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夢想
作者:胡適

  新年前的兩日我正在作長途的旅行。寂寞的旅途是我最歡迎的,因為平常某日有應作的事,有不能不見的客,很少有整天可以自由用來胡思亂想的;只有在火車和輪船上,如果熟人不多,大可以終日關在一間小房間裡,靠在枕頭上,讓記憶和想像上天下地的自由活動,這在我們窮忙的人是最快樂的一件事。

  這兩天在火車上,因為要替《大公報》寫新年的第一篇星期論文,雖然有機會胡思亂想,總想從跑野馬的思路里尋出一個好題目來做這篇應節的文字,所以我一路上想的是「我盼望我們這個國家在這新開始的一年裡可以做到的幾件什麼事?」我是向來說平實話的,所以跑野馬的結果也還是「卑之無甚高論」。

  我上了火車,就想起上次十月底我南行時在火車上遇着的一位奇特的朋友。這人就是國聯派來衛生專家史丹巴(Stamper)先生,他是猶哥斯拉夫國的一個偉人,他在他自己國內曾盡力做過長期的鄉村運動,很受人民的敬愛。他在中國十二個月,走遍十六個省份,北到寧夏,南到雲南,到處創設衛生機關。在中國的無數外國專家,很少「也許絕無」人有他那樣勤苦盡力的。

  在平浦的火車裡,史丹巴先生和我談了許多話,其中有一段話我最不能忘記。他說:「先生,中國有一個最大的危險,有一件最不公道的罪惡,是全世界文明國家所決不容許的。中國整個政府的負擔,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政府,全都負擔在那絕大多數的貧苦農民的肩背上;而有資產的階級差不多全沒有納稅的負擔。越有錢,越可以不納稅;越沒錢,納稅越重。這是全世界沒有的絕大不公平。這樣的國家是時時刻刻可以崩潰的。」

  史丹巴先生悲憤的指出的罪惡,是值得我們深刻的慚愧,誠懇的懺悔,勇猛的補救的。我們的賦稅制度實在是太不公道了。抽稅的輕重應該是依據納稅的能力的大小,而我們的賦稅卻是依據避稅的本領的大小:有力抗稅則無稅,有法嫁稅則無稅,而無力抗稅又無法嫁稅的農民則賦稅特別繁重。不但錢糧票附加到幾倍或幾十倍,小百姓挑一擔菜進城,趕一隻豬上市,甚至於裝一船糞過河,都得納重稅。而社會上最有經濟能力的階級,除了輕微到不覺得的間接稅之外,可以說是完全不用納稅。在許多地方,土豪劣紳不但不用納稅,還可以包庇別人不納稅,而他們抽分包庇的利益。都市裡有錢有勢的人們,連房捐都可以不納,收稅機關也不敢過問。所得稅辦到今天,還只限於官吏和公立學校的教員;而都市商家,公司銀行,每年公布巨大贏餘,每年公然分俵紅利,國家從不能抽他一個錢的所得稅。國家財政所靠的三五項大宗收入,關稅,鹽稅,田稅,統稅,其最大負擔都壓在那百分之九十幾的貧苦農民身上。人民吃不起鹽了,窮到刨削地土上的硝鹽,又還要犯罪受罰!

  這種情形真是一個文明國家不能容許的。所以我的第一個新年夢想是夢想在這個新年裡可以看見中國賦稅制度的轉變,從間接稅轉變到注意直接稅,從貧民負擔轉變到依納稅能力級進的公開原則。遺產稅是應該舉辦的;所得稅應該從速推進到一切有營利可以稽查的營業。

  我這回在火車上遇着一位在上海做律師的朋友,他告訴我一個故事,也使我很感動。他說有一天,他同了一位俄國朋友到上海新開幕的「國際大飯店」去吃飯,那位俄國朋友參觀了那個最新式的大飯店的種種設備,忍不住說了一句話:「華麗和舒服都夠得上第一等了,可惜不是中國今日頂需要的?」他接着說:「中國今日還不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中國資本家不應該把他們的財力用到這種奢侈事業上去。」

  我聽了這個故事,很替我們的國家民族感覺慚愧。我們談這件事的時候,火車正到了符離站,車站兩旁的空地上滿堆着一袋一袋的糧食,一座一座的小山,用蘆席蓋着,在那濛濛細雨里霉爛着,靜候「車皮」來運輸!站上的人說車輛實在太少了,實在不夠分配。我眼裡望着那一山一山的糧食袋,心裡想着江南的許多旱區的饑民,想着那每年兩萬萬元的進口外國糧食,又想着前幾天報紙上詳細記載着的交通部新官邸的落成典禮,——我的腦筋又在那兒跑野馬了。我想起民國十六年我過日本時看見大地震後的第四年東京的政府機關多數還在洋鐵皮的屋頂之下辦公,我不能不感覺這幾年我國政府新建築的一些官邸未免太華麗了,不是我們這個不曾解決人民吃飯問題的多難國家頂需要的。我又想:鐵道部和交通部為什麼不能合併作一部呢?為什麼這些國家交通事業不能減政裁人省出一點錢來多買一些必需的車輛呢?為什麼要讓人民的糧食堆積在雨地里受濕呢?我又想起廣東去年起開徵外國米進口稅,暹羅政府就立刻免除暹羅米的出口捐,所以暹邏米入口額仍舊不減退,而湖南運來的米,還不能和洋米競爭。我這樣胡思亂想,就引起了我的第二個新年夢想了。我夢想的是:在這一年裡,我們的政府能充分運用關稅政策和交通政策來幫助解決民食的問題;單有糧食進口稅是不夠的,廣東的先例可以借鏡;我們必要充分辦到全國糧食的生產與需要的調劑,方才可以避免某一區域豐收成災而某一區域嗷嗷待哺的怪現狀。國家的交通機關必須要充分效率化,必須要節省浪費來補充必要的車輛與船隻,必須把全國糧食的調劑為國家運輸政策的一個最重要部分。如果這一年外國糧食進口額能從兩萬萬多元減少到一萬萬元以下,那才不枉負我們又痴長一歲了。

  新年的夢想還多着呢!我當然夢想全國的真正統一,當然夢想全國的匪患肅清,當然夢想全國精誠一致的應付那逼人而來的絕大國際危機,當然夢想中國的學術界在這一年中有驚人的進步……。但火車震動的太厲害了,太長的好夢容易驚破,所以我只能把這兩個小希望寫出來,作為我給《大公報》的讀者賀新年的祝辭。

  二十三,十二,三十

  (原載1935年1月6日《大公報》星期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