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國之侵略戰
假若有人要我用一句話,概括的說明中國的種種現狀,我可以毫不遲疑的答覆:中國正流着血死裡求生的在抗戰。
我們苦戰已經十六個多月了。我們所抵抗的侵略者,是世界三大海軍國的一個,也是全世界四五個大陸軍國之一,我們遭受了一百萬的死傷,我們有若干廣大的區域被侵略者的軍隊占領了,沿海沿江的重要城市:北平、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杭州、南京、蕪湖、九江、廈門、廣州和武漢,都相繼淪陷了。實際上凡外人所認為工商的教育文化的交通運輸的中心要地,不是被侵略者占領,就是被他們摧殘無餘,一百一十一所大學,被敵人破毀霸占或損壞的,在三分之二以上。在內地勉強授課的極少數學府,既沒有設備,且而時時受到空襲的危險。除作戰軍隊的慘重死傷外,因受戰事的影響,以致家破人亡,無衣無食,轉輾流徙,貧病交加的平民,現在有六千萬之多。各地不設防城市的無辜民眾,被日本「皇軍」的轟炸機所殘殺的每天也都是成千累百。
但最嚴重的,是從10月中廣州淪陷以後,所有的海口通通落到敵人的手裡了。換句話說,國外軍火的接濟全被敵遮斷。此後國外軍火供給的來源,全靠腹地的三條後方路線維持:就是西北通蘇聯的陸路,以及通法屬安南和英屬緬甸的路線。但是這三條路線,都是困難重重,而且不是常常可靠。據說在法屬安南方面,因為受了敵人的一再的威脅,曾經不許我們用滇越鐵路運輸軍火。通蘇聯的陸路汽車線雖是暢道,但由蘇聯邊境到重慶,有三千英里,比較三藩市到紐約還長。路這樣遠,油站這樣少,重兵器的輸送,幾乎不可能。通緬甸的公路,還沒有達到可以使用的時期。由此看來,我們通海口與接濟的路線,全被阻斷,就是在利用出口貿易以換取外匯方面也發生了絕大的困難。
這是中國的現狀。方才我說中國正流着血死裡求生的在抗戰是不是言過其實呢?
從漢口廣州陷落以後,社會上和政府中一部分人不免有短時期的懷疑,猶豫甚至失望;這是很自然的。我曾屢次向美國人士說明,拿人身的血肉和金屬製成的優越機械相戰,其人力自有一個限度。到了力量罄竭的時候,常不免有弛頹下來的危機。所以我國人民在此時期的懷疑和猶豫,實在是很自然的現象,也無怪在這個時期內,美國各報紙紛傳和平談判的信息;說是中國有放棄抗戰的考慮。事實上我們的敵人,同時也曾明白表示渴望和平。
但是這個猶疑的時期,也就是偉大決策的時期,很快的,我們的當局,就得到了結論: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中國絕不能企望和平。理由很簡單,就是還沒有絲毫的跡象,可以產生使中國人民相當接受的和平。他們慎重的考慮過各種困難和民族潛伏力之後,肯定的決定繼續抗戰的國策,與侵略者周旋到底。
當蔣委員長詳細告訴全中國全世界這個新決心的時候,特別注重下列幾點:
中國決定繼續其持久全面抗戰的方針。因為抗戰已經真正變成「全面的」了,敵人已經被我們誘入內地了,在地理上和時間上,我們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個月的抗戰,已經達到我們延遲敵人西進的目的。因此我們能夠發展廣大後方的交通和運輸。若干的工業,也能安然的遷到內地。
必須經過絕大的艱難和犧牲,我們才能希望獲得最後的勝利。
我們必須認清這次的抗戰,是個革命的戰爭,正像美國的獨立戰爭,法俄的革命戰爭,土耳其的解放戰爭一樣。在這種革命戰爭的過程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的勝利。
這是中國新決心的鄭重宣言。
對於我國人民,冒了無上險阻艱難,決定繼續抗戰,世界的輿論如何感想?會不會認為這種決定,是絕對的愚昧,僅憑幻想的邏輯做根據呢?
無論世界對我們作什麼感想,我可以肯定的向諸位保證,一個已經犧牲一百萬人民的國家,為了保持他們的生存獨立,決定準備更大的犧牲而抵抗侵略,那就不能妄責他,說他的希望與企願,是僅憑幻想做根據。我們根據十六個月所得的非常艱苦而富有啟發作用的作戰經驗,才慎重的決定了這個國策。從這艱苦的時期中,我們領悟了,我國的將士,能英勇的抗戰,能壯烈的犧牲;我們的人民,忍受了一切的損害和摧殘,對政府從沒有半句怨言,全國——敵軍占領區也在內——民族統一團結的意識,已經毫無疑義的形成了。同時我們知道敵人對於長期戰爭的負擔,確已感覺到不能勝任;敵人的財政逐漸趨於崩潰;對於一個被他認為不堪一擊的國家,敵人正在殫精竭慮的集中一切兵力來苦戰。更使敵人彷徨不安的,是軍實的消耗。這項軍實,是他們歷年積儲起來預備應付更強大敵人的。所以我們只要延長抗戰到一個時期,並非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以至於失敗的。
從我個人用非歷史專家的眼光來看,把我們這次的抗戰,認為是一種革命戰爭,必須用美法俄土革命戰爭的歷史去襯托他才能得到最確切的了解——這句話含有很大的真理。美國的聽眾對於這個歷史的比喻當然最能了解;不久以前,有一位美國朋友寫信給我說:「目前中國困在福奇山谷中,但我希望不久當可達到約克城。」寫這幾句話的時候,我還沒有讀過前面所講的宣言呢。我現在把這個比喻,再詳細說明。
美國第一流科學的歷史家約翰費斯克說:「華盛頓軍隊在福奇山谷中所受的痛苦,曾引起歷史家無限的同情和讚頌。當1777年12月17日的那天,那些可憐的軍隊向冬季營房前進的時候,因為士兵們都赤着足,一路上,鮮紅的血跡,印在潔白的積雪上面,走過的路線非常清楚。23日,華盛頓向議會報告,他營里有二千八百九十八人,都是不堪作戰,因為他們是赤足和沒有服裝的兵士。又因饑寒交迫,病者日多。擠滿了傷病兵的醫院裡,有些竟因沒有稻草鋪在冰凍的地上睡眠,硬被凍死的。在這樣艱苦狀況之下,有時敵人進攻,簡直調不出二千士兵來迎戰。」(費斯克著《美國革命》第二冊第28至29頁)這是1777年冬天福奇山谷的情況。
不久,喬治第三及諾斯爵士領導下的英國政府,提出和議,願意無條件的廢止引起美洲殖民地反抗的切法律,同時又宣言,英國國會將永久放棄在美洲徵稅的權利。並且派了若干代表,備具議和的全權,到美洲來和議會談判。
這確是一個榮譽和平的提議啊。彼時美國的開國者若使接受了這個提議,那麼以後四年間的血戰和犧牲,盡可避免的。但是這樣一來,就沒有美洲獨立的成功和北美合眾國的出現了。
那時美國的開國諸公,毅然拒絕1778年的和平條件,繼續的再奮鬥了四年,終於1781年10月在約克城得到最後的勝利。
我們一定要記得,以後那四年血戰的危險和艱難,就幾乎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和福奇山谷中的情形一樣的。軍事的挫折,領土的喪失,內部的困難,甚至通敵賣國的事是層出不窮的。那時全美政府還沒有組成,聯邦憲章,雖經過了三年的討論,還沒有採用。全美議會的名望日減,權力日弱,議會既沒有向各邦徵稅的權力,只有不斷加印紙幣的一法,以維持抗戰。此種紙幣的價值因而愈跌愈低。華盛頓說:「買一車子的糧食,需要一車的紙幣。」「1780年的初期,一元紙幣的價值,跌到二分。同年年底,十元紙幣,僅值一分。不久紙幣就停止流通了,債款也無法催收。信用蕩然無存,費城一家理髮店,把賬單裱糊四壁」。「在這樣情況之下,軍隊必需的衣食,幾乎無法維持。士兵四個月的餉還不夠他家族買一斗麥,有時這點餉還領不到。終日光了赤腳,吃也吃不飽。」(費斯克著《美國革命》第196至200頁)
這是1780年的情形,但是華盛頓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放棄抵抗。一年以後,在約克城終於獲得了最後勝利,結束了美國革命的軍事階段。
我詳細描述美國革命在1776年至1781年內的種種困苦,不僅是要說明華盛頓統率的美軍,其處境並不比今日抗戰的中國軍隊好多少,並且要證明蔣委員長所以把抗日戰爭稱為革命戰爭,而這種革命戰爭中民族精神必定獲得最後勝利的意義。凡是革命戰爭,都是武器不全而為理想所激發的民眾,和操有裝備優越的正規軍的壓迫者或侵略者作戰。結果最後的勝利總是歸於篤信主義勇敢犧牲而能征服一切困難的一方面。若果說這是一個幻想,那末也是一種使人非常興奮使人非常感動的幻想,所以我國成千累萬的人民決定拿血和生命來考驗一下啊!
在結束我的講演以前,我還有一個觀察,也是根據歷史的比喻的。我要問一句話,就是美國的開國者怎樣能夠逃出福奇山谷走上約克城勝利的路!歷史家都同意,不外有兩種因素。第一革命軍能不顧極大的艱苦,奮鬥到底。但是還有一個同樣重要的因素,就是那時國際情形是幫助了美國革命的。喬治第三的英國為歐洲各大國所厭惡,他們自然同情於美洲的殖民地。全美議會曾派外交團赴歐,主要目的在聯絡路易十六的法國朝廷。團員之中,有那位日後出任第一任駐法公使的佛蘭克林,他和法國訂了商約和軍事同盟,非但借到了四千五百萬鎊的巨款,而且得到法國的重要軍事協助——得到那人數眾多器械精良的法國遠征隊,就是主張美洲孤立主義最力的貝密史教授,也不得不承認「法國在美洲的陸軍和艦隊,與華盛頓軍隊的協同作戰,獲得約克城最後的勝利。法國同盟實在是美國獨立成功的主要原素。每一個美國人民應該永矢弗忘的」。(貝密史著《美國外交史》第31頁)
但是法國的直接援助,並非美國革命成功的唯一原因。那時整個的國際形勢,都是直接或間接對於美國有利的。遠在1778年的時候,英法兩國早已進入不宣而戰的狀態中。西班牙在1779年向英國宣戰。1780年,俄國加塞林女皇宣布了海上自由和中立國權利的原則,立刻就被英國的敵國們接受了。1780年荷蘭也向英國宣戰。所以當英軍在約克城投降的前一年,英國幾乎和全歐各國處於敵對地位,他全世界的殖民地,也飽受法國和西班牙兩國的威脅,在這樣不利的國際環境之下,英政府當然無法增援她在美作戰的部隊,而予實力比較微弱的華盛頓軍隊以致命的打擊。
這種歷史比喻的教訓,是非常明顯的。中國抵抗侵略戰的最後成功,也得靠二種事,第一,中國必須繼續抗戰。事實上中國除抗戰外,也沒有別的選擇。第二,在中國持久戰爭中,也許有一天國際情形轉變到對中國有利而對日本不利。中國並不希冀同情或友好的友邦,實地拿起槍來,幫同我們對日作戰,但是中國確實希望,而並有這權利希望,各民主的及愛好和平國家的男女人士,受了公正觀念和人道正義的驅使,阻止武器和重要軍需原料這樣不人道的繼續輸入一個國家。要知道這個國家,已經被五十多國一致譴責,為違犯神聖條約,破壞世界和平的國家。我毫不遲疑地再加一句,這一個國家也就是今日國際團體中第一個公敵。
- (本文為1938年12月4日胡適在紐約的演講,中譯稿載1939年2月10日、11日重慶《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