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運通志/9
●漕運通志·卷之九 漕議略 淮安文獻叢刻
卷之九 漕議略
渠有變遷，法有得失，世有因革，然後臆見出而議生焉。議成而君行之謂之命，否則空言也。是故議之通塞存乎上，政之利害系焉。詩曰：「詢於芻蕘。」孔子曰：「多聞而識之，知之次也。」乃輯《漕議略》。
《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青州：浮於汶，達於濟。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豫州：浮於洛，達於河。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
朱子曰：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徑，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
丘氏曰：《禹貢》於各州之下，列「貢賦」之後而敘其各州之水達河之路，達於河，即達京師也。然當時貢賦皆駕舟筏浮水路以達於河，蓋亦後世漕運之法也，但未明言其為漕耳。然敘水路於「貢賦」之後，每州皆同，意自可見也。
漢興，高祖時漕運山東。
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按：此秦猶為行師，至良所論，乃給國都也。
孝文時，賈誼上疏。
其略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鏹道數千，不輕致輸，乃或越諸侯，而遂調均發征，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至也。上之所得甚少，人之所苦甚多也。
按：此漢都關中，固已資淮南以為奉地，不特唐、宋以來然也。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議開漕渠。
呂祖謙曰：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也。到得武帝，官多徒役眾，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以給之，所以鄭當時議開漕渠，引渭入河，蓋緣是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
官多而不切於用者，可以減其冗員；徒役眾而無益於事者，可以省其冗卒。如是則食粟者少，食粟者少則可以省歲漕之數。漕數日省，則國用日舒，民力日寬矣。豐國裕民之策莫先於此。
綏和二年，詔求能浚川疏河者。據《漢書·溝洫志》校。
賈讓奏言，其略曰：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里）［理］土地必（導）［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遊）［游］波寬綏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行）［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堤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堤，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堤，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時至而去，則填（於）［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域）［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狹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堤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亘有石堤，激水使環，百餘裡間，河再西而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余）［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大］山，東薄金（提）［堤］，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林）［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析］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河）［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尊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之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其）［淇］口以東為石堤，多張水門，其水門但用土木。今作石堤，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旱則閉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水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杭）［秔］稻，轉漕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堤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裨）［卑］（淺）［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永初七年，安帝調濱水縣谷輸敖倉。虞詡為武都太守，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車具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卒行川谷數十里，中皆燒石剪水，開漕搬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十餘萬。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潁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渠水少，不足以盡地利，益開河渠及通漕河之道，可以大積軍糧。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眾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謝玄為前鋒都督，既平兗州，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都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
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眾，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於海島。運谷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谷三十萬斛詣高麗。季龍將討慕容皝，具船萬艘，自河入海，運谷豆千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豸虎、熊、伊、洛、鄭、懷、邵、衛、外、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郭韋瓚於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四十石經砥柱之險達於常平者，免其征伐。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淺深，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七年四月，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漕運。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朝集使、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裴耀卿「漕議」，據《舊唐書·食貨志》校。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於租，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工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當）［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河）［淮］入汴。河干淺，又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漲，不得入河。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內停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安置。爰及河陽等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即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十倍。今若且置武牢、（船）［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並取所減腳錢，更運江淮（及）［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望］數年之外，倉（原）［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船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貸費散，公私無益。」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谷價踴貴，奏曰：「宜省庶司扈從，令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徙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即事無不濟。人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倘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少得安居。今寧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少有飢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且猶不及。陛下幸東都，以就儲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下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若有四百萬人，每丁出錢百文充陝洛，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腳送納。若能開充漕計，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發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當）［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回。從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僱船，在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則於河岸傍山車回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至倉，即（船）［搬］下貯納。水通（既）［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溯河入渭，更無停留，可省巨萬。（巨常）［臣嘗］任濟、宣、冀等（二）［三］州刺史，詢訪故事，隋亦在京師沿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以此行，用利便實深。」帝入統，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敕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照）［炅］，自江淮至京以來險古（「古」疑為「固」）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為轉運使。始置河陰縣、河清縣，置柏（岸）［崖］倉，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溯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喜）［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於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四］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北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停費。
代宗廣德二載，劉晏領漕事。
丘氏曰：自古稱善理財者，首劉晏。然晏歲運之數止百一十萬石爾。然當時運夫皆是官雇，而所用佣錢皆以鹽利，非若今役食糧之軍，多加兌以為費也。今米石加兌五六，是民之納租名一石者出石五六斗，田之起科名三升者加一升半。且軍在衛所，既支月糧，及上運人有行糧之給，而一夫歲運不過三十石，通其所加免及所支給者而計之，則多於所運之數矣。蓋費一石有餘而得一石也，而舟船之費不與焉。又，晏所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為一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則是三百五十人，駕十船運米一萬石。較之今日十人駕一船，一船載米三百石，通三十船運米九千石，其人少五十，其米少一千，而不甚相遠也。惟所謂囊米之說，今日尚有未行。綱米所以耗損，運卒所以困斃者，坐此故也。史謂晏轉運粟百一十萬，無斗升溺，然當時未聞有加兌也。其所費乃大江大河，而又隨處轉運，非但若今長運於窄淺之漕渠者，何以能無溺哉？況今加兌浮於所運之半，而歲歲有所損溺，官軍（陪）［賠］償，舉債鬻產，無有已時，所以然者，正坐剝淺之費廣，挨次之日多，不幸而沈溺，顆粒無餘也。為今之計，宜如劉晏之法，所運之米，皆以囊盛，遇河淺澀，暫舁岸上，過淺而復舁歸舟。或分載小舟以過淺，亦有包封不致散失。不幸而沈溺，撈而出之，不致全失，縱有浥爛，亦可他用也。說者若謂囊米恐舟淺不能受，夫既實滿，艎中宜加之艎板，之上護以竹簟、葦席，以蔽雨水。其後船毀再造，量加大之可也。然則米皆用囊，如費將益多何？夫囊以布為之，可用數年，有山處可用竹篾，近江處可用蒲葦，其所費所失亦為省矣。
德宗貞元四年，李泌奏言。
其略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地屬徐州，鄰於李納。若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則失江淮矣。請徙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上從之。
今徐州設兵備亦類此。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奏請減京水運儲蓄軍糧事宜狀。據陸贄《翰苑集》卷十八「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校。
其略曰：蓋寡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封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寶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於貨泉。若國家治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利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余）［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睹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米。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谷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凡與）［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甿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谷以勸稼［穡］，［江淮以］谷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余，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有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南、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聞）［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來）［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征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運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北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遂復留納填數。輪（換）［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搬，以增不（及）［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山）［由］。（運米）［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浙）［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又，（定）［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之諸縣貴賤，並僱船車至太倉，谷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十）［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十）［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費）［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漕（文集作「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錢六十四萬貫。如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其米便於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余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十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諸）［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作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時）［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並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什）［付］價值立限納粟，不願糶者亦勿強征。其有納米者，每斗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核，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用。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蓄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為貪將所邀。飫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倩）［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食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按：此因歲豐儉權其輕重，亦或可行之。
論汴水疏鑿之由。張洎《論汴水疏鑿之由》，據《宋史·河渠志》校。
張（泊）［洎］曰：禹導河自積石至（於）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皋（山）是也，或雲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具）［貝］丘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舞陽縣東，引入漯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澤）［降］水，至於大陸」，（澤）［降］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滎）澤。「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合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唯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蒼）［莽］梧河是也。禹（及）［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浚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台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莨菪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菪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縣為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疊）［壘］石為門，以遏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濤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汳」，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源）［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相皇甫誼發河南男（子）［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為通濟渠。又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淮］至於揚子江三百餘里，水面闊四十步，而後行幸焉。自後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時，賈誼言：漢以江淮為奉地，謂魚、鹽、谷、帛，多出東南。至五鳳中，耿壽昌奏：故事，歲增關東谷四百萬斛以給京師，亦多自此渠漕運。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中，黃門侍郎、平章事裴耀卿言：江淮租船自長淮西北溯鴻溝，轉相輸納於河陰、含嘉、太原等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實利涉於此。開元末，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於淮，逾時畢功。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停廢，卻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己、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鄧，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獻）［畎］流培岸，則功用甚寡；又廬、壽之間有水道，而平岡亘其中，曰「雞鳴山」。佑請疏其兩端，皆可通舟。其間登陸四十里而已，則江、湖、黔、嶺、蜀、漢之粟，可方舟而（至）［下］。由是白沙趨東關，經廬、壽，浮潁涉蔡，歷琵琶溝入汴河，不復經溯淮之險，徑於舊路二千里，功寡利博。朝議將行，而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圖受命，以大梁四方所氵奏，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十）［卜］京邑而定都。漢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至。」孝文又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召郡國兵。」即知兵甲在外也。唯有南北軍、期門郎、羽林孤兒，以備天子扈從藩衛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衛府兵，皆農夫也。及罷府兵，始置神武、神策為禁軍，不過三數萬人，亦以備扈從藩衛而已。故祿山犯關，驅市人而戰；德宗蒙塵，扈駕四百餘騎，兵甲［皆］在郡國。額軍存而可舉者，除河朔三鎮外，太原、青社各十萬人，邠寧、宣武各六萬人，潞、徐、荊、揚各五萬人，襄、宣、壽、鎮海各二萬人。自余觀察、團練據要害之地者，不下萬人。今天下甲卒數十萬眾，戰馬數十萬匹，並萃京師，悉集七亡國之士民於輦下，比漢、唐京邑，民（數）［庶］十倍。甸服時有水旱，不至艱歉者，有（患）［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脈分，咸會天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所以無匱乏。唯汴水橫亙中國，（西）［首］承大河，漕（張）［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然則禹力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甽以奉巡遊，雖數湮廢，而通流不絕於百代之下，終為國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
真宗景德三年，建議自京東分廣濟河達淮，以呂梁之險罷之。
丘氏曰：按汴水入河之故跡，自漢明帝時王景修汴渠，而河與汴分流。至晉安時，劉裕伐秦，彭城內史劉遵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蓋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開封府城內，又東合蔡水，東注泗州入於淮。今蔡河湮沒，不知所在，而河則自中牟縣入於黃河。今歸德、宿州、虹縣、泗州一帶汴河故堤尚有存者，而河流久絕。所謂入泗達淮者，今無復有矣。是則漢以來漕路，所謂汴船入河者，率由蔡河經泗州入於淮，而呂梁之險，未有以之為運道者。惟晉謝玄淝水之役，堰呂梁水以利運漕，蓋瀦水以漸用耳，非通運也。宋真宗時趙守倫建此議，又以歷呂梁險而竟罷。由是觀之，呂梁之險用之以為漕路，始自我朝，引沁水以入於泗，經二洪下會沂河，至清口以匯於淮，合於河。沁水者，源出山西（泌）［沁］州之綿山，舊自武陟縣入於河，隨河達海。自河南徙之後，沁水乃別自武陟縣界東流，經原武、祥符、歸德等處至徐州城東北與泗水合，以為今運道雲。
論回河。蘇轍《論回河》，據《蘇轍集》校。
蘇轍曰：臣為戶部右曹，兼領金、倉二部，任居天下財賦之（掌）［半］，適當中外匱竭不繼之時，日夜憂惶，常慮敗事。竊見左藏見緡一月出納之數，大抵皆五十餘萬，略無贏餘。其他金帛諸物，雖小有羨數，亦不足賴。臣之愚怯，常恐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西羌旅距，邊鄙繹騷；河議失當，賦役橫起。三者有一，（人）［大］計不支。雖使桑羊、劉晏復生，計無從出矣，而況於臣之駑下乎？今者幸賴二聖慈（生）［仁］恭儉，天地垂貺，諸道秋稼稍復成熟。雖京西、陝西災旱相接，而一方之患，未為深憂。羌人困窮，旋聞款塞。唯有黃河西［流］議復故道，（爭）［事］之經歲，役兵二萬人，蓄聚梢樁等物三千餘萬。方河朔災傷困敝之餘，而興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竊嘆，勞苦已甚，而莫大之役尚在來歲。天啟聖意，灼知民心，特召河北轉運司官吏訪以得失。近聞回河大議已寢不行，臣平日過憂頓然釋去。然尚聞議者（出）［固］執開河分水之策。（觀）［雖］權罷大役，而（丘）［兵］工小役竟未肯休。如此，則河北來年之憂，亦與今年何異？今日小吳決口，入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淀，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哉！縱使兩河並行，不免各立堤防，其為費耗，又倍今日矣。臣聞自古聖人不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過］也，人皆仰之。朝廷舉動，義當如此。今議河失當，知其害人，中道而復，本何所愧？雖使天下知之，亦足以明二聖憂民之深，為之改過不吝。今乃顧惜前議，未肯曠然更張，果於遂非，難於遷善，臣實為朝廷惜之。然臣聞議者初建開河分水之策，其說有三：其一曰，御河湮滅，失饋運之利；其二曰，恩、冀以北，漲水為害，公私損耗；其三曰，河徙無常，萬一自（處）［虜］界入海，邊防失備。凡其所以熒惑聖聰，沮難公議，皆以三說藉口。夫河決西流，勢如建瓴；引之復東，勢如登屋。雖使三說可信，亦莫如之何矣。況此三說，皆未必然。臣請得具言之。昔大河在東，御河自（環）［懷］、衛經北京，漸歷邊郡，饋運既便，商賈通行。今河既西流，御河堙滅，失此大利，誰則不知，天實使然，人力何及。若議者能復澶淵故道，則御河有可復之理。今河自小吳北行，占壓御河故地。雖使如議者之（議）［意］，自北京以南折而東行，則御河堙滅已一二百里，亦無由復見矣。此御河之說不足聽，一也。河之所行，利害相半，夏潦漲溢，浸敗秋田，濱河數十里為之破稅，此其害也。漲水既去，淤（原）［厚］累尺，粟米之利，比之他田其收十倍。寄居丘冢，以避淫潦，民習其事，不甚告勞，此其利也。今河水在西，勢亦如此，遠為堤防，不與之爭，正得漢賈遜治河之意。比之故道，歲省民夫甚廣。而故道已退之地，桑麻千里，賦役全復，為利不貲。安用逆天地之性，移西流之憂，為東流之患哉？此恩、冀以北漲水為害之說不足聽，二也。河昔在東，自河以西郡縣，與虜接境，無山河之限，邊臣建為塘水，以捍胡馬之沖。今河既西行，則西山一帶，胡馬可行之地無幾矣。其為邊防之利，不言可知。然議者尚恐河復北徙，則海口出虜界中，造舟為梁，便於南牧。臣聞虜中（道）［諸］河，自北南注，以入於海。蓋地形北高，河無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勢無徙移。臣雖非（日）［目］見，而習北方之事者為臣言之，［大］略如此，可以遣使按視（圓晝）［圖畫］而知，（北）［此］河入虜界，邊防失備之說不足聽，三也。臣願以此三說質之議者，則開河分水之說，誠不足復為矣。又，臣訪聞今歲四五月間，河上役兵勞苦無告，嘗有數百人持版築器械，訪求都水使者，意極不善，賴防邏之卒擁拒而散。盛夏苦役，病死相繼，使者恐朝廷知之，皆於垂死放歸本郡，斃於道路者不知其數。若今冬寒凍，來歲春暖，就使興役，則意外之患復當如前，臣不知朝廷何苦而不罷此役哉？今建議之臣恥於不効，而堅持之於上，左右之臣不顧可否隨而和之於下，上下膠固，以罔朝廷。其間正言不避權要者，［才］一［二］人耳。然事非本職，亦不敢盡言。臣以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復緘（然）［默］，誰（敢）［當］言者！惟斷自聖心，盡罷其議，則天下不勝幸甚。
宋神宗熙寧六年，知應天府張方平奏言。此條據張方平《樂全集》卷二十七「論汴河利害事」校。
其略曰：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沖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里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於梁，因而建都。至於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文集作「內侵」），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遠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家）［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上）［主］。國［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運）［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蓄積也。［實］今［仰］食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大半待飽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眾也，大眾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之）［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恃）［特］回聖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按：此則今日漕河之於京城亦是建都之本。
元祐間，龍圖學士知揚州蘇軾奏狀。據《東坡全集》卷六十二「論綱稍欠折利害狀」校。
其略曰：竊謂欠折之本出於綱稍，貧困之由起於違法收稅，若痛行此一事，則期年之間，公私所害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葉小節也。若朝廷每聞一事輒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損無益，則倉部前日所立斗子倉法及其餘條約是矣。臣愚欲乞盡賜寢罷，只乞明詔發運使責以虧贏而為之賞罰，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則饋運大計可得而辦也。何謂責以虧贏而為之賞罰？蓋發運使歲課當以到京之數為額，不當以起發之數為額也。今者折欠盡以折會價填，而發運使不復包認其數。但得起發數足，則在路雖有萬數疏虞，發運使不任其責矣。今諸路轉運司歲運斛斗皆以到發運司實數為數，而發運司獨以到京及府界實數為額，此何義也？臣欲乞立法，今後運司歲運額斛，計到京欠折分厘以定殿罰，則發運使自然竭力點檢矣。凡綱運弊害，其略有五：一曰發運司人吏作弊，取受交怨不公；二曰諸倉專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諸場務排岸司作弊，點檢附搭住滯；四曰諸押綱使臣人員作弊，減克在夫錢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諸倉作弊，多量剝取，非理曝揚。如此之類皆可得而去也。縱未盡去，亦賢於立空法而人不行者遠矣。何謂假以事權而助其耳目？蓋運路千餘里，而發運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間諸色人作弊，侵擾綱稍於千里之外，則此等必不能去離綱運而遠赴訴也，況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選差，或令發運使舉京朝官兩員為勾當，綱運自真州至京，往來點檢，逐州住不得過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過十日，以船為廨宇，常在道路，專切點檢。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許決徒以上罪，送所屬施行。使綱稍使臣人員等常有所赴訴，而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歲運到京數足及欠折分毫為賞罰。行此二者，則所謂人存政舉，必有大益。
按：蘇軾所陳綱運五弊，切中今日，當職者宜思之。詩曰：「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
宋朝歲漕置倉於真、楚、泗三州，轉運至京，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臣按：昔人謂宋人以東南六路粟載於真、泗、楚轉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留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復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良法歟！臣竊以謂宋人都汴，漕運比漢唐為便易。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遠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於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回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費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滯。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運糧士卒，其艱苦萬狀有如此者。食此糧者，可不知其所自哉！臣於鹽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搬載鹽之法於前，伏乞九重注意，推行其法於今日，少寬士卒之一分。寬一分則受一分賜矣，況其所賜，非止一分哉！
元以江南運不便，乃通海道，春夏分二運。
丘氏曰：按海運之制，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壁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余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碼頭，比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巡成山之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至永□樂□十二年，會通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通（會）［惠］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征者。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恆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寧過慮而無不臨事之悔。今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為傭值，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耗。歲歲當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於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湖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畏風而慮礁。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考宋《朱子文集》，其奏札言：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
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言疏鑿通州河。
丘氏曰：通州陸車元至都城僅五十里耳，而元人所開之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其間置閘壩凡二十處，所費蓋亦不貲。況今廢墜已久，慶豐以東諸閘雖存，然河流（於）［淤］淺，通運頗難。且今積水潭即今海子在都城中。禁城之內，漕舟既集，無停泊之所，而又分流入大內，然後南出，其啟閉蓄泄非外人所得專者。言者往往建請欲復元人舊規，似亦便利。然以臣愚見，陸挽與河運利害略亦相當。必欲復舊，須於城東鑿為大潭積水，以為停泊之處。引水自城西入濠，由北轉東，瀦於此潭。又於分水入城處築閘，以司啟閉。仍於御河南出城壕之道建為巨閘，蓄禁中水，非滿溢不啟。自慶豐閘以東，每閘一旁皆為月河，以容候閘之舟。如此庶幾良便。若恐勞民動眾，又不若依舊陸挽之為便。但道路之間，每遇霖雨泥淖，車轎陷沒，牛騾踣斃，腳價踴貴。漕卒舟行數月，始得抵陸，而久留多費，艱苦不勝。此建議者憫之，所以咸欲獲疏河道。然自永樂乙未開運以來，經今六十餘年，率由此路。況其腳費支兌之初，已有加耗。晴干之時，所費良亦不多。為今之計，請於都城之東，官路之旁，擇便利處再辟新路一道，或二道，每道約廣十丈以上。其舊道專以為官民往來之路，止行小車。其新開者一道，專以通行輦運大車。下而往者從左道，上而來者從右道，不許互行。其道旁，民居不許夾道相向。有欲居者皆許於道旁百步之外，面東西以居。近道賣酒食者，惟許作浮鋪。如此，則民居既遠，軌輒散行，水易涸，而況易干，運道自然不致深陷。又於中道設一提舉司，視衛河例置官一二員，每年委工部官一員提調。將慶豐等閘原設閘夫編為甲乙，專一修理。道途大車入門免其納鈔，就俾於提舉司出修路錢若干，收貯在官，以為買磚石傭工作之費。又仰有司拘集車戶及牙行人等，從公量定腳價，分為三等，晴干每石若干，陰雨泥濘若干，必使兩不相虧，具數奏聞定例。如此則輸挽通利，所用不過民出數十頃，可將官地償之，或給以價，或為之開豁糧租，其視開河之費減數十倍。況河道狹而運舟多，一遇水少，伺候啟閉，動經旬日，有妨嗣歲之計。且又每閘設官聚夫，官俸民糧，日有所費。歲歲遣官吏起民夫開挑上源，疏滌壅塞，修築坍塌，禁民引水灌田，妨民及時耕穫，文移工作歲無寧月。愚言萬一有可采者，乞下有司計議，止於國計，未必無補。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上言水利十有一事。
其一，欲導昌平縣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入城，匯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入舊河，每十里置一閘，以時蓄泄。帝稱善，復置都水監，命守敬領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河自白浮村至通州高麗莊，長一百六十四里，塞泄水缺口十二處，為閘二十有四。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服其識。逾年畢工，自是免都民陸挽之勞，公私便之。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
至元三十年九月，漕司言通州運糧河全仰白、榆、渾三河之水合流，名曰「潞河」，舟楫之行有年矣。今歲新開閘河，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自李二寺至通州三十餘里，河道淺澀。今春夏天旱，有止深二尺處，糧船不通，改用小料船搬載，淹延歲月，故虧糧數。
浚通惠河。據《元史·河渠（一）》校。
通惠河，其源出於白浮、瓮山諸泉水也。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奉詔興舉水利，因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閘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匯為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總長一百六十四里一百四步。塞清水口一十二處，共長三百一十步。壩閘一十處，共二十座，節水以通漕運，誠為便益。從之。首事於至元二十九年之春，（吉）［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通惠」。凡役軍一（百）萬九千一百二十九，工匠五百四十二，水手三百一十九，沒官囚隸百七十二，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挽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罷之。其壩閘之名曰「廣源閘」。西城閘二，上閘在和義門外西北一里，下閘在和義水門西三步。海子閘在都城內。文明閘二，上閘在麗正門外、水門東南，下閘在文明門西南一里。魏村閘二，上閘在文明門東南一里，下閘西至上（開）［閘］一里。籍東閘二，在都城東南王家莊。郊亭閘二，在都城東南二十五里銀王莊。通州閘二，上閘在通州西門外，下閘在通州南門外。楊尹閘二，在都城東南三十里。朝宗閘二，上閘在萬億庫南百步，下閘去上閘百步。成宗元貞元年四月，中書省臣言：「新開運河閘宜用軍一千五百，以守護兼巡防往來船內奸宄之人。」從之。七月，工部言：「通惠河創（這）［造］閘壩所費不貲，雖已成功，全（籍）［藉］主守之人上下照略修治。今擬設提領三員，管領人夫，專一巡護，降印給俸。其西城閘改名會川，海子閘改名澄清，文明閘仍用舊名，魏村閘改名惠和，籍東閘改名慶豐，郊亭閘改名平津，通州閘改名通流，河門閘改名廣利，楊尹閘改名溥濟。」武宗至大四年六月，省臣言： 「通州至大都運糧河閘始務速成，故皆用木，歲久木朽，一旦俱敗，然後致力將見，不勝其勞。今為永固計，宜用磚石以次修治。」從之。後至泰定四年始修完焉。文宗天曆三年三月，中書省臣言：「世祖時開挑通惠河，安置閘座，全（籍）［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泉之水，以通漕運。今各枝及諸寺觀權勢私決堤、堰，澆灌稻田，水碾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之。」奉旨：「白浮、瓮山直抵大都運糧河堤堰、泉水，諸人毋挾勢偷決，大司農司都水監可嚴禁之。」
黃河北徙。
余闕曰：中原之地，平曠夷行，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故禹之治河，自大伾而下，則析為三渠。大陸而下，則播為九河。然後其委多河支大有所瀉，而其力有所分，而患可平也。此禹治河之道也。自周定王時河始南徙，訖於漢，而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時受害特甚。雖以武帝之才，乘文景富庶之業，而一瓠子之微終不能塞，而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自瓠子再決而其流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漢人指以為太史馬頰首是。其委之多河之大有所瀉而力有所分，大抵偶合於禹所治河者。由是而說，東都至唐河不為害者千數百年，至宋時，河又南決，南渡時又東南以入於淮。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武帝時無異。自宋南渡時至今皇元迨二百年，而河旋北，乃其勢然也。建議者以為當築堤起漕，南訖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河之北流，則漸可圖以導之使南。廟堂從之，非以南為壑也。其慮以為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曹）［漕］以汶而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有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書》所謂「浮於汶達於河」者是也。蓋欲防鉅野而使河不妄行，俟河復千乘，然後相水之宜而修治之。
治河議。此條據宋濂《明經世文編》卷二《宋學士文集》校。
宋潛溪曰：「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也）［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沉）［沈］兩珪及白馬致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著朵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水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自海之西［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山西合忽闌之水、南倉也里術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雲「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也。孫斡論譯雲「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寖］渾濁，而其流益大。朵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雲「崑崙」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過闊即、闊提二地，至哈（剩）［刺］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大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大伾而下（灑）［釃］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勃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跡漸至堙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勢其益橫也。（連）［逮］乎宣房之築道，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舊］跡，其後（入流）［又疏為］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乘（縣）［間］德棣等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睹也。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逾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大）［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於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按：景濂此議作於至正間，予嘗聞前輩云：《禹貢》曰「導河自積石」，未窮其源也。漢張騫雲「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唐薛元鼎雲「得河源出崑崙」。蓋皆傳聞耳。迨元起朔漠，太祖征西夏至黃河九渡，蓋在崑崙西南。憲宗命加烈征西域，六年拓地四萬里，而河源則在域內，所謂星宿（河）［海］，得之目睹也。景濂引援示人詳矣。若夫治河多分其流，亦確論也。
黃河故道。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汲、胙城至北直隸濬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於大伾處。《地誌》：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封丘，入北直隸長垣縣，至山東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封丘於家店、祥符金龍山、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東曹縣境，分為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東北流今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淹沒護城堤，又決陽武西南，東南流經封丘阝歨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州］、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河］，今皆淤為平地。其自滎陽縣築堤，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名金堤。自河內北至黎陽為石堤，激使東抵東郡平剛，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西北抵魏郡昭陽。人自汲縣築堤，東接胙城，抵直隸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河堤。在滎陽縣東南二十里中牟縣東北境，名官渡，即曹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台，皆名官渡。在汲縣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堤。在新鄉南境有□□渡，皆因河徙而廢。國朝於祥符縣置清河巡檢司，清河、大梁、陳橋三驛，陳橋遞運所。封丘縣置中灤巡檢司，中灤、新莊二驛。儀封縣置大崗驛、大崗遞運所。通許縣置雙溝驛。太康縣置儀安驛、長嶺遞運所。新溝縣置崔橋驛。陳州置宛丘驛、淮陽遞運所。項城縣置武丘驛。皆因河徙而革。
黃陵岡之口塞於弘治乙卯，築三巨壩而防護之，逼水南行，運道無虞矣。正德癸酉，巨浪橫奔，頭壩、二壩俱打在河南，止存三壩，暴水涌沖，壩去十分之八。總理副都御史保定劉公齋沐一祭，追去百二十步。事聞朝廷，天子遣劉公諭祭謝焉。
元順帝至正二年正月，左丞相脫脫用言者，於都城西開河置閘，引金口渾河之水東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不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金口在都城西三十五里東麻谷，即盧溝東岸。今都城南有三里河，又東南有十里河，城壕水漲，自正陽橋東減水橋下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煙墩港入渾河，或以為即脫脫開金口河之故道。
按：《元史》言，至元二十九年，郭守敬開通惠河，舟自通州達都城，免都民陸挽之勞。三十年，漕司言：新開閘河，引榆、渾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三十餘里淺澀，糧船不通。《史》又言，至正二年，丞相脫脫開金口河，引渾河之水。河成，水急泥壅不可行。以郭守敬事觀之，渾河水既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可通。以漕司言及脫脫事觀之，渾水既不可引自通州至都城，河亦不可通。二者所紀事實相悖。本朝通州至京師自來陸運，雖屢有言者欲開河通舟，而竟不能行。愚意元始開通惠河，導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則榆河亦引而西至都城，南又引渾河注之，二水相合，故水盈溢而舟楫行焉。其後值時亢旱，二河之源以及諸泉皆微細，故河淺而不能通舟。漕司言因引渾、榆二河上源之水，故通州河道淺澀，殊不知渾、榆二水雖引入新開閘河，而其下流亦必至於通州，別無走泄，其淺澀不能載重者，乃時旱水涸之故，非引其上源之所至也。至於脫脫開金口河，則因開河之始偶值渾河泛溢而至壅淤耳。若當水勢平緩之時引之，而又於分流之處為之節制，未必遽爾泥壅也。使果水性善淤，如是則自盧溝以至通州渾河經流之道至今淤為平地矣，豈理也哉？蓋陸運車戶得利，而漕卒受害。元時亦多陸運，故接運糧提舉司有車戶之設，隸都水監。漕司之言，未必不惑於車戶之私，因時亢旱而為沮廢之計者。今若不惑，群議修復元之舊河，導引西山諸泉盡歸一河，以達於城之西，於雙塔之開渠引榆河入焉。又於渠口置閘，以待天旱水微。於榆河東流之處築壩，遏水西出閘口，由渠以達於都城之西。雨潦水漲浹，但令水東由故道以殺其勢。又尋金口河故道而開浚之，築長堤於渾河之東岸，而置閘於分水之口，設官卒以守。水微則開閘以納水，水漲則閉而築之。水由一閘口來，勢不全注，旁又有堤，正如寧陽置堽城閘壩之法，既不淤塞，亦不為害。如此惟大旱之歲舟不能行，雨若時降，上源有水，舟必可通，使漕軍免四十餘里陸運之勞，其為利可勝言哉？況近京之地土性堅實，水之所經，遏塞導引，其法易施。若以為此河經歷賢哲多矣，果可漕運，必不至今日。是不然，水性有定者，利害易見，其盈涸不常者，不可即一時之事而昧變通之宜。苟遏引有方，未有不可興利除害，豈可以前人所及為而遂棄不為哉！且元郭守敬始開通惠河，舟至橫水渾，舳艫蔽水，則前人固已為之而有驗矣。有志於興水利者，不可不知。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具奏，其略曰：切惟天生水利，本以為人順而成之，斯為大智。我朝建都勝地，設漕運以給用，復自真、揚至通州，避海濤之艱險，就裡河之便途，閘壩相沿，亭候相望。太宗文皇帝貽燕之謀甚宏遠，而尚書宋禮、平江伯陳瑄贊理之功亦豈可誣哉！自通州至都城僅五十里，原有閘河一帶，廢渠設卒，故閘置官，非無為也，而乃未究其志。漕臣題奏，奉有明旨，而竟莫之舉行。京儲之陸挽，窮軍之受累，非一朝一夕矣。以此五十里之近，一衣帶水之河，前元以一人疏鑿而有功，今乃累經建議而未就緒，一難一易，夫豈無所自哉！訪得前元河道，在於宮牆外邊，經過西山諸水，從青龍閘、海子合流於大通橋，水源盛大，水勢洶湧。慶豐、平津、通流等七閘略加挑浚，以時啟閉，則水易聚而漕艘可行。數世之享其利者，職此故也。今此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非復曩時故道。禁庭瀦水深廣處甚多，則其流之出於外者微細，而其趨於河者緩弱。七閘相去五十里有幾，而高低就逾五十尺，勢甚直遂。夫水性本趨下者，流既微弱而勢又直遂，故易涸而難盈，易泄而難聚。所以永樂年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即今營建木植並竹木雜料，皆從此河而入。積至月余，而後可剝運一次。若糧船一齊涌到，七閘並啟，上源下來，下流不接，固有經十餘日而一船不得渡一閘者。水行之遲，不如陸挽之速，故寧就車驢之多費，而不圖船價之輕省也。所以累經建議，或忽之而不修，或修之而未得其利，視有用之河為無用之水。先朝之志終於未究，貧軍之苦終於不甦也。為今之計，合無因七閘之遺址築五壩之新制。又於其旁各置減水閘一座，晴旱水小則儲蓄而不泄，雨澇水大則疏通而不壅，每壩內置剝船一百隻，每船可載一百石，魚貫而行，晝夜不息，一晝一夜，可運數萬石。到大通橋京倉之東，通計一百餘日而可運完矣。車輛腳價，每兩八石。運船一隻裝三百石，該車腳三十七兩五錢。剝船價每兩可百石，運船每隻三百石，該船價三兩。車價用其十而船價用其三。大通橋沿河起蓋倉屋數十間收貯，剝到糧米次第挑赴京倉。壩內合用船隻，或漕運自備，或張家灣居民車輛之家亦聽造船。□利在河，生理用力少而成功多，亦何嫌何疑而有前隙哉！況各閘土石見存，官吏、閘夫見有不必添設。再照大通橋至陽朝關相隔四里二十九步，舊有河二道，今築城壕矣。應否開通，取自上裁。若必為固城之計，而不欲改辟此河，則四里之腳價費亦不甚多也。再照自通州南門起至張家灣廣利閘一十一里，長一千九百八十丈，系前元舊行閘河。通州西水門外小板橋以西，原有舊城河一道，至西北城角轉至北門土壩，止共長三百五十餘步。以今年春夏間參將王佐督促運船，由張家灣至通州東城門下搬入通倉，就省腳銀一萬三千餘兩。倘蒙差官相度疏通，徑達里河，則所省實多，又不止於萬餘兩之腳價而已。
總兵官顧仕隆議曰：每年各衛運糧，多至六七月內到京，彼時農務正忙，大雨不時，車輛數少，泥淖難行，須用厚價僱車，方肯裝載，往往腳價使用不敷，揭債上納，展轉遲誤。臣等思得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元時轉運通渠，國朝永樂間設立漕運，循其故道，船得抵京交納。自後張家灣水旱，剝船人戶與夫包攬光棍之徒要得竊取漕利，巧生奸計，妄言搖動，遂將此河廢墜不行。正德元年，有建議者復舉興修，題奉欽依，工部差官會同漕運參將梁璽，用銀二萬餘兩，雇倩夫匠，重加挑浚，糧運又曾抵京上納。未幾，復被前項積年奸徒設計阻滯，仍前不行。近年營造大木，悉由此河拽運到京。即此度之糧船，縱曰難行，剝船必有可行之理。或者以為地峻水急，不能由閘而上。臣等愚見，若將此河原設五閘少加修理，每閘下板六七塊，水大聽其漫流，水小任其積聚。每閘審度河道寬窄，各造大小剝船五十隻，共船二百五十隻。每隻用軍四名，共一千名。候北直隸總下官軍運糧到灣之時，借用駕使，恐不能濟，一聽參將王佐委官僱人撐駕。本總把總並該運官交糧米盤上剝船，連軍協力挽拽。參將王佐總為提調，催督逐閘盤運，雖遇陰晴泥濘，亦可達京，大意相同浙江各壩盤船之法。若或天晴，亦聽分僱車腳，水陸並進，庶獲濟益。臣等每見漕運日困，使用日繁，若專守舊法，恐難拯救。此河行亦可少殺車腳之費矣。如蒙乞敕該部從長計議，臣等於淮揚地方動支漕運官銀，雇募夫匠，打造剝船、置辦口袋，完日，送參將王佐處，聽其委撥官軍管領。船行之日，省出腳銀以備下年添造剝船，並各閘及近城地方蓋造廠房，堆放糧米，以防陰雨。（謄）［騰］卸剝船，毋使停滯。若有假勢要名色包攬口袋，及車戶光棍人等，敢為倡率妄言沮壞，或別生奸計，盜決河防，聽科道官參劾，並行參將王佐督問，通州分守等官訪拿問擬，重罪枷號，仍發邊衛充軍，庶奸徒知警，浮議自息，而漕運可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