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日本國民
| 敬告日本國民 作者：胡適 |
「告於日本國民」的題目，是室伏高信先生提出來的。我接到了這個題目，三個月不曾下筆，一小半是因為我太忙，一大半是因為我深懷疑這種文章有何用處。說面子上的假話嗎？我不會。說心坎里的真話嗎？我怕在此時沒有人肯聽。
但今天我決定寫這篇文章了，因為我不忍不說我心坎里要說的真話。凡是真話都是不悅耳的，我要說的話，當然不能是例外。所以我先要乞求日本讀者的耐心與寬恕。
我要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十分誠摯的懇求日本國民不要再談「中日親善」這四個字了。我在四年之中，每次聽到日本國民談這四個字，我心裡真感覺十分難受，〔——同聽日本軍人談「王道」一樣的難受。老實說：我聽不懂。明明是霸道之極，偏說是王道；明明是播種仇恨，偏說是提攜親善！日本國民也有情緒，也有常識，豈不能想像在這種異常狀態之下高談「中日親善」是完全沒有意義的嗎？〕
你們試想想，這四年來造成的局勢，是親善的局勢呢？還是仇恨的局勢呢？
本年6月間，〔日本的軍人逼迫中國的政府下了一道「睦鄰」的命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論與行動。〕這個命令的功效，誠然禁絕了一切反日的言論與行動了。然而政府的法令是管不到人民的思想與情緒的。中國人民心裡的反日的情感與思想，——仇恨的情感與思想——因為無處發泄了，所以更深刻，更濃厚。這是人情之常，難道日本的軍人與國民不能明白嗎？
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只有越結越深的仇恨，沒有親善可言。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高談「親善」，是在傷害之上加侮辱。
所以我敬告日本國民的第一句話是：請不要再談「中日親善」了。今日當前的真問題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問題，不是中日親善的問題。仇恨的心理不解除，一切親善之談，在日本國民口中是侮辱，在中國國民口中是虛偽。
我要說的第二句話，是：請日本國民不要輕視一個四億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蜂蠆尚有毒」，何況四億人民的仇恨？
在這幾年之中，中國政府與人民對日本的態度總可以算是十分委曲求全了。這是因為中國的領袖明白日本武力的優越，總想避免紛爭的擴大，總想避免武力的抵抗，總想在委曲求全的形勢之下繼續努力整頓我們自己的國家。
〔但我們現在觀察日本軍人的言論，我們知道日本軍人的侵略野心是無止境的。滿洲不夠，加上了熱河；熱河不夠，延及了察哈爾東部；現在的非戰區還不夠作緩衝地帶，整個華北五省又都有被分割的危險了。這樣的步步進逼，日本軍人的侵略計劃沒有止境，〕但中國人的忍耐是有盡頭的。仇恨之上加仇恨，侮辱之上加侮辱，終必有引起舉國反抗的一日。
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反抗意大利的榜樣，最可以引起中國人民的反省，最可以令中國人民感覺新的慚愧與新的興奮。「我們難道不能學阿比西尼亞嗎？」這是處處聽得見的問話。
自然，學阿比西尼亞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警告日本國民：如果這個四億人口的國家被逼到無路可走的時候，被逼到忍無可忍的時候，終有不顧一切，咬牙作困鬥的一天，準備把一切工商業中心區，一切文化教育中心區，都在二十世紀的飛機重炮之下化成焦土。前年日本的領袖曾有「焦土外交」的口號。我們審察今日的形勢，如果日本軍人的言論真可以代表日本的政策，中國真快到無路可走的時候了。無路可走的中國，只有一條狹路，那就是困獸的死斗，用中國的「焦土政策」來應付日本的「焦土政策」。
所以我的第二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輕視中國民族的仇恨心理。今日空談「中日親善」，不如大家想想如何消釋仇恨。日本國民必須覺悟：兩國交戰，強者戰勝弱者，這是常事，未必就種下深仇恨。日俄戰後，不出五年，日俄已成同盟國了。中日戰後，不出十年，當日俄戰時，中國人大多數是同情於日本的。普魯士戰勝奧國，不久兩國就成了同盟國。故我說，戰勝未必足以結仇恨，只有乘人之弱，攻人之危，使人慾戰不能，欲守不得，這是武土道所不屑為，也是最足使人仇恨的。仇恨到不能忍的時候，必有衝決爆發之患，中國化為焦土又豈是日本之福嗎？
我要說的第三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惜自己國家的過去的偉大成績和未來的偉大前途。
日本國民在過去六十年中的偉大成績，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榮，無疑的也是人類史上的一樁「靈跡」。任何人讀日本國維新以來六十年的光榮歷史，無不感覺驚嘆興奮的。
但東方古哲人說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一個偉大的國家也可以輕易毀壞的。古代大帝國的崩潰，我們且不論。西班牙盛時，占有半個西半球，殖民地遍於世界，而今安在哉？德意志的勃興，其迅速最像日本；當1914年大戰之前夕，德意志的武備，政治，文化，科學，工業，商業，哲學，音樂，美術，無一不占全世界第一位。四年的戰爭竟使這個最可羨慕讚嘆的國家陷入最紛亂最貧苦的境地，至今二十年，還不能恢復戰前的地位。
我們看這些明白的史例，可以覺悟「人事不可怠終」的古訓是最有意義的。百年創業之艱難，往往毀於三年五載的輕率。
日本帝國的前途是無限的。沒有他國可以妨害她的進展，除非她自己要毀壞她自己。
三年前，一個英國研究國際關係史的專家Arnold Toynbee曾指出日本軍人的行為是一個全民族「切腹」的行為。這個史學者的警告是值得日本國民的深省的。
我是一個最讚嘆日本國民已往的成績的人。我曾想像日本的前途，她的萬世一系的天皇，她的勤儉愛國的人民，她的武士道的遺風，她的愛美的風氣的普遍，她的好學不厭的精神，可以說是兼有英吉利與德意志兩個民族的優點，應該可以和平發展成一個東亞的最可令人愛羨的國家。
但我觀察近幾年日本政治的趨向，很使我替日本擔憂。第一，六十年來政治上很明顯的民治憲政的趨勢，在短時期中被截斷了，變成了一種武人專政的政治。第二，一個最以紀律秩序著名的國家，在幾年之中，顯出了紀律崩壞的現象，往往使外國人不知道日本的政權究竟何在，軍權究竟何在。第三，一個應該最可愛羨的國家變成了最可恐怖的國家，在偌大的世界裡只有敵人，而無友國。第四，武力造成的國際新局勢，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維持，所以軍備必須無限制的擴充；而無限制的軍備擴充適足以增加國際上的疑忌，因而引起全世界的軍備競賽，也許終久還要引起國際的大戰禍。——僅僅舉這四大端，已夠使外人替日本擔憂了。
一大塊新占有的土地在手裡，一個四億民族的仇恨在心裡，一個陸軍的強鄰在大陸上，兩個海軍的敵手在海上，——這個局勢是需要最神明睿智的政治眼光與手腕來小心應付的。稍一不慎，可以鬧成絕大的爆炸，可以走上全民族自殺之路。
古人說的「懸崖勒馬」，是最艱難的工作，世界政治史上尚不多見。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不回頭的危險是不能想像的。
所以我要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日本國民不可不珍重愛情日本過去的光榮，更不可不珍重愛惜日本未來的前途。我因為不信日本的毀壞是中國之福或世界之福，所以不忍不向日本國民說這最後的忠言。
最後，我感謝室伏高信先生邀我發言的高誼。這種高誼只有說真話可以報答。
中華民國廿四年雙十節前一周
（後記）這篇文字本是為東京出版的《日本評論》（原名《經濟往來》）寫的，登在那個刊物的11月號里。我很佩服《日本評論》的編輯人發表此文的「雅量」，所以我把此文的原稿發表在這裡。日文的譯本有三處「遭到不得已的刪削」，現在都用方括〔〕標明
（原載1935年11月24日《獨立評論》第178號，又載1935年11月27日天津《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