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在中國
杜威，是在1859年10月20日出生的，1952年去世，活了九十三歲。今年10月，自由世界將有許多地方要為他舉行誕辰百年祭。
四十年以前，也即1919年的年初，杜威教授和他的夫人阿麗絲女士（Alice C. Dewey）離開美國到遠東來旅行。那次旅行，本來只是為的消遣，可是在他們離開舊金山以前，東京帝國大學就有電報給杜威，請他作一系列的講演，他答應了。以後，他又接受了日本其他學術教育機關的邀請，講演過好多次。
當他在日本的時候，中國有五個教育團體聯名請他。請他到北京、南京、上海和其他幾個城市來講演，他也接受了。他們夫婦是在1919年5月1日到上海的。那一天，正是5月4日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的前三天。那次學生運動，就是後來大家所常說的「五四運動」。
杜威夫婦，原來打算過了夏天就回美國的。後來，他們變更了計劃，決定在中國留一整年。這是由於那次學生運動大大地引起了他們的興趣，他們要看一個究竟。哥倫比 亞大學准了杜威教授一年的假，以後，假期又延長到兩年。所以他在中國的時間，總共是兩年又兩個月，就是從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
杜威夫婦，對於那次學生運動感到濃厚的興趣。關於這一點。杜威小姐（Miss Evelyn Dewey）在《杜威夫婦信札集》（「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Jan. 1920）的序文中曾經提到。她是這樣寫的：「為爭取統一、獨立和民主而發動的熱烈奮鬥，正在中國展開；這一奮鬥，迷住了他們，使他們改變回國的計劃。原來的計劃，是預定1919年夏天就要回國的。」所以，為說明杜威在中國的時代背景，就得把五四運動和它波及全國的影響，講個大概。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到幾個月，巴黎和會在討論和約的最後部分的若干條款。這個時候，中國人的希望，是想在和會裡面，靠威爾遜的十四點理想（這些理想，到現在還是全世界所嚮往的），把若干不平等的國際待遇糾正過來。但是，到了1919年的5月初，中國得到了確實報告，說是威爾遜總統對於中國所提出的山東問題的要求，已經無能為力了。中國所要求的，是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租界及一切經濟利益，可是和會已經決定把山東問題讓日本與中國直接談判。這樣一來，中國代表團沒有辦法；中國政府沒有辦法；中國人民失望、〔也沒有〕辦法。
5月4日是個星期天。北京所有的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的學生召開了一個大會，抗議巴黎和會的決議，並請政府訓令在巴黎的中國代表團拒絕這個決議。這件事完全是青年們愛國心的自動爆發。可是共產黨徒偏要說五四運動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由中共策動和領導的。這全然是個謊言。事實上，1919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一個共產黨徒。學生大會，經過一番激昂的講演，通過了一些決議案以後，接着就是示威遊行。當時因親日政策而聲名狼藉的外交部長，他的住宅被示威的群眾衝進去，在座的駐日公使被毆打。在這個混亂當中，有人放火把房子燒起來，這把火，或許是為的要嚇走示威的群眾而放起來的。後來，學生們在返回學校的途中，有很多人被捕了。
這就是四十年前5月4日所發生的事件。
北京學生運動的消息傳了出來，各地的學生和其他各界的人，馬上響應，形成了一個全國的運動。這個時候，杜威夫婦還在上海。
6月初是學生運動最高潮的時期。杜威夫婦到了北京，親眼看到成千成百的學生在街頭講演，宣傳抵制日貨，挽回權利。6月5日杜威夫婦寫給他家中女兒們的信里說：「此刻是星期四的早晨，昨天晚上我們聽說，大約有一千左右的學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學己做了臨時『監獄』，法學院的房子已關滿了人，現在又開始關進理學院的房子。」
同一天的夜晚，他們又給女兒們報告一個最驚人的消息：「今天傍晚的時候，我們從電話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學周圍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們住的帳篷也都撤掉了。接着，在那裡面的學生們開了一個會，決議要質問政府能不能保證他們的言論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證言論自由，他們就不離開那裡。因為他們是打算還要講話的，免得再度被捕又關進來。這些學生不肯離開這個『監獄』，倒給政府很大的為難。」
據後來杜威夫婦的解釋，政府這樣丟臉地屈服，是由於上海的商人為抗議成千的學生被捕，在前天罷市了。他們在信中說：「這是一個奇怪的國家。所謂『民國』，只是一個笑話。可是，在某些地方，又比我們更民主些。這裡有完全的社會平等，但婦女除外。議會，十足地是個虛幌的滑稽劇，但自動自發的輿論，像現在這樣，卻有異常的影響力。」
6月16日杜威夫婦寫回家的信，說是三個親日的高級官員已經辭職，學生罷課已經終止了。
7月2日，他們的家信上寫着：「這裡的政治氣氛又緊張了。據說中國代表團沒有在和約上簽字。」兩天以後，他們又這樣寫：「中國不簽和約，這件事所含的意義是什麼，你們是不會想像得到的。政府的全體官員贊成簽約；一直到十天以前，總統還說簽約是必要的。不簽約這件事是輿論的勝利，而且是一些青年男女學生們所掀起的輿論。」
我引用杜威夫婦那些家信裡面的話，是想讓大家知道他們到北京以後的初期觀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這個「奇怪的國家」對於他們具有一種奇怪的魅力。他們決定在中國多留些時，起先是預備一年，最後是兩年又兩個月。中國二十二省，他們到過十一省，華北四省，華中五省，華南兩省。
關於歡迎杜威講演所做的準備工作，這裡也得簡單地提一提。在他來到中國的前一個月，主持這件事的團體要求我把實驗主義的發展作一個有體系的公開介紹。我接受這個要求，在北京作過四次講演。我從皮爾士（Charles S. Peirce）和詹姆士（William James）講起，特別着重在杜威。此外，對於杜威教育哲學的介紹，也有一系列的文章在上海發表，主編人是蔣夢麟博士。他是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學生之一。
杜威的講演，都經他的學生們當場翻譯成中國話。他在北平和山東、山西兩省的演講，都是我給他翻譯的。他在北京的幾種長期講演，我們也挑選了幾位很好的記錄員，把全篇講詞記錄下來，送給日報和雜誌上發表。這個著名的《杜威五種長期講演錄》總共有五十八篇，經各報刊全文登載。後來印成單行本，大量發行，在1921年杜威離開中國以前，已經出版到第十版了。以後三十年，也不斷地再版再版，直到共產黨把它禁掉為止。
這五種講演的題目，可以使我們看出杜威所講的是些什麼：
一、近代教育的趨勢三講。
二、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十六講。
三、教育哲學十六講。
四、倫理學十五講。
五、思想的派別八講。
除此以外，他在北京的講演，還另有兩種：
六、美國民主政治的發展三講。
七、現代的三位哲學家三講。（三位哲學家是詹姆士William James，柏格森Henri Bergson和羅素Bertrand Russell。這三次講演，是因為1920年羅素也要到中國來講學，所以特地請杜威預先給羅素作點介紹。）
他在南京的講演，包括三種：
一、教育哲學十講。
二、哲學史十講。
三、實驗的論理學三講。
杜威博士，對於每次講演，總是預先用他自身攜帶的打字機把大綱打好，交一份給翻譯的人，讓他能夠事先想好一些適當的中國詞句，以便到時翻譯。在北京講演的時候，那些講演大綱，總在每次講完以後，又交給那些作記錄的人。讓他們校對一番，再拿去發表。最近我曾經把這些中文翻譯的講演詞再讀一遍，時間已過了四十年，我對於這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還有一種親切之感，我還能夠回憶到他在課堂內或者在很多聽眾的面前那種字斟句酌的神態。
在各城市作了一年的公開講演以後，杜威博士又答應了朋友們的請求，在中國再留下一年。這一年主要地是作北京大學的客座教授，向高級班的學生直接用英語講學，不用翻譯。其餘的時間就在北京和南京的高等師範講演。那時候，杜威的學生們在北京、南京、蘇州和上海這些地方，創辦了幾個「實驗學校」，其中有的就叫做「杜威學校」，像南京高等師範所附設的那所實驗學校就是的。杜威對這些新辦的「實驗學校」，很感興趣。
杜威夫婦，1921年離開中國。1922年10月，全國教育會在濟南開會，對於國民學校的制度與課程經過一番嚴密的討論以後，加以徹底的修正。1922年新學制第四條規定：「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兒童個性的發展，在創立學制時，應予以特別注意。嗣後，中等和高等學校，必須實行選科制。所有的小學，編級與升級必須實行彈性制。」1923年的新小學課程和1929年的修正課程，也都是着重於「兒童是學校中心」這個觀點。從這些地方，我們很容易看出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
杜威在四十年前，1919年5月到中國。四十年來他給中國的影響，我們能夠作個大概的估計嗎？
這種估計是不容易作的。因為這個四十年，多半是大動亂時期，內戰、革命、對外戰爭，——包括若干年的國民革命，八年的對日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多年的剿共與大陸淪陷於共黨。在這種大混亂中，許多人流離顛沛，許多人家敗人亡，大家都是受苦受難而普遍地不安。在這種情形下，要想估計任何一個思想家或任何思想派別對於人們的影響，實在是太難了。
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下，共黨政權倒給了我們一種想不到的幫助，使得我們能夠估計估計杜威對於中國的影響。這就是因為他們對於杜威的實驗主義，對於杜威的信徒們，發動了一個普及全國的攻擊與清算。這種大規模的清算，早在1950年就開始。不過在那個時候，只是發表幾篇溫和的文章，批評杜威的教育理論而已。那些文章都是授意寫成的。文章裡面引用了好幾位美國人批評杜威的話，來支持他們的論點，像孔德爾（Kandel）、波得（Bode）、魯格（Rugg）和胡克（Sidney Hook）的話，都被引用過。可是到了1954、1955年間，這種清算運動，開始激烈起來。這時，共黨政權有計劃地策動各方面一致地來對付胡適思想，清算胡適思想的毒素。清算的範圍，包括哲學、歷史、哲學史、政治思想、文學、中國文學史等方面。僅僅在1954、1955這兩年當中，就發表了三百萬字的文章，清算「胡適幽靈」，驅逐「胡適幽靈」。而且每一篇攻擊我的文章，幾乎必然地要罵到杜威，罵他是毒素的根源。
在這許許多多清算胡適思想的文獻當中，有些文章坦白地承認了杜威的「邪惡」影響，承認了杜威哲學和方法的影響，承認了這個「腐臭的」中國杜威——胡適應用這種哲學與方法所引起的影響，也承認了那些「盲從附和的」信徒們的影響。在共黨控制的區域裡，對這種「毒素」的影響竟這麼重視，憑着這一點，我們對於杜威給中國的影響，不就可以得到一個頗為可靠的估計嗎？
關於這一類的文獻，我只引一點在這裡：
一、1950年10月1日出版的《人民教育》登載了曹孚《杜威批判引論》一文，那上面講：
假使我們要批判舊教育思想，我們首先應該批判杜威。……杜威的教育思想支配了中國教育界三十年。他的社會哲學和一般哲學，在一部分中國人中間，也有一定的影響。
二、杜威派的大教育家之一陳鶴琴，他對於上海學校的現代化曾負過責任，1955年2月他在江蘇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會議上被迫作公開認罪。認罪的《坦白書》全文登載在1955年2月28日的《文匯報》。其中有這樣一段：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毒素是怎樣散布在中國的？主要地是通過杜威自己來華講學，宣揚他的實用主義哲學和反動的教育思想；通過杜威當年的一個反動思想大本營——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留學在那裡的經常有三百人之多，從辛亥革命起一直到解放以前，這三十多年來，上萬的中國留學生帶回來杜威反動實用主義主觀唯心論思想和杜威反動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其中最顯著的，當然要算杜威在中國的幫凶胡適了。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作為一個曾經中過杜威實用主義反動教育思想毒素很深的一個中國留學生，作為一個曾經替杜威在中國傳播過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影響的傳聲筒的我，要在這裡向這個教育史上的教育界大騙子，杜威，進行嚴厲的控訴。
三、王若水《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上說：
古典文學研究的領域，……這個陣地，三十多年來基本上一直被資產階級唯心論（也即實驗主義）的代表胡適派占據着。儘管解放後學術界已經承認了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古典文學研究領域中的胡適派影響，卻依然沒有受到應有的清算。」（見1954年12月5日《人民日報》——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的機關報）
四、孫定國《批評胡適哲學思想的反動實質》上說：
……可是，腐鼠散布了瘟疫。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思想的毒害，不僅是滲透到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中，而且也遠滲透到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甚至自然科學領域中；顯然，在哲學方面影響更大。（見1954年11月15日北京《光明日報》）
杜威，他的門徒，以及他的中國朋友們留下來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上面所引的那些話已足夠給我們一個概念了。照他們講，杜威和其門徒們的實驗哲學和方法，已經支配了我國教育三十年，曾經滲透到中國文學、語言、歷史、哲學，乃至自然科學等方面。
在杜威的實驗主義當中，究竟有些什麼使得共黨政權這樣恐懼，以致要用三百萬字的寫作來攻擊清算呢？
當我把這一大堆的文字仔細一看的時候，我不得不笑他們那種驚慌憤怒的神態。我看出那些赤色的主子和奴隸們所最怕的、所想消滅的，只是杜威的「思想的哲學理論」（A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inking）。這種思想的哲學理論，杜威在他的論理學中講到，尤其是他那本《我們怎樣思想》（How We Think）更使這種理論出了名。依照這種理論，思想並不是一種消極性的活動，不是從一些沒有問題的絕對真理去作推論，而是一個有效的工具與方法，用以解決疑難，用以克服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難的。杜威說，思想總是起於一樣疑惑與困難的情境；接着就是研究事實的真相，並提出種種可能的假定以解決起初的疑難；最後，用種種方法，證明或證實那一種假定能夠圓滿地解決或應付原先激起我們思想的那個疑難問題或疑難的情境。這就是杜威的思想論。過去四十年我曾經努力使它普遍化。我指出，這種思想論是對於科學方法的一個適當分析，同時也是對於中國考據法的一個適當分析。考據法是最近三百年當中，中國的經學大師使用得很成功的方法。由此可以知道，科學方法的精神就在於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從這個思想的概念，很自然地會產生兩個明顯的系論來。第一，人和社會的進步，靠的是積極地運用智慧以解決一些真實而具體的問題。杜威說：「進步總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買，不能批發。」這種觀念，是共產黨徒所不容的，共產黨徒所相信的，是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他們以為，這種革命可以在一夜之間帶來全面的進步。
第二個系論，同樣地也是共產黨徒所不容的。那就是說，在合理的思想過程中，所有的理論，所有的學說，統統不能看作是絕對的真理，只能看作是有待考驗的假設，有待於在實用中加以考驗的假定；只能看作是幫助人類知識的工具和材料，不能看作是不成問題，不容考據的教條，因而窒息了人類的思想，杜威在北京講演「道德教育」的時候說：「要經常培養開闊的胸襟。要經常培養知識上誠實的習慣。而且要經常學習向自己的思想負責任。」這些話足夠嚇得共產黨徒神經錯亂，也足夠激起他們對社威、對實驗主義、對胡適的幽靈，來一次好幾年的痛擊和漫罵。
說起來是很有趣的：共產黨對杜威、實驗主義，和胡適幽靈的痛擊與漫罵，是從1954年對一本小說名著的討論而開始的。這本小說是十八世紀的名著，書名叫做《紅樓夢》。為什麼這樣開始呢？因為四十年前，我用了科學的研究法研究《紅樓夢》的作者，作者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以及這本小說原文方面的若干問題。後來幾年，有許多從未發現的材料被我發現，所有這些材料更加證實了我以前所求得的結論。這是我自覺地把杜威的思想論和思想方法應用在一本名著的考證上。同樣的方法，我也應用在其他幾本小說的考證上，也應用在中國思想史、宗教史的許多難題的研究上，其中包括佛教、禪宗的歷史。
我對於《紅樓夢》考證，就是用實例來闡明杜威的思想論，並且使它大眾化。就這方面講，《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小說，是最好的材料。約在三十年以前（1930年12月），因為出版家的要求，我編了一本《胡適文選》，其中選進了三篇關於《紅樓夢》考證的文章。《文選》的序文是想寫給青年讀者看的。在那裡，有些話是就《紅樓夢》考證這方面講的：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這些文字裡，我要讀者學得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科學精神在於尋求事實、尋求真理。科學態度在於撇開成見，擱起感情，只認得事實，只跟着證據走。科學方法只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沒有證據，只可懸而不斷；證據不夠，只可假設，不可武斷；必須等到證實之後，方才奉為定論。
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斯、列寧、斯大林牽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着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盡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種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以上這些話，是由於我對青年抱着無限的愛、無限的希望而寫出來的。因為這些話，我召來了好幾年的攻擊和數百萬字的漫罵，這些攻擊和漫罵不僅是以我為目標，而且也牽累到我所敬愛的師友，——杜威先生也遭受攻擊和漫罵。但是，各位女士和先生們，這些漫罵的文字，也同時使我感覺到愉快和興奮，因為我覺得杜威在中國花掉的兩年又兩個月的時間，並不是完全白花的。我個人四十年來的一點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費的。杜威和他的學生畢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這種「毒素」對於馬列主義的奴化瘟疫，還會發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 （本文為1959年7月16日胡適在夏威夷大學所作的英文演講，夏道平譯文載1959年8月16日《自由中國》第21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