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夏衍的反共賣國劇本《上海屋檐下》

批判夏衍的反共賣國劇本《上海屋檐下》
西北大學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寫作組
1971年10月31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從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中期，混入革命文化營壘里的反革命分子、「四條漢子」之一的夏衍，連續炮製了《賽金花》等十多出反共賣國的「國防戲劇」作品，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追隨叛徒王明、劉少奇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國民黨反動派效勞。被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頭目周揚一夥吹捧為「夏衍的早期優秀作品」、「傑作中之傑作」的《上海屋檐下》，就是其中的一株大毒草。對此我們必須進行徹底的批判。

投降主義的傳聲筒

《上海屋檐下》出籠於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前夕。當時，形勢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於兩者之間呢？」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堅決反對投降、堅決要求抗戰的。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則主張賣國投降，堅持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政策。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產党進行了惡毒的誣衊和攻擊，發出了所謂「停止階級鬥爭」的狂妄叫囂。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跟着鼓吹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主張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只要聯合不要鬥爭，並且無恥地吹捧獨夫民賊蔣介石是革命的「旗幟」，完全暴露出一副叛徒的醜惡嘴臉。夏衍在《上海屋檐下》裡，則通過對所謂革命鬥爭帶來的「不幸」的鋪陳渲染，和對革命生活的「懺悔」，宣揚叛徒們的投降論調，充當了蔣介石的反革命叫囂的傳聲筒。 夏衍表白，他寫《上海屋檐下》這個劇本，是為了反映「小人物的苦悶、悲傷和希望」。而這些所謂「苦悶」和「悲傷」，就集中體現在匡復、林志成和楊彩玉醜惡的「三角關係」中。匡復很早就參加了革命，和楊彩玉結婚後，被捕入獄，「受了折磨」；出獄後，他原想找到好友林志成，從而和妻女團圓，不料妻子楊彩玉和林志成早已同居；他想復婚，而又不願破壞楊、林的平靜生活，終於無可奈何地出走了，留下的是深沉的哀怨和無限的惆悵。在這裡，夏衍明白地告訴人們，匡復等人的「苦悶」和「悲傷」，是由於反抗蔣介石國民黨獨裁專制的革命行為或者是同情這種革命行為造成的。他不遺餘力地描寫匡復等人的不幸遭遇，渲染他們的「苦悶」和「悲傷」，就是要「控訴」革命毀滅「個人幸福」的所謂「罪過」，就是「希望」人們要以叛徒匡復為訓，不要革命，不要進行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偉大領袖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指出：「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當時，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了保證同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鬥爭，所以必須同反共頑固派鬥爭。在服從於抗日戰爭利益的原則下，堅持無產階級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這是克服投降危險、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基本條件。蔣介石叫囂「停止階級鬥爭」，正是他妄圖消滅共產黨、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陰謀。在這個時候，夏衍一面寫文章叫嚷「我們只有外敵，沒有內患」，一面拋出《上海屋檐下》，大肆宣揚階級投降主義，和蔣介石叫囂的「停止階級鬥爭」相呼應。這是明目張胆地對抗毛主席關於抗日時期階級鬥爭的英明教導，渙散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階級鬥爭意志，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蔣介石的法西斯獨裁統治效勞。

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階級投降主義實際上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後備軍，是援助右翼營壘而使戰爭失敗的最惡劣的傾向。」夏衍在極力宣揚階級投降主義的同時，竭力宣揚民族投降主義。這一點，在他對李陵碑的描寫中，表現得非常突出。

李陵碑，是一個「年老的報販」，他的獨生子在上海「一·二八」抗戰中犧牲了。對於這個為抗日犧牲了的戰士的家屬，夏衍有意將他描寫成瘋子。請看：由於兒子的死，他發了瘋，「常常酗酒」，「老是愛哼《李陵碑》裡面的『盼嬌兒，不由人，珠淚雙流』的詞句」；兒子死了找不到屍首，「可是他一定說，兒子還活着，在當司令，有點神經病啦」。夏衍把李陵碑描寫成老境淒涼的「瘋子」還嫌不夠，又用周圍群眾對他的嘲笑和侮辱，來渲染這個「瘋子」的悲哀，連他為抗日犧牲了的兒子，也被說成是當了「炮灰」。夏衍就是這樣用他蓄意設計出來的李陵碑這個悲劇形象，極其惡毒地向人們宣揚：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只會帶來「痛苦」和「不幸」；為了「幸福」，就要反對這種戰爭。按照夏衍的反動邏輯，中國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只有把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奉送給敵人，只有當亡國奴，才有幸福。這是徹頭徹尾的賣國主義論調！

叛徒哲學的辯護士

三十年代中期，隨着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對於這一革命鬥爭採取什麼立場，決定着人們的言論和行動。

列寧曾經說過：「從來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種革命，保險不要進行長期的、艱苦的、也許是充滿重大犧牲的鬥爭。」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革命鬥爭固然會給人民帶來犧牲和痛苦；但是，如果不進行革命鬥爭，甘心做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階級的奴隸，那麼，人們遭受的犧牲和痛苦將會更加大得多。在革命鬥爭中，少數人的犧牲，可以換來整個民族和整個階級的解放；一時的痛苦，可以換來長期以至永久的幸福。革命鬥爭可以鍛煉人民，推動歷史的前進。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的「節日」。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在敵人的鎮壓和迫害面前，在困難、挫折和犧牲面前，從來不是迴避、退讓，更不是哀號、嗚咽，而是以革命利益為第一生命，不顧個人安危，英勇不屈，堅持鬥爭，以兩倍、三倍的打擊來還擊敵人。

夏衍和一切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樣，用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反動觀點，來看待革命鬥爭和「個人幸福」的關係，把「個人幸福」看做是超階級的至高無上的東西，用對於抽象的什麼人類普遍幸福的追求，來否定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反對剝削和壓迫、爭取自由和解放的革命鬥爭。夏衍的大毒草《上海屋檐下》，肆意宣揚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百般同情和竭力美化叛徒、變節分子，為他們叛變革命的無恥行徑辯護，其反動實質就在這裡。

《上海屋檐下》裡主要人物匡復是被夏衍當作「革命者」來描寫的。夏衍故弄玄虛地說：「在當時，可能是黨員，也可能不是，反正他是個在黨領導下的革命知識分子。」其實，撕下作者蒙在這個人物身上的畫皮，匡復完全是一個從國民黨狗洞裡爬出來的無恥叛徒。

匡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就參加了革命。被捕入獄後，就背叛了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喪失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氣節。在獄中，他念念不忘的只是自己的妻子和女兒，夢寐以求的是能夠活着同妻兒「團聚」。爬出狗洞後，他訴說這幾年「受了折磨」，「沮喪了勇氣」，對於生活，「已經失掉了自信」，宣稱「身心俱憊」，「已經只是一個人生戰場上的殘兵敗卒」。夏衍通過這個卑鄙無恥的叛徒之口，肆無忌憚地宣揚了剝削階級灰色、陰暗、頹廢、反動的人生觀。什麼偉大共產主義事業，什麼革命鬥爭等等，對匡復來說，都已經是「過去的事，不用講了」。為了徹底背叛革命，他還鄭重申明「我誰也不恨」。好一個對「誰也不恨」！這句話出自所謂「革命者」匡復之口，實際上是表白對於讓他叛變自首，爬出狗洞，而獲得「再生之年」的國民黨反動派，他是感恩戴德而毫無怨恨之心的。叛徒的醜惡嘴臉暴露無遺。

為了美化叛徒、變節分子，夏衍竭力為匡復設詞辯解。他說：「在獄中受了折磨，剛出獄，又碰上這麼一件事（楊彩玉與林志成同居），他不可能一點不徬徨，不痛苦。」照夏衍看來，一個「革命者」因為個人遭受波折，就不得不「徬徨」、「痛苦」，甚至背叛革命，「懺悔」過去的一切，這真是「叛變有理」的奇談怪論！夏衍還給匡復這個名字作了解說：匡，是「匡正，改正的意思」；匡復，又名「復生」。怎樣「復生」呢？先是作為「革命者」的匡復，在獄中受了折磨變成叛徒；其後在女兒的所謂「啟發」下引起「一個想法」，離家出走，叛徒就又變成「革命者」，「復生」了。在這裡，夏衍販賣了叛徒劉少奇所謂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只是「一念之差」的黑貨，宣揚的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哲學。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出籠絕不是偶然的。就在《上海屋檐下》出籠前夕，混入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曾經一手遮天，暗中指使薄一波、安子文等一夥醜類，寫「反共啟事」，陸續爬出狗洞，隨後再度鑽入黨內，組成一個叛徒集團，繼續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在文藝界的黑幹將田漢、陽翰笙等人，也是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期間叛變革命的。夏衍自己招認寫《上海屋檐下》這個戲的時候，正在西安事變之後，他聽了許多出獄者的故事，有所感觸，引起了寫作的衝動；又說，田漢、陽翰笙等「就在當時被捕的」。這番話正好泄露了秘密：引起夏衍寫作衝動的，實際上就是對田漢、陽翰笙這一夥叛徒的「感觸」。劇中人物匡復的「苦悶」和「悲傷」，就是這伙叛徒的「苦悶」和「悲傷」。夏衍炮製大毒草《上海屋檐下》，就是為了美化劉少奇叛徒集團，充當他們的辯護士，為這伙醜類塗脂抹粉，樹碑立傳。

奴才哲學的吹鼓手

夏衍宣揚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理想」：維護蔣家王朝的法西斯專政，使中國永遠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狀態。《上海屋檐下》裡的小學教師趙振宇，就是夏衍為實現其反革命「理想」而樹立的「正面」說教者。夏衍情不自禁地稱讚：趙振宇是個「樂天派」，「我喜歡他」。在這個人物身上，夏衍更加賣力地鼓吹了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和奴才哲學。

眾所共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法西斯獨裁專制制度，是舊中國一切罪惡的淵藪。要推翻這種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正如恩格斯所說：「除了進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外，不承認有實現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首先應當採取的辦法是奪取政權。」可是，夏衍卻通過趙振宇的嘴，宣揚了完全相反的謬論：「風氣壞，就因為人壞，好人，就應該從自己做起的。」在這裡，夏衍企圖用抽象的「人性」善惡來抹煞階級鬥爭和反對暴力革命，一筆勾銷了蔣介石法西斯獨裁專制的罪行，否定了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推翻「三座大山」，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所謂只要每個人都「從自己做起」，成為「問心無愧」的「好人」，「有知足之心」，無反抗之意，社會就能光明，大家都會幸福，這是徹頭徹尾的欺騙！實質上，這和大叛徒劉少奇所鼓吹的「修身養性」是一路貨色，就是要使人們「安貧樂命」，「逆來順受」，去適應反動統治階級的需要，做他們安分守己的順民。不僅如此，夏衍還讓趙振宇一再表示自己能夠在國民黨反動派黑暗統治下苟且偷生，感到心安理得，心滿意足，津津樂道：「比上固然不足，比下還是有餘」。從這裡人們不難明白，夏衍在塑造匡復這個劇中人物時，為什麼要那樣不惜筆墨地渲染革命必然會破壞「個人幸福」的奧妙了：你要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統治，進行革命鬥爭麼，就只配落得個「不幸」的下場；當順民，就可以過「樂天派」的生活。

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殖民政策辯護，是夏衍宣揚趙振宇的哲學的又一個反動目的。日本反動政府在三十年代發動的侵華戰爭，是日本軍國主義制度的產物，是野蠻的、非正義的侵略戰爭。中國人民為保衛祖國、抵抗侵略而進行的抗日民族戰爭，是進步的、正義的戰爭。夏衍公然抹煞兩種不同性質的戰爭的區別，胡說什麼那些「坐在鐵甲車上，滿臉的殺氣，鐵帽子下面的那雙有凶光的眼睛，好象要將我們吃下去」的日本侵略者，「把那套老虎皮脫下來，還不是跟我們一樣！」這是什麼話！這完全是漢奸語言，是赤裸裸地為日本強盜在中國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的暴行進行開脫！

列寧曾經指出：「津津樂道地讚賞美妙的奴隸生活並對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盡的奴隸是奴才，是無恥之徒。」《上海屋檐下》裡的趙振宇，就是夏衍為適應反革命政權需要所塑造出來的一個奴才、一個無恥之徒的醜惡形象。趙振宇的哲學，就是夏衍賦給的為反革命政權效勞、起牧師作用的反動哲學。

反革命分子夏衍在《上海屋檐下》裡，還精心設計了自始至終籠罩全劇的「戲的調子」，這是一種「鬱悶得使人不舒服的黃梅時節」的氣氛。用夏衍自己的話來說，這氣氛是影射了「當時的政治氣候」，反映了「當時的時代特徵」。夏衍們對當時形勢的這種估計，正好暴露了夏衍失敗主義的反動心理。一九三七年，全國工農群眾，在黨的領導下，高舉起民族解放的旗幟，和一切願意抗日的力量結成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抗日救亡而鬥爭，出現了團結抗日、欣欣向榮的新局面。夏衍們無視這一現實，卻把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作為政治氣候和時代特徵的決定因素。在夏衍的心目中，革命蓬勃發展的年代，就是「憂鬱的時代」，千百萬群眾團結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英勇戰鬥的年代，就是鬱悶不堪的「黃梅天氣」。基於這樣的反革命立場和陰暗心理，從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出發，《上海屋檐下》大肆宣揚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革命戰爭毀滅「個人幸福」的修正主義觀點，鼓吹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同情和美化王明、劉少奇一夥叛徒，鼓吹甘當蔣家王朝「順民」的奴才哲學，以此破壞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鬥爭和民族革命鬥爭。

中國人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前赴後繼、英勇頑強地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夏衍等四條漢子及其主子劉少奇一類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反動陰謀遭到了徹底的破產，這是歷史的必然。但是，他們並不甘心自己的失敗。全國解放以後，只要一有風吹草動，他們仍會跳出來興風作浪。周揚文藝黑線在一九五七年重新上演《上海屋檐下》，妄圖為三十年代「國防文學」的反動口號翻案，就是一例。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粉碎了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活動。同他們的主子的命運一樣，夏衍及其扯起「國防文學」破旗的夥伴們，連同他們的反動作品，永遠被革命人民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