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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因天下之治,以安其成功;因天下之亂,以濟其所不足。不誣治以為亂,不援亂以為治。援亂以為治,是愚其君也;誣治以為亂,是脅其君也。愚君脅君,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僥幸也。故莫若言天下之勢,試請言當今之勢。

當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於安,亂而不至於危,紀綱粗立而不舉,無急變而有緩病,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然而世之言事者,為大則曰無亂,為異則曰有變。以為無亂,則可以無所復為,以為有變,則其勢常至於更制,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計也。今世之弊,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為治之地。夫有意於為治而無其地,譬猶欲耕而無其田,欲賈而無其財,雖有鋤耰車馬、精心強力,而無所施之。故古之聖人將治天下,常先為其所無有而補其所不足,使天下凡可以無患而後徜徉翱翔,惟其所欲為而無所不可,此所謂為治之地也。為治之地既立,然後從其所有而施之。植之以禾而生禾,播之以菽而生菽,藝之以松柏梧檟,叢莽樸樕,無不盛茂而如意。是故施之以仁義,動之以禮樂,安而受之而為王;齊之以刑法,作之以信義,安而受之而為霸;督之以勤儉,厲之以勇力,安而受之而為強國。其下有其地而無以施之,而猶得以安存。最下者,抱其所有倀倀然無地而施之,撫左而右動,鎮前而後起,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給。故夫王霸之略,富強之利,是為治之具而非為治之地也。有其地而無其具,其弊不過於無功。有其具而無其地,吾不知其所以用之。

昔之君子,惟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齊。然其能有立於世,未始不先為其地也。古者伏羲、神農、黃帝既有天下,則建其父子,立其君臣,正其夫婦,聯其兄弟,殖之五種,服牛乘馬,作為宮室、衣服、器械,以利天下。天下之人,生有以養,死有以葬,歡樂有以相愛,哀戚有以相吊,而後伏羲、神農、黃帝之道得行於其間。凡今世之所謂長幼之節、生養之道者,是上古為治之地也。至於堯舜三代之君,皆因其所闕而時補之。故堯命羲和曆日月以授民時,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驅鳥獸以安民生,命棄播百穀以濟民饑。三代之間,治其井田溝洫步畝之法、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夫家卒乘車馬之數,冠婚喪祭之節,歲時交會之禮,養生除害之術,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後施其聖人之德。是故施之而無所齟齬。舉今《周官》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皆其所以為治之地,而望人之德不與也。故周之衰也,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由此言之,幽、厲之際天下亂矣,而文、武之法猶在也。文、武之法猶在,而天下不免於亂,則幽、厲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施之者不仁而遺法尚在,故天下雖亂而不至於遂亡。及其甚也,法度大壞,欲為治者,無容足之地,泛泛乎如乘舟無楫而浮乎江湖,幸而無振風之憂,則悠然惟水之所漂,東西南北非吾心也,不幸而遇風則覆沒而不能止。故三季之極,乘之以暴君,加之以虐政,則天下塗地而莫之救。然世之賢人,起於亂亡之中,將以治其國家,亦必於此焉先之。齊桓用管仲,辨四民之業,連五家之兵,卒伍整於裏,軍旅整於郊。相地而徵,山林川澤各致其時,陵阜陸墐各均其宜,邑鄉縣屬各立其正,舉齊國之地,如畫一之可數。於是北伐山戎,南伐楚,九合諸侯,存邢衛,定魯之社稷,西尊周室,施義天下,天下稱伯。晉文反國,屬其百官,賦職任功,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財足用,利器明德,舉善援能,政平民阜,財用不匱。然後入定襄王,救宋衛,大敗荊人於城濮,追齊桓之烈,天下稱之曰二伯。其後子產用之於鄭,大夫種用之於越,商鞅用之於秦,諸葛孔明用之於蜀,王猛用之於符堅,而其國皆以富強。是數人者,雖其所施之不同,而其所以為地者一也。夫惟其所以為地者一也,故其國皆以安存。惟其所施之不同,故王霸之不齊,長短之不一。是二者不可不察也。

當今之世,無惑乎天下之不躋於大治而亦不陷於大亂也,祖宗之法具存而不舉,百姓之患略備而未極,賢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而罪其所施之不當、種之不生,而不知其無容種之地也,是亦大惑而已矣。且夫其不躋於大治與不陷於大亂,是在治亂之間也,徘徊徬徨於治亂之間而不能自立,雖授之以賢才,無所為用,不幸而加之以不肖,天下遂敗而不可治。故曰:莫若先立其地,其地立,而天下定矣。

治國而為其地,非聖人而後然也,古之君子莫不皆然,而其不然者則僅存之國也。人之治其家也,其最上者為虞舜,其次為曾閔,而其次猶得為天下之良人,其下者乃有不慈不孝。置其不慈不孝,蓋自其得為良人以上至於為舜,其所以治其身,上以事其父母,下以化服其妻子者不同,而其所以為生者,子耕於田,婦織於室,養其雞豚,殖其菜茹,無失其時,以養生送死,雖舜與天下之良人均也。舜而不然,不得以為舜;天下之人不然,不得以為良人。何者?是亦治家之地焉耳,而至於為國而豈獨無之?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故周公因之,建為步畝溝洫之制。何者?其所因者治世之成法也。孔子之治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何者?其所因者衰世之餘制也。當戰國之強,諸侯無道,然孟子亦以為有王者起,今之諸侯不可盡誅,惟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故漢之興也,因秦之故而不害其為漢;唐之興也,因隋之故而不害其為唐。由是觀之,則夫享國之長短,致化之薄厚,其地能容之而不能使之也。地不能使之長短薄厚,然長不得地則無所效其長,厚不得地則無所致其厚,故夫有地而可以容,有所為者舉而就之可也。

當今之世,祖宗之法或具存而不舉,或簡略而不務。具存而不舉,是有地而不耕也;簡略而不備,是地有所廢缺而不完也。欲築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後加石木焉,故其為室也堅。今之治天下則不然。蓋嘗論之,自五代以來,強臣專國,則天下震動而易亂。自吾祖宗削而漸磨之,則今世可以粗安。

凡今世之所恃以為安者,惟無強臣而已。然恃其一之粗安也,而盡忘其餘,故嘗以為當今天下有三不立。由三不立,故百患並起而百善並廢。何者?天下之吏,偷惰苟且,不治其事,事日已敗而上不知使,是一不立也;天下之兵,驕脆無用,召募日廣,而臨事不獲其力,是二不立也;天下之財,出之有限而用之無極,為國百年而不能以富,是三不立也。基未平也,加之以其所欲為是,故興一事而百弊作,動一役而天下困,投足而遇陷阱,側身而入河海,平居猶懼有患,而況求以馳騁於其上哉,固不可矣。

今夫邊陲之患,是中國之一病也。吾欲拒之,則有以為拒之之具;和之,則有以為和之之費。以天下而待一國,其為有餘力也,固亦宜矣,而何至使天下皆被其患?今也天下幸而無他患難,而唯西北之為畏。然天下之力,亦已困而不能支矣。一歲之入不能供一歲之出,是非特納賂之罪也,三事不立之過也。故三事立,為治之地既成,賂之則為漢文帝,不賂則為唐太宗。賂與不賂,非吾為國治亂之所在也,治亂之所在,在乎其地之立與不立而已矣。

天下之事因循而維持之,以至於漸不可舉,猶曰是養之未至也。乘舟中流,釋其楫而聽水之所之,旋於洄洑,格於洲浦,以為是固然也,其為無具,亦已甚矣。以今之時,天子仁恕,士大夫好善,天下之風俗,不至於朋黨亂正、誣罔君子也,世之清議凜然在矣。公卿之欲有為以濟斯世,誰有言者,而曰吾有所待,是徒空言,非事實也。

故為之說曰:居之以強力,發之以果敢,而成之以無私。夫惟有私者不可以果敢,果於一不果於二,天下將以為言。不果者不可以強力,力雖強而輒為多疑之所敗。天下之人惟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排天下之堅強,而納之於柔懦,擾天下之怨怒,而投之於不敢。惟不能為是三者,則足以敗天下之賢才,而卒之以不能有所建。是故無私而果敢,果敢而強力。以是三者治天下之三不立,以立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然後擇其所以施之,天下將無所不可治。

天下之未治也,患三事之不立。苟其既立,則患其無以施之。蓋君子為國,正其綱紀,治其法度,皆可得而知也。惟其所以施之,則不可得而知。

周公之治周也,修其井田,封建百辟,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天下歸周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之治魯也,墮其三都,誅其亂政,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羔豚不飾賈,男女別於道者,不可得而知也。孟子之所以治邾者,正其疆界,五口之家,桑麻雞豚必具,可得而知也,其所以使之至於王者,不可得而知也。孔子、孟子之所汲汲以教人者,在其不可得而知,而其可得而知者,不詳論也。

曰:是有意於治者能之,然而亦不可去也,故其得為是國也,必舉之以為先。由是觀之,治國之地,聖人無之不得以施其聖。然而聖人之道,有所高遠而不可及者矣。其於孔子之門,所謂政事,而冉有、子路之所能者,治國之地也。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是亦自以為能其地,而未有以施之雲爾。然夫子許其能之,而不以為大賢,則夫子之道,深矣遠矣。

夫子平居朝夕孜孜以教人者,惟所以自修其身,而其所以修其政事者,未嘗言也。蓋亦嘗言之矣,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是九者,凡所以為政而未足也。故繼之曰:「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是四者,所以成之焉耳。其意以為既成而後,以其平居自修之身施之。故《記》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為有此具也。君子修其身,無所施之則不立。治其政事,無以施之則不化。當三代之治也,天下之事,無不畢舉。雖後世之君,猶得守其法度,以為無過。惟無暴君,則天下可安。故伊尹之訓太甲曰:「從諫弗咈,先民時若。」以為如是而可以為治已矣。

古之人言治天下,若甚易然。今之人以為大言而不信,不知其有此地也,悲夫!世之君子,孜孜以修其身,恭儉忠信,欲以施之天下,終身而不見其成,則以為古之人欺我也。夫苟以為古之人欺我,雖有為之者,蓋勉強而為之也。夫苟不欲而強為之,則其心益不自信,而道日疏。夫以不信之心,行日疏之道,以治無以為地之國,是以功不可成,而患日至。故莫若退而立其為治之地,為治之地既立,則身修而天下可化也。

昔者三代之法,使天下立學校而教民,行鄉射飲酒之禮。於歲之終,田事既畢,而會其鄉黨之耆老,設其籩豆酒食之薦,而天子之大夫親為之行禮。蓋以為田野之民,裸裎其股肱,而勞苦其筋力,長幼雜作,以趨一時之利,習於鄙野之俗,而不知孝悌之節,頑囂無恥,不可告語,而易與為亂。是以因其休息而教之以禮,使之有所不忘於其心。故三代之民,雖耕田荷任之賤,其所有為者甚鄙,而其中必有所守,其心甚樸,而亦不至於無知以犯非義。何者?其上之人不以為鄙而不足教,而其民亦喜於為善也。

至於後世之衰,天下之民,愚者不知君臣父子之義,而天下之風俗日已敗亂。今夫輕揚而剽悍、好利而多變者,吳、楚之俗也;勁勇而沉靜、椎鈍而少文者,燕、趙之俗也。以輕揚剽悍之人,而有好利多變之心,無三代王者之化,宜其起而為亂矣。若夫北方燕、趙之國,其勁勇沉靜者,可以義動,而椎魯少文者,可以信結也。然而燕、趙之間,其民常至於自負其勇以為盜賊,無以異於吳、楚者,何也?其勁勇近於好亂,而其椎魯近於無知。上失其道,而燕趙之良民,不復見於當世,而其暴戾之夫每每亂天子之治。仲尼曰:「君子好勇而無義為亂;小人好勇而無義為盜。」故古之聖人止亂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知父子君臣之義,而誰與為亂哉?

昔者唐室之衰,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不顧敗亡,以抗天下之兵,而以為忠臣義士之所當然。當此之時,燕、趙之士,惟無義也,故舉其忠誠專一之心,而用之天下之至逆,以拒天下之至順,而不知其非也。孟子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夫民無常產,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故夫燕、趙之地,常苦夫士大夫之寡也。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犯也。是以天下之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勇,蜀、漢之怯,怯者重犯禁,而勇者輕為奸,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之兵彎弓而帶劍,馳騁上下,咄嗟叱吒,蜀、漢之士所不能當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仇,椎埋發塚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俯首聽命,而其匹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從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無事,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此非有好亂難制之氣也。然其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啟之耳。

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而不能以有容也,叫號紛呶,奔走告訴,以爭毫釐曲直之際,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如是而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無終身戚戚不報之怨也。若夫蜀人,辱之而不能競,犯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而不驟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群盜,散而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泄之氣。故雖秦、晉之勇,而其為亂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勇怯之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少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泄,則其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

古者君子之治天下,強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虐惸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戎狄之俗,畏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強則臣狄;狄強則臣戎,戎狄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強,而後侵略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強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獨戰,是以爭附強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無所懼。強者並將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得解甲而息也。

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強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有所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匈奴強,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托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強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匈奴之眾,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

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強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將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西北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強狠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走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

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鬥,而喜擊中國之眾,此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蓋亦以為不然。夫四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金玉錦繡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據險阻,明烽燧,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十年,彼外無所掠虜,將不忍而熱中,將反而求以相詬,以為起兵之名。彼兵交於匈奴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自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歡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強而莫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此何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北狄之民,其性驕蹇強悍,便於射獵,而習於馳騁,生於斥鹵之地,長於霜雪之野,飲水食肉,風雨饑渴之所不能困,上下山阪,筋力百倍,輕死而樂戰,故常以勇勝中國。至於其所以擁護親戚,休養生息,畜牛馬,長子孫,安居佚樂,而欲保其首領者,蓋無以異於華人也。而中國之士,常憚其勇,畏避而不敢犯。氈裘之民,亦以此恐喝中國而奪之利。此當今之所謂大患也。

昔者漢武之世,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天下震恐,其後二十年間,漢兵深入,不憚死亡,捐命絕幕之北,以決勝負,而匈奴孕重墮壞,人畜疲弊,不敢言戰。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有,而窮追遠逐,雖匈奴之眾,亦終有所不安也。故夫敵國之盛,非鄰國之所深憂也。要在養兵休士而集其勇氣,使之不懾而已。

方今天下之勢,中國之民,優遊緩帶,不識兵革之勞,驕奢怠惰,勇氣消耗。而戎狄之賂,又以百萬為計,轉輸天下,甘言厚禮,以滿其不足之意。使天下之士,耳熟所聞,目習所見,以為生民之命,寄於其手,故俯首柔服,莫敢抗拒。凡中國勇健豪壯之氣,索然無復存者矣。

夫戰勝之民,勇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蓋所以戰者,氣也;所以不戰者,氣之畜也;戰而後守者,氣之餘也。古之不戰者,養其氣而不傷,今之士不戰,而氣已盡矣。此天下之所大憂也。

昔者六國之際,秦人出兵於山東,小戰則殺將,大戰則割地,兵之所至,天下震慄。然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合從以擊秦,砥礪戰士,激發其氣。長平之敗,趙卒死者四十萬人,廉頗收合餘燼,北摧栗腹,西抗秦兵,振刷磨淬,不自屈服。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日進而不挫,皆自奮怒以爭死敵。其後秦人圍邯鄲,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欲遂帝秦,而魯仲連慷慨發憤,深以為不可。蓋夫天下之士,所為奮不顧身,以抗強虎狼之秦者,為非其君也。而使諸侯從而帝之,天下尚誰能出身以事非其君哉?故魯仲連非徒惜夫帝秦之虛名,而惜夫天下之勢有所不可也。

今尊奉累世仇仇之人,交歡納幣,以為兄弟之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此適足以壞天下義士之氣,而長夷狄豪橫之勢耳。今誠養兵而自重,卓然特立,不聽夷狄之妄求,以為民望,而全吾中國之氣。如此數十年之間,天下摧折之志復壯,而北敵之勇,非吾之所當畏也。

古者九夷八蠻,無大君長,紛紛籍籍,不相統制。惟匈奴之種,常為大國,以抗中夏。然蠻夷之俗,種姓分別,千人為部,百家為黨,見利則聚,輕合易散,族類不一,其心終莫相愛,故其兵利於疾戰,而不利於持久。北狄之人,綿地千里,控弦百萬,侯王君長通為一家,人畜富盛,蔓延山谷之間,其心常有所愛重而不忍去,故其兵利於持久,而不利於疾戰。此二者其大小之勢,各有所便,宜乎中國之所以待之者,各有道也。

今夫北狄之人,伏於陰山之下,養兵休士,久居而不戰,此其志豈嘗須臾忘中國也?然其心以為,戰而勝人,猶不若不戰而屈人之兵。戰而不勝,民之死者未可知也。故常大言虛喝而不進,以謀弊中國。蓋其所愛者愈大,故其謀之愈深,而發之愈緩,以求其不失也。若夫西戎、南蠻、西南夷之民,悉其眾庶,尚不能當狄人之半,而其酋長,每每為亂不能自禁,此誠無愛於其心,而僥幸於一戰,以用其烏合之眾而已。故夫蠻夷之人,擾邊求利,其中非有大志者,其類皆可以謀來也。

愚嘗觀於西南徼外,以臨蠻夷之眾,求其所以為變之始,而遂至於攻城郭,殺人民,縱橫放肆而不可救者,其積之莫不有漸也。夫蠻夷之民,寧絕而不通。今邊鄙之士,利其貨財而納之於市,使邊民淩侮欺謾而奪其利,長吏又以為擾民而不之禁。窮恚無聊,莫可告訴,故其勢必至於解仇結盟,攻剽蹂踐,殘之於鋒鏑之間,而後其志得伸也。嗟夫!為吏如此,亦見其不知本矣。通關市,戢吏民待之如中國之民,彼尚誰所激怒而為此哉?然事不患乎不知,而患乎人之不能用。昔班超處西域數十年,西破龜茲,北伏匈奴。及將東歸,或以為必有奇謀,乃就問其計。然其言止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屯戍之士皆非忠臣孝子,不可盡繩以法。」當是時,莫不皆笑,以為不足用。然及西域之亂,終亦以此故。夫謀非必奇而後可用,而在乎當否而已。古者四夷皆置校尉,而益州有蠻夷騎都尉以治其事。使其強者不能內侵,而弱者不為中國之所侮,蓋為是也。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

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夭禍福天下之人,而使賢者無夭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壽考之福。然而季路、原憲,古所謂賢人者也,伏於窮閻之下,布衣饘粥之不給。盜蹠、莊蹻,橫行於天下,食人之肝以為糧,而老死於牖下,不見兵革之禍。如此,則是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也。故人君用其賞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助天為治。然而賞罰者,又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用著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

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大抵三者更相助,以無遺天下之是非。故荀悅曰:「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夫史官之興,其來尚矣。其最著者,在周曰佚,在魯曰克,在齊曰南氏,在晉曰董狐,在楚曰倚相。觀其為人,以度其當時之所書,必有以助賞罰者。然而不獲見其筆墨之所存,以不能盡其助治之意。獨仲尼因魯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載籍,以作為《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雖其名為經,而其實史之尤大章明者也。故齊桓、晉文有功於王室,王賞之以侯伯之爵,征伐四國之權,而《春秋》又從而屢進之,此所以助乎賞之當於其功也。吳、楚、徐、越之僭,皆得罪於其君者也,而《春秋》又從而加之以斥絕擯棄不齒之辭,此所以助乎罰之當於其罪也。若夫當時賞罰之所不能及,則又為之明言其狀,而使後世嗟歎痛惜之不已。

嗚呼!賢人君子之功烈與夫亂臣賊子罪惡之狀,於此皆可以無憂其無聞焉。是故古者聖人重史官。當漢之時,號曰太史令,而其權在丞相之上,郡國計吏,上計於太史,而後以其副上於丞相、御史。夫惟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故從而尊顯之。然則後之史官,其可以忽哉!

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為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於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為此奸人之所以盜名於暗世者也。

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智伯,宣子、穆子中心誠有以愧於彼二人者,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皋陶,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夫皋陶之不能當禹之任,朱虎、熊羆之不能辦益之事,亦明矣。然猶讓焉者,是所謂相援之讓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讓其所不及,則賢材在位,而不肖者不爭;皆能以相推,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則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自高於世俗。世之君子從而譏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猶有優劣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鴻之所以優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有讓,而欲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於不義者,丁鴻之心也。推其二心而定其罪,則而鴻在可恕,愷為可戮,此真偽之辨也,賢愚可以見矣。

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則詭激之行興矣。」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過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顯其身,將以教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終悟而從義也。異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昌天下之美名,以僥幸天下之大利,自以為人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為天下不可以不貴君子之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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潁濱文鈔

 

本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於公有領域,因為作者逝世已經遠遠超過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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