條件，他們的習慣及他們的思想方式，是與無產階級分離的，或一天一天與它分離。這些非無產階級的成份及其意識甚至侵入聯共黨內，由黨的機關職員，形成一個強有力的官僚系統，濫用國家機關鞏固他們的特權，使黨日趨腐化。到了史大林為反對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遂拼命拉攏結合這些黨內及國家機關的官僚分子，做他的群眾，無論什麼人，只要他喊一聲反對托洛茨基，至少也要給他一個合作社主席的位置；因此一般投機分子，都蜂擁到史大林派反托洛茨基的旗幟之下，蜂擁到黨內及國家機關內，更加速了國家機關及黨內官僚主義化的過程。此時黨對國家機關已不能起領導及監督作用，倒轉過來，國家機關反用官僚的系統和勢力來支配黨。蘇維埃政權從它的產生和傳統上，由它的現在勢力來源上，還繼續憑藉在無產階級身上，雖然漸漸少直接的形式。但是由上述的社會成份之溝通，它一天一天墮落在資產階級利益的影響之下。無論蘇聯內部資產階級怎樣弱，它是很自覺地做世界資產階級的支派，並構成世界帝國主義的傳達機。況且資產階級內部的基礎也決不可忽視。農村經濟在市場之個人的基礎上發展，必然要從它的內部新產生許多農村中小資產階級。即已經富或正在求富的舊時貧農也和蘇維埃立法的限制牴觸，於是表現出法國革命中「本拿巴特主義」（即傾向拿破崙之主義）的傾向。以上就是說用政權二重性之社會的來源。

新經濟政策在客觀上自然是包藏這政權二重性的一些可能，因為他在恢復市場上，新創造一些條件可以使小生產者重新復活並一部分轉為中等資產階級。但這些可能性僅存在於經濟的可能中。它開展成為一個真實的力量僅在十月革命的後一期，開始於列寧同志之病和死及史大林派的小組織集中反「托洛茨基主義」之鬥爭的時候。新經濟政策之實現，是為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對資產階級一個很大的讓步。這個讓步在當時的環境是必須的，其本身並不一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損害。暫時的退守是為着後來的進攻。問題只在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黨是否有正確的政策能夠很快的反守為攻，繼續階級鬥爭，阻止政權二重性之發展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不陷落在這個退守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中，基本的生產力都屬於國家所有，國家的指導政策對於經濟是操有必勝之權。但史大林不懂得列寧的政策，不把讓步當作暫時的退守，而當作經常的路線。一直繼續讓步，繼續右傾，不特別注意發展國家工業，不發動農村階級鬥爭，而實行對富農寬容，並且造出非馬克思主義的怪理論，說蘇聯農村生產力是由兩極向中間，以圖掩蔽貧富兩極分化的事實，以便避開階級鬥爭，和平的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是着着助長了富農的發展，助長了政權二重性。他的中心的口號是：「普遍的繁榮」，「大家富起來」，不管這個富是資本主義的富還是社會主義的富，甚至他把資本主義的富當作社會主義的富。因此非無產階級的勢力及其意識益加抬起頭來，因此，十月革命的後期特徵，不僅簡單的表現於城市和鄉村中的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之發展，並表現於無產階級的理論和政策之武裝繼續不斷的被解除。復興的中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隱藏在蘇維埃的保護色之下儘可能的前進，把他們的憑藉表現為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史大林的 「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保守的理論就在這個環境中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基石，十月革命的基本方法，列寧主義戰術之主要的教訓，都被史大林加以嚴厲的修正，以適應黨內黨外新生的小資產階級的職員之安富尊榮及其畏難苟安避免革命屁動的心理。在這種情形之下，「蘇維埃共和國的命運與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有不可分離的真實聯繫」之「不斷革命論」，自然首先激怒一切新的社會層，因為他們認定已經把他們抬到社會上高高地位的革命已經完成它的使命了。因此，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之保守理論為出發點的史大林派乘時得勢，對於以「不斷革命論」為出發點的托洛茨基派，不斷的加以攻擊與迫害。

很明顯的，列寧始終認十月革命只是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起點，並不是認為俄國一個國家已具備了經濟條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中可以獨自建設社會主義。十月革命是在全世界整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之部分的突破，是全世界資產階級陣地較弱無產階級主觀力較強的部分之突破，要維持它鞏固它，主要的是在它不斷的向外發展，即是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成為真實聯繫，在全世界總的階級戰爭形勢上決定最終勝負，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觀點。自然，為鞏固推動世界革命之策源地蘇聯，必須發展其國家工業即社會主義的工業以加強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威權。但若是因此便相信「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是對的，那就等於幻想世界資本主義從此還有很長期的生命。果真是如此，則一個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終不免為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所戰勝，十月革命一定被破壞，而只存留一些土地改革的遺蹟。

史大林派，根據其「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對蘇聯內部政策，要關起門來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求助於國內富農及城市新興資產階級，因而在國家政策上不肯得罪富農加重他的賦稅，對富農一直讓步到准其出租土地及使用僱工（一九二五年）以致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富農得到突飛的發展，操縱鄉村一切經濟機關，其結果不但不能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增加資本主義發展的危險及使資產階級影響增大，同時又使蘇維埃政權在貧農中失了同情。富農和新興資產階級，居然在去年提出要求廢止對外貿易的國家獨占權，居然非難無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勢力有礙農民的發展。因富農抵制政府收買麵包，以致一九二八年秋天全國城市都發生麵包恐慌，對外輸出貿易計劃也被破壞了（一九二六——二七年度穀類輸出總價值為二O四、九七O，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減至三四、二二八），這就是富農抬頭，實行對蘇維埃政權抵抗之嚴重的表現。史大林受了事實的打擊，不得不採用表面左傾的口號，如建立集體農業，向富農強迫募債，發展經濟五年計劃，等。因此影響，在黨內亦公布「自我批評」的口號，和反對官僚主義反對右傾，同時共產國際在國際政策上亦有幾分表面左傾。但是站在官僚勢力基礎上的史大林派，因為官僚與民眾間的利益矛盾，他的左傾政策，只能說而不能行。並且史大林對付富農的政策，只是限於用盲動的非常手段，而不願在根本上取消富農之經濟上的優勢，由此更引出大的危機。所謂左傾政策，「實行」了幾個月便完全坍台。在打擊富農之後，又忽然對富農作絕大的讓步，提高麵包價格，使工人及貧農對富農須多付二萬萬以上盧布。所謂自我批評，變成一半滑稽（批評內容須先得上級機關認可），一面偵查反對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把戲。所謂反對右傾，只是反對右派中和史大林有衝突而且勢力較弱的一些個人，並沒有把右派的危險及其整個的思想和政治路線，要黨員群眾公開討論，因為如果發動黨員群眾反對右派的路線，必然要走到反對左右動搖不定的中派（即史大林派）而傾向左派（即托洛茨基派亦即反對派）（史大林這種左右動搖不定的政策，實際不過是向右的道路上一些曲線。這種向右的曲線政策應用到中國，始而主張「不應加緊對富農的鬥爭」，繼而又主張「要堅決的反對富農」。然而他反對富農，仍然因為它是半封建。那末，對於富農具有資本階級性質的那半面便不應該反對了。這真是使中國黨迷陷在亂山中找不着出路！）

現在蘇聯真實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物價日益增長，工人的實際工資日益下降，去年在七點鐘工作制的口號之下，實行工作強度加速，罷工事件及失業工人日益增加，為十月革命以後所來有的現象。鄉村中中農受富農的煽動，對蘇維埃政府之不滿日益增高，鄉村中時常發生富農有組織的對蘇維埃政府官吏及共產黨黨員青年團團員，加以白色恐怖。紅軍中的上級軍官亦多有富農子弟和受富農影響的。中派史大林的政權在此時機之左傾右傾，都是受了兩大階級（工人貧農及富農城市新有產階級）的壓迫，他只是聚集這一切矛盾，而不能解決這些矛盾，大鬥爭的爆發即在前面，若沒有從左邊來的工農群眾力量來克服富農新有產階級及官僚的反動，使十月革命復興，使無產階級專政更臻鞏固。則從右邊來的「特爾米多，（Thermidor，法國羅拔士比兒歿落的政變）終不免到來，將成立一反革命的獨裁政府，無產階級專政將宣告滅亡，蘇聯回到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大林派「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即反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在蘇聯內部所造成的危機是如此。其對外政策，也為着要安寧的在蘇聯一個國家內建設社會主義，就不能不怕得罪世界帝國主義，因而就不敢積極的援助世界革命，而一味地與帝國主義的外交家做和平運動的周旋。如在一九二五年，英國大罷工中不能予英國工人以積極的幫助，在中國革命高潮及孟買大罷工中，不敢號召英國工人起來反抗英帝國主義、在日本出兵滿洲及占領山東時，都不敢有所表示，在俄德通商條約中使德國工商業家實際上在一定範圍內可以免除對外貿易壟斷的監視決定，在一九二七年在拉丁美洲開泛美洲大會的地方召集反帝國主義同盟的大會，而延期改在現時已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柏林開會；這些都是怕侵犯帝國主義之露骨的表現。

這種妥協傾向應用在各國革命的戰略和政策上，就是不敢堅決的發動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而企圖用外交政策及拉攏上層妥協的分子。這種政策之模範的表演，就是在英國工人運動中之英俄職工委員會及在中國革命中之國共合作。史大林派組織英俄職工委員會，企圖與英國工團總會賣階級的官僚領袖們結成反帝國主義戰爭的聯合戰線，以抵禦對蘇聯的進攻，並在柏林會議中公開宣布不干涉英國的工人運動。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就是以全部布爾什維克的威信，在英國工人中擔保那些賣階級的官僚領袖是與布爾什維克站在一起真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承認這些賣階級的領袖是英國工人運動中唯一代表，阻止了反對這些官僚領袖的「少數運動」；使俄國無產階級不能直接——因為要經過英俄委員會——援助英國工人運動，如礦工大罷工及全國總罷工；使布爾什維克與這些賣階級的官僚領袖們一同坐視英帝國主義壓迫中國革命及印度罷工；使張伯倫既有大英帝國的政策，又有工團總會的政策以挾制布爾什維克。

這種機會主義政策要以在中國革命中所實行的結果最為悲慘！史大林派不敢徹底侵犯帝國主義及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唯一的只在消滅（？）「封建殘餘」，因而不要無產階級太露頭角，始終要求中國共產黨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不要退出國民黨而真正獨立起來，直接領導群眾，只要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及其將軍們領頭做革命，因為要讓這些將軍們領頭，就不能不抑制工人的要求以免嚇退資產階級，抑制農民的土地革命以免侵犯所謂「革命軍人」的財產，極力反對托洛茨基同志在中國建立蘇維埃的提議，反對推倒國民黨的領導，以免侵犯資產階級專政。在美國，在日本，都改變共產黨為工農黨，在印度也有同樣的企圖，甚至在日本竟主張以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來代替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史大林派諸如此類的右傾政策，遂經過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在各國黨中形成了一般的機會主義路線。

四、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兩個路線的鬥爭

史大林派所領導的機會主義的路線，五六年來，不僅使蘇聯內部的危機增加，並且因國際無產階級運動迭次的失敗與挫折，尤其是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使無產階級專政在世界上更加瀕於危險。一切無產階級的覺悟分子要明白這些危險，正是為着要克服這些危險，救護十月革命。史大林派之不可恕的罪惡，還不僅在他對蘇聯內部的和世界的資產階級繼續做了許多讓步和投降，更重要的是在他採用官僚壓制和欺騙等方法，阻止真正列寧主義的意見之發展，使蘇維埃及世界工人把嚴重的讓步當作成效，把退步當作進步，把內部困難之增加解作向一個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之勝利的前進，把投降中國資產階級當作中國革命之發展。

在這種情形之下，世界無產階級隊伍中自然要產生反機會主義的反對派之鬥爭，即恢復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之鬥爭。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擔負了領導這個鬥爭的責任。在十月革命後一期開始時（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同志即向聯共指出應該注意防止錯誤的經濟政策所達到的結果：工業發展之遲緩曾引起所謂「剪刀問題」，即是工業和農業生產品價格之間的不平衡，足以破壞工農的聯合，並且其結果會連帶農業發展之停滯，因此他在聯共第十隻次大會即提出厲行工業化的主張，使有廉價的工業品與農產品交換，以鞏固和中小農民的聯合。可是象史大林這般瞎子，卻罵他是為着工業的經濟利益去犧牲一切。在十四次大會以後反對派又提出工業化之具體的政策，史大林布哈林又認為是過度（？）的工業化，而予以否認。直到十五次大會，史大林因為過去一個時期經濟的恐慌及許多困難的逼迫，才稍稍注意到工業化的問題；在十五次大會上所提出的發展經濟五年計劃，就是這種注意的具體而微的表現。可是他沒有正確的估計到工業發展之可能和沒有發展工業之決心，因此他認為「將來工業發展的速度也許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對派則認為工業發展的速度決不會是什麼「也許必然要非常之慢」。反對派在經濟計劃的提綱中，提出可能實現的工業速度，並且在提綱中指示出來每年工業各部門速度增加的百分率。到十六次會議時為期不過一年余，事實證明工業發展的速度，竟超過了史大林賴可夫所提出五年計劃所規定的限度。關於富農問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及聯共十四次大會前後即主張國家應加重富農的賦稅，並發展集體的農業，以遏制富農發展的危險。史大林布哈林因此一致罵反對派不要農民，說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老毛病。同時他又指出黨內腐化官僚化的危險，有實現德莫克拉西化之必要。他反對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主張無產階級國家應積極的切實的——不是用官僚方式而是用階級鬥爭——援助並發展國際的無產階級運動。對於英俄委員會，他也及時有極正確的批評。最後在中國革命問題中，他的觀察與意見，更自始至終絕對的正確（主要的是他遠在蔣介石叛變以前及蔣介石叛變以後，屢次警告聯共中央及國際依賴國民黨之危險，他主張中共必須退出國民黨真正獨立，建立蘇維埃及武裝工農，徹底的土地革命）。他不僅把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完全為我們指示出來，並且為我們指出現在及未來的根本政治路線（未來的革命性質及目前國民會議的口號）。假使我們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政治的指導，我們也許能領導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即使失敗也不至於政治破產及組織潰散，至少也不至於再發生盲動主義將無產階級的力量徹頭徹尾的破壞干盡。史大林派對於托洛茨基同志的真實意見，一切都拒絕公布，只是在他們的口中捏造一些所謂「托洛茨基主義」的謠言，以蒙蔽全世界無產階級。尤其是將中國無產階級付了嚴重代價的教訓，在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面前用官樣文章隱藏起來，對於中國的同志特別封鎖得嚴緊，誰要接受託洛茨基的意見，便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誰要主張研究討論托洛茨基的意見，便也有反革命的嫌疑，以便使中國黨對於他們的機會主義路線得以很順利的繼續執行。

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再加上官僚主義的統治，不但不肯及時採取反對派（即托洛茨基派）的政治意見，不但為維持其官僚的統治不顧一切的錯到底，不但向世界無產階級隱藏真正無產階級的政策，並且在黨內組織他的走狗系統（史大林在列寧病中即在黨內進行小組織），用種種卑鄙手段使反對派的意見不能達到群眾，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與列寧主義對抗，混亂群眾的耳目，以攻擊托洛茨基主義為名，實行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最後更開除反對派同志的黨籍，濫用政府權力監禁並放逐並槍殺他們。許多與列寧共同奮鬥多年的老布爾什維克，許多十月革命的戰士都受史大林官僚統治的種種虐待。史大林派為剷除異己，把黨的德莫克拉西剝削乾淨，一切重要問題都不許公開討論，全黨黨員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處罰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此外別無道路可走。於是黨內的領導地位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長於逢迎的官僚分子占領，真正代表無產階級的勇敢而有能力的先鋒分子，多被驅逐在黨外奮鬥。這樣為着對付反對派的鬥爭，史大林更將從蘇聯的社會來源和經濟基礎上所發生的官僚制度發展並鞏固起來。這種官僚制度竟在史大林派的統治之下形成一種特別黨制，並且經過第三國際普遍的發展到各國支部中，形成了史大林派的系統，把各國黨的領導機關都變成了史大林派的忠實工具。否則便不能存在。一切我們在中國黨所見到的壓制，欺騙，蒙蔽，籠絡，收買等官僚政客的方法，都是從史大林學校中學習出來的。

我們據兩年以來各方面事實的觀察，已在實際生活中直覺的感覺到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及官僚主義為害之烈，在得到托洛茨基同志所領導的反對派各種重要文件，以之和史大林派的文件作比較的研究後，我們不但更系統的根本的認識中國革命之失敗是由於史大林布哈林機會主義政策的指導，並且深切的認識現在整個的第三國際中顯然有兩個根本不同的路線：一個是史大林所領導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路線，即現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路線，一個是托洛茨基所領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即國際左派反對派的路線，而不僅僅是關於中國一國的問翅。反對派是主張嚴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策，反對在任何國家任何時期加以修正，史大林派受了蘇聯內部非無產階級的力量與意議〔識〕發展之反映，企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無產階級的政策，無論在資本帝國主義的國家（如美國日本）在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印度），都加以修正，他們是聯共黨中的中派，實際已站在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之間，這兩派（史大林派與反對派）的鬥爭，不但不是個人間的鬥爭，並且不只是簡單的派別鬥爭，而是關於決定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命運的兩個路線之鬥爭，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也只有這兩派路線之徹底的鬥爭，史大林派現在尚想利用舊的機會主義一名詞來轉移全黨同志對目前這兩個路線爭論注意的視線，完全是徒勞無益的企圖。

五、我們的態度與建議

　

反對派的責任是在使全體黨員明了機會主義的危險，擺脫機會主義的領導，而迴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在真正民主集中的當中，黨內政治不同的意見本可有公開討論的方法來解決，不但不會使黨分裂，並且使黨更加鞏固。反過來，官僚主義的壓制與蒙蔽，勢必使黨崩壞與分裂；反對派為擁護真正無產階級的路線，為實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的統一，不能不與機會主義的領導有組織的作堅決的鬥爭。機會主義已迭次在中國宣告其可恥的破產，中國無產階級已付了過重的代價，直至現在接近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

　

我們下列簽名的人，認為我們站在恢復列寧主義的國際，鞏固蘇聯無產階級專政，擁護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上，都應該起來根本反對史大林派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和官僚主義的組織路線，國際的蘇聯的中共的現行政策和黨制，都需要根本改變。我們相信在中國的反對派運得到黨內多數同志同情時，史大林也會採用反對派一部分主張和口號或更換一部分領導者，以圖統取群眾的左傾；但是我們所爭的乃是整個路線之根本改變，而不僅不是一時策略上的轉折，更不是簡單那幾個人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共受史大林派機會主義官僚主義之害最為酷烈，應當是國際各國黨中站在最前線勇敢的反對現在國際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領導，因此，我們提出下列建議，希望全黨同志一致堅決的要求並督促中央以中共名義向國際並直接向各國兄弟黨提出；同時我們應該在國際左派反對派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為下列各項奮鬥到底：

　

(一)、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對派，釋放在監獄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亞土耳其士坦等處的聯共及其它各國反對派同志，恢復其黨籍，並恢復托洛斯基同志的領導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來反對派對聯共及國際政策發表的各種檔，公布列寧遺囑及其它被史大林隱藏着的列寧遺着。

　

(三)、重新審查五六年來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機關所犯政治上的組織上的錯誤，並重新決定聯共中央及國際領導機關所犯政治上的組織上的錯誤，並重新決定聯共的政策及國際政策。

　

(四)、恢復中國黨因反對中央機會主義路線而被開除的同志之黨籍，並立即公開的討論根本政治問題。

　

(五)、重新審查中國革命過去的教訓，並決定新的政治路線。

　

(六)、改組聯共及國際與各國支部的領導機關。

　

簽名者（注）： 王阿榮 王永慶 王芝槐 王視民 王暢 王紹華 王季平 王大昌 尹寬 左斌 史文學 江鴻生 汪常師 江又容 李果夫 李季 李軒 李靜濤 朱崇文 朱繼熹 朱天章 何炳銀 何資深 杜謙 杜發義 杜琳 汪澤楷 汪復興 汪復盛 林金生 余偉 吳季嚴 吳若萍 吳琢輔 岑舜鄉 馬玉夫 馬圖 徐竹林 段浩 段震亞 孫平州 高語罕 梁筱山 莊季貞 陳洪 陳碧蘭 陳獨秀 陳其昌 張虛 張以森 張素秋 張勝秋 張阿寶 屠景山 屠維納 陸沉 程裕和 湯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單直夫 葉錄堂 董江素劉右山 劉靜真 劉伯莊 劉毅 劉逢鼎 潘希真 潘伯華 蔡振德 鄭重 鄭超麟 蔣石甫 錢又萱 薛農山 羅世藩 韓治臣 顧幸到 顧滿

　 （附記）以上是我們簽名者今後的集體意見，以前個人所發表的言論，概由個人負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5）中央檔案館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據鄭超麟回憶，下列八十一位的簽名者，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假的。所謂假，一是根本就沒有這個人，例如第一名王阿榮。「中國的習慣，注意第一名，責任大，弄個假名字，是陳獨秀的意見。」二是本人不知道，但被作為托派的發展對象，當本人知道後也沒有加入托派。

　

1930年3月12、15 、2 9日及4月12日《紅旗》第83、84、88和92期，先後發表文章批判《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同年3月22日，中共中夾在《紅旗》第86期致何資深、張以森、莊季或、陸沉、劉毅公開信，「望他們自登報日起在一星期內切實執行下列辦法：如系被取消派假借名義，應立即作一聲明書，並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內必須交到中央。否則黨認為你們已自覺的參加反黨的行動，黨只有給予最後的制裁。」不久，這五人都被開除出黨。4月16日，中共江蘇雀委在《紅旗》第94期上發表給彭佳秋、段浩、朱崇文、劉靜貞、王永慶的通知。通知內客與上述中央公開信基本相同。後這五人亦被開除出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