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有了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揭露「國防戲劇」為國民黨服務的反動本質
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大批判寫作組
1971年4月2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報》

三十年代中期，叛徒王明、劉少奇一夥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一條向國民黨反動派屈膝投降、叛變革命的路線。王明、劉少奇在文藝界的代理人周揚一夥，為了適應國民黨反革命的政治需要，拋出了「國防文學」這個資產階級口號，對抗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無產階級口號。在「國防文學」的黑旗下，「國防戲劇」一馬當先，夏衍、田漢、陽翰笙等人，既炮製了許多劇本，又主持了大量的演出活動。這就是喧囂一時的「國防戲劇」運動。

從「九一八」事變到「八一五」抗戰勝利，儘管蔣介石反動派不斷地變換着各種策略和手法，忽而叫嚷「攘外必先安內」，忽而高唱「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但是，萬變不離其宗，目的都是為了維持其「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獨裁統治。而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四條漢子」一手操縱的「國防戲劇」發展的歷史，就是投降國民黨反動派，為其反革命政治路線服務，並伴隨着這條反革命路線在策略上的變化而變化的歷史。

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只有反抗才是出路

在日寇加緊對華侵略，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的嚴重時刻，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發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莊嚴號召。這是救亡圖存唯一正確的道路。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卻反其道而行之，仍然頑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政治路線。

一九三六年初，「國防戲劇」的代表作《賽金花》便適應國民黨的需要而出籠了。要知《賽金花》的底細，我們且看蔣介石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叫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對各友邦為坦白誠摯之周旋，自信必有內外相諒之一日」。這是一種典型的侵略有理、抗日有罪、賣國有功的反革命論調。蔣介石誣衊我們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鬥爭是「自伐」，是日寇侵略的根源，為其瘋狂反共製造理論根據。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武裝反抗日寇的侵略，蔣介石卻說，不能反抗，只要對「友邦」實行「坦白誠摯」的「周旋」，就能得到友邦的「相諒」。夏衍的《賽金花》，正好為蔣介石的這段話作了註解。在《賽金花》裡，夏衍竟把義和團誣衊為「拳匪」，胡說由於他們的盲目排外，才「招致了八國聯軍的攻擊」，造成了民族的災難。這分明是在替蔣介石的「安內」製造口實。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夏衍恭請漢奸妓女賽金花出來現身說法。據說由於她在八國聯軍及其頭子瓦德西面前進行了「坦白誠摯之周旋」，才得到了「友邦」的諒解，「拯救」了北京城，使老百姓「免遭」殺戮。這是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所謂「周旋」，就是妥協投降、賣國求榮的代名詞；所謂「相諒」，無非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之間骯髒買賣拍板成交的遮羞布罷了。至於賽金花身上那種被夏衍所稱道的「包藏着一切女性所通有」的「人性」，恰恰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階級性。寫歷史從來都是為現實服務的。「四條漢子」鼓吹賽金花道路，就是鼓吹蔣介石投降賣國的反革命道路。

「攘外」是假，「安內」是真。反共利於賣國，賣國必須反共。叛徒陳白塵拋出的反共歷史劇《石達開的末路》，就是在蔣介石嚎叫紅軍長征「兆其末路」時炮製出籠的。《末路》就是把蔣介石的反共叫囂塞進歷史的軀殼裡，搬上舞台，妄圖用石達開的末路詛咒紅軍的長征，破壞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對紅軍北上抗日的必勝信念，以達到瓦解革命人民鬥志的惡毒用心。《賽金花》和《石達開的末路》正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反革命路線孕育下的一對雙胞怪胎，也是王明、劉少奇階級投降、民族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毒汁澆灌下的兩株大毒草。

然而，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抗日洪流洶湧澎湃，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革命路線終於戰勝了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路線，「國防戲劇」的代表作所代表的反革命願望也宣告破產。

依靠人民戰爭戰勝民族敵人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的炮聲，宣告了中國神聖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爆發。毛主席英明地指出：「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徹底地戰勝日寇。」「我們的基本口號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得到全國人民的堅決擁護和熱烈響應，從而出現了一種生氣蓬勃的抗日新氣象。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國民黨反動派，實行賣國投降政策，採取不抵抗主義，對抗我們黨所提出的「全面抗戰」的革命主張。

此時此際的「國防戲劇」又「獲得了新的主題」，「四條漢子」表現得異常活躍。一時間，田漢的《蘆溝橋》，夏衍等人的《保衛蘆溝橋》等毒草，紛紛破土而出。在這些劇本里，他們以宣傳「抗戰」為名，極力掩蓋國民黨不抵抗主義的真相，大肆吹捧國民黨的「豐功偉績」，拚命為國民黨爭奪抗戰的領導權。毛主席在當時就強調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是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這是民族投降主義的大本營。」他們「引導中國去適合日本帝國主義的利益，使中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使所有的中國人變為亡國奴。」然而，「四條漢子」卻大唱反調，公然醜態畢露地向國民黨頂禮膜拜，說什麼：「我們深欣政府當局的抗戰決心，因為這不僅是洗盡了我們民族過去的羞辱和憤恨，且征示了我們民族復興的先聲」。夏衍、田漢之流還在他們的劇本中杜撰了一些諸如這樣的情節：讓作為人民代表的農民和大學生，下跪苦苦哀求國民黨軍隊「替老百姓做主」，甚至於給它戴上了「老百姓的花」的桂冠，把國民黨軍隊美化成「人民軍隊」，抗戰的「中堅力量」。毛主席在抗戰的最初幾個月，就反覆強調必須徹底改造國民黨政府和它的軍隊，才能適應抗戰形勢的需要。「這個問題不解決，戰爭的勝利是無從說起的」。「四條漢子」卻為虎作倀，在他們的筆下，只要依靠國民黨政府和軍隊，就可求得民族的解放。這是明目張胆地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公開替國民黨爭奪抗戰領導權製造反革命輿論。

關於抗戰領導權的鬥爭，是關係到中華民族能否解放的頭等大事。毛主席針對當時黨內以王明、劉少奇為代表的右傾投降的危險傾向，及時地向全黨敲起了警鐘：「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毛主席徹底批判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深刻地闡述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堅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但是，叛徒王明、劉少奇卻頑固地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他們奴顏媚骨地吹捧國民黨「領導」了「軍民抗戰」，喋喋不休地歌頌獨夫民賊蔣介石是抗戰的「領袖」。他們把抗戰的領導權，雙手呈獻在國民黨蔣介石的面前。「四條漢子」的「國防戲劇」就是他們這一夥叛徒妄圖出賣抗戰領導權的罪惡紀錄。夏衍在他炮製的全面美化國民黨的反動劇本《黃花崗》的「尾聲」里，跟着王明、劉少奇的腔調，竟然無恥叫喊「要記住」蔣賊的「訓示」。完全暴露了他們正是蔣家王朝的乏走狗！

由於國民黨在政治上繼續壓迫人民和軍事上的逃跑主義，在戰場上造成了一潰千里的慘敗。短短一年間，國民黨就喪失了華北、華東和華中的大片土地。嚴酷的事實徹底粉碎了國民黨領導抗戰的神話，宣判了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死刑。國民黨為了掩飾其喪師失地的罪行，平息人民的不滿，在武漢失守後，蔣介石發表了一個臭名昭著的《告同胞書》，大言不慚地宣稱潰退和逃跑是什麼「長期抗戰的根本之方略」。恰在這時，夏衍又炮製了《一年間》。劇本通過一個所謂地下工作者的活動，為早已被唾棄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聲嘶力竭的宣傳。夏衍按照蔣介石定下的調子，把一年來國民黨戰場上的慘敗歸結為「戰爭上失敗，戰略上成功」，鼓吹失利即是勝利，逃跑便是英雄的精神勝利法。

跟節節敗退的國民黨戰場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不斷取得勝利的解放區戰場。林彪同志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親自指揮了威震中外的平型關戰役，取得了抗戰以來第一次偉大的勝利。八路軍、新四軍乘勝挺進敵後，遵照毛主席的偉大教導，發展人民戰爭，開闢了大片敵後根據地，給日寇以嚴重的打擊，迫使敵人停止了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贏得了抗戰相持階段的偉大勝利。歷史事實無情地粉碎了王明、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的傳聲筒——「國防戲劇」製造的無恥謊言。

反投降、反分裂，把民族解放戰爭進行到底

武漢淪陷後，日寇對國民黨採取了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方針，加緊推行「以華制華」的政策，鼓勵蔣介石加緊反共，妄想分裂和破壞抗日民族統一陣線，以達到其侵略的目的。在日寇誘降、英美勸降和共產黨力量空前發展的鬥爭形勢下，蔣介石賣國集團，把槍口對準堅決抗戰的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人民。投降、分裂成了時局最大的危險。叛徒王明、劉少奇在「合作」、「統一」的幌子下，犧牲原則，積極為國民黨反動派的限共、溶共政策和投降分裂活動效勞。為了克服抗戰面臨着的嚴重危機，毛主席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同國民黨反動派和黨內右傾機會主義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這時，「四條漢子」鼓吹的「國防戲劇」，除了繼續為國民黨反動派樹碑立傳外，又增添了新的內容：美化漢奸，販賣漢奸哲學，含沙射影地攻擊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武裝。

田漢改編的湘劇《新會緣橋》，以明朝戚繼光的故事為背景，美化一個投降敵人當了漢奸的大地主傅員外。這個漢奸居然「良心」發現，營救愛國志士脫險，用賄賂得到允許在會緣橋上放賑，「周濟饑民」。在「四條漢子」眼中，歷史上的漢奸固然可以寫他「輸捐救國」，現實中的漢奸就更富於「愛國」的「骨氣」。陽翰笙的《兩面人》中的主人公祝茗齋，也是這樣一個人物。他霸占了一座大茶山，還操縱着一支包括國民黨敗兵在內的武裝「自衛隊」，打着抗日的旗號，干着賣國的勾當。這樣一個漢奸大資本家，卻被陽翰笙捧為人民的「衣食父母，平安菩薩」，抗戰中必須依靠的愛國力量。田漢筆下的傅員外，陽翰笙筆下的祝茗齋，正是臭名遠揚的「曲線救國」論的黑標本。當時，在「曲線救國」的掩護下，蔣介石指使大批軍隊投敵，形成了日、蔣、偽合流，聯合反共的反革命聯盟。傅員外勾結民族敵人，被吹噓成「救國救民」；祝茗齋與日寇「合辦實業」，被美化為「有利抗日」、「復興中國」。在「四條漢子」起勁地對漢奸的頌揚中，我們不是清楚地看到他們那和國民黨反動派、和王明、劉少奇一模一樣的帝國主義奴才的醜惡嘴臉嗎？

這時期，在蔣管區重新出現了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的局面。「四條漢子」不僅替「曲線救國」張目，而且利用歷史劇，為蔣介石製造的反共高潮擂鼓助威。國民黨製造的屠殺共產黨人的皖南事變發生後，全國人民忍無可忍，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國民黨進行了無情揭露，堅決鬥爭，結果是「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被擊退以及由此產生的國民黨政治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政治地位的提高」。這時，蔣介石被迫採取「退兵」策略，假惺惺地強調什麼「國防」，宣傳什麼黨派觀念已經陳舊。這是蔣介石慣用的強盜裝正經的卑劣伎倆。主子的口氣變了，奴才的腔調也跟着改變。一九四一年九月，陽翰笙拋出了反革命歷史劇《天國春秋》，竟然把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歪曲比擬為太平天國的「楊韋內訌」，叫嚷什麼不要「自相殘殺」。叛徒陳白塵也把他的反共歷史劇《石達開的末路》，改造成《大渡河》，特意增添和渲染了楊韋內訌的情節。「四條漢子」在「團結」、「抗戰」的幌子下，妄圖束縛共產黨和革命人民的手腳，為蔣介石血腥屠殺新四軍開脫罪責。他們的反革命罪證，是永遠也賴不掉的。

在毛主席抗戰、團結、進步方針的指導下，我們黨排除了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干擾，領導着全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終於制止了國民黨的投降分裂活動，粉碎了日寇的「以華制華」政策，取得了反投降、反分裂、把民族解放戰爭進行到底的偉大勝利。歷史又一次證明：叛徒王明、劉少奇之流是國民黨的忠實走卒，「四條漢子」的「國防戲劇」演的就是國民黨反共、反人民的醜劇。但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他們的反革命陰謀卻是永遠不會得逞的。

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應該屬於人民

一九四三年，經過六年英勇奮戰的中國人民，終於看到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曙光。這時，躲在峨眉山上的蔣介石，迫不及待地拋出了他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國之命運》，污衊共產黨「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暗示兩年內要「解決」共產黨，並恬不知恥地狂叫「中國的命運寄托在中國國民黨」，為重新發動內戰作輿論準備。

《中國之命運》一出籠，國民黨反動派就開動一切宣傳機器，為之大吹大擂。在這一場反革命大合唱中，「四條漢子」一夥，又出來大顯身手。他們筆桿一搖，就新戲登場。其中有兩齣戲最值得注意：一出是於伶的《杏花春雨江南》，一出是陳白塵等的《勝利號》。前者得到了國民黨的獎狀，後者是在國民黨四川省黨部的直接授意下編造的。

打開《杏花春雨江南》的扉頁，就可看到蔣介石的一段所謂「關懷」和「救援」淪陷區同胞的鬼話。於伶學着蔣賊的腔調，在劇本中胡說江南淪陷區人民象「大旱之望雲霓」似的西望重慶，急待蔣賊及其軍隊前來「救援」，並且準備「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是「四條漢子」及其同夥唱出的一支「盼蔣歸來辭」。他們假冒「淪陷區同胞」的名義，為蔣賊重返反革命老巢南京而製造「民意」。

正當那些冒牌的「淪陷區同胞」西望重慶之際，「勝利號」從重慶起錨開航了。這是「四條漢子」們為蔣介石譜寫的一支反革命的「勝利狂想曲」。在這條從重慶開往南京的「勝利號」輪船上，滿載着所謂「抗戰功臣」——國民黨的「接收大員」。這群人所宣揚的政治理想，正是蔣介石所描繪的一幅法西斯專政的美妙藍圖。劇本前言裡說：《勝利號》「預示了一個政治上的新猷——憲政的實施與總統的選舉。」好一張「自由民主」的畫皮！揭穿了，所謂「憲政的實施與總統的選舉」，不過是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反共決議的照本抄錄罷了。毛主席在《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的光輝著作中，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蔣介石的「一堆騙人的空話，而其實是為着準備打內戰和永不放棄反人民的獨裁政治這一目的，爭取其所必要的時間。」那麼，「實施」和「選舉」結果怎樣？劇中偽國大代表施民權（即「實施民權」之意）喊出了「四條漢子」們的心聲：蔣介石「一定當選」大總統。「四條漢子」之流反革命心切，在這裡，他們原形畢露，公開地提前給獨夫民賊蔣介石投了大總統的選票。因此，這個《勝利號》，就是「四條漢子」及其同夥獻給蔣賊的一張「勸進表」。其時，中國人民正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奮戰黃河上下，馳騁大江南北，為爭取抗戰早日勝利而流血犧牲英勇鬥爭。「四條漢子」們卻嘔盡心血，陰謀把抗戰的勝利果實送給國民黨反動派，藉以博取蔣賊的青睞，真是無恥之尤！

抗戰勝利果實屬於誰，這是關係到中國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四條漢子」在戲劇舞台上為蔣介石搶奪勝利果實大造反革命輿論，而他們的主子叛徒劉少奇也在勝利到來的時候，更加猖狂地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明目張胆地兜售「和平民主新階段」的反動理論，妄圖把人民武裝和勝利果實奉獻給國民黨反動派。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那歷史就將倒退，中國就將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法西斯獨裁統治的黑暗舊世界。偉大領袖毛主席堅定地指出：「抗戰勝利是人民流血犧牲得來的，……抗戰的果實應當歸給人民。」「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中國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導，用戰鬥保衛了勝利果實，並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四條漢子」的「杏花春雨」早已凋零為「落葉西風」，他們那反革命的「勝利號」，也早被革命怒濤擊得粉碎！中國革命實踐反覆地證明了一條真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才是指引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光輝旗幟！

「國防戲劇」就是為國民黨服務的戲劇，它的總導演就是蔣介石。這是歷史對「國防戲劇」所作出的結論。

三十多年前，關於文藝界的「兩個口號」之爭，深刻反映着黨內兩條根本對立的政治路線的尖銳鬥爭。儘管劉少奇、周揚等一夥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們早就叫嚷什麼「休戰」，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停止向無產階級進攻，兩條路線鬥爭一直在激烈地繼續着。解放後，他們頑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猖狂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們大搞復活三十年代文藝活動，為「國防文學」翻案；在戲劇上，甚至叫囂要用民主革命階段戲劇運動的「經驗」，來「改造」新中國的戲劇。

「四條漢子」在解放後推行的反革命文藝黑線，正是「國防文學」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和發展。不同的只是：他們把「國防」的招牌換上了「全民」的商標，在「革命」的字號上再塗上一層「為民請命」的金粉。但是，招牌雖改，貨色依舊。他們站在被推翻的反動階級的立場上，惡毒地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妄想復辟資本主義。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四條漢子」。但是，從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國防文學」陰魂不散，路線鬥爭從未休戰。我們一定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把肅清「四條漢子」流毒的鬥爭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