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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問十二道

【武成王廟問進士策二首】

問：學者言三統之義備矣。然自孔子刪修六經，與其弟子論辯堯、舜、三代之際甚詳，而於正朔獨無明文見於經者。三正，王者所以正一統，蓋大法也。豈宜略而不言歟？抑隱其義以寓見諸書歟？或者經籍散缺而失之歟？自漢以來學者多增三統之說，以附六經之文。今所見者，特因漢儒之說爾。當漢承秦焚書，聖經未備，而百家異說不合於理者眾，則其言果可信歟？夫眾辭淆亂質諸聖，今考於六經，孔子所筆，何說可以驗其信然歟，不然，商、周未嘗有改歟？豈其不足為法，聖人非之而不言歟？請稽三王之舊典，考六經之明文，以祛厥疑。敢俟來對。

問「禮樂，治民之具也。王者之愛養斯民，其於教導之方，甚勤而備。故禮，防民之欲也周；樂，成民之俗也厚。苟不由焉，則賞不足勸善，刑不足禁非，而政不成。大宋之興八十餘歲，明天子仁聖，思致民於太平久矣。而天下之廣，元元之眾，州縣之吏奉法守職，不暇其他，使愚民目不識俎豆，耳不聞弦歌，民俗頑鄙，刑獄不衰，而吏無任責。夫先王之遺文具在，凡歲時吉凶聚會，考古禮樂可施民間者，其別有幾？順民便事行於今者有幾？行之固有次第，其所當先者又有幾？禮樂興而後臻於富庶歟？將既富而後教之歟？夫政緩而迂，鮮近事實；教不以漸，則或戾民。欲其不迂而政易成，有漸而民不戾者，其術何云？儒者之於禮樂，不徒誦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獨學於古，必可施於今。願悉陳之，無讓。

【問進士策三首】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塚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異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跡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鬱鬱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古者為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其於眾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則為繁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眾務，何其忽而簡也！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民，刑以防之，此其淺者爾。今自宰相至於州縣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其急在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仁義，吏不知所以為，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乎？夫治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為國百年，而仁政未成、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不可卒成，用於今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修復之方，其術何始？跡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於諸儒之說，獨中庸出於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其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者，何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學而知之者，誰可以當之歟？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於事，必問於人而擇焉，故曰「舜好問」。禹之於事，己所不決，人有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後知而必改，故曰「改過不吝」。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之思慮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湯與孔子常有過。此五君子者，皆上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之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已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於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如何？

【南省試進士策問三首】

問：昔者禹治洪水，奠山川，而堯稱之曰萬世之功也。蓋遭大小，莫如堯；致力以捍大患，莫如禹；別四海、九州、山川地形，盡水之性，知其利害而治之有法，莫如《禹貢》之為書也。故後世之言知水者，必本於禹；求所以治之之法與其跡者，必於《禹貢》。然則學者所宜盡心也。國家天下廣矣，其為水害者，特一河耳，非有堯之大患也。自橫壟、商胡再決，三十餘年，天下無一人能興水利者，豈有其人而弗求歟，求而弗至歟？抑不知水性而乖其導泄之方，由《禹貢》之學久廢而然歟？此當今之務，學者之所留意也。且堯之九州，孰高孰下？禹所治水，孰後孰先？考其治之之跡，導其大水所從來而順其歸，其小水則或附而行，或止而有所畜，然後百川皆得其宜。夫致力於其大而小者從之，此豈非其法歟？然所導大水，其名有幾？夫欲治水，而不知地形高下，所治後先，致力之多少及其名與數，則何以知水之利害？故願有所聞焉。夫禹所以通治水之法如此者，必又得其要。願悉陳之無隱。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惟周為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為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修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豈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為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弗深考之歟？諸君子為言之。

問：六十四卦所謂《易》者，聖人之書也。今謂之《係辭》，昔謂之《大傳》者，亦皆曰聖人之作也。其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又曰：「河出圖，聖人則之。」又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讚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一書而四說，則八卦者果何從而有乎？若曰河圖之說信然乎，則是天生神馬負八卦出於水中，乃天地自然之文爾，何假庖犧始自作之也？如幽讚生蓍之說，又似八卦直因蓍數而生爾。至於兩儀四象，相生而成，則又無待於三說而有卦也。故一說苟勝，則三說可以廢也。然孰從而為是乎？卜筮，自堯、舜、三代以來用之，蓋古聖人之法也，不必窮其始於古遠茫昧之前。然《係辭》聖人之作也，必有深旨，幸決其疑。

【問進士策四首】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跡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民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而亡之。莽之惡加於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異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問：子不語怪，著之前說，以其無益於事而有惑於人也。然《書》載鳳凰之來舜，《詩》錄玄鳥之生商，《易》稱河洛出圖書，《禮》著龜龍遊宮沼。《春秋》明是非而正王道，「六鷁」、「鴝鵒」，於人事而何干？二《南》本功德於后妃，「麟」暨「騶虞」，豈婦人而來應？昔孔子見作俑者，歎其不仁，以謂開端於用殉也。況六經萬世之法，而容異說，自啟其源。自秦、漢已來，諸儒所述，荒虛怪誕，無所不有。推其所自，抑有漸乎？夫無焉而書之，聖人不為也。雖實有焉，書之無益而有害，不書可也。然書之亦有意乎，抑非聖人之所書乎？予皆不能諭也，惟博辯明識者詳之。

問：為政者徇名乎，襲跡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跡，治跡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跡者，萬世之制也。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跡以考實，而其文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跡皆變易而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為之而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跡不可復也，豈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跡而復井田，宇文求其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言「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為政必始經界」，豈虛言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已。其名跡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三王，豈所謂名跡者非此之謂歟？豈遺名與跡而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上非厚禮不能以得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於朝，以待其下；為士者，修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於朝者，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於己，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士則反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幹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設而日為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當自何始？今之士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為之先，其勢亦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