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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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甄秀才論修誌第一書

文安宰幣聘修誌，兄於史事久負，不得小試，此行宜踴躍。仆有何知，乃承辱詢。抑盛意不可不復，敢於平日所留意者，約舉數條，希高明裁擇！有不然處，還相告也。

一、州郡均隸職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國別為史，然義例不可不明。如傳之與誌，本二體也。今之修誌，既舉人物典制而概稱曰誌，則名宦鄉賢之屬，不得別立傳之色目。傳既別分色目，則禮樂兵刑之屬，不得仍從誌之公稱矣。竊思誌為全書總名，皇恩慶典，當錄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宦，則為傳以列之。變易名色，既無僣史之嫌；綱舉目張，又無遺漏之患。其他率以類附。至事有不倫，則例以義起，別為創制可也。瑣屑繁碎，無關懲創，則削而不存可也。詳贍明備，整齊畫一，乃可為國史取材；否則縱極精采，不過一家小說耳，又何裨焉？

一、今世誌藝文者，多取長吏及邑紳所為詩賦記序雜文，依類相附；甚而風雲月露之無關懲創，生祠碑頌之全無實徵，亦胥入焉。此姑無論是非，即使文俱典則，詩必雅馴，而銓次類錄，諸體務臻，此亦選文之例，非復誌乘之體矣。夫既誌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選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乃使後人得所考據，或可為館閣讎校取材，斯不失為誌乘體爾。至壇廟碑銘，城堤紀述，利弊論著，土物題詠，則附入物產、田賦、風俗、地理諸考，以見得失之由，沿革之故；如班史取延年、賈讓諸疏入《河渠誌》，賈誼、晁錯諸疏入《食貨誌》之例，可也。學士論著，有可見其生平抱負，則全錄於本傳；如班史錄《天人三策》於《董仲舒傳》，錄《治安》諸疏於《賈誼列傳》之例，可也。至墓誌傳贊之屬，核實無虛，已有定倫，則即取為傳文；如班史仍《史記·自序》而為《司馬遷傳》，仍揚雄《自序》而為《揚雄列傳》之例，可也。此一定之例，無可疑慮，而相沿不改，則甚矣史識之難也！

一、凡捐資修誌，開局延儒，實學未聞，凡例先廣，務新耳目，頓易舊書；其實顛倒狙公，有何真見？州郡立誌，仿自前明。當時草創之初，雖義例不甚整齊，文辭尚貴真實，翦裁多自己出；非若近日之習套相沿，輕雋小生，史字未曾全識，皆可奮筆妄修，竊叨餼脯者。然其書百無一存。此皆後淩前替，修新誌者，襲舊誌之紀載，而滅作者之姓名。充其義類，將班《書》既出，《史記》即付祖龍；歐、宋成書，《舊唐》遂可覆甕與？仆以謂修誌者，當續前人之紀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誌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彼此得失，觀者自有公論。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誌藝文考中，以備遺亡；庶得大公無我之意，且吾亦不致見毀於後人矣。

一、誌之為體，當詳於史，而今之誌乘所載，百不及一。此無他，搜羅采輯，一時之耳目難周；掌故備藏，平日之專司無主也。嘗擬當事者，欲使誌無遺漏，平日當立一誌乘科房，僉掾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今既無及，當建言為將來法也。

一、誌乃史體，原屬天下公物，非一家墓誌壽文，可以漫為浮譽，悅人耳目者。聞近世纂修，往往賄賂公行，請託作傳，全無徵實。此雖不肖浮薄文人所為，然善惡懲創，自不可廢。今之誌書，從無錄及不善者，一則善善欲長之習見，一則懼罹後患之虛心爾。仆謂譏貶原不可為誌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直寬隱彰之意同；不可專事浮文，以虛譽為事也。

一、史誌之書，有裨風教者，原因傳述忠孝節義，凜凜烈烈，有聲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貪者廉立。《史記》好俠，多寫刺客畸流，猶足令人輕生增氣；況天地間大節大義，綱常賴以扶持，世教賴以撐柱者乎？每見文人修誌，凡景物流連，可騁文筆，典故考訂，可誇博雅之處，無不津津累牘。一至孝子忠臣，義夫節婦，則寥寥數筆；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詳，使觀者若閱縣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竊謂邑誌搜羅不過數十年，采訪不過百十里，聞見自有真據，宜加意采輯，廣為傳述；使觀者有所興起，宿草秋原之下，必有拜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當取窮鄉僻壤，畸行奇節，子孫困於無力，或有格於成例，不得邀旌獎者，蹤跡既實，務為立傳，以備采風者觀覽，庶乎善善欲長之意。

已上六條，就仆所見，未敢自謂必然。而今世刻行諸誌，誠有未見其可者。丈夫生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誌乘，亦其中之一事也。今之所謂修誌，令長徒務空名，作者又鮮學識；上不過圖註勤事考成，下不過茍資館谷祿利。甚而邑紳因之以啟奔競，文士得之以舞曲筆；主賓各挾成見，同局或起牴牾，則其於修誌事，雖不為亦可也。乃如足下負抱史才，常恨不得一當牛刀小試。向與仆往復商論，窺兄底蘊，當非茍然為者。文安君又能虛心傾領，致幣敦請，自必一破從前宿習；殺青未畢，而觀者駭愕，以為創特，又豈一邑之書，而實天下之書矣。仆於此事，無能為役，辱存商榷，陳其固陋之衷，以庶幾螢燭增輝之義，兄其有以進我乎？

答甄秀才論修誌第二書

日前敬籌末議，薄殖淺陋，猥無定見，非復冀有補高深，聊以塞責雲耳。乃辱教答，借獎有加，高標遠引，辭意摯懇，讀之真愧且畏也！足下負良史才，博而能斷，軒視前古，意誌直欲駕範軼陳，區區郡邑誌乘，不啻牛刀割鷇。乃才大心虛，不恥往復下問。鄙陋如仆，何以副若谷之懷耶？前書粗陳梗概，過辱虛譽，且欲悉詢其詳。仆雖非其人，輒因高情肫摯之深，不敢無一辭以覆，幸商擇焉。

一、體裁宜得史法也。州縣誌乘，混雜無次，既非正體，編分紀表，亦涉僣妄。故前書折衷立法，以外紀、年譜、考、傳四體為主，所以避僣史之嫌，而求紀載之實也。然虛名宜避國史，而實意當法古人。外紀年譜之屬，今世誌乘，百中僅見一二。若考之與傳，今雖渾稱誌傳，其實二者之實，未嘗不載；特不能合於古史良法者，考體多失之繁碎，而傳體多失之渾同也。考之為體，乃仿書誌而作。子長八書，孟堅十誌，綜核典章，包函甚廣。範史分三十誌，《唐書》廣五十篇，則已浸廣。至元修《宋史》，誌分百六十餘。議者譏為科吏檔冊。然亦僅失裁製，致成汗漫；非若今之州縣誌書，多分題目，浩無統攝也。如星野疆域沿革，山川物產，俱地理誌中事也，戶口賦役，征榷市糴，俱食貨考中事也；災祥歌謠，變異水旱，俱五行誌中事也；朝賀壇廟祀典，鄉飲賓興，俱禮儀誌中事也。凡百大小，均可類推。篇首冠以總名，下乃縷分件悉，匯列成編；非惟總萃易觀，亦且謹嚴得體。此等款目，直在一更置耳。而今誌猥瑣繁碎，不啻市井泉貨註簿，米鹽淩雜，又何觀焉？或以長篇大章，如班固《食貨》，馬遷《平準》，大難結構。豈知文體既合史例，即使措辭如布算子，亦自條理可觀，切實有用。文字正不必沾沾顧慮，好為繁瑣也。

一、成文宜標作者也。班襲遷史，孝武以前，多用原文，不更別異；以《史》、《漢》同一紀載，而遷史久已通行，故無嫌也。他若詔令書表之屬，則因其本人本事而明敘之，故亦無嫌於抄錄成文。至《史記》贊秦，全用賈生三論，則以「善哉賈生推言」一句引起。《漢書·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雲爾」一句作收。雖用成文，而賓主分明，不同襲善。誌為史體，其中不無引用成文，若如俗下之藝文選集，則作者本名，自應標於目錄之下。今若刊去所載文辭，分類載入考傳諸體，則作者本名易於刊去，須仍復如《史》《漢》之例，標而出之。至文有蔓長，須加刪節者，則以「其略曰」三字領起，如孟堅載賈誼諸疏之例，可也。援引舊文，自足以議論者，則如《伯夷列傳》中，入「其傳曰」雲雲一段文字之例，可也。至若前綴序引，後附論贊，今世纂家，多稱野史氏曰，或稱外史氏曰，揆之於理，均未允協；莫如直仿東漢之例，標出論曰、序曰之體為安。至反覆辨正，存疑附異，或加案曰亦可。否則直入本文，不加標目，隨時斟酌，均在夫相體裁衣耳。

一、傳體宜歸畫一也。列傳行述入藝文誌，前書已辨其非。然國史取材邑誌，人物尤屬緊要。蓋典章法令，國有會典，官有案牘，其事由上而下，故天下通同，即或偶有遺脫，不患無從考證。至於人物一流，自非位望通顯，太常議謚，史臣立傳，則姓名無由達乎京師。其幽獨之士，貞淑之女，幸邀旌獎，按厥檔冊，直不啻花名卯冊耳。必待下詔纂修，開館投牒，然後得核。故其事由下而上，邑誌不詳備，則日後何由而證也？夫傳即史之列傳體爾。《儒林》、《遊俠》，遷《史》首標總目；《文苑》、《道學》，《宋史》又畫三科。先儒譏其標幟啟爭，然亦止標目不及審慎爾。非若後世誌乘傳述碑版，統列藝文。及作人物列傳，又必專標色目，若忠臣、孝子、名賢、文苑之類，挨次排纂，每人多不過八九行，少或一二三行，名曰傳略。夫誌曰輶軒實錄，宜詳於史，而乃以略體行之，此何說也？至於標目所不能該，義類兼有所附，非以董宣入《酷吏》，則於《周臣》闕韓通耳。按《史記》列傳七十，惟《循吏》、《儒林》而下九篇，標出總目。《漢書》自《外戚》、《佞幸》而上七篇，標出總目。江都傳列三策，不必列以《儒林》；東方特好詼諧，不必列入《滑稽》。傳例既寬，便可載瑰特之行於法律之外；行相似者，比而附之；文章多者，錄而入之。但以庸濫徇情為戒，不以篇幅廣狹為拘，乃屬善之善耳。

一、論斷宜守謹嚴也。史遷序引斷語，俱稱太史公曰雲雲，所以別於敘事之文，並非專標色目。自班固作贊，範史撰論，亦已少靡。南朝諸史，則於傳誌之末，散文作論，又用韻語，仿孟堅自敘體作贊，以綴論文之後，屋下架屋，斯為多文。自後相沿，制體不一。至明祖纂修《元史》，諭宋濂等據事直書，勿加論贊。雖寓謹嚴之意，亦非公是之道。仆則以為是非褒貶，第欲其平，論贊不妨附入；但不可作意軒輊，亦不得故恣吊詭。其有是非顯然，不待推論，及傳文已極抑揚，更無不盡之情者，不必勉強結撰，充備其數。

一、典章宜歸詳悉也。仆言典章自上而下，可較人物為略，然是極言傳之宜更詳耳。學校祭祀，一切開載會典者，茍州縣所常舉行，豈可因而不載？會典簡帙浩繁，購閱非易。使散在州縣各誌，則人人可觀，豈非盛事？況州縣舉行之典，不過多費梨棗十餘枚耳。今誌多刪不載，未知所謂。

一、自註宜加酌量也。班史自註於十誌尤多。以後史家文字，每用自註。宋人刻偽《蘇註杜詩》，其不可強通者，則又妄加「公自註」三字。後人覺其偽者，轉矯之曰：古人文字，從無自註。然則如司馬《潛虛》，自加象傳，又何如耶？誌體既取詳贍，行文又貴簡潔，以類纂之意，而行紀傳之文，非加自註，何以明暢？但行文所載之事實，有須詳考顛末，則可自註。如《潛虛》之自解文義，則非誌體所宜爾。

一、文選宜相輔佐也。詩文雜體入藝文誌，固非體裁，是以前書欲取各體歸於傳考。然西京文字甚富，而班史所收之外，寥寥無覯者，以學士著撰，必合史例方收，而一切詩文賦頌，無昭明、李昉其人，先出而采輯之也。史體縱看，誌體橫看，其為綜核一也。然綜核者事詳，而因以及文。文有關於土風人事者，其類頗夥，史固不得而盡收之。以故昭明以來，括代為選，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明有《文選》，廣為銓次，鉅細畢收，其可證史事之不逮者，不一而足。故左氏論次《國語》，未嘗不引諺證謠；而十五《國風》，亦未嘗不別為一編，均隸太史。此文選誌乘，交相裨益之明驗也。近楚撫於《湖廣通誌》之外，又選《三楚文獻錄》。江蘇宋撫軍聘邵毗陵修《明文錄》外，更撰《三吳文獻錄》等集，亦佐《江南通誌》之不及。仆淺陋寡聞，未知他省皆如是否？然即此一端，亦可類及。何如略仿《國風》遺意，取其有關民風流俗，參伍質證，可資考校，分列詩文記序諸體，勒為一邑之書，與誌相輔，當亦不為無補。但此非足下之力所克為者，盍乘間為當事告焉？

一、列女宜分傳例也。列女名傳，創於劉向，分匯七篇，義近乎子；綴《頌》述《雅》，學通乎《詩》，而比事屬辭，實為史家之籍。班、馬二史，均闕此傳。自範蔚宗東漢書中，始載《列女》，後史因之，遂為定則。然後世史家所謂列女，則節烈之謂，而劉向所敘，乃羅列之謂也。節烈之烈為列女傳，則貞節之與殉烈，已自有殊；若孝女義婦，更不相入，而閨秀才婦，道姑仙女，永無入傳之例矣。夫婦道無成，節烈孝義之外，原可稍略；然班姬之盛德，曹昭之史才，蔡琰之文學，豈轉不及方技伶官之倫，更無可傳之道哉？劉向傳中，節烈孝義之外，才如妾婧，奇如魯女，無所不載；即下至施、旦，亦胥附焉。列之為義，可為廣矣。自東漢以後，諸史誤以羅列之列，為殉烈之烈，於是法律之外，可載者少，而蔡文姬之入史，人亦議之。今當另立貞節之傳，以載旌獎之名；其正載之外，茍有才情卓越，操守不同，或有文采可觀，一長擅絕者，不妨入於列女，以附方技、文苑、獨行諸傳之例；庶婦德之不盡出於節烈，而茍有一長足錄者，亦不致有湮沒之嘆雲。狂瞽之言，幸惟擇之！醉中草草，勿罪。

與甄秀才論文選義例書(二)

辱示《文選》義例，大有意思，非熟知此道甘苦，何以得此？第有少意商復。夫踵事增華，後來易為力；括代總選，須以史例觀之。昭明草創，與馬遷略同。由六朝視兩漢，略已，先秦略之略已。周則子夏《詩序》，屈子《離騷》而外，無他策焉。亦猶天漢視先秦，略已，周則略之略已。五帝三王，則本紀略載而外，不更詳焉。昭明兼八代，《史記》采三古，而又當創事，故例疏而文約。《文苑》、《文鑒》，皆包括一代；《漢書》《唐書》，皆專紀一朝；而又藉前規，故條密而文詳。《文苑》之補載陳隨，則續昭明之未備；《文鑒》之並收制科，則廣昭明之未登。亦猶班固《地誌》之兼采《職方》、《禹貢》，《隋書》諸誌之補述梁、陳、周、齊，例以義起，斟酌損益，固無不可耳。夫一代文獻，史不盡詳，全恃大部總選，得載諸部文字於律令之外，參互考校，可補二十一史之不逮。其事綦重，原與揣摩家評選文字不同，工拙繁簡，不可屑屑校重。讀書者但當采掇大意，以為博古之功，斯有益耳。

駁文選義例書再答

來書雲：「得兄所論《文選》義例，甚以為不然。文章一道，所該甚廣，史特其中一類耳。選家之例，繁博不倫，四部九流，何所不有？而兄概欲以史擬之。若馬若班，若表若誌，斤斤焉以蕭唐諸選，削趾適履，求其一得符合。將毋陳大士初學時文，而家書悉裁為八股式否？東西兩京文字，入選寥寥，而班、範兩史排纂，遂為定本。惟李陵塞外一書，班史不載，便近齊梁小兒，果選裨史之不逮乎？抑史裨選之不逮乎？編年有《綱目》，紀傳有廿一史，歷朝事已昭如日星。而兄復思配以文選，連床架屋，豈為風雲月露之辭，可以補柱下之藏耶？選事仿於六朝，而史體亦壞於是，選之無裨於史明矣。考鏡古今，論列得失，在乎卓犖之士，不循循株守章句；孺歌婦嘆，均可觀采，豈皆與史等哉？昔人稱杜甫詩史，而楊萬里駁之，以為《詩經》果可兼《尚書》否？兄觀書素卓犖，而今言猶似牽於訓詁然者，仆竊不喜。或有不然，速賜裁示！」

惠書甚華而能辨，所賜於仆，豈淺鮮哉？然意旨似猶不甚相悉，而盛意不可虛，故敢以書報。文章一道，體制初不相沿，而原本各有所自。古人文字，其初繁然雜出，惟用所適，豈斤斤焉立一色目，而規規以求其一似哉？若雲文事本博，而史特於中占其一類，則類將不勝其繁。《伯夷》、《屈原》諸傳，夾敘夾議；而《莊周》、《列子》之書，又多假敘事以行文。兄以選例不可一概，則此等文字，將何以畫分乎？經史子集，久列四庫，其原始亦非遠。試論六藝之初，則經目本無有也。大《易》非以聖人之書而尊之，一子書耳。《書》與《春秋》，兩史籍耳。《詩》三百篇，文集耳。《儀禮》、《周官》，律令會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餘四者，均隸柱下之籍，而後人取以考證古今得失之林，未聞沾沾取其若《綱目》紀傳者，而專為史類，其他體近繁博，遽不得與於是選也。《詩》亡而後《春秋》作，《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土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與？兩京文字，入選甚少，不敵班、範所收，使當年早有如選《文苑》其人，裁為大部盛典，則兩漢事跡，吾知更赫赫如昨日矣。史體壞於六朝，自是風氣日下，非關《文選》。昭明所收過略，乃可恨耳。所雲不循循株守章句，不必列文於史中，顧斤斤畫文於史外，其見尚可謂之卓犖否？楊萬里不通太史觀風之意，故駁詩史之說。以兄之卓見而惑之，何哉？

修誌十議(呈天門胡明府)

修誌有二便：地近則易覈，時近則跡真。有三長：識足以斷凡例，明足以決去取，公足以絕請託。有五難：清晰天度難，考衷古界難，調劑眾議難，廣徵藏書難，預杜是非難。有八忌：忌條理混雜，忌詳略失體，忌偏尚文辭，忌妝點名勝，忌擅翻舊案，忌浮記功績，忌泥古不變，忌貪載傳奇。有四體：皇恩慶典宜作紀，官師科甲宜作譜，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傳。有四要：要簡，要嚴，要覈，要雅。今擬乘二便，盡三長，去五難，除八忌，而立四體，以歸四要。請略議其所以然者為十條。先陳事宜，後定凡例，庶乎畫宮於堵之意雲。

一，議職掌。提調專主決斷是非，總裁專主筆削文辭，投牒者敘而不議，參閱者議而不斷，庶各不相侵，事有專責。

二，議考證。邑誌雖小，體例無所不備。考核不厭精詳，折衷務祈盡善。所有應用之書，自省府鄰境諸誌而外，如《廿二史》、《三楚文獻錄》、《一統誌》、聖祖仁皇帝禦纂《方輿路程圖》、《大清會典》、《賦役全書》之屬，俱須加意采訪。他若邑紳所撰野乘、私記、文編、稗史、家譜、圖牒之類，凡可資搜討者，亦須出示徵收，博觀約取。其六曹案牘，律令文移，有關政教典故、風土利弊者，概令錄出副本，一體送館，以憑詳慎銓次。庶能鉅細無遺，永垂信史。

三，議徵信。邑誌尤重人物，取捨貴辨真偽。凡舊誌人物列傳，例應有改無削。新誌人物，一憑本家子孫列狀投櫃，核實無虛，送館立傳。此俱無可議者。但所送行狀，務有可記之實，詳悉開列，以備采擇，方準收錄。如開送名宦，必詳曾任何職，實興何利，實除何弊，實於何事有益國計民生，乃為合例。如但雲清廉勤慎，慈惠嚴明，全無實徵，但作計薦考語體者，概不收受。又如卓行亦必開列行如何卓，文苑亦必開列著有何書，見推士林，儒林亦必核其有功何經，何等著作有關名教，孝友亦必開明於何事見其能孝能友。品雖毋論庸奇偏全，要有真跡，便易采訪。否則行皆曾、史，學皆程、朱，文皆馬、班，品皆夷、惠，魚魚鹿鹿，何以辨真偽哉？至前誌所收人物，果有遺漏，或生平大節，載不盡詳，亦準其與新收人物，一例開送，核實增補。

四，議徵文。人物之次，藝文為要。近世誌藝文者，類輯詩文記序，其體直如文選；而一邑著述目錄，作者源流始末，俱無稽考，非誌體也。今擬更定凡例，一仿班《誌》劉《略》；標分部匯，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為他日館閣校讎取材，斯則有裨文獻耳。但藝文入誌，例取蓋棺論定；現存之人，雖有著作，例不入誌。此系禦纂續考館成法，不同近日誌乘，掇拾詩文，可取一時題詠，廣登尺幅者也。凡本朝前代學士文人，果有卓然成家，可垂不朽之業，無論經史子集，方技雜流，釋門道藏，圖畫譜牒，帖括訓詁，均得凈錄副本，投櫃送館，以憑核纂。然所送之書，須屬共見共聞；即未刻行，亦必論完成集者，方準收錄。倘系抄撮稿本，畸零篇頁，及從無序跋論定之書，概不入編，庶乎循名責實之意。惟舊誌原有目錄，而藏書至今散逸者，仍準入誌，而於目錄之下，註一「亡」字以別之。

五，議傳例。史傳之作，例取蓋棺論定，不為生人立傳。歷考兩漢以下，如《非有先生》、《李赤》諸傳，皆以傳為遊戲。《圬者》、《橐駝》之作，則借傳為議論。至《何蕃》、《方山》等傳，則又作貽贈序文之用。沿至宋人，遂多為生人作傳，其實非史法也。邑誌列傳，全用史例，凡現存之人，例不入傳。惟婦人守節，已邀旌典；或雖未旌獎，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統得破格錄入。蓋婦人從一而終，既無他誌，其一生責任已畢，可無更俟沒身。而此等單寒之家，不必盡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縉紳；或在窮鄉僻壤，子孫困於無力，以及偶格成例；今日不予表章，恐後此修誌，不免遺漏，故搜求至汲汲也。至去任之官，茍一時政績卓然可傳，輿論交推，更無擬議者，雖未經沒身論定，於法亦得立傳。蓋誌為此縣而作，為宰有功此縣，則甘棠可留；雖或緣故被劾，及鄉論未詳，安得沒其現施事跡？且其人已去，即無諛頌之嫌，而隔越方州，亦無遙訪其人存否之例。惟其人現居本縣，或現升本省上官及有統轄者，仍不立傳；所以遠迎合之嫌，杜是非之議耳。其例得立傳人物，投遞行狀，務取生平大節合史例者，詳慎開載；纖瑣飣餖，凡屬浮文，俱宜刊去。其有事涉怪誕，義非懲創；或託神鬼，或稱奇夢者，雖有所憑，亦不收錄，庶免鳧履羊鳴之誚。

六，議書法。典故作考，人物作傳，二體去取，均須斷制盡善，有體有要，乃屬不刊之書，可為後人取法。如考體但重政教典禮，民風土俗，而浮誇形勝，附會景物者，在所當略。其有古跡勝概，確乎可憑，名人題詠，卓然可紀者，亦從小書分註之例，酌量附入正考之下；所以釐正史體，別於稗乘耳。蓋誌體譬之治室，廳堂甲第，謂之府宅可也。若依巖之構，跨水之亭，謂之別業可，謂之正寢則不可。玉{鹿主}絲絳，謂之仙服可，謂之紳笏則不可。此乃郡縣誌乘，與臥遊清福諸編之分別也。列傳亦以名宦鄉賢，忠孝節義，儒林卓行為重。文苑方技有長可見者，次之。如職官而無可紀之跡，科目而無可著之業，於法均不得立傳。蓋誌屬信史，非如憲綱冊籍，一以爵秩衣冠為序者也。其不應立傳者，官師另立歷任年譜，邑紳另有科甲年譜，年經月緯之下，但註姓名，不得更有浮辭填入。即其中有應立傳者，亦不必更於譜內，註明有傳字樣，以昭畫一。若如近日通行之例，則紀官師者，既有職官誌，以載受事年月，又有名宦誌，以載歷任政績；而於他事有見於生祠碑頌、政績序記者，又收入藝文誌。記邑紳者，既有科目誌，又有人物誌，亦分及第年分與一生行業為兩誌；而其行業有見於誌銘傳誄者，則又收入藝文誌。一人之事，疊見三四門類，於是或於此處註傳見某卷，於彼處註詳見某誌，字樣紛錯，事實倒亂，體裁煩碎，莫此為甚。今日修誌，尤當首為釐定，一破俗例者也。

七，議援引。史誌引用成文，期明事實，非尚文辭。茍於事實有關，即胥吏文移，亦所采錄，況上此者乎？茍於事實無關，雖班揚述作，亦所不取，況下此者乎？但舊誌藝文所錄文辭，今悉散隸本人本事之下，則篇次繁簡不倫；收入考傳方幅之內，其勢不無刪潤。如恐嫌似剿襲，則於本文之上，仍標作者姓名，以明其所自而已。而標題之法，一仿《史》、《漢》之例。《史》、《漢》引用周秦諸子，凡尋常刪改字句，更不識別，直標「其辭曰」三字領起。惟大有刪改，不更仍其篇幅者，始用「其略曰」三字別之。若賈長沙諸疏是也。今所援引，一皆仿此。然諸文體中，各有應得援引之處，獨詩賦一體，應用之處甚少。惟地理考內，名勝條中，分註之下，可載少許，以證靈傑。他若抒寫性靈，風雲月露之作，果系佳構，自應別具行稿，或入專主選文之書，不應攙入史誌之內，方為得體。且古來十五《國風》，十二《國語》，並行不悖，未聞可以合為一書。則誌中盛選詩詞，亦俗例之不可不亟改者。倘風俗篇中，有必須徵引歌謠之處，又不在其例。是又即《左》、《國》引諺徵謠之義也。

八，議裁製。取藝文應載一切文辭，各歸本人本事，俱無可議。惟應載傳誌行狀諸體，今俱刪去，仍取其文裁入列傳，則有難處者三焉；一則法所不應立傳，與傳所不應盡載者，當日碑銘傳述，或因文辭為重，不無濫收。二則誌中列傳，方幅無多，而原傳或有洋洋大篇；全錄原文，則繁簡不倫；刪去事跡，則召怨取議。三則取用成文，綴入本考本傳，原屬文中援引之體，故可標作者姓名及「其辭曰」三字，以歸徵引之體。今若即取舊傳，裁為新傳，則一體連編，未便更著作者姓名。譬班史作《司馬遷傳》，全用《史記自序》，則以「遷之自序雲爾」一句，標清賓主。蓋史公《自序》，原非本傳，故得以此句識別之耳。若考武以前紀傳，全用《史記》成文者，更不識別；則以紀即此紀，傳即此傳，贊即此贊，其體更不容標司馬遷曰字樣也。今若遽同此例，則近來少見此種體裁，必有剿襲雷同之謗。此三端者，決無他法可處，惟有大書分註之例，可以兩全。蓋取彼舊傳，就今誌義例，裁為新傳，而於法所應刪之事，未便遽刪者，亦與作為雙行小字，並作者姓氏，及刪潤之故，一體附註本文之下。庶幾舊誌徵實之文，不盡刊落，而新誌謹嚴之體，又不相妨矣。其原文不甚散漫，尚合謹嚴之例者，一仍其舊，以見本非好為更張也。

九，議標題。近行誌乘，去取失倫，蕪陋不足觀采者，不特文無體要，即其標題，先已不得史法也。如采典故而作考，則天文、地理、禮儀、食貨數大端，本足以該一切細目。而今人每好分析，於是天文則分星野占候為兩誌，於地理又分疆域山川為數篇，連編累牘，動分幾十門類。夫《史》、《漢》八書十誌之例具在，曷常作如是之繁碎哉？如訪人物而立傳，則名宦、鄉賢、儒林、卓行數端，本不足以該古今人類。而今人每好合並，於是得一逸才，不問其行業如何超卓，而先擬其有何色目可歸；得一全才，不問其學行如何兼至，而先擬其歸何門類為重；牴牾牽強，以類括之。夫歷史合傳獨傳之文具在，曷嘗必首標其色目哉？所以然者，良由典故證據諸文，不隸本考而隸藝文誌，則事無原委，不得不散著焉，以藏其茍簡之羞。行狀碑版諸文，不隸本傳而隸藝文誌，則人無全傳，不得不強合焉，以足其款目之數。故誌體壞於標題不得史法，標題壞於藝文不合史例；而藝文不合史例之原，則又原於創修郡縣誌時，誤仿名山圖誌之廣載詩文也。夫誌州縣與誌名山不同。彼以形勝景物為主，描摩宛肖為工，崖顛之碑，壁陰之記，以及雷電鬼怪之跡，洞天符檢之文，與夫今古名流遊覽登眺之作，收無孑遺，即徵奧博，蓋原無所用史法也。若夫州縣誌乘，即當時一國之書，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廣，豈可與彼一例？而有明以來，相沿不改，故州縣誌乘，雖有彼善於此，而卒鮮卓然獨斷，裁定史例，可垂法式者。今日尤當一破夙習，以還正史體裁者也。

十，議外編。廿一史中，紀表誌傳四體而外，《晉書》有載記，《五代史》有附錄，《遼史》有《國語解》，至本朝纂修《明史》，亦於年表之外，又有圖式；所用雖各不同，要皆例以義起，期於無遺無濫者也。邑誌猥並錯雜，使同稗野小說，固非正體；若遽以國史簡嚴之例處之，又非廣收以備約取之意。凡事屬瑣屑而不可或遺者，如一產三男，人壽百歲，神仙蹤跡，科第盛事，一切新奇可喜之傳，雖非史體所重，亦難遽議刊落；當於正傳之後，用雜著體，零星紀錄，或名外編，或名雜記，另成一體，使纖夥飣餖，先有門類可歸，正以釐清正載之體裁也。謠歌諺語，巷說街談，茍有可觀，皆用此律。

甲申冬杪，天門胡明府議修縣誌，因作此篇，以附商榷。其論筆削義例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而此議前五條，則先事之事宜，有彼書所不及者。若彼書所條，此議亦不盡入，則此乃就事論事，而餘意推廣於纂修之外者，所未遑也。至論俗例拘牽之病，此較前書為暢；而藝文一誌，反覆論之特詳。是又歷考俗例受病之原，皆不出此，故欲為是拔本塞源之論，而斷行新定義例，初非好為更張耳。閱者取二書而互考焉，從事編纂之中，庶幾小有裨補雲。(自跋)

天門縣誌藝文考序(藝文論附)

嗚呼！藝文一考，非第誌文之盛，且以慨其衰也。有誌之士，負其胸中之奇，至於牴牾掎撅，不得已而見之於文，傷已！乃其所謂文者，往往竭數十年螢燈雪案，苦雨淒風，所與刻肝腎，耗心血，而鄭重以出者。曾不數世，而一觚拓落，存沒人間，冷露飄風，同歸於盡，可勝慨哉！幸而輶軒載筆，得以傳示來茲。然漢史所錄，《隋誌》闕亡者若而人；《隋誌》所錄，《唐書》殘逸者若干家；《崇文總目》，《中興書目》，《文淵閣目》，上下千年，大率稱是。豈造物忌才，精華欲秘歟？抑所撰述，精采不稱，不足傳久遠歟？而兩漢以下，百家叢脞，雅俗雜揉，猥鄙瑣屑之談，亦具有存者，則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景陵舊誌》，藝文不載書目，故前人著作，未盡搜羅；而本傳附錄生平著書，今亦不少概見。然則斯考所采，更閱三數十年，其散逸遺亡，視今又何如耶？此余之所以重為諸家惜也。今採摭諸家，勒為一考，厥類有四：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其別有三：曰傳世，曰藏家，俱分隸四部；曰亡逸，別自為類，附篇末。

論曰：近誌藝文，一變古法，類萃詩文，而不載書目，非無意也。文章匯次甲乙成編，其有裨於史事者，事以旁證而易詳，文以兼收而大備。故昭明以後，唐有《文苑》，宋有《文鑒》，元有《文類》，括代總選，雅俗互陳，凡以輔正史，廣見聞，昭文章也。第十五《國風》，十二《國語》，固宜各有成書，理無可雜。近世多仿《國語》而修邑誌，不聞仿《國風》而匯輯一邑詩文，以為專集；此其所以愛不忍刪，牽率牴牾，一變藝文成法歟。夫史體尚謹嚴，選事貴博採。以此詩文攔入誌乘，已覺繁多，而以選例推之，則又方嫌其少。然則二者自宜各為成書，交相裨佐明矣。至著作部目，所關至鉅，未宜輕議刊置。故今一用古法，以歸史裁。其文之尤不忍刪者，暫隸附錄。茍踵事增華，更匯成書，以裨誌之不逮，嗚呼！庶有聞風而嗣輯者歟？

天門縣誌五行考序

堯水湯旱，聖世不能無災。回星反火，外物豈能為異？然而石鷁必書，螟蝗謹誌者，將以修人事，答天變也。自《援神》、《鉤命》，符讖荒唐，遂失謹嚴。而班、範所錄，一準劉向《洪範》之傳，連類比附，證合人事，雖存警戒，未始無附會矣。夫天人之際，聖人謹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五行災祥，雜出不一；聖人第謹書之，而不與斤斤規合，若者應何事，若者應何人。非不能也，蓋徵應常變之理，存其概，足以警人心，而牽合其事，必至一有不合，或反疑災變之不足畏，毋乃欲謹而反怠歟？草木變異，蟲獸禍孽，史家悉隸五類，列按五事。余以為祥異固有為而作，亦有不必盡然，難以附合者。故據事直書，不分門類，不註徵應，一以年月為次。人事有相關者，雜見他篇，可自得焉。

天門縣誌學校考序

闕里備家乘矣，成均輯故事矣。膠庠泮水，寰宇同風，曷事連編採摭，更為專考？抑自兩漢以下，政教各有所崇，而學校有興無廢。披水築宮，拂虡拭履，有事則於中講明而施行之；無事則父老子弟，於以觀遊自淑，而禮法刑政，民彜物則，胥出於是焉。則學校固與吏治相為表裏者也。典型具在，墜緒茫然，撫鐘鼓而想音徽，可以蹶然興矣。

與石首王明府論誌例

誌為史裁，全書自有體例。誌中文字，俱關史法，則全書中之命辭措字，亦必有規矩準繩，不可忽也。體例本無一定，但取全書足以自覆，不致互歧；毋庸以意見異同，輕為改易。即原定八門大綱，中分數十子目，略施調劑，亦足自成一家，為目錄以就正矣。惟是記傳敘述之人，皆出史學。史學不講，而記傳敘述之文，全無法度。以至方誌家言，習而不察，不惟文不雅馴，抑亦有害事理。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鄙則文不雅也，倍則害於事也。文士囿於習氣，各矜所尚，爭強於無形之平奇濃淡。此如人心不同，面目各異，何可爭，亦何必爭哉？惟法度義例，不知斟酌，不惟辭不雅馴，難以行遠；抑且害於事理，失其所以為言。今既隨文改正，附商榷矣。恐未悉所以必改之故，約舉數端，以為梗概。則不惟誌例潔清，即推而及於記傳敘述之文，亦無不可以明白峻潔，切實有用，不致虛文害實事矣。

如《石首縣誌》，舉文動稱石邑，害於事也。地名兩字，摘取一字，則同一字者，何所分別？即如石首言石，則古之縣名，漢有石成，齊有石秋，隋有石南，唐有石巖，今四川有石柱廳，雲南有石屏州，山西有石樓縣，江南有石埭縣，江西、廣東又俱有石城縣，後之觀者，何由而知為今石首也？至以縣稱邑，亦習而不察其實，不可訓也。邑者城堡之通稱，大而都城省城府州之城，皆可稱邑。《詩》稱京邑，春秋諸國通好，自稱敝邑，豈專為今縣名乎？小而鄉村築堡，十家之聚，皆可稱邑，亦豈為縣治邪？

至稱今知縣為知某縣事，亦非實也。宋以京朝官知外縣事，體視縣令為尊，結銜猶帶京秩，故曰某官知某縣事耳。今若襲用其稱，後人必以宋制疑今制矣。若邑侯、邑大夫，則治下尊之之辭；施於辭章則可，用以敘事，鄙且倍矣。邑宰則春秋之官，雖漢人施於碑刻，畢竟不可為訓。令尹亦古官名，不可濫用以疑後人也。官稱不用制度而多文語，大有害於事理。曾記有稱人先世為司馬公者，適欲考其先世，為之迷悶數日，不得其解。蓋流俗好用文語，以《周官》司馬，名今之兵部；然尚書侍郎與其屬官，皆可通名司馬，已難分矣。又府同知，俗稱亦為司馬，州同亦有州司馬之稱。自兵部尚書以至州同，其官相懸絕矣。司馬公三字，今人已不能辨為何官，況後世乎？以古成均稱今之國子監生，以古庠序稱今之廩增附生。明經本與進士分科，而今為貢生通號，然恩、拔、副、歲、優、功、廩、增、附、例十等，分別則不可知矣。通顯貴官，則謚率恭文懿敏；文人學子，號多峰巖溪泉。謚則稱公，號則先生處士，或如上壽祝辭，或似薦亡告牒，其體不知從何而來。項籍曰：「書足以記姓名。」今讀其書，見其事，而不知其人何名，豈可為史家書事法歟？

又如雙名止稱一字，古人已久摘其非。如杜臺柳稱卿，則語不完，而荀卿、虞卿，皆可通用。安重榮稱榮，則語不完，而桓榮、寇榮，皆可通用。至去疾稱疾，無忌稱忌，不害稱害，且與命名之意相反，豈尚得謂其人歟？婦女有名者稱名，無名者稱姓。《左》、《史》以來，未有改者。今誌家乃去姓而稱氏，甚至稱為該氏，則於義為不通，而於文亦鄙塞也。今世為節烈婦女撰文，往往不稱姓氏，而即以節婦烈女稱之，尤害理也。婦人守節，比於男子抒忠；使為逢、比諸公撰傳，不稱逢、比之名，而稱忠臣雲雲，有是理乎？經生之為時藝，首用二語破題。破題例不書名，先師則稱聖人，弟子則稱賢者，顏、曾、孟子則稱大賢；蓋仿律賦發端，先虛後實，試帖之制度然爾。今用其法以稱節孝，真所謂習焉不察者也。

柳子曰：「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未有不潔而可以言史文者。文如何而為潔，選辭欲其純而不雜也。古人讀《易》如無《書》，不雜之謂也。同為經典，同為聖人之言，倘以龍血鬼車之象，而參粵若稽古之文；取熊蛇魚旐之夢，而系春王正月之次；則聖人之業荒，而六經之文且不潔矣。今為節婦著傳，不敘節婦行事，往往稱為矢誌柏舟，文指不可得而解也。夫柏舟者，以柏木為舟耳。詩人託以起興，非柏舟遂為貞節之實事也。《關雎》可以興淑女，而雎鳩不可遂指為淑女；《鹿鳴》可以興嘉賓，而鳴鹿豈可遂指為嘉賓？理甚曉然。奈何紀事之文，雜入詩賦藻飾之綺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文字則名言之萃著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理於焉不可得而明。是以書有體裁，而文有法度，君子之不得已也。荀徇俗而無傷於理，不害於事，雖非古人所有，自可援隨時變通之義，今亦不盡執矣。

記與戴東原論修誌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馮君弼方官寧紹臺兵備道也。戴君經術淹貫，名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淩之。見余《和州誌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誌不貴古雅。余撰《汾州》諸誌，皆從世俗，絕不異人，亦無一定義例，惟所便爾。夫誌以考地理，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誌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然得其是者，未有不合於古雅者也。如雲但須從俗，則世俗人皆可為之，又何須擇人而後與哉？方誌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如雲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為集眾啟館，斂費以數千金，卑辭厚幣，邀君遠赴，曠日持久，成書且累函哉？且古今沿革，非我臆測所能為也。考沿革者，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則他日將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夫圖事之要，莫若取後人所不得而救正者，加之意也。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戴他顧而語人曰：「沿革茍誤，是通部之書皆誤矣。名為此府若州之誌，實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余曰：「所謂沿革誤，而通部之書皆誤者，亦止能誤入載籍可稽之古事爾。古事誤入，亦可憑古書而正之，事與沿革等耳。至若三數百年之內，遺文逸獻之散見旁出，與夫口耳流傳，未能必後人之不湮沒者。以及興舉利弊，切於一方之實用者，則皆覈實可稽，斷無誤於沿革之失考，而不切合於此府若州者也。」

馮君曰：「方誌統合古今，乃為完書，豈僅為三數百年以內設邪？」余曰：「史部之書，詳近略遠，諸家類然，不獨在方誌也。《太史公書》詳於漢制，其述虞、夏、商、周，顯與六藝背者，亦頗有之。然六藝具在，人可憑而正史遷之失，則遷書雖誤，猶無傷也。秦楚之際，下逮天漢，百餘年間，人將一惟遷書是憑；遷於此而不詳，後世何由考其事邪？且今之修方誌者，必欲統合今古，蓋為前人之修是誌，率多猥陋，無所取裁，不得已而發凡起例，如創造爾。如前誌無憾，則但當續其所有，前誌有闕，但當補其所無。夫方誌之修，遠者不過百年，近者不過三數十年。今遠期於三數百年，以其事雖遞修，而義同創造，特寬為之計爾。若果前誌可取，正不必盡方誌而皆計及於三數百年也。夫修誌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誌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雲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誌矣。」馮君恍悟曰：「然。」

戴拂衣徑去。明日示余《汾州府誌》曰：「余於沿革之外，非無別裁卓見者也。舊誌人物門類，乃首名僧，余欲刪之，而所載實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豈可以為人？他誌編次人物之中，無識甚矣。餘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當歸古跡，故取名僧事實，歸之古跡，庸史不解此創例也。」余曰：「古跡非誌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古跡而立專門，乃統誌類纂名目，陋儒襲之，入於方誌，非通裁也。如雲僧不可以為人，則彼血肉之軀，非木非石，畢竟是何物邪？筆削之例至嚴，極於《春秋》。其所誅貶，極於亂臣賊子。亦止正其名而誅貶之，不聞不以為人，而書法異於圓首方足之倫也。且人物仿史例也，史於奸臣叛賊，猶與忠良並列於傳，不聞不以為人，而附於地理誌也。削僧事而不載，不過俚儒之見耳。以古跡為名僧之留轍，而不以人物為名，則《會稽誌》禹穴，而人物無禹；《偃師誌》湯墓，而人物無湯；《曲阜誌》孔林，而人物無孔子，彼名僧者，何幸而得與禹、湯、孔子同其尊歟？無其識而強作解事，固不如庸俗之猶免於怪妄也。」

報廣濟黃大尹論修誌書

承示誌稿，體裁簡貴，法律森嚴，而殷殷辱賜下詢，惟恐有辜盛意，則僅就鄙衷所見，約舉一二，以備采菲，然亦未必是也。蓋方誌之弊久矣，流俗猥濫之書，固可不論；而雅意拂拭，取足成家，則往往有之。大抵有文人之書，學人之書，辭人之書，說家之書，史家之書；惟史家為得其正宗。而史家又有著作之史，與纂輯之史，途徑不一。著作之史，宋人以還，絕不多見。而纂輯之史，則以博雅為事，以一字必有按據為歸，錯綜排比，整煉而有剪裁，斯為美也。

今來稿大抵仿朱氏《舊聞》，所謂纂輯之善者也；而用之似不能畫一其體。前周書昌與李南澗合修《歷城縣誌》，無一字不著來歷。其古書舊誌有明文者，固註原書名目，即新收之事，無書可註，如取於案牘，則註某房案卷字樣；如取投送傳狀，則註家傳呈狀字樣；其有得於口述者，則註某人口述字樣；此明全書並無自己一語之徵，乃真仿《舊聞》而畫一矣。誌中或註新增二字，或不加註，似非義例。

又世紀遺漏過多，於本地沿革之見於史誌者，尚未采備，其餘亦似少頭緒；此門似尚未可用。至城市中之學校，錄及樂章及先賢先儒配位，此乃率土所同，頒於令典，本不須載；今載之，又不註出於《會典》，而註出於舊誌，亦似失其本原。又詩文入誌，本宜斟酌，鄙意故欲別為文徵。今仿《舊聞》之例，載於本門之下，則亦宜畫一其例。按《舊聞》無論詩文，概為低格分載。今但於山川門中，全篇錄詩，而諸門有應入傳誌記敘之文，多刪節而不列正文，恐簡要雖得，而未能包舉也。

又表之為體，縱橫經緯，所以爽豁眉目，省約篇章，義至善也。今職官選舉，仍散著如花名簿，名雖為表，而實非表。戶籍之表善矣，然註圖甲姓氏可也；今有註人名者，不知所指何人，似宜覈核。

藝文之例，經史子集，無不當收。其著書之人，不盡出於文苑。今裁文苑之傳而入藝文，謂仿《書錄解題》。其實劉向《七略別錄》，未嘗不表其人，略同傳體。然班氏撰入《漢·藝文誌》，則各自為傳，而於《藝文》目下，但註有傳二字，乃為得體。今又不免反客而為主矣。

以上諸條，極知瞽蒙之見，無當采擇。且不自揣，而為出位之謀，是以瑣屑不敢瀆陳；然既承詢及，不敢不舉其大略也。

覆崔荊州書

前月過從，正在公事旁午之際，荷蒙賜贐贈舟，深切不安。措大眼孔，不達官場緩急情事，屢書冒瀆，抱慚無地！冬寒，敬想尊候近佳。所付誌稿，解纜匆忙，未及開視，曾拜書，俟旋省申覆；舟中無事，亦粗一過目，則嘆執事明鑒，非他人可及。前在省相見，送誌稿時，執事留日無多，即雲：「誌頗精當；內有訛錯，亦易改正。」數語即為定評。

今諸縉紳，磨勘月餘，簽摘如麻，甚至屢加詆詰嘲笑，全失雅道，乃使鄙人抱慚無地！然究竟推敲，不過職官、科目二表，人名有顛倒錯落；文徵碑記一卷，時代不按先後，誠然牴牾。然校書如仇，議禮成訟，辦書之有簽商往復，亦事理之常。否則古人不必立校讎之學；今人修書，亦不必列校訂參閱之銜名矣。況職官、科目二表，實有辦理錯誤之處；亦有開送冊籍，本不完全之處。文徵則因先已成卷，後有續收，以致時代有差。雖曰舛誤，亦不盡無因也。而諸紳指摘之外，嚴加詆訶，如塾師之於孺子，官長之於胥吏，則亦過矣。況文理果系明通，指摘果無差失，鄙人何難以嚴師奉之。今開卷第一條，則凡例原文雲「方誌為國史要刪」，語本明白。要刪，猶雲刪要以備用爾。語出《史記》，初非深僻。而簽改為要典，則是國史反藉方誌為重，事理失實，而語亦費解矣。文徵《二聖祠記》，上雲「立化像前」，下雲「食頃復活」。化即死也，故字書死字從化字之半。其文亦自明白。今簽立化句雲「有誤，否則下文復活無根。」由此觀之，其人文理本未明通，宜其任意訶叱，不知斯文有面目也。至職官、科目之表，舛誤自應改正。然職官有文武正佐，科目亦有文武甲乙，既以所屬七縣畫分七格，再取每屬之職官科目，逐一分格，則尺幅所不能容；是以止分七格，而以各款名目，註於人名之下。此法本於《漢書·百官表》，以三十四官，並列一十四格，而仍於表內各註名目，最為執簡馭繁之良法。今簽指雲：「混合一表，眉目不清。」又文徵以各體文字分編，通部一例，偶因碑記編次舛誤，自應簽駁改正可也。今簽忽雲：「學校之記當前，署廨列後，寺觀再次於後。」則一體之中，又須分類；分類未為不可，然表奏、序論、詩賦諸體，又不分類，亦不簽改，則一書之例，自相矛盾。由此觀之，其人於書之體例，原不諳習，但知信口詈罵，不知交際有禮義也。其餘摘所非摘、駁所非駁之處甚多，姑舉一二以概其餘。則諸紳見教之簽，容有不可盡信者矣。

《荊誌》風俗，襲用舊文，以謂士敦廉讓。今觀此書簽議，出於諸紳，則於文理既不知字句反正虛實，而於體例又不知款目前後編次，一味橫肆斥罵，殆於庸妄之尤，難以語文風士習矣。因思執事數日之間，評定誌稿得失，較諸紳匯集多日，紛指如麻，為遠勝之，無任欽佩之至。但此時執事無暇及此，而鄙人又逼歸期，俟明歲如簽聲覆，以聽進止可耳。

為張吉甫司馬撰大名縣誌序

乾隆四十六年冬，余自肥鄉知縣移劇大名。大名自並魏移治府城，號稱畿南沖要；而縣誌尚未裒合成書，文獻之徵，闕焉未備。余有誌蒐羅，下車之始，姑未遑暇。至四十九年，乃與鄉縉紳討論商榷，採取兩縣舊誌，參互考訂，益以後所見聞，匯輯為編；得圖說二篇，表二篇，誌七篇，傳五篇，凡一十六篇，而敘例目錄之列於卷首，雜采綴記之附於卷末者，不與焉。五十年春正月，書成。會余遷河間府同知，尋以罣誤免官，羈跡舊治。而繼為政者，休寧吳君，自隆平移治茲縣。吳君故嘗以循良名聲三輔，而大雅擅文，所學具有原本。及余相得，莫逆於心。因以誌稿屬君訂定，而付之梓人。爰述所以為誌之由，而質之吳君。

曰：往在肥鄉官舍，同年友會稽章君學誠，與余論修誌事。章君所言，與今之修誌者異。余徵其說，章君曰：「郡縣誌乘，即封建時列國史官之遺；而近代修誌諸家，誤仿唐宋州郡圖經而失之者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誌，註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一國之史，無所不載，乃可為一朝之史之所取裁。夫子作《春秋》，而必徵百國寶書，是其義矣。若夫圖經之用，乃是地理專門。按天官司會所掌書契版圖，註：版謂戶籍，圖謂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即後世圖經所由仿也。是方誌之與圖經，其體截然不同；而後人不辨其類，蓋已久矣。」余曰：「圖經於今，猶可考乎？」章君曰：「古之圖經，今不可見。間有經存圖亡，如《吳郡圖經》《高麗圖經》之類；又約略見於群書之所稱引，如水經地誌之類，不能得其全也。今之圖經，則州縣輿圖，與六條憲綱之冊，其散著也。若元明之《一統誌》書，其總匯也。散著之篇，存於官府文書，本無文理，學者所不屑道。統匯之書，則固地理專門，而人物流寓，形勝土產，古跡祠廟諸名目，則因地理而類撮之，取供文學詞章之所採用，而非所以為書之本意也。故形勝必用駢儷，人物節取要略，古跡流連景物，祠廟亦載遊觀，此則地理中之類纂，而不為一方文獻之徵，甚皎然也。」

余曰：「然則統誌之例，非與？閻氏若璩以謂統誌之書，不當載人物者，其言洵足法與？」章君曰：「統誌創於元明，其體本於唐宋，質文損益，具有所受，不可以為非也。《元和郡縣》之誌，篇首各冠以圖，圖後系以四至八到，山川經緯之外，無旁綴焉；此圖經之本質也。《太平寰宇》之記，則入人物藝文，所謂踵事而增華也。《嘉熙方輿勝覽》，侈陳名勝古跡，遊覽辭賦，則逐流而靡矣。《統誌》之例，補《寰宇》之剩義，刪名勝之支辭，折衷前人，有所依據，閻氏從而議之過矣。然而其體自有輕重，不可守其類纂名目，以備一方文獻之全，甚曉然也。」余曰：「古之方誌，義例何如？」章君曰：「三代封建，與後代割據之雄，大抵國自為制，其體固不侔矣。郡縣之世，則漢人所為《汝南先賢》、《襄陽耆舊》、《關東風俗》諸傳說，固已偏而不備，且流傳亦非其本書矣。今可見者，宋誌十有餘家，雖不能無得失，而當時圖經纂類名目未盛，則史氏家法猶存。未若今之直以纂類子目，取為全誌，儼如天經地義之不可易也。」余曰：「宋誌十有餘家，得失安在？」章君曰：「範氏之《吳郡誌》，羅氏之《新安誌》，其尤善也。《羅誌》蕪而不精，《範誌》短而不詳，其所蔽也。《羅誌》意存著述，《範誌》筆具翦裁，其所長也。後人得著述之意者鮮矣。知翦裁者，其文削而不腴，其事郁而不暢，其所識解，不出文人習氣，而不可通於史氏宏裁；若康氏《武功》之誌，韓氏《朝邑》之誌，其顯者也。何為文人習氣？蓋仿韓退之《畫記》而敘山川物產，不知八書十誌之體，不可廢也。仿柳子厚《先友記》而誌人物，不知七十列傳之例，不可忘也。然此猶文人徇名之弊也。等而下者，更無論矣。」

余曰：「如君所言，修誌如何而後可？」章君曰：「誌者，誌也。其事其文之外，必有義焉，史家著作之微旨也。一方掌故，何取一人著作？然不託於著作，則不能以傳世而行遠也。文案簿籍，非不詳明，特難乎其久也。是以貴專家焉。專家之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以言傳也。其可以言傳者，則規矩法度，必明全史之通裁也。」「明全史之通裁當奈何？」曰：「知方誌非地理專書，則山川都裏坊表名勝，皆當匯入地理，而不可分占篇目，失賓主之義也。知方誌為國史取裁，則人物當詳於史傳，而不可節錄大略；藝文當詳載書目，而不可類選詩文也。知方誌為史部要刪，則胥吏案牘，文士綺言，皆無所用，而體裁當規史法也。此則其可言者也。夫家有譜，州縣有誌，國有史，其義一也。然家譜有徵，則縣誌取焉。縣誌有徵，則國史取焉。今修一代之史，蓋有取於家譜者矣。未聞取於縣誌。則荒略無稽，薦紳先生所難言也。然其故，實始於誤仿圖經纂類之名目，此則不可不明辨也。」

噫！章君之言，余未之能盡也。然於誌事，實不敢掉以輕心焉。二圖包括地理，不敢流連名勝，侈景物也。七誌分別綱目，不敢以附麗失倫，致散渙也。二表辨析經緯，不敢以花名卯簿，致蕪穢也。五傳詳具事實，不敢節略文飾，失徵信也。鄉薦紳不余河漢，勤勤討論，勒為斯誌，庶幾一方之掌故，不致如章君之所謂誤於地理之偏焉耳。若求其誌，而欲附於著作專家，則余謝不敏矣。

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誌序

常德為古名郡，左包洞庭，右控五溪，戰國楚黔中地，秦楚爭衡，必得黔中以為橐鑰；所謂旁攝溪蠻，南通嶺嶠，從此利盡南海者也。後漢嘗移荊州治此，蓋外控諸蠻，則州部之內，千里晏然。隋唐以來，益為全楚關鍵。五季馬氏既並朗州，而後屹然雄視，諸鎮莫敢與抗矣。蓋北屏荊渚，南臨長沙，遠作滇、黔門戶，實為控要之區，不其然歟？我朝奕世承平，蠻夷率服，大湖南北，皆為腹地。康熙二十二年，滿州將軍駐防荊州，遂移提督軍門，彈壓常德。後雖分湖南北為兩部院，而營制聯絡兩部，呼吸相通，故節制之任，仍統於一。

余承乏兩湖，嘗按部常德，覽其山川形勢，慨想秦漢通道以來，治亂機緘，割制利弊，與夫居安思治，化俗宜民之道，爰進守土長吏，講求而切磋究之。知府三原李君大{雨隆}，悃愊吏也。六條之察，次第既略具矣。府誌輯於康熙九年，故冊荒陋，不可究詰；百餘年之文獻，又邈焉無徵；於是請事重修。余謂此能知其大也。雖然，方誌遍寰宇矣，賢長吏知政事有恆，而載筆之士，不知辭尚體要，猥蕪雜濫，無譏焉耳。即有矯出流俗，自命成家，或文人矜於辭采，學士侈其蒐羅，而於事之關於經濟，文之出於史裁，則未之議也。

會稽章典籍學誠，遊於余門。數為余言史事，黎然有當於余心。余嘉李君之意，因屬典籍，為之撰次，閱一載而告成。凡書二十四篇；為紀者二，編年以綜一郡之大事；為考者十，分類以識今古之典章；為表者四，年經事緯，以著封建、職官、選舉、人物之名姓；為略者一，為傳者七，采輯傳記，參合見聞，以識名宦、鄉賢、忠孝、節義之行事。綱舉而目斯張，體立而用可達。俗誌附會古跡，題詠八景，無實靡文，概從刪略。其有記序文字，歌詠篇什，足以考證事實，潤色風雅，誌家例錄為藝文者；今以藝文專載書目，詩文不可混於史裁，別撰《文徵》七卷，自為一書，與誌相輔而行。其搜剔之餘，畸言脞說，無當經綸，而有資談助者，更為《叢談》一卷。皆不入於誌篇。凡此區分類別，所以辨明識職，歸於體要。於是常德典故，可指掌而言也。

夫誌不特表章文獻，亦以輔政教也。披覽輿圖，則善德、桃源之為山鎮，漸、潛、滄浪之為川澤，悠然想見古人清風，可以興起末俗。爰求前跡，有若馬伏波、應司隸之流，制苗蠻於漢世；李習之、溫簡輿其人，興水利於唐時；因地制宜，隨時應變，皆文武長吏前事之師。考古即以徵今，而平日討論，不可以不豫也。蓋政之有恆與辭之體要，本非兩事，昧於治者不察也。余故因李君之知所務也，而推明大旨，以為求治理者法焉。

為畢秋帆制府撰荊州府誌序

荊州富於《禹貢》、《職方》，雄據於三國六朝五季，而沖要巖劇於前明。蓋至今所領僅七城，而於湖北部內十一府州，猶為重望雲。三代畫州，荊域袤延且數千里，無可言也。漢分南郡，荊州所部。蒯越說劉表曰：「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八郡可傳檄而定。」諸葛忠武說昭烈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用武之國。」六朝爭劇於蕭梁，五季稱雄於高氏，一時獻奇借箸，騰說雖多，大約不出蒯、葛數語。然是時荊州，實兼武陵、桂陽諸郡，幅員包湖南境。至明改元中興路為荊州府，則今荊州境矣。彼時王國所封，蔚為都會。我朝因明舊治，初以總兵官鎮守其地，旋改滿營，設將軍都統以下如制。雍正十三年，割二州三縣與土司地，分置宜昌、施南兩府。乾隆五十六年，又以遠安隸荊門州。於是荊州所部，止於七縣。然而形勢猶最諸府，則江陵固兼南北之沖，而東延西控，聯絡故自若也。至於時事異宜，則滿漢分城，民兵不擾；漕兌互抵，轉餉無勞，亦既因時而立制矣。惟大江東下分流，故道多湮，江防堵築，視昔為重。乾隆戊甲大水灌城，軍民被淹，城治傾圮。天子南顧疇咨，特命重臣，持節臨蒞，發帑二百萬金，鉅工大役，次第興舉。余於是時，奉命來督兩湖，夙夜惴惕，惟恐思慮有所未周，無以仰答詔旨。咨於群公，詢於寮寀，群策材力，幸無隕越。而億兆生靈，皆蒙愷澤，而出於昏墊，則荊州雖故而若新也。

逾年，民氣漸蘇，官司稍有清晏。知府山陰張君方理，始欲整齊掌故，為後持循；旋以事去。繼其任者，永濟崔君龍見，乃集七縣長吏而議修府誌。崔君以名進士起家，學優而仕，其於斯誌，蓋斤斤乎不茍作也。且《荊誌》著於古者，倍他州郡，盛弘之有《荊州記》，庾仲雍有《江記》，宗懍有《荊楚歲時記》，梁元帝有《荊南誌》，又有《丹陽尹傳》，書雖不存，部目可考，遺文逸句，猶時見於群書所稱引也。前明所修《荊州府誌》，僅見著錄而無其籍。康熙年間，胡在恪所修，號稱佳本，而世亦鮮見。今存葉仰高誌，自雲多仍胡氏舊文，體例謹嚴，纂輯必註所出，則其法之善也。而崔君之於斯誌，則一秉史裁，詳贍博雅之中，運以獨斷別裁之義。首紀以具編年史法，次表以著世次年代，掌故存於諸考，人物詳於列傳，亦既綱舉而目張矣。又以史誌之書，記事為主。藝文仍著錄之篇，而近代誌家，猥選詩文雜體；其有矯而正者，則又裁節詩文，分類隸於本事之下，皆失古人流別。今師史例以輯府誌，更仿選例以輯文徵。自雲：誌師八家《國語》，文徵師十五《國風》，各自為書，乃得相輔而不相亂。又采輯之餘，瑣事畸言，取則失裁，棄則可惜；近人編為誌餘，亦非史法。今乃別為《叢談》一書，鉅細兼收，而有條不紊，蓋近日誌家所罕見也。昔羅願撰《新安誌》，自謂儒者之書，不同鈔撮簿記。今崔君所輯，本源深遠，視羅氏雅裁，有過之而無不及已。會湖北有《通誌》之役，聘會稽章典籍學誠，論次其事。章君雅有史識，與余言而有合。崔君又屢質於典籍，往復商榷，時亦取衷於余。余故備悉其始末，而敘於卷端。

為畢秋帆制府撰石首縣誌序

石首為荊州望縣，兩漢本華容地，晉平吳，分華容置縣，因山以石首名。趙宋改治調弘，易名建寧。尋遷繡林山左，復名石首。元大德中，又遷楚望山下。歷明至今，文物聲名，為荊部稱盛。縣誌不修，近六十年。舊誌疏脫，詮次無法，又闕數十年之事實。知縣玉田王君維屏，因余撰輯通誌，檄徵州縣之書，乃論次其縣事，犁剔八門，合首尾為書十篇，以副所徵，且請余為之序。

余披覽其書，而知王君之可與論治也。夫為政必先綱紀，治書必明體要。近日為州縣誌者，或胥吏案牘，蕪穢失裁；或景物題詠，浮華無實；而求其名義所歸，政教所重，則茫然不知其所指焉。夫政者，事也。誌者，言也。天下蓋有言之斐然，而不得於其事者矣；未聞言之尚無條貫，而其事轉能秩然得敘者也。今王君是誌，凡目數十，括以八門，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首曰編年，存史法也。誌者史所取裁，史以記事，非編年弗為綱也。次曰方輿，考地理也。縣之有由立也，山川古跡，以類次焉。而水利江防，居其要矣。次曰建置，人功修也。城池廨署，以至壇廟，依次附焉。次曰民政，法度立也。戶田賦役之隸於司徒，郵驛兵防之隸於司馬，皆《洪範》八政之經也。次曰秩官，昭典守也。長佐師儒，政教所由出也。而卓然者，爰斯傳矣。次曰選舉，辟才俊也。論秀書升，《王制》之大，興賢與能，《周官》是詳；勒邦乘者，所不容略也。次曰人物，次曰藝文，一以徵文，一以考獻，皆搜羅放失，謹備遺忘，尤為乘時之要務也。人物必徵實事，而不以標榜為虛名；藝文謹著部目，而不以詩文充篇幅。蓋人物為馬《史》列傳之遺，藝文為班劉著錄之例，事必師古，而後可以法當世也。部分為八，亦既綱舉而目張矣。至於序例圖考，冠於篇首，餘文剩說，綴於簡末，別為篇次，不入八門。殆如九夫畫井，八陣行軍，經緯燦然，體用具備。乃知方誌為一方之政要，非徒以風流文采，為長吏飾儒雅之名也。

且石首置縣以來，凡三徙矣。今縣治形勢，實為不易，四顧平衍之中，至縣群山湧出，東有龍蓋，南有馬鞍，西有繡林，北有楚望，居中扼要，政令易均；是以明代至今，相仍為治。夫撫馭必因形勢，為政必恃綱紀，治書必貴體要，一也。王君以儒術入仕，知所先務。其於治書，洵有得於體要，後人相仍，如縣治矣。抑古人雲：「坐而言者期起而行。」今之具於書者，果能實見諸政治，則必不以簿書案牘為足稱職業，文采絢飾為足表聲譽；是則雖為一縣之誌，即王君一人之治書也。古之良史，莫能尚已，余於王君有厚望焉。

書武功誌後

康海《武功誌》三卷，又分七篇，各為之目：一曰《地理》，二曰《建置》，三曰《祠祀》，四曰《田賦》，五曰《宮師》，六曰《人物》，七曰《選舉》。首仿古人著述，別為篇敘，高自位置，幾於不讓，而世多稱之。王氏士正，亦謂「文簡事核，訓辭爾雅」；後人至欲奉為修誌楷模，可為幸矣。夫康氏以二萬許言，成書三卷，作一縣誌，自以謂高簡矣。今觀其書，蕪穢特甚。蓋緣不知史家法度，文章體裁，而惟以約省卷篇，謂之高簡，則誰不能為高簡邪？

誌乃史裁，茍於事理無關，例不濫收詩賦，康氏於名勝古跡，猥登無用詩文；其與俗下修誌，以文選之例為藝文者，相去有幾？夫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嚴名分也。歷代帝王後妃，史尊紀傳，不藉方誌。修方誌者，遇帝王後妃故裏，表明其說可也。列帝王於人物，載後妃於列女，非惟名分混淆，且思王者天下為家，於一縣乎何有？康氏於人物，則首列後稷以至文王，節錄太史《周紀》；次則列唐高祖、太宗，又節錄《唐本紀》，乖刺不可勝詰矣。方誌不當僣列帝王，姑且勿倫。就如其例，則武王以下，何為刪之？以謂後有天下，非邠之故邑耶？則太王嘗遷於岐，文王又遷於豐，何以仍列武功人物？以武王實有天下，文王以上，不過追王，故錄之耶？則唐之高祖、太宗，又何取義？以謂高祖、太宗生長其地，故錄之耶？則顯懿二祖，何為刪之？後妃上自姜嫄，下及太姜，何為中間獨無太任？姜非武功封邑，入於武功列女，以謂婦從夫耶？則唐高祖之太穆竇後，太宗之文德長孫皇後，皆有賢名，何為又不載乎？夫載所不當載，為蕪為僣，以言識不足也。就其自為凡例，任情出入，不可詰以意指所在，天下有如是而可稱高簡者哉？

尤可異者，誌為七篇，輿圖何以不入篇次？蓋亦從俗例也。篇首冠圖，圖止有二，而蘇氏《璇璣》之圖，乃與輿圖並列，可謂胸中全無倫類者矣。夫輿圖冠首，或仿古人圖經之例，所以揭一縣之全勢，猶可言也。《璇璣》之圖，不過一人文字，或仿範氏錄蔡琰《悲憤詩》例，收於列女之傳可也。如謂圖不可以入傳，附見傳後可也。驀然取以冠首，將武功為縣，特以蘇氏女而顯耶？然則充其義例，既列文王於人物矣，曷取六十四卦之圖冠首？既列唐太宗於人物矣，曷取六陣之圖冠首？雖曰迂謬無理，猶愈《璇璣圖》之僅以一女子名也。惟《官師誌》褒貶並施，尚為直道不泯，稍出於流俗耳。

書朝邑誌後

韓邦靖《朝邑誌》二卷，為書七篇：一曰《總誌》，二曰《風俗》，三曰《物產》，四曰《田賦》，五曰《名宦》，六曰《人物》，七曰《雜記》。總約不過六七千言，用紙十六七番，誌乘之簡，無有過於此者。康《武功》極意求簡，望之瞠乎後矣。康為作序，亦極稱之。

今觀文筆，較康實覺簡凈；惟總誌於古跡中，入唐詩數首為蕪雜耳。康氏、韓氏皆能文之士，而不解史學，又欲求異於人，故其為書，不情至此，作者所不屑道也。然康氏猶存時人修誌規模，故以誌法繩之，疵謬百出。韓氏則更不可以為誌，直是一篇無韻之《朝邑賦》，又是一篇強分門類之《朝邑考》；入於六朝小書短記之中，如《陳留風俗》、《洛陽伽藍》諸傳記，不以史家正例求之，未始不可通也。故余於《武功》、《朝邑》二家之誌，以《朝邑》為稍優。然《朝邑誌》之疵病雖少，而程濟從建文事，濫采野史，不考事實，一謬也。並選舉於人物，而舉人進士不載科年，二謬也。書其父事，稱韓家君名，至今人不知其父何名。列女有韓太宜人張氏，自系邦靖尊屬；但使人至今不知為何人之妻，何人之母。古人臨文不諱。或謂司馬遷諱其父談為同；然《滑稽傳》有談言微中，不諱談字，恐諱名之說未確。就使諱之，而自敘家世，必實著其父名，所以使後人有所考也。今邦靖諱其父，而使人不知為誰；稱其尊屬為太宜人，而使人不知為誰之妻母；則是沒其先人行事，欲求加人而反損矣。三謬也。

至於篇卷之名，古人以竹簡為篇；簡策不勝，則別自為編，識以甲乙，便稽核耳。後人以繒帛成卷，較竹簡所載為多，故以篇為文之起訖，而卷則概以軸之所勝為量；篇有義理，而卷無義理故也。近代則紙冊寫書，較之卷軸，可增倍蓰，題名為卷，不過存古名耳。如累紙不須別自為冊，則分篇者，毋庸更分卷數，為其本自無義理也。今《武功》、《朝邑》二誌，其意嫌如俗纂之分門類，而括題俱以篇名，可謂得古人之似矣。《武功》用紙六十餘番，一冊足用，而必分七篇以為三卷，於義已無所取。《朝邑》用紙僅十餘番，不足一冊之用，而亦分七篇以為二卷，則何說也？或曰：此乃末節，非關文義，何為屑屑較之？不知二家方以作者自命，此等篇題名目，猶且不達古人之意，則其一筆一削，希風前哲，不自度德量力，概可知矣。

書吳郡誌後

範成大《吳郡誌》五十卷，分篇三十有九：曰沿革，曰分封，曰戶口稅租，曰土貢，曰風俗，曰城郭，曰學校，曰營寨，曰官宇，曰倉庫，而場務附焉，曰坊市，曰古跡，曰封爵，曰牧守，曰題名，曰官吏，曰祠廟，曰園亭，曰山，曰虎邱，曰橋梁，曰川，曰水利，曰人物，而列女附焉，曰進士題名，曰土物，曰宮觀，曰府郭寺，曰郊外寺，曰縣記，曰冢墓，曰仙事，曰浮屠，曰方技，曰奇事，曰異聞，曰考證，曰雜詠，曰雜誌。篇首有紹定二年，汴人趙汝談序。言「石湖誌成，守具木欲刻。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嘩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莫敢刻，遂藏學宮。紹定初元，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從其家求遺書，校學本無少異。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雜議，用褚少孫例，增所闕遺，訂其誤偽，而不自別為續焉。」又曰：「石湖在時，與郡士龔頤、滕成、周南厚三人數咨焉，而龔薦所聞於公尤多，異論由是作。益公碑公墓，載所為書，篇目可考」雲雲。其為人所推重如此。今學者論宋人方誌，亦推羅氏《新安誌》與範氏《吳郡誌》為稱首，無異辭矣。

余諦審之，文筆亦自清簡；後世方誌庸猥之習，彼時未開，編次亦爾雅潔。又其體制詳郡而略縣，自沿革、城池、職官題名之屬，皆有郡而無縣。縣記二卷，則但記官署，間及署中亭臺，或取題石記文而無其名姓，體參差不一律。此則當日誌例，與近日府誌之合州縣誌而成者，迥不相同。余別有專篇討論其事，此固可無論也。第他事詳郡略縣，稱其體例可也；沿革有郡無縣，則眉目不分矣。宜其以平江路府，冒吳郡之舊稱，冠全誌而不知其謬也。且沿革敘入宋代，則雲「開寶元年，吳越王改中吳軍為平江軍。太平興國三年，錢俶納土。」考史，是時改蘇州矣，而誌文不著改州。下突接雲：「政和三年，升蘇州為平江府。」上無蘇州之文，忽入昇州為府，文指亦不明矣。通體採摭史籍及詩文說部，編輯而成，仍註所出於本條下，是足為纂類之法，卻非著作體也。風俗多摭吳下詩話，間亦考訂方音，是矣。徐祐輩九老之會，章岵輩耆英之會，皆當日偶為盛事，不當入風俗也。學校在四卷，縣記在三十七八卷；縣治官宇，既入縣記，而學校兼誌府縣之學，是未出縣名而先有學矣。坊市不附城郭，而附官宇，亦失其倫。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鹽茶司題名，不入牧守題名本類，而附見官宇之後，亦非法度。提點刑獄題名，皆大書名姓於上，而分註出身與來去年月於下；提舉常平鹽茶，皆大書官階名姓於上，而分註任事年月於下，亦於體例未畫一也。牧守載有名人，而題名反著於後，是倒置矣。官吏不載品制員額，而但取有可傳者，亦為疏略。功曹掾屬，與令長相間雜次，亦嫌令長之名在縣記之先也。古跡與祠廟、官宇、園亭、冢墓、宮觀、寺、山、川等，頗相混亂。別出虎丘一門於山之外，不解類例牽連詳略互註之法，則觸手皆荊棘矣。

人物不自撰著，裁節史傳，亦纂類之例也。依次編為八卷，不用標目分類，尚為大雅。然如張、顧大族，代有聞人，自宜聚族為篇，一族之中，又以代次可也。乃忽分忽合，時代亦復間有顛倒，不如諸陸之萃合一編，前後不亂。豈今本訛錯，非範氏之原次歟？仙事、浮屠、方技，亦人物之支流，縱欲嚴其分別，亦當次於人物之後，別其題品可也。今於人物之後，間以進士題名、土物、宮觀、府郭寺、郊外寺、縣記、冢墓，凡十二卷後，忽出仙事以下三門，遂使物典人事，淆雜不清，可謂擾而不精之甚者矣。土物搜羅極博，證事亦佳。但幹府、莫邪、屬鏤之劍，吳鴻、扈稽之鉤，傳記所載一時神物，亦復難以盡信；今概入之土物，非其類矣。奇事一卷，異聞三卷，細勘實無分別，考證疏而不至於陋。詩賦雜文，既註各類之下，又取無類可歸者，別為雜詠一門，雖所收不惡，亦頗嫌漫漶無當也。每見近人修誌，識力不能裁斷，而又貪奇嗜瑣，不忍割愛，則於卷末編為雜誌，或曰餘篇。蓋緣全誌分門，如布算子，無復別識心裁，故於事類有難附者，輒為此卷，以作蛇龍之菹，甚無謂也。今觀範氏誌末，亦為雜誌，則前輩已先導之。其實所載，皆有門類可歸，惜範氏析例之不精也。其五十卷中，官名地號之稱謂非法，人氏名號之信筆亂填，蓋宋人詩話家風，大變史文格律；其無當於方誌專家，史官繩尺，不待言矣。其所以為世所稱，則以石湖賢而有文，又貴顯於當時；而翦裁筆削，雖不合於史法，亦視近日猥濫庸妄一流，固為矯出，得名亦不偶然也。然以是為方誌之佳，則不確矣。

書姑蘇誌後

王鏊《姑蘇誌》六十卷，首郡邑沿革，次古今守令，次科第，皆為之表，次沿革，次分野，次疆域，次山，次水，次水利，次風俗，次戶口，次土產，次田賦，次城池，次坊巷，次鄉都，次橋梁，次官署，次學校，次兵防，次倉場，次驛遞，次壇廟，次寺觀，次第宅，次園池，次古跡，次冢墓，次吳世家，附封爵氏族；次平亂，次宦績，次人物，而人物之中，分名臣、忠義、孝友、儒林、文學、卓行、隱逸、薦舉、藝術、雜技、遊寓、列女、釋老，凡一十三類；殿以紀異雜事。而卷次多寡，不以篇目為齊。名宦分卷為六，人物中之名臣分卷為十，而忠義與孝友合為一卷，儒林與文學合為一卷，倉場與驛遞合為一卷，如此等類，不一而足。總六十卷，亦約略紙幅多寡為之，無義例也。《蘇誌》名義不一，即範氏成大以蘇州為《吳郡誌》，已失其理，而前人惟譏王氏不當以蘇州府誌為《姑蘇誌》，所謂貴耳而賤目也。然郡縣誌乘，古今卒鮮善本。如範氏、王氏之書，雖非史家所取，究於流俗惡爛之中，猶為矯出。今本《蘇州府誌》之可取者多，亦緣所因之故籍足採摭也。然有荒謬無理，不直一笑，雖末流胥吏，略解文簿款式，斷不出於是者，如發端之三表是也。

表一曰郡邑沿革，以府縣為郡邑，其謬不待言矣。表以州國郡軍府路為目，但有統部州郡而無縣邑，無論體例不當，即其自標郡邑名目，豈不相矛盾耶？且職官有知縣，而沿革無縣名，不識知縣等官何所附耶？尤可異者，表之為體，縱橫以分經緯；蓋有同年月而異地，或同世次而異支，所謂同經異緯，參差不齊，非尋常行墨所能清析，故藉縱橫經緯以分別之。如《守令表》，必以郡之守丞判錄，縣之令丞簿尉，橫列為經；而以朝代年月，縱橫為緯。後人慾稽蒞任年月，由縱標而得其時世，由橫列而知某守某令某丞某錄，或先或後，或在同時，披表如指掌也。假有事出先後，必不同時，則無難列款而書，斷無經緯作表之理。表以州國郡軍府路分格。夫州則蘇州也，國則吳國也，郡則郡也，軍府路則平江路府也，此皆一蘇州府地先後沿革之名；稱吳國時並無蘇州，稱蘇州時並無吳郡，稱吳郡時並無平江路府；既無同時異出參差難齊之數，則按款羅列，閱者自知。今乃縱橫列表，忽上忽下，毫無義例，是徒亂人耳目；胥吏文簿，不如是顛倒也。《古守令表》，以太守、都尉權攝分格。夫太守都尉，固有同官年月；至於權攝，猶今之署印官也。有守即無權守，有尉即無攝尉；權攝官與本官，斷無同時互見之理，則亦必無縱橫列表之法。今分列格目，虛占篇幅，又胥吏之所不為也。職官列表，當以時制定名；守令之表，當題府縣官表，以後貫前可也。今雲古守令表，於文義固無礙矣；至於今守令表，則今乃指時制而言也，仍以守令稱明之知府知縣，名實之謬，又不待言矣。府官但列知府，而削同知以下；縣官但列知縣，而削丞簿之屬，此何說也？又表有經緯；經緯之法，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乃是使不類者從其類也。故類之與表，勢不兩立。表則不能為類，類則無所用表，亦胥吏之所通曉也。科第之表，分上中下，以古今異制，簡編繁重，畫時代以分卷可也。其體自宜旁書屬籍為經，上書鄉會科年為緯。舉人進士，皆科第也；今乃以科第為名，而又分舉人進士列為二表，是分類之法，非比類也。且第進士者，必先得舉人，今以進士居前，舉人列後，是於事為倒置，而觀者耳目且為所亂，又胥吏所不為也。凡此謬戾，如王氏鏊，號為通人，未必出其所撰；大抵暗於史裁，又浸漬於文人習氣，以表無文義可觀，不復措意，聽一時無識之流，妄為編輯，而不知其貽笑識者，至如是也。故曰文人不可與修誌也。

至於官署建置，亭樓臺閣，所列前人碑記序跋，仍其原文可也。誌文敘述創建重修，一篇之中，忽稱為州，忽稱為郡，多仍《範誌》原文；不知《範誌》不足法也。按宋自政和五年以前，名為蘇州，政和五年以後，名為平江路府；終宋之世，無吳郡名。《範誌》標題既謬，則誌文法度，等於自鄶無譏。王氏不知改易，所謂謬也。

又敘自古兵革之事，列為平亂一門，亦不得其解也。山川田賦，坊巷風俗，戶驛兵倉，皆數典之目；宦跡流寓，人物列女，皆傳述之體。平亂名篇，既不類於書誌數典，亦不等於列傳標人，自當別議記載，務得倫序；否則全誌皆當改如記事本末，乃不致於不類之譏。然此惟精史例者，始能辨之，尚非所責於此誌也。其餘文字小疵，編摩偶舛，則更不足深求矣。《蘇誌》為世盛稱，是以不得不辨，非故事苛求，好摭先哲也。

書灤誌後

家存《灤誌》四帙，板刻模糊，脫落顛倒，不可卒讀；蓋乾隆四十七年，主講永平，故灤州知州安嶽蔡君薰，欲屬余撰輯州誌，因取舊誌視余，即其本也。按《明史·藝文誌》，有陳士元《灤州誌》十一卷。陳字養君，湖廣應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歷灤州知州，有盛名；著述甚富，多見《明誌》，而史不列傳。《應城縣誌》，有傳而無書目；然縣人士至今猶侈言之。余少僑應城，求其所著，一無所見。聞前知縣江浦金嶒，盡取其家藏稿以去，意甚惜之。今此誌尚稱陳君原本。康熙中，知州侯紹岐依例續補，雖十一卷之次，不可復尋，而門類義例，無所改易。篇首不知何人撰序，有雲：「昔宦中州，會青螺郭公議修《許州誌》。公曰：『海內誌書，李滄溟《青州誌》第一，其次即為《灤誌》。』」似指陳君原本而言。其書與人，均為當世盛稱，是以侯君率由而不敢議更張也。今觀其書，矯誣迂怪，頗染明中葉人不讀書而好奇習氣；文理至此，竟不復可言矣。陳君以博贍稱，而《灤誌》庸妄若此，其他著述，不知更如何也。而郭青螺氏又如此妄贊，不可解矣。

其書分四篇：一曰世編，二曰疆裏，三曰壤則，四曰建置。世編用編年體，仿《春秋》書法，實為妄誕不根。篇首大書雲：「帝嚳氏建九州，我冀分。」傳雲：「書者何？誌始也。」雲雲。以考九州分域，又大書雲：「黃帝逐葷粥。」傳雲：「書葷粥何？我邊郡也。」又大書雲：「周武王十有三祀，夷齊餓死於首陽，封召公奭於燕，我燕分。」此皆陳氏原編，怪妄不直一笑。《春秋》，魯國之書，臣子措辭，義有內外，故稱魯為我，非特別於他國之君。且魯史既以國名，則書中自不便於書國為魯，文法宜然，非有他也。郡縣之世，天下統於一尊，珥筆為州縣誌者，孰非朝廷臣子，何我之有？至於公穀傳經，出於經師授受，隱微之旨，難以遽喻，則假問答而闡明之，非史例也。州縣之誌，出於一手，撰述非有前人隱義，待己闡明，而自書自解，自問自答，既非優伶演劇，何為作獨對之酬酢乎？且劉氏《史通》，嘗論《晉紀》及《漢晉春秋》，力詆前人摩擬無端，稱我與假設問答，俱在所斥。陳氏號為通博，獨未之窺乎？國史且然，況州縣誌乎？周武王十有三祀，文尤紕繆。殷祀周年，兩不相蒙。《洪範》為箕子陳疇，書法變例，非正稱也。陳氏為夷齊之故，而改年稱祀，其下與封召公，同蒙其文，豈將以召公為殷人乎？且夷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蓋言不受祿而窮餓以死，非絕粒殉命之謂也。大書識其年歲，不傎甚乎？即此數端，尚待窺其餘乎？

其世編分目為三：一曰前代，二曰我朝，三曰中興。其稱我朝者，終於世宗嘉靖二十八年；其題中興者，斷始嘉靖二十九年，實亦不得其解。疆裏之目有六：曰域界，曰理制，曰山水，曰勝概，曰風俗，曰往跡。壤則之目有七：曰戶口，曰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馬政，曰兵政，曰驛傳。建置之目十一：曰城池，曰署廨，曰儒學，曰倉庫，曰鋪舍，曰街市，曰坊牌，曰樓閣，曰橋渡，曰秩祀，曰寺觀。而官師人物，科目選舉，俱在編年之內。官師則大書年月，某官某人來任；其人有可稱者，即仿《左傳》之例，註其行實於下。科目則曰，某貢於學，某舉於鄉，其中某榜進士；其有可稱者，亦同官師之例，無則闕之。孝義節烈之得旌者，書於受旌之日。而闇修之儒，能文之士，不由科目，與夫節孝之婦，貞淑之女，偶不及旌，則無入誌之例矣。

尤有異者，侯君續陳之誌，於明萬歷四十七年，大書我太祖高皇帝天命四年己未，分註前明年號於下；復大書馮運泰中莊際昌榜進士，又書知州林應聚來任。夫前明疆宇，未入我朝版圖；國朝史筆，於書明事，不關於正朔者，並不斥去天啟、崇禎年號。藉曰臣子之義，內本朝而外前明，則既書天命年號於上，事之在前明者，必當加明字以別之；庶使閱者知所主客，是亦一定理也。今馮運泰乃明之進士，林應聚乃明之知州，隸於本朝年號之下，又無明字以為之區別，是直以明之進士知州，為本朝之科第職官，不亦誣乎！至《灤誌》標題，亦甚庸妄。灤乃水名，州亦以水得名耳。今去州字，而稱《灤誌》，則閱題簽者，疑為灤水誌矣。然《明·藝文誌》以陳士元撰為《灤州誌》，則題刪州字，或侯紹岐之所為。要以全書觀之，此等尚屬細事，不足責也。

書靈壽縣誌後

書有以人重者，重其人而略其書可也；文有意善而辭不逮者，重其意而略其辭可也。平湖陸氏隴其，理學名儒，何可輕議？然不甚深於史學。所撰《靈壽縣誌》，立意甚善，然不甚解於文理。則重陸之為人，而取作誌之本意可也。重其人，因重其書，以謂誌家之所矜式，則耳食矣。余按陸氏《靈壽縣誌》十卷：一曰地理，紀事方音附焉，二曰建置，三曰祀典，四曰災祥，五曰物產，六曰田賦，七曰官師，八曰人物，人物之中，又分後妃、名臣、仕績、孝義、隱逸、列女，九選舉，十藝文。而田賦、藝文分上下卷，祀典、災祥、物產均合於一，則所分卷數，亦無義例者也。其書大率簡略，而田賦獨詳，可謂知所重矣。《敘例》皆雲：「土瘠民貧，居官者不可紛更聚斂，土著者不可侈靡爭競。」尤為仁人愷悌之言。全書大率以是為作書之旨，其用心真不愧於古循良吏矣。

篇末以己所陳請於上，有所興廢於其縣者，及與縣人傅維雲往復論修誌凡例終編。其興廢條議，固切實有用；其論修誌例，則迂錯而無當矣。余懼世人徇名而忘其實也，不得不辨析於後。如篇首地理，附以方音可也，附以紀事謬矣。紀事，乃前代大事關靈壽者，編年而書，是於一縣之中，如史之有本紀者也。紀事可附地理，則《舜典》可附於《禹貢》，而歷史本紀可入地理誌矣。書事貴於簡而有法；似此依附，簡則簡矣，豈可以為法乎？建置之篇，刪去坊表，而雲所重在人，不在於坊，其說則迂誕也。人莫重於孔子，人之無藉書誌以詳，亦莫如孔子，以為所重有在，而誌削其文，則闕里之誌，可焚毀矣。坊表之所重在人，猶學校之所重在道也，官署之所重在政也，城池之所重在守也。以為別有所重而不載，是學校、官廨、城池皆可削去，建置一誌，直可省其目矣。寺觀刪而不載，以謂辟邪崇正，亦迂而無當也。《春秋》重興作，凡不當作而作者，莫不詳書，所以示鑒戒也。如陸氏說，則但須削去其文，以為辟邪崇正，千百載後，誰復知其為邪而辟之耶？況寺觀之中，金石可考，逸文流傳，可求古事，不當削者一也。僧道之官，定於國家制度，所居必有其地，所領必有其徒，不當削者二也。水旱之有祈禱，災荒之有賑濟，棄嬰之有收養，先賢祠墓之有香火，地方官吏多擇寺觀以為公所，多遴僧道以為典守，於事大有所賴，往往見於章奏文移，未嘗害於治體；是寺觀僧道之類，昔人以崇異端，近日以助官事，正使周孔復生，因勢利導，必有所以區處，未必皆執人其人而廬其居也。陸氏以削而不載，示其衛道，何所見之隘乎？官師選舉，止詳本朝，謂法舊誌斷自明初之意，則尤謬矣。舊誌不能博考前代，而以明初為斷，已是舊誌之陋；然彼固未嘗取其有者而棄之也。今陸氏明見舊誌，而刪其名姓，其無理不待辨矣。自古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理勢然也。方誌諸家，於前代帝王後妃，但當著其出處，不可列為人物，此說前人亦屢議之，而其說訖不能定。其實列人物者，謬也。姑無論理勢當否，試問人物之例，統載古今，方誌既以前代帝王後妃，列於人物，則修京兆誌者，當以本朝帝後入人物矣。此不問而知其不可。則陸誌人物之首後妃，殊為不謹嚴也。

至於篇末，與傅維雲議，其初不過所見有偏，及往復再辨，而強辭不準於情理矣。其自雲：「名臣言行，如樂毅、曹彬，章章於正史者，止存其略。」維雲則謂「三代以上聖賢，事已見經籍者，史遷仍入《史記》，史遷所敘孝武前事，班固仍入《漢書》；不以他見而遂略。前人史傳文集，荒僻小縣，人罕盡見，藝文中如樂毅《報燕王書》、韓維《僖祖廟議》，不當刊削。」其說是也。陸氏乃雲：「春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傳》於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於孔子之文，不如叔向、子產之多；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章章於萬世者，曾不一見；《孝經》、《論語》，《文言》、《系辭》，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見。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此則非陸氏之本意，因窮於措辭，故為大言，以氣蓋人，而不顧其理之安，依然詆毀陽明習氣矣。《左傳》乃裁取國史為之，所記皆事之關國家者，義與《春秋》相為經緯。子產、叔向，賢而有文，又當國最久，故晉鄭之事，多涉二人言行，非故詳也，關一國之政也。孔子不遇於時，惟相定公為郟谷之會，齊人來歸汶陽之田，是與國事相關，何嘗不詳載乎？其奔走四方，與設教洙泗，事與國政無關，左氏編年附經，其體徑直，非如後史紀傳之體，可以特著道學、儒林、文苑等傳，曲折而書，因人加重者也。雖欲獨詳孔子，其道無由，豈曰以是尊孔子哉？至謂《孝經》、《論語》、《文言》、《系辭》不入《左傳》，亦為左氏之尊孔子，其曲謬與前說略同，毋庸更辨。第如其所說，以不載為尊，則帝典之載堯舜，謨貢之載大禹，是史臣不尊堯、舜、禹也；二南正雅之歌詠文武，是詩人不尊周先王也；孔子刪述《詩》、《書》，是孔子不尊二帝三王也，其說尚可通乎？且動以孔子為擬，尤學究壓人故習。試問陸氏修誌初心，其視樂毅、曹彬、韓維諸人，豈謂足以當孔子邪？

又引太史公《管晏傳贊》有雲：「吾讀《管子》、《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可見世所有者，不必詳也。此說稍近理矣。然亦不知司馬氏之微意，蓋重在軼事，故為是言。且諸子著書，亦不能盡裁入傳，韓非載其《說難》，又豈因其書為世所有而不載耶？文入史傳，與入方誌藝文，其事又異。史傳本記事之文，故裁取須嚴；而方誌藝文，雖為俗例濫入詩文，然其法既寬，自可裁優而入選也。必欲兩全而無遺憾，余別有義例，此不復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